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傑瑞米柯賓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傑瑞米柯賓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閑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
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丶休閑丶政治活動

傑瑞米柯賓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傑瑞米柯賓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系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著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幹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裏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只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幹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註，並影響著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臺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製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製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臺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製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抵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沖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裏。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裏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製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製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製”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製擺脫自身的矛盾。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傑瑞米柯賓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杠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製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癥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製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製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製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征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製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麽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製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鬥，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仿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仿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仿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幹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裏，怎麽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製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雇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裏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系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製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傑瑞米柯賓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臺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沖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汙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嶽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采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裏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製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兇。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汙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製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系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麽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製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裏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裏，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麽？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製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沖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準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沖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沖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澱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沖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臺。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臺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沖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裏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臺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墻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製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製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臺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製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傑瑞米柯賓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征。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盡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準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準。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盡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盡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製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著歇斯底裏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裏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簽（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簽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臺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采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誌、（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麽要這麽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臺。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沖擊的父權控製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沖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盡管當局極力壓製，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註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註。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沖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沖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復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製。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製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臺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註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註。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簽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系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製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裏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沖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采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製”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製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製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傑瑞米柯賓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麽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復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征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系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盡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製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臺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系）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只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臺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征。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系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盡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沈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製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采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盡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盡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裏，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註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製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製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製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製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製”（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製衡”機製，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製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製的專製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臺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臺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盡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盡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蘇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蘇。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麽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獲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獲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製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註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製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註。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跡”，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製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采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傑瑞米柯賓

臭名昭著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淩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雇傭關系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製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借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盡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借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麽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製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製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製。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註。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癥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製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癥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製，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臺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臺“餓了麽”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麽”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臺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臺公開批評外賣平臺“餓了麽”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麽”平臺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準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臺罰款，被迫采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臺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臺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系，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臺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製改為計件製（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臺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註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註，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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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麽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蘇”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系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製。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製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麽”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製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淩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幹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