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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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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 15:13:2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0-3-1 22:08 编辑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9/12/16/2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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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银行危机与中国地方政府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而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机又与脆弱的住房市场有关:土地销售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大多数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挂钩。2019年地方政府实体违约的数量激增。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官方数据)从2013年的16%成长到2017年底的36.9%。但是,IMF通过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预算外借款包括在内,算出了更高的数字。在此基础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13年的48.1%成长到2023年的91.6%。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这相当于变相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纾困,将债务从一套帐本转移到另一套帐本。如今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大多由持有现有债务的同一家银行购买。由于已经达到今年的配额,中央政府最近允许地方政府出售一部分2020年债券配额。这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换取更多时间的一种金融手段罢了。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义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及政治分析师用“灰犀牛”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威胁”,而“黑天鹅”则比喻“随机发生而不可预计”的危机。然而,香港当下的运动被喻为“黑天鹅”事件,其实它是不可避免的,或是一只政治的“灰犀牛”。


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可列入世界最高之一。在北京购买平均价格的公寓要花费45年中位数水平的工资,而这一数字在纽约是11、在伦敦是22。尽管建屋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但由于房价上涨抵销了工资上涨,中国的住屋负担危机将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工人斗争的主要诱因。同时,可怕的房地产泡沫及其与银行系统的紧密联系日益限制了中共政策的选择余地。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这解释了过去一年的刺激政策未能产生动力和刺激经济成长的原因。制造业和大多数其他经济活动指标在2019年的每个月都持续下降,但3月至4月例外——这时恰逢全国人大会议宣布主要刺激措施。消费支出情况仍不乐观,无法弥补出口下降(贸易战和全球成长放缓)和投资下降(由于企业倾向使用新信贷来偿还债务)带来的损失。


中国的消费支出仅占GDP的39.4%,远低于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低于印度(59.3%)和巴西(62.4%)。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高成本,是抑制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


这也反映在家庭债务的急剧增加上,中国以前以其高家庭储蓄而闻名世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计算得出,到2018年底,中国的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08年的30%上升至92%。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已经超过德国(86%),并且已经达到接近美国(97%)和日本(100%)的水平。 《南华早报》警告说:“杠杆率和家庭债务的迅速上升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中国可能沿着与日本在1990年代初和美国在2008年经历过的同一条毁灭之路疾驰而过。”


这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好比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形容的“推一根绳子”一样难以实施。和大企业不愿增加投资一样,每个家庭对刺激措施的反应不是增加消费,而是还清债务。随着今年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再次出现——尽管这尚未体现在由于猪肉危机而达到八年来的最高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国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像1990年代以来日本那样变得更疲弱。


经济压力的如此结合,引起了对于为何中共政权规模不小的刺激措施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恢复的许多争论。许多经济学家预计,2020年中国将颁布更激进的刺激政策。但这将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并且可能只会证实经济处于“刺激疲劳症”之中。


中共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发现由于工具所余无几,其选择余地非常有限。尽管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在过去十年中,两者都依靠大量的信贷投入来维持较弱的增长率。一场新的全球衰退将提出他们无法解答的问题。正如《金融时报》所言,中国可以继续用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和资本控制凭空赚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机制总有极限。随着地方银行危机的爆发,这一过程的初步迹象在2019年变得显而易见。


对于革命者而言,很明显,下一时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共政权目前的政策不断朝着大规模危机和社会冲突前进。正如我们在香港群众斗争中所经历的那样,关键任务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而作为新工运的先锋介入其中。这是当前形势迫切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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