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12-27 21:44 编辑
(编者注:本文由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发表,文中观点与主流资产阶级媒体和官方教科书上的内容相异,转发于此以供参考。粗体部分为该文在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发表时作者的强调,红色字为编者所标注以引起注意。)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对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各种观点杂陈纷争。“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军备竞赛拖垮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历史教训?
库叔整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飨读者。
文 |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部分内容授权整理自《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上篇 苏联悲剧的根本原因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然后在办公室面对苏联几家电视台的直播镜头,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苏联从世界政治地图上的消失。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辅一军事学校的士兵将列宁纪念馆中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图|新华社发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正如以上所述,各种观点杂陈纷争。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1 错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们都笼统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2006年2月23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民众游行,庆祝祖国保卫者日。图|新华社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概念范畴。
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说到底,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以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
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结果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
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全盘否定的结论;更不能将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甚至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结论。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至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
而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之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这一重要的原因。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2 错在“斯大林模式”?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则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2005年5月9日,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乌克兰老战士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参加在基辅举行的游行。图|新华社
当然,人的因素不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的范畴,还相应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等范畴中的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
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其实质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
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
一定的体制形成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根本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能进行理性和理论的抽象思维,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特殊表现。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赫鲁晓夫
因此,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
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谥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
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还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在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
【注: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较早(1953年)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观点,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