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僵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征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沖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镕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僵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镕基當時那麽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沖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系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麽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沖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麽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劃去抑製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僵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蕩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麽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蕩，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綷反對個別老板或地方官員，而是愈來愈傾向針對黨和中央政府。這批礦工來自該區最大的國有企業龍煤礦業有限公司。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減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蕩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並。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麽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蕩。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僵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蕩，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麽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跡”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麽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黨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麽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墻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傑瑞米柯賓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簽。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余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盡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麽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蕩。”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僵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傑瑞米柯賓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雇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蕩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沈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卷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表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雇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雇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板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盡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系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借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傑瑞米柯賓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盡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準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系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板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凈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傑瑞米柯賓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麼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麼？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沖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沖。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沖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沖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沖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沈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盡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傑瑞米柯賓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沖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系，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後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采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表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雇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蕩。」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系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停止迫害中國勞動維權人士！停止鎮壓罷工工人！
支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以爭取就業丶工資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條件！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緊縮與鎮壓！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誌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盡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采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盡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傑瑞米柯賓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采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板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借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松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幹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癥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麽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傑瑞米柯賓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幹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幹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杠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杠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蕩。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幹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盡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麽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麽做出這麽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余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松”——沒什麽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僵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借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傑瑞米柯賓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癥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沖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沖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杠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杠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只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杠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蕩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沖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杠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杠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累累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杠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沈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杠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杠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托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系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沖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蕩。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傑瑞米柯賓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幹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沖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麼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