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说话的权利要靠自己来争取

远航一号

武汉疫情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根据报道，最先上报疫情的是张继先，但是由于她没有受到任何打击，事后还受到表彰，所以得不到众多自由派媒体的追捧，始终没有形成舆论热点。随后，“八个人受到训诫”的故事流传之后，李文亮成了焦点人物。围绕着他的所作所为和受到的不公待遇，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远远压过了张继先。但是，当自由派们发现李文亮居然是共产党员之后，李文亮的形象也有了瑕疵，对李文亮的热捧，在其死后不久迅速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早知有今天，我管他批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艾芬。“早知有今天”，什么样的“今天”呢？是疫情肆虐的今天（这一点凭她认定是非典她完全可以想到），还是“吹哨”、“发哨”成了英雄的今天？为了吹捧她，甚至还捏造了院领导的“三个排比句”。
艾芬火了几天，还是不行。因为她毕竟还是欠火候。于是，最后方火了起来。她那些似是而非、虚虚实实、含沙射影、任意发挥的“日记”，让自由派欣喜若狂，让全中国的恨国党高潮起来。各种颂扬铺天盖地，把这么一个肮脏下流的人捧成了人间圣母，中国良心。

从时间轨迹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派、恨国党、反动份子一直在寻找着一个理想的代言人，最终他们找到了，就是DOUBLE方。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找到在疫情中出现多少错误、多少不可原谅的过失，而是把所有的那些错误、过失、官僚主义、官僚集团的利益和冲突，都表述成为对中国和中国国家机器的否定，对哪怕是正确的措施的否定，对中国未来的否定。
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极左。他们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对待这种简单粗暴，要用同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回击。

在疫情之中，武汉封城，是对是错？武汉封城让武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除了封城，没有第二个措施能够快速控制疫情。实际上，武汉封城是晚了，如果早一些封城，武汉和外界的形势都不会严重到那种地步；当然，如果武汉能够更早正确对待疫情，可能也不需要封城这种极端措施。可是，既然一开始已经错了，此后就不得不用更加强烈的方法来弥补之前的错误。武汉人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疫情爆发在武汉。其它地方的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没有武汉那么严重。如果说武汉人民无辜，其它地方的人民更加无辜。

在这次疫情之初，官僚体系的缺陷全部暴露。凭借着激烈的、极端的措施，中国艰难地控制住了疫情。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体系的优势也全部体现。可以预见，随着对事件的深入调查，互相推诿责任，官僚体系的黑幕也将赤裸裸呈现出来。事实上，方的日记，无非是这种黑幕的一部分。方本身就是利益集团中的一份子。她可以在封城的状况下指派警察送人去机场，当全国人民都为口罩发狂之际，有人给她送上N95。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文字中、口头上的对人民的关怀，实际上都是对自己的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的抱怨。只不过，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懂，这些自私的念头，必须披上人民利益的外衣。
张维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些官员公开场所说一些谎话，但是私下里对他吐真言，表示他们其实是赞同他的观点的。张维迎说，有些官员的思想比他还要“激进”。他说这些官员不敢说真话。其实，不是他们不敢说真话，而是他们为了享受体制带来的好处不能说真话。而张维迎的角色，也并不是敢为人先说真话，而是和那些官员演双簧，说一些那些人不方便说的话。张维迎这种人在中国有市场、吃得开，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政策主张契合了部分官员的需要吗？

对方也是如此。那些拼命标榜自己的“激进”、“独立”、“为民代言”的自由派和反动派，其实在根子上，和体制内的那些人，都是一伙的。他们反对体制，并不是为了让国家和社会更好，而是为了让他们的私利得到更多的满足。

因此，对这些人，必须使用同样简单粗暴的方式予以回击。和他们讲理是没有用的，他们不讲理。与他们的辩论，不是为了争出个孰是孰非，而是为了打败他们，消灭他们。有的人说，我坚决支持你说话的权力。这是愚蠢的想法。支持他们说话的权力，就是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力。他们对满地手机、医生朋友、警车送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任何回应吗？他们不是统统斥为极左吗？绝不能用任何权力之类的废话约束自己的行为。两派的斗争，不是朋友交心。左派没有掌握权力，应该反对赋予他们说话的权力；如果有权力，就消灭他们说话的权力。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右派也正是这么对待左派的。右派甚至无耻地捏造什么高中生的信之类的玩意，来抹黑对手。对这样的敌人，有什么道义好讲的？

至于说左派说话的权力，那么，对不起，任何权力都不是靠施舍而来的，更加不是搭便车投机而来的。左派说话的权力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和右派组成联盟，是十足的书呆子气。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抱着这种念头，最后得到的可不是什么权力。

远航一号

标题是本网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