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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工人和工會奮戰在抵抗最前線
2月6日,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幫助組織了仰光萊達雅鎮4000多名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這是緬甸第一批反對軍事政變的大型示威。此後,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軍方的搜捕。
「我不至於蠢到待在家裏。我知道那次集會就像給了軍政府一記耳光。所以從那以後,我就沒回過家,一直在從一個地方躲到另一個地方。」她說。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對中國勞工通訊說,在計劃抗議活動的前夜,警察突擊了位於萊達雅鎮的工會總部,試圖恐嚇工人。
「他們知道我不在,所以我們估計警方的突擊只是為了嚇唬我們,讓我們保持沈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這次警方的行動激發了我們,讓我們繼續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她說。
自那場午夜突襲以來,軍方和警方的鎮壓力度不斷加強。據報道,至少有35名抗議者喪生,軍方還下令逮捕數十名反對者,包括活動人士和工人領袖。官方發表的聲明僅列出15個目標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顯示,被鎮壓群體超過500人,服裝工人、護士、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動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會是激發公民抗命運動的關鍵時刻,顯示了工人組織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從未支持過罷工行動的白領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議。Min Maung Maung是當地一家IT公司的員工,以前從未參加過罷工,他說:
「在政變後的頭幾天裏,公眾沒有明顯的反應。我們在等待有人能夠領導我們,譴責軍方……看到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即使可能面對子彈和警棍。這給了我們同樣的勇氣。」
認識到工會在公民抗命運動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軍方上周宣布16個工會為非法組織。在Moe Sandar Myint看來,軍方此舉殊為可笑,「一個毫無正當性的軍政府居然宣布我們是非法組織,這實在太荒謬了。我們將無視它而繼續鬥爭。」
有報道稱,一些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然而,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萊達雅鎮保佳內衣廠(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裝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們的經理曾向工人施壓,要求工人不要參加抗議活動。
「經理說,如果工人連續缺勤三天以上,就會被解雇。」她說道。這與萊達雅鎮其他服裝廠工人的說法一致。
然而,工人們繼續要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2月19日,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罷工。
「對我們來說,讓獨裁者下臺是當務之急。在軍事統治下,我們工人將沒有任何權利。因此我們對工廠進行了抗議,這樣我們就可以休無薪假來抗議獨裁者。」Naung Naung Cho說。
迫於工人的壓力,保佳內衣廠最終妥協,於2月20日與工會簽訂協議,保證工人不會因休無薪假而被解雇。
為了繼續抗議,鎮上許多服裝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訴中國勞工通訊:「政變以來,我完全沒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繼續在工廠工作能否拿到工資。雖然現在我們可能沒有收入,但支持者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萊達雅鎮的一些房東也在幫助工人,為他們提供租金減免,甚至讓工人們免費入住旅館。
普通工人和工會對公民抗命運動的廣泛支持,向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依賴於服裝工人的國際品牌發出了強烈的信息,即他們必須給與抗議者堅定的支持,確保緬甸再次恢復民主。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勞動爭議處理機製運作的並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較少。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聲援遭打壓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世界各地的工運組織者在捍衛勞工基本權利和政治自由時,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風險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組織者處境尤為惡劣。
在緬甸的抗爭中,工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工會領袖首當其沖成為軍政權的目標。在柬埔寨,著名工人權利倡導者和柬埔寨聯合工會主席榮春(Rong Chhun),因批評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動重罪或引起社會動亂 ",或將面臨將近兩年的牢獄之災。
而在香港,官方對泛民主派人士的嚴厲打壓,導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會運動家被拘捕審判,他們去年因為組織立法會選舉的非官方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便有兩位著名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均在捍衛工人權益、促進會員利益及為香港爭取更廣泛民主參與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局打擊香港的工會領袖,不啻於損害全港工人的權益,當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強大而有效的勞工組織來為他們代言。此外,當局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更破壞了法治這塊香港社會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基石。
作為香港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的一員,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聲援吳敏兒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臨政治迫害的工運工作者。我們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的規定,維護社會正義並保障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權利。
吳敏兒在2月28日被羈押前,曾做出這樣的宣言:「放棄只需一秒,堅持卻需要用一世。」中國勞工通訊以此言,和所有面臨政治打壓迫害的工運組織者共勉。
追趕時間的原因,中國快遞員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遞越來越多,這是張明明從事這一行三年以來最直觀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務在150件左右,算上攬件量,每天能夠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務,還能拿到公司評比的獎金。但是從2019年6月以後,每天從他手裏送出的快遞數量明顯增多,從160件、180件,漲到現在旺季時候的300件。今年雙11的派件數字更過分,他每天的派送單量已經超過400多件。
《燃財經》這段關於快遞員送件量不斷增加,導致工作任務完不成,要在馬路上沖燈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對快遞員勞動情況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遞員的日常工作和勞動過程》,則從快遞員的送件收件過程,解釋了工人勞動會遇到的困難。從作者張楊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遞能順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賴工人自行發掘的方法,企業可以說是坐享其利。
快遞配送的困難
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作者調查的快遞站點橋東點部。這個位於三線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點,隸屬一家直營管理式快遞公司,在派送設備、工人工資和收費上都比通達系企業優勝。橋東點部各類人員21名,其中快遞員15名,倉務員4名,另有點部和運營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調查的橋東點部有10個城區板塊,由10名快遞員固定十個區域,其他快遞員任機動員。每天早上7時30分,快遞員在點部分揀快遞,之後進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點快遞員則會再做兩輪派件和收件,最後在晚上7點繁忙時間後回到分揀中心。
看似無害的工作安排,第一個問題便來自區域的分配。由於快遞員工資采取計提製,收派區域客戶愈集中、客戶經常在場、快件收派數量愈多,便馬上成為好區,一般是大公司、學校和醫院等。然而,這些區域較少,而且都由資歷較老的員工占據,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區。在這些較差的區域中,配送的地點分散,而且路況復雜,對於新來快遞員往往是一場折磨。且看書中摘錄的工人訪談:
你看那個小區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雜,繞來繞去,裏面的樓房位置也沒有規劃,35棟、36棟、37棟,突然在後面就冒出一個50棟。我們送快遞的最怕這個,不好規劃路線,沒有規律,這樣送快遞挺耽誤時間的。這個區域我也才來十幾天,對這邊的情況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遞員頭痛的問題還有無法與客戶聯系。特別是學生、小區居民這種流動性較大的對象,經常聯絡不上,工人便要糾結在等還是不等的處境中:
快遞員最煩的事就是客戶打電話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剛走開不久,他電話就打過來了,讓我現在馬上就給他送過去。 (...) 那我就沒辦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來。比如說梓山苑,我們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遞,他們還在睡覺,沒有聽到電話,醒來之後就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送快遞。
不要小看這些問題。由於快遞員的收入直接與配送量相關,偏僻區域、路況復雜的地區塞給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達標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員工離職:
老員工來得早,接手的區域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成熟穩定的。他們的收入也不錯,一個月有七八千塊錢,這些老員工是不會願意走的。 (...)新員工則來的時候接手的區域並不是太好,工資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壓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幹上三五天、兩三個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更有超過1%的快遞員每日派送超過600件。為了盡快確定交接時間和地點,快遞員收到電話當然想馬上接聽。這就造成了車上接電話的情況,容易產生我們都熟知的情況:搶道、闖紅燈,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雖然不允許在車上接打電話,但快遞員停下來接電話並不現實,一是容易引起後車追尾,二是在路邊停,則趕不及時間。
快遞員收件遇上的問題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遞員工作中較少談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調查則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個有參與價值的內容是所謂的生客問題。一般的快遞員,特別是較成熟的老工人,都會規劃派件收件的路線,但不熟悉的客戶則往往打亂這個節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較多,我就會按照收件的位置來安排路線,隨後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6點之前我會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剛離開那個地點,他就給你打電話就有快件要寄,我們最不喜歡走回頭路。
熟悉快遞收派的企業等客戶,都會知道收件的通常時間,有時甚至自行送到站點寄送。不過,各種例外情況使快遞員疲於奔命,因為客戶只要堅持馬上寄,工人也得想盡辦法趕回去,否則便要被投訴。
陌生的客戶在不適當的時間下單,有時還加上填錯資料、不熟悉寄快遞流程,需要快遞員親自講解和指導。快遞員往往需要表現得有禮親切,一來是為了不被投訴,二來是讓客戶熟悉流程,才能不使問題再次發生。
工人的對策 資本的機會
工人如何付出額外的勞動解決派送過程的問題,是此書的另外一個重點,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詳述了。簡而言之,無論是派送還是收取,快遞員透過發展與客戶的熟人關系來預先約定交接方式和時間,又或是發掘新的派送路線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環多次配送)來減少停留所浪費的時間。可以說,沒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線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裏提醒客戶收件和派件,以及長期與客戶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遞企業的大量送件量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這裏可能還得再說一下書中對菜鳥驛站的敘述。菜鳥驛站作為由菜鳥網絡設立來為網購用戶代收包裹的服務,以資本的力量來繼續維持現時的快遞派送量。由菜鳥驛站提供代收,並從中抽成,原本一個快遞員難以處理的快件便能夠處理了。
現時菜鳥驛站已經在城市內部設有超過4萬家驛站,主要分社區、校園和社區服務商三種類型,聘請的員工一部分負責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戶,另一部分則為客戶送快件。快遞員表示,一到早上,驛站就排滿了很多車,中通、圓通和韻達都排成一排:
每個快件一塊錢,是我們給他們投遞點的。我們點部距離這裏的碧桂園太遠了,如果來送就劃不來,確實來送我們就沒有時間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們就和菜鳥驛站合作,讓他們幫我們送,從中抽成。
由此可見,快遞企業倚靠工人自行解決的派送交接困難,已經為資本打開了新的積累領域。然而,菜鳥驛站雖然方便收寄快遞的人,但在減少快遞員工作量的效果上影響大概有限。一來,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藥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來,一部分工作的減輕,亦即意味著快遞企業能夠開發新的區域和客戶。
經驗老到的快遞員的將來
對快遞員而言所謂的好區域,雖然有些來自原有的建築和道路設計,或者來自區域內的對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長期經營的結果。快遞員勞動所累積的經驗和關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區域變成可以成熟運作的派送區:客戶建立了對快遞員信任,願意將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遞員亦清楚客戶寄送快遞的習慣,從而作出配合,節省雙方的時間。不過,隨著快遞企業發展得愈來愈成熟,工人能夠開拓的地區,以及透過長期服務改變派送困難的空間將會愈來愈少,加上像菜鳥驛站這類服務出現,也使快遞企業能逐步減少倚賴經驗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數據顯示,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人民幣,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當下,我們還看不到大型的勞資矛盾在快遞行業爆發。絕大部分的集體行動都是源於地區站點破產和停運,使長期被欠薪的快遞員停工討薪。然而,快遞行業異常激烈的競爭,勢必令企業需要繼續提高工人的生產力和工作強度,同時以更多短期快遞員來壓低工資。這種趨勢也將波及到一批擁有較佳工資和工作區域的資深快遞員,問題或許只是在於時間先後。
快遞工人與很多新興行業的工人一樣,急需一個能夠互相協助、交流勞動問題的組織,讓工人的不滿能轉化成清晰的訴求,以得到企業和社會重視。工人長期付出的勞動為快遞企業鋪建了成熟的收派網絡和人際關系,但這些成果已經開始在被資本轉化為新的市場服務,最後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組織需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取得主導權。
去年,北京市快遞行業簽訂了新的集體合同,但這項合同主要集中在勞動安全衛生問題,涵蓋健康體檢、工傷保險、安全保障、職業技能提升等內容,至於工人的勞動時間、工作速度和節奏,以及被平臺罰款的問題仍然被拒於合同以外。對此,快遞工人有必要向工會施壓,擴大工人受保障的權利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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