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傑瑞米柯賓

總之，並非所有職校學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學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卻選擇了職業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學教育的學費壓力更大；念普高意味著承擔三年以後考不上大學的風險；只有借助職業教育才能實現升學的夢想；家庭經濟情況需要其盡快進入就業市場……學生們的擇校理由很多時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結伴報名）、愛情、面子，這些都是學生及其家庭在擇校時會考慮的因素。

固然，他們的家庭出身、社會階層給他們帶來了限製，所以他們只有有限的選擇；但在有限的選擇裏，他們並非毫無想法，並非「完全是被迫的」。進入職校，可能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是綜合考慮了家庭負擔、個人成績、未來職業的「最優解」。

身處職校，在縫隙中遊走
學生們選擇念職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著期待進入職校，但現實卻往往殘忍。

研究指出，中等職業學校規模盲目擴張，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術課程內容不能很好適應就業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學生的特點和企業的需求，教學質量低。實際上，大多數學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課睡覺、打鬧，下課照樣睡覺、打鬧，回到宿舍後玩手機、打遊戲。而且，職校學生的退學率很高，他們出於各種理由選擇離開：不想在學校花錢「混日子」，認為學校教的東西沒有用，厭倦了校園生活，想「混社會」……在一條條逃逸線上，附著的是學生們對當下校園生活的不滿和對校園以外的「社會」的想象。「混」將學生們的社會關系延伸到了校園以外，他們想方設法地逃離被認為是「封閉」、「壓迫」的學校空間。

對於學校來說，這些學生的存在讓校園生活變得「危險」，對他們的嚴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層次的學校重視不同的品質，學生們被培養成不同的人，承擔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於普通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更重視學生的聽話和服從，規訓更加嚴格。封閉的圍墻、門崗的設置、無處不在的監視、軍訓、宿舍評比、時間管理等，共同將「軍事化管理」的宗旨發揮到了極致。教育系統把青年人順利統合到勞動力大軍中，塑造和強化階級、性別身份，從而使學生到工作崗位能夠順利適應，使經濟生活的各種社會關系得以永恒化。學生對教師的服從，對應的是工人對老板的服從。軍事化管理下，學生們被要求成為聽話的職校學生，從而成為聽話的工人。

這種管理方式對許多家長很有吸引力。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上學壞，於是尋找一個寄存的地方，將孩子寄存到18歲成年，在這個意義上，職校是一個類似於托兒所的存在。在家長眼裏，封閉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詞，既然孩子學習成績不行，那至少學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讓他們「平穩度過這三年」。可以說，職業教育扮演了整合農村和城市閑散勞動力的角色，通過有組織的輸出，避免「無業」帶來的社會問題。

但是，這種「有組織的輸出」並不一定能給學生們帶來想象中的好工作。經由實習與就業，「成為職校學生」反而顯露出了它愈發殘酷的那一面。

廉價且無保障的勞動力
職校的學製一般是「2+1」，即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三年去企業實習。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教育市場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中，職校逐漸成為一個輸送勞動力的中介、一個市場主體，變成企業招工部門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它向企業不斷輸入學生勞動力來賺取企業的贊助；另一方面，它向學生收取各種費用以實現盈利。教育和勞動力的商品化是通過製度化的設定——「工學結合」相勾連的。「實習」作為一個重要的連接點，將職校、學生工和企業三者緊緊相連於商品化進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證。他們成為了廉價、彈性、無保障的勞動力。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六條，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在法定節假日實習，也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但實際上，學生們常常會被安排加班，節假日也沒有休息。甚至在面試時，「是否能上夜班」成為了一個篩選標準。

學生們對於超負荷的勞動強度普遍感到不適應，但是無力違背規定。不僅如此，學生工工資普遍低於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實習期間，他們可能還要向學校繳納管理費，如中介費、交通費、安置費、管理費，而且不能拿助學金。被送往江蘇一家電子廠實習的學生告訴我，第一個月，每小時工資只有13.5元，第二個月變成14.5元，後面加到16元，就沒變過了。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二條，學生參加頂崗實習前，職業學校、實習單位、學生三方應簽訂實習協議，協議文本由當事方各執一份。這一規定往往只是一紙空談，很多職校學生沒有簽訂協議，也沒有見過校企合作協議書。實際上，學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由於派遣公司的抽成，學生們的實習工資大大縮水，五險一金等保障也幾乎不可能落實。

如果探究用工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用工需求在不斷演變，它們以期在投入同樣可變資本之下來實現更多的勞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工廠大量使用易管理且靈巧的女工；後來，資本為了完成在內地的迅速擴張，修建超大型工廠，勞動力嚴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針對女工，越來越多男工湧入；2000年後，中國加入WTO，沿海地區建立外向型工業園區，內地城鎮化工業發展，都需要廉價而大量的勞動力，學生工問題也逐漸突出。從此，工廠開始無節製使用學生工，學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兒童代替成年工：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就可以用同樣的成本購買更多的勞動力。而且，雖然對企業來說，長期工可能更省錢，但是如果市場不穩定，企業就會傾向於不招募太多長期工，而是招臨時工。2020年，受COVID-19影響，市場並不穩定，許多企業都在招臨時工和學生工。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人們常常下意識將「學生工」與「工廠」、「製造業」相聯系，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會進入工廠實習與就業。近些年來，服務業的從業人口不斷增加，踏入服務業領域的職校學生也越來越多。然而，不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可供中職畢業生選擇的職業都屬於低收入、低技術、依賴密集式人力生產的工種。工廠工作自然不必說，像如今十分常見的客服行業，實際上可被稱為服務業裏的流水線工作。職校畢業生依然沈澱在服務業的底端。

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作為學生還是工人，他們的權益都沒有得到教育法和勞動法的有效保護。通過大量使用學生工，企業降低了成本，減少了固定崗位的供給量，這實際上給整個勞動力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崗位，零散化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整體勞動者的權益會越來越糟。

改變是可能的嗎？
事情並非從來如此。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在中等職業學校就讀」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學生們畢業以後也能夠獲得令人艷羨的工作。伴隨著「階級」話語的消逝和工人群體的落幕，作為「打工者後備軍」的中等職業學校學生被認為是欠缺的；與此同時，在如階梯般的教育系統內，中等職業學校學生作為被篩出去的那一部分，作為主流之外的被汙名者，同樣時時刻刻面臨著權力的捶打。說到底，職校學生的身份認同和國家的階級結構有關——也許未來的職業不能完全決定他們當下的身份認同，但隨著年級的升高，隨著就業期限的逼近，他們終將在和社會短兵相接的過程中逐漸明白自己的職業教育經歷意味著什麽、將給他們帶來什麽。

如果說，「整個職業學校的教育市場（教育產業）仍然在哄騙他們，讓他們以為那張文憑可以幫助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願望」，那麽，或許實習經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學生們或許依然保留著對文憑和教育體系的信任，但實習就業將使他們直面赤裸裸的現實。他們也許會發現，盡管接受了職業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中，他們與其他打工者並沒有太大不同。

針對職業教育中湧現出的各種問題，一些機構或組織嘗試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實務學堂、HOPE學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學坊是其中的代表。

實務學堂是一個全日製、非學歷職業教育公益項目，為15-18歲農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訓和全人教育。「培養珍貴的普通人」是學堂的願景。HOPE學堂直接服務職校老師和職校學生，通過在職校內開辦各種活動，幫助學生們成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輕人。青草公益長期關註教育資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長，尤其聚焦於初升高這一重要節點，為學生們提供支持。近幾年，它將目光投向「職業探索」，陪伴學生們探索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向與路徑。摘星學坊回應的同樣是「職業教育的出路」這一問題，作為一所「培養設計師的體製外學校」，它試圖探索職業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註職業教育，我們也期待更好的未來在對話、理解和行動中展開。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動改變的發生，從思想上破除「重普輕職」的觀念，的確是重要的。但觀念的偏見建基於實實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學生們無法在職校獲得好的教育，無法在就業市場裏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狀就不可能被改變。隨著老一代農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將來，職校學生很有可能成為打工者群體中的主力軍。可以說，職校學生的境遇與整體勞動者的境遇息息相關，對職業教育的關註要求我們對整體勞動者的權益予以更多關註，反之亦然。

最高法明確996嚴重違法、多公司倒閉大規模拖欠工資、多地快遞頻發停運罷工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錄8月份核心新聞，涉及家政、快遞、教培、保險、酒店、公車司機等行業，其中最高法明確「996」嚴重違反法律、多行業企業門店倒閉破產、快遞頻發罷工以及阿裏巴巴職場性侵害等事件頗受關註。

01 中國是超時大國；最高法、人社部明確：「996」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996  #超時加班

近年來，在一些企業「996」成為「常態」，在一些行業「白加黑」「5+2」成為一種「工作氛圍」，勞動力市場普遍性的超時加班問題正在受到社會廣泛關註。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向社會公開發布《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第二批）》。兩部門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確：「996」（指「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相關公司規章製度應認定為無效。

在該典型案例中，張某於2020年6月入職某快遞公司，雙方訂立的勞動合同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試用期月工資為8000元，工作時間執行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相關規定。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規定，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張某後因拒絕加班而被開除。

兩部門指出，本案中，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中「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的內容，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應認定為無效。張某拒絕違法超時加班安排，系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不能據此認定其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故仲裁委員會依法裁決某快遞公司支付張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自2001年以來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從來不曾低於44小時。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2020年11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6.9小時；按一年52周計算， 剔除11天法定節假日，那麽一年的平均工作時間是2365小時。橫向對比，在經合組織（OECD）37個成員國中，年平均工作時間在美國是1779小時，日本是1644小時，德國則是1386小時。顯然，中國勞動人口工作時間過長。

網友恰帕斯冬風電臺質疑上述最高法對於「996」表態的實際效用。其指出，1）針對超時過勞等勞動監察問題，目前司法和行政執法成效有限，在過往的實踐中難以保障到勞動者的實際利益。2）在既往的媒體報道中極為關註互聯網行業中的996現象，但996或者更嚴重的超時勞動則廣泛存在於其他行業以及一線以外的城鎮，勞動部門並非不清楚，但如今大張旗鼓宣布「996」違法，似乎還能看到「一點既往不咎的意思」，有「形象工程」之疑。3）當下宣布的996違法只是限定在勞動法承認的傳統勞動關系裏的，但對於靈活就業人員呢？「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國家70%以上的勞動者都不是勞動法承認受八小時工時保障的勞動關系，那宣布996違法意義大嗎？」

新聞來源：

羊城晚報：最高法、人社部：「996」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鈦媒體：人社部、最高法明確了，「996工作製」屬於違法
豆瓣網友恰帕斯東風電臺
02 快遞員罷工頻發，人社部新政會令「價格（亂）戰」迎來拐點嗎？
#快遞罷工  #價格(亂)戰

7-8月間，網上多個消息源曝出，山東煙臺、江蘇蘇州、陜西西安、重慶九龍坡、四川宜賓等全國多個地區多個快遞站點發生多起快遞員罷工事件，原因包括快遞公司濫罰款、欠發工資、站點老板和快遞公司發生矛盾等等。同時，很多網友也在社交平臺上吐槽包裹物流停滯、快遞員不派件等問題，很多人都聽說或猜測所在地區快遞站點發生了罷工。

傑瑞米柯賓

盡管平臺抽取高額傭金，但卻未能為家政工人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招股書透露，公司已計提 」 五險一金 」 費用，但未按中國法律要求足額繳納員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由此顯示，目前天鵝到家並未為勞動者提供社保。

多家媒體報道「天鵝到家」，自2019來三年累計虧損18.22億元。虧損主要源於龐大的銷售和市場支出。「天鵝到家」虧損現象背後的邏輯與外賣、網約車等平臺經濟行業的運營邏輯類似：平臺支付大量資金獲取用戶，以贏得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而並未將勞動者的權益納入考慮範圍；反而，隨著平臺的市場擴張形成壟斷地位，勞動者議價權可能逐漸喪失。

新聞來源：

天鵝到家IPO隱憂：月嫂高抽成仍巨虧 員工未足額繳納五險一金
150萬阿姨撐起天鵝到家IPO:平臺抽傭30%仍三年虧6億,用戶雇30天月嫂支付1.35萬
08 全國首個勞動法庭在蘇設立，營商抑或勞動保障？
#勞動法庭

7月16日，蘇州勞動法庭揭牌，這是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在地方設立的全國首家勞動法庭。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同意在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審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專門審判機構——蘇州勞動法庭。蘇州勞動法庭從提出申請到掛牌成立，僅用了2個月時間。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高憬宏表示，「全國首家勞動法庭的設立，既是蘇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應對勞動爭議糾紛領域新情況、新問題的必要舉措。」官方表示，成立專門的勞動法庭，有助於不斷提升專業化審判能力和水平，滿足相關司法需求，同時維護好快遞小哥、網約工等各種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規範新型用工關系，促進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促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營造法製化營商環境。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沈同仙認為，勞動法庭將在勞動爭議案件審判、勞動法律法規完善以及勞動爭議前瞻性研究等方面，為全國帶來良好的示範效應。

新京報發表社論表示，近年來，勞動者維權意識、法律思維不斷強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置也變得越來越常態化、復雜化。不僅案件數量持續增加，新業態的出現，勞動關系認定、爭議糾紛調解處理等也給審判專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一背景下，設立專門的勞動法庭，無論是之於更好地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還是推動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與勞資環境，同時，這是保護好新業態下的勞動者權益的內在要求，也是呵護新業態發展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設立勞動法庭，就是在此方面的積極響應。

新聞來源：

保障和諧勞動關系 全國首家勞動法庭在蘇州揭牌
全國首個！蘇州勞動法庭助力打造最優營商環境
全國首家勞動法庭設立，更好呵護勞動者權益 | 新京報社論：
09 卡車司機呼籲取締貨運平臺；貨車平臺滿幫集團被實施網絡安全審查
#卡車司機

6月29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2021年貨車司機從業狀況調查報告》，通過大範圍調查對貨車司機群體進行畫像。報告顯示，中國貨車司機主要以大齡、低學歷、農村戶籍、男性群體為主，對年輕從業者吸引力顯著減弱。

調查顯示，目前貨車司機的年齡集中在36-45歲之間，占被調查貨車司機的48.7%；46歲以上貨車司機占比為25.8%。35歲以下司機占比為25.5%，其中25歲以下司機僅為1.4%。貨車司機疲勞駕駛仍然是普遍問題，82.4%的貨車司機日均工作時長在8小時及以上，存在疲勞駕駛風險。同時，貨車司機日常工作中，等待和停車等無效工作時長占比依然較大。

收入方面，大部分司機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占比為57.5%。月收入1萬以上的司機約占到三成。與較強的勞動付出相比，貨車司機對收入水平不滿意率達到62.9%，另有三成貨車司機對目前的收入滿意度一般，且其中56.6%的營運車輛目前還在償還貸款中。

7月初，上市未滿半月號稱「數字貨運第一股」的滿幫集團遭遇了監管危機。7月5日上午，國家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宣布對「運滿滿」「貨車幫」進行網絡安全審查。公開資料顯示，滿幫是一家貨運調度平臺，其前身是運滿滿、貨車幫，其此前已曾因涉嫌侵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被約談。

隨後，7月中旬，交通運輸部研究審議《關於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等文件，會議要求，要梳理分析如今道路貨運業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研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舉措，加強貨車司機的合法權益，加快推動道路貨運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7月份監管舉動和政策會議引發貨車司機熱議。其中，「取締貨運平臺或管理好平臺」的呼聲較高。近年來，依托移動互聯網搭建的貨運APP層出不窮，很多平臺為吸引貨源和運力，導致運價被壓低，直接造成了貨運市場的不良競爭。與此同時，「建議取消貨運資格證」的呼聲也居高不下，許多卡友認為：這都是因為辦證、繼續教育環節都存在收費環節，這個環節令相關部門有利可圖。卡車司機反映最強烈的還有扣分製度，不管是12分，還是通過一定手段得到的20分，如果扣完，就意味著卡車司機無法再繼續拉貨，有的甚至被吊銷駕照，這是他們養家糊口的工具，一次不小心違章了、違規了就丟掉工作，處罰明顯過重。

新聞來源：

貨車司機調查報告：僅17%司機受雇，對年輕人吸引力弱
滿幫集團被實施網絡安全審查 此前曾因涉嫌侵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被約談
運價有望回升！交通部發文，堅決維護卡車司機權益！
取締貨運平臺呼聲極高，交通部將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

職業學校的困境：從不被看見的職校生，到欠缺保障的勞動力

前不久，就讀於深圳市第二職業技術學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體采訪，表示讀職校不是混日子；與此同時，作為對職業教育改革政策的回應，不少新聞報道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職校為例，試圖證明讀職校也能擁抱美好未來。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分試點學校和試點專業湧現。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長：今年6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7歲學生余某從深圳某電子廠宿舍六樓墜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6歲學生李某從昆山某工廠墜樓身亡。似乎只有在這樣的暴烈瞬間，他們才是可見的。

這些事件看似矛盾，實則呈現出了職校的多重面貌。由於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特征，而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具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而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落後。特別的，當我們深入中西部地區的縣域或農村職校，會發現「混日子——成為廉價勞動力」確實是大多數職校學生必須面對的現實。

對於每一個學生來說，進入職校、成為職校學生、走出職校的道路極其漫長。而我們對此知之甚少。即使是從最後的瞬間出發、回溯，職校生的故事裏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時刻，可能還有從家鄉到廣東、江蘇工廠的漫長路途，有無聊的課程，有對家人的愧疚或怨恨。當然故事裏會有痛苦、壓榨和不堪，但它們真的不是一個個遙遠的都市傳說。

誰在念職校？
最近中考普職分流的政策引發了大量討論，但這並非新政策。如果追溯中考的起源，會發現它從一開始就承擔著「區分」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後，越來越多人希望能夠接受高中教育，但與此同時，市場改革正在進行，「教育體系如何為市場培養既受到訓練又不『超出需要』的勞動者」成了一個問題。在這個背景下，中考製度被創立，用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進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國家為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定下了「5：5」的比例要求，而在實際分流中，這一比例維持在「6：4」左右。

根據2019年教育部統計公報，中國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約為57.7%，這意味著超過四成的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數據表明，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9.5%，在校生合計3994萬，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萬，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1576.47萬，成人高中在校生3.12萬。也就是說，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數量占高中階段全體學生的40%。與如此龐大的數量形成對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體上，在學術雜誌上，我們很少看見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的聲音。

一項針對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初中畢業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繼續在各類學校學習，且就讀職高比例遠遠高於就讀普高比例。根據調查數據，同一區域內，薄弱初中普高升學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優質初中普高升學率可達70%以上。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際差異則更加懸殊。和優質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匯集了那些更低階層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職業學校。

教育再生產理論提醒我們，進入怎樣的學校，接受怎樣的教育，獲得怎樣的成績，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能力問題。的確，大多數職業學校學生都沒有考上高中，但一切並非「中考失敗」這麽簡單。首先，中考失敗有很多個人層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樣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學生往往可以花錢上私立高中，但是對於來自低階層家庭的學生來說，一旦丟失了分數這張唯一可靠的入場券，就再沒有金錢鋪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實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受到戶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初中畢業後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辦普高。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回老家就讀，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職業學校繼續接受教育。而對於農村學生來說，他們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相對有限，職業教育可能是他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

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與迷茫的農村學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職業學校做田野。出於匿名的考慮，也因為這所學校地處江西省某座城市（後文簡稱為Q市）的郊區，我將它命名為「郊外學校」。從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郊外學校始終歸Q市下屬的縣城（後文簡稱為Y縣）教育部門管轄，所招收的學生也主要來自縣城及縣城下屬的農村。學生家長的工作則以務農、打零工、工廠打工和做小生意為主。在翻閱學生學籍檔案時，我發現還有一些學生來自省內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師告訴我，這些學生的父母大多在附近務工。

1998年左右，中國縣城裏的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達到頂峰，而隨著縣城城區內高中的擴張，其它普通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受到擠壓，辦學規模逐漸萎縮。Y縣中等教育的歷史發展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其中，Y縣一中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大多數學生在各自鄉鎮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後，學生們爭相進入Y縣一中就讀，全縣高中教育內部的等級性越發凸顯，漸漸呈現出「Y縣一中顯著優於鄉鎮高中和郊外學校」的面貌，而這直接影響到學生們的擇校行為，影響到他們對於未來的期待。

「地方教育場域並非雙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層結構，即「省會學校—地區級學校—縣重點—縣非重點」，且教育資源的向心過程並非簡單地從一元流向另一元，區域間的流動逐層發生在省會、地級市、縣之間，重點、非重點間的流動則主要發生在縣一級。而且，逐層汲取的動力看似是市場的，其根本卻是政策的或製度的。」（常井項，2019）教育資源的集中化，將大量低階層學生（尤其是農村學生）排除在系統之外。

「當重點與非重點間差距過大時，對學生而言，非重點學校就不再構成一種升學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勢區域希望進一步升學的學生面臨著更強的競爭與系統性的排斥。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間的差距擴大，卻最終體現在『初升高』階段中。」（常井項，2019）中等教育資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個類似於金字塔的格局，學校之間的力量對比影響了學生們的擇校行為，甚至促使部分學生在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間選擇了前者。

念職校，僅僅因為考不上普高嗎？
「多掙錢」、「減輕家庭負擔」、「早點工作」，這些話屢屢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學生懷揣著類似的願望來到了職校。不論是擔心自己會浪費三年普通高中的投資，還是想要提前就業早點掙錢，學生們都把家庭經濟狀況作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們總是認為職校學生不如普高學生，不如大學生，覺得他們有各種惡習，甚至直接將他們稱為「流氓」。學業成績和道德素質，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被等同起來。然而，在田野裏，我卻多次被這些學生的善良、成熟和純真所打動，我常常覺得，他們比當年同樣16歲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一書中，對「懂事」做了這樣一番解釋：懂事意味著愛，意味著對父母的理解，也意味著疼惜，還意味著自立和回饋。同樣是想要自立，同樣想要回饋，「讀書的料」和「職校學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程猛所說的「『讀書的料』的『懂事』是與『不懂事』交織的」：他們選擇的是漫長的求學之路，將對父母的回饋錨定在了遙遠的未來。我們同樣可以嘗試去理解職校學生的「懂事」：他們放棄學業，希望盡早進入社會，將「回饋」的時間拉得近一點，再近一點。

當然也有不少學生抱著升學的目的來到了職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學校」，所有準備升學的高三學生組成了「高考班」。這種情況十分普遍，不少職校都提供升學服務。實際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確實可以參加高考，而且相比於普通高中的學生，他們升學的渠道更為多樣， 「普通高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稱單招）」、「高職、專科統一招生考試（俗稱三校生高考）」、「3+2（學生在郊外學校學習三年後，直接轉入省內一所高等職業學校，並在該校學習兩年，畢業後拿到大專文憑）」都是可能的選項。雖然學生們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內的大專，但試題更加簡單，成功升學的概率也更高。對於那些學習成績較差、對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學生來說，職業學校的升學方式顯得更有保障。可以說，職業教育是來自農村和貧困家庭的學生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獲得更高學歷的最可行辦法。

傑瑞米柯賓

今年第二季度，國務院常委會、市場監管總局、商務部等多個部門多次在相關會議中指出社區電商、社區團購等業態常見的不正當競爭等問題，深入推進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依法查處具有優勢地位的企業為搶占市場份額惡意補貼、低價傾銷等行為。

日前，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十薈團的不正當價格行為，作出頂格罰款150萬元的處罰，並責令江蘇區域停業整頓。而這也是十薈團因同樣原因繼今年3月後再次被罰。多家社區團購再被要求收緊補貼，「一分錢秒殺」的促銷活動也被要求下架。易觀流通行業中心高級分析師何懿軒認為，此次監管信號收緊，可能會對社區團購行業的擴張速度產生一定影響，投資者也將更加謹慎，但未來仍然是快速滲透的過程。

新聞來源：

社區團購沖擊波：商超營收大降，實體小店「人去場空」
國家再出手：要求社區團購平臺下架「一分錢秒殺」！
「低價傾銷」路被卡死：「社區團購們」的好日子結束了
低價傾銷、陰陽合同、無序罰款：社區團購壓垮供應商
社區團購，供應商不玩了圖片
08 6月16日國際家政工日，家政工體面勞動何時實現？
#家政工人  #體面勞動

6月16日是是國際家政工日，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第189號（C189）關於家庭工人的體面勞動公約（2011年）通過十周年。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過去十年中，家政工人的工作條件沒有得到改善，並由於疫情而變得更糟。在《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通過後的十年裏，菲律賓是亞太地區唯一一個批準該公約的國家。

目前全球有7560萬家政工人，其中亞太地區3830萬。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女性，且從事非正規 就業。由於勞動和社會保護方面存在長期差距，家政工人在危機面前更加脆弱，公約通過十年了，家政工人仍在為平等和體面勞動奮鬥。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當天發布的一份新報告—《讓家政工人的體面勞動成為現實：<2011年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批準後十年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進展和前景》強調，亞太地區絕大多數的家政工人（61.5%）完全被排除在國家勞動法外，且84.3%的家政工人從事的是非正規就業。據估計，疫情對亞太地區的家政工人產生了巨大影響，非正規程度高和缺少法律保護導致其失業，預計失業人數比其他工人高出2-3倍。

另外，2017年由國際勞工組織出版的《移民與城市：有關中國家政工招聘、就業 與工作條件的行業研究報告》顯示，雖然我國勞動法在對的各方面保障上高於國際勞工標準，但是只有與員工製家政服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的家政工才適用勞動法，而這些員工只占了總體的10%，同時也缺乏專門的家政工勞動保障標準；90%以上的家政工無權繳納社保，致使其重要的社會保障缺失。而雇傭關系界定不清、家政工受聘於家政公司還是雇主、勞動合同/協議不規範等問題也是家政行業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這直接導致中國現行針對家政工的法律保障標準與C189的要求差距較大。

新聞來源：

非正規性和被排除在勞動法之外仍是亞太家政工人獲得體面勞動的障礙
國際家政工日
《移民與城市：有關中國家政工招聘、就業 與工作條件的行業研究報告》
《深圳市家政工生存狀況調研報告》

多個指導意見直面行業痛點，快遞員、外賣員等將迎來春天嗎？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7月份核心新聞。7月份，洪災、臺風等極端天氣多地頻發，勞動者的勞動狀況值得關註。河南洪災牽系著千萬人的心，災難中環衛工、建築工等一線工人被困；臺風「煙花」席卷長三角，美團推出跑單獎勵，打造「敢死隊」。另外，人社部等聯合發布多個意見，直面多個平臺勞動的行業痛點，但是能否因此就可以改變平臺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呢？這個問題，值得持續關註。

01 多個指導意見直面行業痛點，快遞員、外賣員等將迎來春天嗎？
#平臺就業  #權益保障

7月，中央部委、工會等多個部門，相繼聯合發布三個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保障權益的相關指導意見，直面平臺經濟行業長期存在的侵犯勞動者工資保障、休息保障、職業健康保障的行業痼疾。

7月8日，國家郵政局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提出保障快遞員的合法權益，具體包括：保障快遞員合理的勞動報酬；落實帶薪休假製度，保障快遞員休息休假權利；督促企業與快遞員簽訂勞動合同並繳納社保，推動工傷保險參保；遏製快遞行業「以罰代管」的亂象；督促企業提供安全良好工作環境。

7月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新業態行業中平臺責任、報酬、休息、職業傷害保障等多個焦點問題；直面新業態行業的多個勞權痛點。具體包括：規範用工，「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按時足額支付，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法定節假日支付合理報酬；督促企業為勞動者參保；建立健全職業傷害保障體系；以及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同樣就勞動收入，在勞動強度、勞動時長、社會保險參保等方面要求平臺企業提供相應勞動保障。

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長。2020年，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約8400萬人，毋庸置疑已是勞動群體的主力軍。但新業態勞動者卻長期面臨勞動合同簽訂、勞動關系認定、社保繳納、職業傷害保障等體系性的問題。

以快遞員為例，國家郵政局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75.07%的快遞從業人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萬元僅占比0.73%。工作量大、時間長且休息少是不少快遞員的常態：每天工作8-10小時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時的占33.69%，近2成從業人員工作12小時以上。報告顯示，提高計件工資、提高加班工資、按照法定休假、提供社保、簽訂合同、提供意外險等是快遞員從業者的集體訴求。

此次，多個部門出臺指導意見，是對勞動者群體訴求的直接回應，無疑為勞動者合法合理維護自身的權益提供有力的保障和依據。而勞動者能否就此真正迎來「春天」，該政策是否能真正改善勞動者處境，扭轉此前的困境，還有待勞動者的爭取以及相關部門的積極監督。

新聞來源：

21深度｜爆倉、價格戰，快遞業內卷！七部門「入場」解局
2019快遞職業調查報告出爐
八部門聯合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多個焦點問題
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
02 今年多地提高最低工資，此前因疫情全國凍結調整
#最低工資  

2021年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天津、黑龍江、江西、陜西、新疆、西藏等省市發布通告，對延遲了一年的最低工資進行了輕微的調漲。其中，北京從8月1日起，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200元調整到2320元，增加120元，漲幅5.5%；上海自2021年7月1日起，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480元調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漲幅4.4%；浙江從2021年8月1日起，調整為2280元、2070元、1840元三檔，漲幅為13.4%；江蘇2021年8月1日起調整江蘇省最低工資標準為一類地區2280元；二類地區2070元；三類地區1840元，漲幅12.8%。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地漲幅稍低。而原本預計7月份調整最低工資的廣東省，迄今未見通告。

2004年起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要求各省市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有條件的省市則采取每一到兩年調整。依此設定，2020疫情年原本應是最低工資調整的「大年」——全國31個省市中有21個省市按規定需在2019/2020年前調整工資，其中有多達9個省市最近一次調整最低工資已是2017年。值得註意的是，即便已有廣西、福建、青海等9個省市在2020年調整了工資，但均是2019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沒有中央公開文件說明，可預見在經濟未全速復蘇的情形下，2020年全國城市均統一凍結了最低工資調整，並將調整整體延緩到了2021年。

最低工資標準關系到每一個基層一線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狀況，是生活「兜底」的基線。其確定和調整，主要參考勞動者最低生活費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疫情當下凍結工資固可理解，但疫情後最低工資調整幅度應比照物價水平，勞動者才有辦法實現基本的生存消費保障。

新聞來源：

觀察周報02｜危機開始的2020年：全國凍結最低工資，疫情後擁抱用工靈活化
多地調高最低工資標準
03 多地高溫補貼「冷熱不均」，外賣快遞等新興行業難覆蓋
#快遞外賣  #高溫補貼

七月，全國多地高溫天氣頻發。高溫天氣下，從事戶外作業的一線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權益和保障問題引發關註。據多個媒體報道，各地高溫補貼政策落實情況出現「冷熱不均」的現象。

央廣網、東方網記者走訪發現，南寧市良慶區等地建築工人以及快遞員從未聽聞過「高溫補貼」；也有同為外賣騎手但待遇不同的情況，廣西一地騎手直接與平臺簽約可享受高溫津貼，但外包（眾包）騎手則無。此外，據北京日報報道，高溫津貼的發放在不同行業呈現出較大差別。在一些行業企業按照國家標準發放高溫津貼之外，也有企業的發放金額顯然打了折扣。而在外賣等新興互聯網行業，多名騎手卻表示，暫未享受到高溫津貼。

外送行業中，有些地區的高溫津貼和跑單量掛鉤。《IT時報》記者走訪上海閔行外賣點發現，站點製定夏季獎勵規則表，將沖單量和補貼掛鉤。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衛雪艷對此表示：「高溫津貼300元』不可以以消暑物資或者沖單獎勵等其他形式發放。單位應當為高溫作業、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者提供足夠、符合衛生標準的防暑降溫飲料及必需的藥品。而且跑單獎勵是不確定金額，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不應該沖抵高溫津貼。」

除了高溫津貼之外，防護用品、清涼飲料等補助缺位嚴重。有外賣員反映未收到防暑降溫裝備，「工服能透氣，就算照顧我們了」。

此前，「服務業勞洞」《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一文指出，高溫津貼政策盡管已實施近10年，但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包括以清涼飲料、防護用品代替津貼；監管缺位，以及外賣員、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人員難以被覆蓋等問題。文章認為，當下高溫保障體系逐漸落後於實際經濟發展，成了「雞肋」。

新聞來源：

廣西進入「三伏天 」 高溫津貼發放卻是「冷熱不均」？
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觀察周報
調查 | 您的高溫津貼「到賬」了嗎？
東方快評丨高溫津貼發放要有同樣的民生溫度
身陷臺風、三伏天的外賣騎手，大多沒有社保
04 河南洪災，環衛工等一線工人受困求助
#洪災受困  

據官方通報，截至7月28日，自7月17日以來的河南強降雨已造成全省150個縣市區、1366.43萬人受災，73人遇難。洪災中，大量工作於一線的勞動者生命受到威脅，通過社交媒體發出求助信息。

據豆瓣用戶「隔壁車間玉主任」文章整理，20日8點半，微博上一名趟著漫過肚子的水回家的市民表示，見到「鄭州高新區西三環延長線橋下有環衛工人抱著大樹」，請求救援；20日晚上12點，有網友表示鄭州市綠博大道、良秀路路口的工地坍塌，工人被困；隨後，當天鐵路局洛陽工務段穆溝工區多名職工被困兩天，「房子快塌了」，「山區可能發生泥石流」；輝縣市袁家村趙固二礦的工人被困、失聯；新鄉工人被困等消息均陸續在社交媒體湧現。

據澎湃報道，21日淩晨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中建六局工地有一百多位工人被困一天，沒水沒食物。當日下午自行施救，部分人轉移到了一個坡前的平民人家，等待救援。最終於21日上午被安全撤離。另據《鳳凰WEEKLY財經》7月20日晚，鄭州富士康廠中牟縣廠區近一千八百名工人被困於宿舍，直到7月22日下午5時左右，滯留工人才基本脫困。

奔赴抗洪第一線的救災工人的處境也值得關註。大河網報道，20日，鄭州科學大道附近20多名環衛工人需24小時駐守，為涉水通過行人提供安全指引。

新聞來源：

河南暴雨中一線工人的微弱呼救
富士康鄭州中牟縣廠區受洪災影響停工數日，恐影響iPhone 13生產
鄭州暴雨傾城！環衛工人24小時駐守
05 臺風天外賣員生死競速，極端天氣下勞動者權益誰來保障？
#外賣員  #極端天氣

臺風煙花於25日中午於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陸，後續影響杭州、嘉興、上海等地。25日淩晨，一名外賣員——昵稱為「吳喦」的豆瓣用戶，發文《臺風天美團需要騎士敢死隊》稱，美團為臺風登陸點上海的外賣員，準備了7個活動、共計629元臺風跑單獎勵，活動時間為24日至26日。

外賣平臺巨頭美團、餓了麽回應界面新聞，稱將依據天氣預警，實時縮小配送範圍；同時提出為保障安全，部分配送站點根據客觀條件僅恢復短距離接單，惡劣天氣影響的超時罰單免責；但並未取消全部配送服務。叮咚買菜、每日優鮮為應對運力需求，一線人員取消休假，騎手全部到崗。

與此同時，「臺風天點不點外賣」的討論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平臺上登上熱搜榜首。近年來，該問題在臺風天氣頻繁時期常常成為網絡熱議話題。類似的討論一直存在，但並未為騎手爭取到是指權益——討論一方面推卸平臺商家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將這個責任甩鍋給「消費者」。

此前據澎湃新聞報道，2019年臺風「馬利奇」來襲上海，部分外賣站點明令不能請假，否則按曠工處理。2019年8月10日臺風當晚，上海一名外賣送餐員頂著臺風天和大雨騎電瓶車送外賣，由於道路積水過深，不慎觸電身亡。

新聞來源：

臺風「煙花」來襲，美團餓了麽等多個平臺調整配送服務範圍
極端天氣請假算曠工？不能再用生命送外賣
臺風「煙花」來襲外賣配送怎麽辦？平臺回應來了
06 南京祿口機場大量保潔工感染，勞務派遣下工人勞權被忽視
#保潔員  #勞務派遣

7月20日0時至22日24時，短短72小時，南京祿口機場新冠感染者增加41例。23日，中國青年報發圖呈現感染軌跡，感染者皆為機場基層工作人員。隨後，微信公眾號「化心為宇」發文《罪惡的勞務派遣製度：南京祿口機場哪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潔女工，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披露被感染者背後被忽視的勞動權益問題。文章引用社交平臺信息指出，機場保潔外包是疫情擴散的重要根源，外包公司和機場互相推諉，國外航班和國內航班保潔工作交叉，「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都在推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該文在多個社交媒體被頻繁轉發。而後續相關感染是否在工作人員中擴散的調查，並沒有相關的新聞報道。

據人民日報直屬媒體《健康時報》報道，祿口機場外包公司的保潔工人基本居住在機場附近的街道，工資5000-6000不等。外包公司為了省錢，將兩個人的活由一個人承擔。外包公司為追求利潤，只從省錢角度考慮，沒有把境外和境內的保潔員進行嚴格區分。而且也沒有承擔高風險工作者的住宿管理、感染防範保障，導致「保潔員回家感染家人」。

新聞來源：

南京祿口機場「失守」：保潔外包，境外境內航班保潔人員不分
罪惡的勞務派遣製度：南京祿口機場那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潔女工，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
07 家政平臺「天鵝到家」抽傭高達30%，家政工卻無保障
#家政工  #平臺剝削

7 月 3 日，58 旗下的家庭服務平臺「天鵝到家」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招股書，申請上市，若成功上市將成為中國互聯網家政第一股。招股書顯示，平臺對家政工的抽傭比例高達30%，引發爭議。

天鵝到家主要業務是家政服務，包括保姆、月嫂、保潔、護士等提供家庭服務。在該平臺註冊認證的「阿姨」共有超150萬。招股書顯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天鵝到家累計擁有超過1600萬註冊用戶，累計服務超過420萬用戶。不過，只有29%的用戶完成了至少一筆家庭服務交易。

招股書披露，平臺收入主要依靠對月嫂、保姆等勞動者進行抽傭，傭金比例高達30%。招股書顯示，在天鵝到家上，2020年用戶請月嫂平均每次要支付1.25萬元，而2021年月嫂的費用則漲到1.35萬元每次，每次平均服務時長26到42天。天鵝到家的抽成約為30%，即勞動者需要支付傭金3700-4500左右。

傑瑞米柯賓

這一起慘劇正是學校和資方合謀的結果。職校教育中的強製實習，企業需要廉價勞動力，而學校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中介機構」，學生成了被雙重宰割的對象。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明確要求：學校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然而，職校實習背後的強迫勞動和真實悲劇卻是時刻在發生。雖然國家提出要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但是現階段職業教育當中的各種問題卻引人擔憂。

6月，浙江、江蘇發生了幾起獨立學院學生抗議將其轉設為職業學校的事件。教育部6月4日發出公示，宣布計劃將13所大學名下的獨立學院轉設成職業技術大學，其中江蘇有5所大學名下的學院將與職業技術學院合並成「職業技術大學」。合並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不再享有大學本科文憑，只能獲得職業本科文憑。

公示後，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浙江師範大學行知學院等多所獨立學院學生都在校內抗議。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的學生拉橫幅進行抗議，要求「轉設可以，公辦普本，拒絕職本」等。在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學生聚集在教學樓門口，要求領導給出說法。

有此類正在洽談轉設的獨立學院學生表示，很大部分在讀學生反對如此轉設，主要原因是他們不認同所合並的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不願意變成職業院校的學生，覺得「低人一等」。

在學生和家長的強烈抗議之下，6月5日和7日，浙江省和江蘇省教育廳相繼發布消息：暫停獨立學院與與高職院校合並轉設工作。

新聞來源：

一個農民工父親的求助信，他寫得如同詩歌，為他剛跳樓的17歲兒子
不滿被並為職業大學，江浙高校學生抗議與警察爆沖突
浙江省教育廳喊停次日，多校停止獨立學院與職校合並轉設
江蘇省5所獨立學院與高職院校合並工作，被暫停，原因為何？
03 外賣平臺霸王條款惹眾怒，外賣騎手以各種方式反抗
#外賣騎手  #霸王條款

近日，外賣騎手抗議平臺不合理條款的事件屢見報道。

5月，有美團騎手在派送站點門口當眾焚燒外賣箱子和衣服。據了解，該騎手因為一場交通事故導致腳踝骨折住院。在沒有社保也不被承認是美團員工的情況下，騎手非但沒有拿到工傷賠償，在離職時，也沒有任何經濟補償，還要倒賠站點四千多元。憤怒之下騎手點燃了自己花錢買的美團的衣服和送餐箱，來表達自己對這個行業冷漠的不滿。

6月19日，更有美團沈陽騎手楊某為抗議美團抗議霸王條款，通過美團眾包App搶單加派單，訂單到手後原地直接點擊取貨和送達。在四個小時裏搶到了253單，騎手楊某隨後並沒有提現，而是選擇直接註銷了美團App賬號。

六月底，微博、抖音、頭條等多個網絡平臺上有多人相繼爆料，全國多個城市疑似發生多起外賣騎手罷運事件，導致餐品無人接單或配送，使得多個外賣平臺的運營、顧客和商家的活動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據雲南安寧騎手稱，最近當地幾個站點300多名騎手因為公司降薪而罷運，後加盟商暫時妥協，並出具《不調薪承諾函》。

截至目前，除了沈陽騎手為反抗「霸王條款」狂搶200多單後原地點送達被一些媒體報道之外，其他各個疑似罷運事件均未被公共媒體報道或被平臺承認。但根據當事顧客曝光和商家間接承認來推測，僅6月下旬，類似事件或已在各地發生多起。

最近兩年，騎手群體的殘酷生存狀況受到社會廣泛關註，「困在系統裏」、「變相降低春節補貼」等惡劣事件更是上了全網熱點。各外賣平臺曾多次表態會通過優化系統等方式來改善騎手工作機製，相關部門也多次宣稱會發力推進與騎手相關的勞動及社會保障。但從目前的現實狀況看，全國外送單價持續降低，騎手工傷/職業傷害保險等社會保障僅個別地區有較小程度推進，平臺系統運營機製鮮有改善。面對惡意差評和罰款騎手仍然難以招架，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協商空間。

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在錢越來越難掙、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被口頭承諾過的改善遲遲不到位的情況下，一部分騎手實在等不下去了，不願意坐以待斃或等待施舍，而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爭取利益，抑或教訓平臺。霸王條款的根源在於完全不對等的勞資關系，只有用騎手自己的行動增強其談判力量，才有可能獲得基本的尊重與改善。

新聞來源：

近日！網曝全國多地騎手疑似罷運，尚無任何官方消息
美團：騎手當眾焚燒衣服和外賣箱，發泄心中不滿和憤怒
沈陽美團發生騎手反抗事件：深夜大量接單原地點擊送達之後註銷賬號
最近！雲南安寧300騎手因降薪罷運，站點服軟
04 「618」近7成快遞員遭投訴，送貨上門承諾難以實現
#快遞員  #送貨上門

剛剛過去的「618」快遞小高峰，根據快遞100推出的《2021年618快遞服務質量大數據報告》顯示，從6月1日到6月20日，全國累計攬收快遞超過65億件，快遞日查詢峰值超過3.8億次；快遞投訴量比平時增加53.44%，近70%的快遞員在618期間遭到投訴，且他們中的54.95%在短短的20天內被投訴超過3次。

這些投訴中，有超過70%的人對快遞不送貨上門表示不滿意，成為導致投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間，「快遞員送貨不上門」的話題再次登上熱搜榜。

6月25日，中消協也發布了「618」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監測期內，共收集快遞、外賣配送類負面信息63043條，負面信息在6月2日出現峰值。消費者吐槽較多的配送類問題主要有：不送貨上門、鄉村取件加收快遞費等問題。廣東省也出臺了相關文件重拳打擊上述兩種現象。

關於快遞送貨上門問題，為何會如此之難呢？有網絡討論指出，首先有來自各方面的阻礙，例如門衛、物業，竊賊、小偷，很多時候還會碰到客戶不方便收貨或者沒有接聽電話的情況，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而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越來越低的派費。長時間價格戰背景下，導致企業本身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加盟商的利潤也大不如從前。而派件量卻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因此根據快遞員每天的送貨量，每件快遞都送貨上門根本不現實。一位通達系的快遞員表示，如果能給我順豐、京東的派件費，我也可以做到送貨上門。

可見，快遞不能送貨上門是個行業問題，而一旦被投訴，責任基本上都在快遞員身上，動輒即罰款。在與網點、總部、消費者多方之間，快遞員往往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近期，各地也開始針對快遞市場的監管出手頻頻。例如寧波市郵政管理局發布消息稱，為確保快遞市場秩序穩定、市場價格合理，第一時間組織約談了中通、圓通、百世、申通、韻達寧波地區負責人，強調落實五項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立即停止亂下指標、亂降派費、亂罰款、低價競爭等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的亂象。對於能否改善快遞員的處境來說，實際執行效果仍有待觀察。

新聞來源：

618近7成快遞員遭到投訴，關愛快遞小哥應多管齊下
快遞員送貨上門，究竟有多難？
「四通一達」因價格戰被約談：義烏、廣東件派費不得低於1元
05 蘭新鐵路突發列車撞人事故，9名女性遇難者均為勞務外包人員
#鐵路事故  #勞務外包

6月4日5時18分，武威工務段在蘭新鐵路玉石至金昌區間下行線組織大機維修作業時，施工作業人員進入上行線路，被正在通過的K596次列車碰撞，致9人不幸遇難。根據相關報道，9名遇難者全部為工務段的外包人員。

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後，鐵路部門早早刮起了裁員潮、強迫「合同工」員工改簽勞務派遣潮。被迫成為「派遣工」的鐵路工人們，得忍受著比正式工人少起碼三分之一，又沒有休假、住房公積金未按標準比例繳納等一系列的福利。後來，因這過於剝削性的製度被濫用和引起工人們的反抗，2012年新法出臺，對勞務派遣的使用比例和崗位性質等都加以限製。

經過4年的整改，鐵路集團所使用的勞務派遣工比例被控製在了不超過用工總量的10%，可這都是靠要麽將勞務派遣工裁員，要麽將大量勞務工再降級轉為待遇和保障更為惡劣的外包工所實現的。不管是這次事故發生的工務段維修工作大量轉向外包，貨運系統的一線裝卸工作也外包，就連後勤服務也早早轉勞務外包。簽訂合同的勞務派遣工，作為用人單位的鐵路集團還需要為其購買社保。但這勞務外包工，不管是合同還是社會保障，都不再與鐵路集團掛鉤了，也不會有像派遣工那般享有為數不多的轉正指標，名副其實是被「用完即棄」的電池。

打從2013年鐵道部「政企分離」開始，到2019年正式整合為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我們見證的是一個中國鐵路的公司化進程，中鐵集團的盈利成為了鐵路運行的首要邏輯。利潤最大化的運營模式也直接導致了「責任都在工人」的典型安全甩鍋套路。一方面縮減人手導致留下的工人工作量大增，而過勞本來就對安全有害；另一方面，本應是臨時性、輔助性的派遣工被廣泛的當作正式工人使用，安全培訓、安全工作環境也被節省掉了。

另外，還有媒體報道蘭新線事故中9名遇難者全部是女性。此消息引發了更廣泛的關註，據網友反映，很快相關帖子在微博、豆瓣上被刪除。在全球範圍內，女性都更容易淪為不穩定勞工，彈性工作群體。一些邊緣性體力活如工地小工、輕維修工人等也會傾向於招收更「便宜」的女性工作者，但是這一群體的狀況卻鮮少為外人所知。

新聞來源：

多數事務社｜修橋補路無屍骸！蘭新鐵路列車撞人，草草整改學習了事？
蘭新鐵路突發列車撞人事故，9名死者均為勞務外包維修作業人員
蘭新線事故9名遇難者均為女性 相關帖子被全面刪除
06 環衛外包公司拖欠環衛工工資，大量雇傭超齡工人以維持盈利
#環衛工  #拖欠工資

六月中，有網友在淮安網app上披露，淮安僑銀環保公司自四月以來，已經拖欠環衛工工資兩個月了。端午節前各部門開會時稱，是市政府某部門欠了環衛工工資沒有給付。公司曾承諾端午節前發工資，但是並沒有兌現。

也有來自河北滄州市僑銀環保公司的環衛工人在河北政務平臺投訴，「僑銀公司已經拖欠了我們3個月的工資，我們沒有其他的收入，只依靠這點工資養活我和家人，請政府給我們做主」。據此，我們難以確定環衛工人工資拖欠是否由於某地市政府財政的原因，但僑銀環保公司本身的問題必脫不了幹系。近半年來也多有僑銀環保多家子公司虧損的消息。

在去年疫情期間，作為市政環衛行業上市的兩個外包公司——玉禾田與僑銀環保——由於不錯的業績受到關註，盈利能力、成長能力和現金流似乎都很突出。但是作為高度勞動密集型行業，利潤與業績基本上都靠從勞動者身上「拔毛」。也有專業人士分析，勞動密集型企業成本杠桿是非常大的，今年業績高增長主要是由於毛利率同比暴增，而暴增的毛利率、凈利率根本原因主要是人員社保和稅收減免；而疫情一過，補貼政策退坡，還是會塵歸塵、土歸土，並且為明年上半年構築出一個很難逾越的高基數。如今看來僑銀環保公司就可能遭遇到了這樣的困境，在盈利困難的情況下，只有以扣押環衛工的工資來抵。

而玉禾田公司的盈利模式也無出其右。根據玉禾田所發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財政報告顯示，這家企業的總營收共計為31.5億元，而這其中凈利潤就足足有5.28億元。事實上早在2020年年初時，玉禾田一線環衛員工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5.9萬人，同時值得註意的是，這其中有3.4萬人都是超齡職工，這些超齡職工占據總職工人數的57%，也有人稱正是因為這3萬多的超齡老人支撐起玉禾田的發展。

雇傭超齡職工最大的好處就是無需再為其繳納社保，這就為企業省了一大筆開支。同時，辭退這些職工也更容易，無需額外支付經濟賠償金。但大量雇傭這些已退休的六十多歲老人也是這個企業最大的詬病之處。由於沒有工傷保險，如若發生安全事故，這些老人也沒有任何保障，成為企業該棄則棄的包袱。已成為國內知名清潔服務行業的代表企業，玉禾田靠這樣的方式保持盈利實為人所不齒。

新聞來源：

網爆！淮安某公司拖欠環衛工資快2月！良心不痛嗎？
[投訴] 河北滄州市僑銀公司拖欠環衛工人工資 三個月不發
玉禾田與僑銀環保——市政環衛究竟是不是個好賽道
玉禾田：環衛工人達6萬，人均工資僅3167元，但一半的人都沒社保
07 社區團購沖擊波遭抵製，國家出手責令整改監管
#社區團購  #整改

南方都市報報道，從去年中旬各大互聯網巨頭入局社區團購以來，這一年度最火熱賽道因為低價搶市、巨額補貼等不正當競爭行為迎來了密集的監管節奏，巨頭們瘋狂燒錢的「焦土戰略」更是讓線下不少夫妻店、小超市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多家A股超市企業受到社區團購沖擊。永輝、聯華、家家悅、高鑫零售（大潤發）、步步高等一眾零售上市企業陸續披露2020年財報及2021年一季度業績，財報收入皆見明顯下滑。作為社群團購戰場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區，實體零售企業受到沖擊尤其明顯。

零售企業中與社區團購經營品類重合度越高的業態受沖擊越大，比如超市大賣場，菜市場、夫妻店等社區小業態。「不過，上市零售企業規模化運營，目前的沖擊有疫情的疊加因素，對比來看，菜市場、夫妻士多店等業態缺少資本和管理能力，抗風險能力更弱。」

在社區團購平臺持續的低價傾銷下，供應商們也因持續的低價及利潤擠壓，正面臨嚴重的生存困境。供應商們也開始就有一些聯合反抗行動。此前華海順達、衛龍等多家供應商發布通知，禁止給「嚴重低價」的社區團購平臺供貨，因為這嚴重擾亂了經銷商的價格秩序，收到了很多投訴。6月1日，某頭部互聯網公司社區團購平臺的九江中心倉中，一群當地的糧油經銷商魚貫而入，一人一角，手動拉起了一條白底黑字的橫幅，上面寫著「杜絕平臺低價傾銷，給供應商基本利益」。

由於巨頭們的社區團購的瘋狂補貼對零售實體店的嚴重影響，針對社區團購平臺的監管力度正逐漸加碼。3月3日，市場監管總局對橙心優選、多多買菜、美團優選、十薈團、食享會等五家社區團購平臺的不正當價格行為作出行政處罰，認定它們違反了中國《價格法》第十四條的相關規定，涉嫌不正當價格行為。

傑瑞米柯賓

2、企業可巧妙拆分工資，減少支付加班工資。新辦法第九條增加了關於計算加班工資等的基數標準，其指明，加班工資和假期工資的計算基數為勞動者所在崗位相對應的正常出勤月工資，不包括年終獎，上下班交通補貼、工作餐補貼、住房補貼，中夜班津貼、夏季高溫津貼、加班工資等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

關於加班費的計算，原條例的規定為依照「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標準」折算，而工資一般包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資金、津貼和補貼、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部分[註1]。但這一基準條款的重訂，明顯是源於多數企業長期以來采用最低工資標準計發勞動者加班費而引發的糾紛爭議問題。此番修訂恰恰合法化了企業的既往常規違法操作：允許企業通過靈活拆分勞動者工資組成，而以最低基數計發加班工資，進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3、放開空間允許企業變相降薪懲罰勞動者。新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勞動者違反勞動紀律或規章製度（「被用人單位處分」—已刪除），企業降低其工資的，降低後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此條款刪去了「被用人單位處分」的必要前提條件，即意味著：當員工違紀後，企業便可直接對其降薪。

關於罰款問題，因《行政處罰法》只授予行政/司法機關才有罰款權力，而企業是否能對員工行使罰款權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上海新辦法顯然不僅令企業可以「合法」繞過此限製，通過以「違紀」為由降薪員工，從而變相實現對員工的罰款管理；而且，罰款後的工資水平甚至無需比較同崗位的平均工資標準，實現變相降薪。企業大可利用此招對員工進行變相懲罰甚至逼迫其離職，而不需要負擔相應的經濟補償金。

2021年《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
2020年7月15日，在廣東省政協會議函中明確指出，深圳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中探索「更具操作性和前瞻性、全國最優的」勞動關系法律製度的先行者。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文件《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允許深圳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

在這樣的政策支撐之下，深圳逐步開啟了其勞動關系修法的舉措。2021年5月27日，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了《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這也是該條例實施近17年來，擬首次進行修改。修法對提高企業管理靈活性、降低用工成本的支持不容小覷，作為示範區的實踐影響同樣深遠。

深圳市政府在提請修改該條例時特別強調，隨著經濟發展下行，部分大中型企業經濟效益下降，小微企業融資不易、成本較高的結構性問題依舊突出，因此穩企業、穩就業是當前的迫切任務，亟須破除妨礙勞動力社會性流動的體製機製弊端。而條例的提出，首要任務便是要「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深圳修正案的改動相較於上海，有過之而不及。

1、「不定時工作製」不適用加班工資規定。修正案將原條例第二十條修改為「經人力資源主管部門批準實行不定時工作製的，不適用本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即采用不定時工作製的員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將不再按照不低於員工本人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300%支付加班費（原規定）。這也意味著，采用不定時工作製的行業/崗位，無論工作時長如何，員工不再享有加班工資，相應的勞動者休息休假權也將難以落實。

針對特殊工時製的加班工資支付規範比照標準工時製規定，一直都在最早期的《工資支付暫行規定》（1994年）有所強調。但隨著政策不斷朝向資本本位，廣東省、深圳市等地條例已經逐漸取消對此的限製。

關於特殊工時製，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曾發布《深圳市實行不定時工作製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審批管理工作試行辦法》，這個文件出臺的意義在於擴大特殊工時製度的適用範圍，使原本只是運輸業和季節性作業的企業適用的特殊工時製度，被拓廣到大部分民辦企業都有權限申請。2020年發布的「深圳2020-2025方案」強化了這一政策導向。這也意味著，未來深圳在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改革中，「特殊工時製」的應用將會全面放開，新條例將令核心影響群體——從事非正規就業的藍領工人以及處在互聯網新業態的勞動者們——實際收入大大降低。

相信，後續關於推廣和強化「特殊工時管理製度」的更多法律修訂還會陸續來到。

2、工資支付期限被極大延長。現行條例第十一條和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最遲應在本月22日前發放上個月工資，否則構成拖欠工資[註2]。然而修正案提出，為了增強市場主體在勞動用工方面的靈活性，結合企業生產經營實際，本次修改調整了關於工資支付日規定，將其延長至支付周期期滿後的一個月，以減輕用人單位負擔。工資延期支付一個月，於企業而言多了大量的現金流儲備，但對於勞動者而言，卻相當於變相「押」了2個月工資，那麽這期間的房租、水電、吃飯等如何解決？這並不在法規的考慮範圍。

2016年《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時，省人社廳承認目前法規的工資支付周期相對比較寬泛，賦予了用人單位較大的用工自主權，並沒有硬性規定具體的支付日期，導致大部分用人單位一般都是在第二個月月底才發放上個月工資，「勞動者普遍要壓2個月工資，一旦發生欠薪損失較大，處理難度也加大」[註3]。當時提出要求限定企業支付工資「不得遲於第二個月10號」，但最終省人大沒有通過，原因未知。

深圳此舉在原條例的基礎上再一次放寬工資支付期限，顯然不是為了服務勞動者，只會變本加厲令勞動者更加為企業所控製，難以在經濟上實現選擇自主。勞動者的經濟生活抗風險能力將大大降低，頗有回到「以扣押工資來脅迫工人」的年代。這顯然會增加大額欠薪或集體事件的概率，又是否會積蓄憤怒反而引發更大社會危機呢？

3、修改獎金計發規則降低成本、牽製勞動者。現行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勞動關系解除或者終止時，員工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等支付周期未滿的工資，按照員工實際工作時間折算計發。在修正案中，此項規定被修改為：「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或者用人單位規章製度規定發放」，即將年終獎等收入的發放「最終解釋權」完全交給了資方。

既往深圳發生多起關於追討年終獎的相關官司，尤其與華為等大型企業有關，勞動者藉此條款得以爭取到部分獎金權益。修正案的目的明顯在於扼殺此類訴訟，直接剝奪勞動者的部分生產價值。各類獎金本身就是員工工作報酬的體現，只是被資方冠以不同明目在不同時間進行單獨發放而已。可以預期，未來資方定會借年終獎/季度獎等鉗製員工離職、或借機少發獎金，令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被隱形剝奪。

4、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一調改為三年一調。在勞動部《最低工資規定》文件指出，最低工資調整應綜合參考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但此項規定在2015年悄然出現了變動：2015年底人社部發布不公開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發〔2015〕114號）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資調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業用工成本，變相修改《最低工資規定》。

修正案也對深圳最低工資的調整進行了修改，這與廣東省2017年的調整一致（深圳特區不受廣東省條例規管）。2017年廣東省政府開全國先例，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中將全省最低工資調整時限「兩年至少一調改為三年至少一調」。深圳此次跟隨調整，顯然也是為了使企業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製」。從廣東省此前的經驗看，成本控製不僅體現在調整間隔時間的延長，在調整比例上亦從此前每兩年20%左右的漲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那麽，作為全國房價物價最高的城市，深圳此番修正案下，每三年間工資漲幅該如何對沖通貨膨脹影響下勞動者實際工資貶值呢？這一舉一動都可能將置基層勞動者於更加脆弱的狀態。

此外，修正案悄然去掉了關於工資條簽收的要求，即單位只需向員工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資清單，而無需員工簽收。這看似影響不大，但在這樣的規定之下，員工和企業要如何自證已經依法收/發工資條呢？而企業仍然存有可能性不發放任何工資條（這在大部分企業很常見），員工卻可能反而被動陷入無法自證的處境中。

資本利益驅動的條例修訂
縱觀滬深兩地的條例修正，無不有以下特點：首先，條例核心在於提高用工靈活性。滬深兩地延長工資支付期限、深圳放開對於不定時工時製的加班工資限製，均便於企業儲備寬裕現金流和依據產能或成本做工作靈活安排。其次，大力協助企業降低用人成本，這包括：深圳首次將最低工資修為三年一調，不定時工時製的修訂又有助於企業減少加班費支出，獎金計發規則的調整等；上海允許企業可巧妙拆分工資以減少支付加班工資等。

最後，降低企業違法成本。上海令企業可延期發放工資無需提前報備，且拖欠工資無需補償滯納金，還可以通過變相降薪方式令員工妥協等；而深圳則在獎金計發規則上令企業掌握「解釋」權，可用以牽製勞動者，工資條方面企業也無需提供員工簽收。

綜合上海和深圳的兩次工資支付條例的大修訂，以及近年來廣東省在營商政策導向下的帶頭舉措[註4]，「條例」以資本為重的轉向趨勢，折射的正是新經濟形態下勞動政策的重要特征——服務於靈活性的市場機製，降低企業用工成本。但很明顯，在這以資本利益驅動的條例修訂背後，勞動者作為被修訂的對象是被隱形甚至犧牲的。

相比於同樣側重資方利益的上海修訂，此次的深圳舉措之所以引起多次的公眾關註，在於其被視為社會主義建設先行示範區試點的帶頭位置。深圳此番力推特殊工時製、修訂最低工資調整間隔、延長工資支付期限等新勞動政策調整，無非就是為了未來全國全行業的推行「探路」，是改革的信號，對於未來全國勞動者境況影響將更為深遠。

有媒體指出，在經濟下行和疫情的雙重危機夾擊下，國際和中國廠商正在外流到東南亞和其他低成本國家，追逐廉價勞動力，這迫使深圳市透過工資支付政策改革，實現減薪以吸引企業投資[註5]。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當下市場正在遭遇通貨膨脹加上普遍的購買力下降，如今再加上工資新政，未來勞動者的境遇將令人更加憂慮。從長期看，這一個以資本利益驅動、加速用工市場靈活化的勞動政策大方向，絕對是有問題的。

外賣騎手反抗霸王條款、教育行業頻頻暴雷、公共服務外包下的勞工之困難以破解

01 教培機構遭監管重錘，員工被裁難拿賠償
#教培機構  #裁員

近來，全國範圍強力整治校外培訓機構拉開序幕。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借機斂財、虛假宣傳、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6月1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表示，對作業幫、猿輔導、新東方、學而思等15家校外培訓機構進行重點檢查。15家校外培訓機構均存在虛假宣傳、價格欺詐行為，分別予以頂格罰款，共計3650萬元。

教育培訓行業遭遇整頓大降溫的同時，也意味著該行業從業者的寒冬。近日，有網友在各大社交媒體網絡上爆料，稱教育培訓機構「粉筆」在大量裁員。在職場社交軟件「脈脈」上，有認證為「前粉筆公考員工」的用戶表示，此次裁員近7000人。還有微博網友爆料，粉筆教育裁員還在進行中，前一波是地市和區縣分校大規模裁員，目前正進行總部各種項目部、部門裁員。

在線教育也受到嚴重沖擊。作業幫開始進行大裁員，多地分公司的大量員工收到「離職」要求。「有的部門幾乎一個人不留。」 行業中數一數二的頭部企業、上市公司或者細分賽道裏的新貴都沒能躲過，開始收縮：一名被好未來錄用的應屆畢業生，在約定入職五天前臨時接到通知，要求入職延遲至九月，否則便視為主動放棄。人事的解釋是「公司業務調整」和「國家政策影響」。該畢業生發現，僅其所在地區，被延期的應屆生就有上百名。

針對大規模裁員的報道，作業幫回應稱「根據公司戰略進行業務調整，包括正常的人員優化和流動，重點業務人才招聘仍在繼續」。

在這一系列裁員風波中，這些公司的HR很小心地避開了「離職」、「毀約」等字眼，而是「優化」和「暫緩入職，等待通知」。「優化」，比「裁員」聽起來似乎柔和多了，但資方的意圖很明顯——試圖以此規避法定的經濟賠償金。根據《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在解除勞動合同時，需根據具體情形判斷是否支付、支付何種經濟賠償。

據網傳消息了解，作業幫有很多員工被以所帶班級學員的續費率不達標的所謂原因而被「正常優化」掉了，而公司則以個人業務能力的問題，不給予經濟補償。另有消息稱頭部少兒編程機構「編程貓」的裁員已持續一個多月，各部門加起來裁了七八百人，以錄播課+定製課老師為主。「大部分沒賠償，很多人是被突擊的，當天約談當天走，而且是簽了紅線協議（即承認是踩了公司紅線）再走。」

近幾年，資本瘋狂入局教培機構，致使其野蠻生長、亂象叢生。消費層面上，來自政策的監管懲治有必然需要，但教育培訓行業普遍存在的勞資剝削問題卻缺乏核心關註。

新聞來源：

在線教育雪崩：工作群裏三天消失300人，上午賣課下午就失業
作業幫開啟裁員：有部門幾乎一人不留
15家校外培訓機構再次被頂格罰款 在線教育進入「保命」期?
編程貓一邊招聘一邊裁員 爆料稱裁員已有月余 大部分沒賠償
02 職校生工廠實習墜樓身亡；獨立學院改職本引學生抗議
#職校學生  #強迫勞動

近日頻發職校學生糾紛事件。6月29日，網絡上廣傳一封求助信，一位農民工父親在信中控訴讀中專的兒子因不堪實習工廠強迫勞動而墜樓自殺。目前此事件相關文章在微信與豆瓣等平臺上均遭刪除。

據該父親所述，17歲的兒子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第四中學（丹江口職業技術學校）讀計算機專業，後被學校集體組織到深圳寶安某公司實習，但所從事的的工作與本專業無關，實際上為流水線搬箱子。實習安排令學生不滿，但學校以開除學籍為威脅，強製要求學生在該公司幹滿三個月。學生被要求一天搬十幾個小時的箱子，不允許請假，不允許曠工；夜班時不能打瞌睡。若不按要求工作，監工的拉長會報告給學校，學校通報批評教育，不改者開除學籍。該父親表示，兒子被安排夜班，數次提出調班申請，都被領導拒絕。而當其以身體不適向拉長請假，拉長以晚上睡覺沒有看到請假條將其作曠工處理。班主任曾提醒父親，若孩子再曠工一次將開除學籍。最後該學生不堪其負，墜樓自殺身亡。

傑瑞米柯賓

氣候變暖在加劇，經濟相應地也在騰飛，各地市高溫津貼標準是否有相應調整呢？基本都沒有，僅天津和河北除外。天津市是第一個將津貼標準真正落實到與職工平均工資掛鉤的省市，其高溫保障分為防暑降溫費和高溫津貼，其中防暑降溫費為上年度全市職工月均工資3%；高溫津貼標準為上年度全市職工日平均工資的12%，每年自動調整。而河北則規定相關部門自2015年起施行每兩年審視標準並適時調整的機製，遺憾的是2017年之後並沒有落實。

但更為普遍的是，大多數省市並不重視「適時調整」的立法責任。縱向比較全國經濟（較為）發達省市的高溫津貼製定和調整數據，在經濟騰飛的十多年裏，多數地區高溫津貼僅僅只有一到兩次的調整，調整間隔5-14年不等，部分地區甚至仍然維持低於200元/月的水平，如北京、山東、重慶等地。「高溫辦法」因其法律地位的薄弱、津貼標準製定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民間實難以監管督促，導致各級政府長期忽略其必要性。

以廣東省為例，政府於2007年規定夏季高溫津貼標準為150元/月，此標準一直延續到了2021年才進行了修訂，調整為300元/月。而這14年間，廣東全省GDP翻了3.6倍，遑論參照通貨膨脹的情況，但高溫津貼標準從未調整，以工人的話來說，「一天6塊9，買水都不夠」。長年缺乏動態調整機製，顯然成了高溫保障的一大雞肋之處。

2. 「按日計算」亂象背後，缺失的政策動力
在我國，各省市允許企業支付高溫津貼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按月、按日和按時計算發放，多數地區采取的按日計算或兼用按月發放的方式，僅有例外的上海、浙江、北京等地是強製按月發放。依「辦法」，高溫津貼由企業發放，且勞動者在35℃以上高溫天氣/環境從事工作就需發放。可想而知，在可選的發放形式內，企業為了減少支出，必然傾向於按日或小時計算的方法方式。這會出現什麽問題？

以湖北武漢為例，政府規定夏季6-9月高溫天氣下，企業應每人每天12元發放高溫津貼。武漢環衛行業普遍采用按日計算的方式支付高溫津貼，僅有在日最高氣溫達到35℃才會獲發補貼。這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武漢核心各區環衛工所收到的高溫津貼均不相同，四個月津貼所得共計100-200不等，其中江漢區120-200元不等、武昌區也僅100-130不等，洪山區還出現多發了高溫費後必須退回的情況。

同一個城市同一行業同樣的計算方式，卻仍然可以出現完全不同的發放額度。每月高溫天數的統計究竟以天氣播報溫度，還是以體感溫度為準（更為精確），都存在模糊空間；再加上按日計算的方式，而工人亦更難以精確確認高溫天數進行監督。工人就算到頭來發覺津貼過低，可又能如何投訴和維權呢？

「按日計算」的亂象政府難道未有預知嗎？其實不然。安徽人社廳2018年在對外公布的政策解讀中毫不掩飾為企業「減負」的意圖：

「我省自2011年建立高溫津貼製度以來，一直采用按天發放的方式，為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同時又不過多增加用人單位的負擔，在高溫津貼發放方式設置上仍選擇按天發放。」

既要明面上為勞動者「捍衛」高溫保障，但本質上又不願增加雇主的成本負擔。充滿矛盾又畸形的立法初衷下，才衍生了這靈活性極強卻無法監管的高溫辦法，令本來獨特、創新的高溫津貼政策成了「成本控製可選項」。「辦法」主觀上放手企業按天支付，但核算和確認的權力又唯一掌握在企業手裏，企業成本便有空間從卑微的高溫費中一省再省。

這甚至衍生出河北的小時製計費模式（室外2元/小時，室內1.5元/小時），難道當天35℃以上高溫維持超過1小時才予以補貼嗎？還是一天內只對超過35℃以上的小時數進行補貼？我們可以想象，企業只會以有利於成本縮減的方式進行靈活處理，而勞動者對此毫無辦法。

3、高溫保障被簡化：被忽視的停工權和職業病保障
即便《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有多達25款條文，但廣為認知的僅為第十七條關「高溫津貼」的規定，其他核心的勞動保障條款並未被重視。這裏面包括針對超高溫下的工作輪換安排及因應高溫而進行的預防措施和職業病保障。

依「辦法」規定，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7℃以上、40℃以下時，用人單位全天安排勞動者室外露天作業時間累計不得超過6小時；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且上述安排不可影響勞動者正常收入。但很顯然，在上述超高溫環境狀態下，雇主極少會做出工作輪換調整，而員工更難有話語權提出停工休息的訴求。夏日酷暑下的環衛工依然必須在崗便是強證。

此外，高溫天氣來臨之前雇主有責任對勞動者進行高溫作業相關的免費身體檢查，以保障勞動者作業安全；而若勞動者因高溫作業或者高溫天氣作業引起中暑，經診斷為職業病的，同樣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這兩個重要要求同樣被忽視了。2019年武漢市職業病防治院發布統計顯示，該年武漢全市高溫中暑病例為572例，其中僅有2名患者申請了職業病診斷，其中1名成功被診斷為職業性中暑。由此可見，中暑在廣泛的勞動實踐中並不被視為職業病，雇主不重視，工人也無意識，而「辦法」成了執行上的巨嬰。

同樣的，即便是僅僅單就高溫津貼一項，其落實情況如文前所述，仍然存在大量企業不發或少發、或以實物代發的執法困境，幾乎每年國家安監局或總工會都會重復下發文件強調「不得以防暑降溫飲料和必需藥品充抵高溫津貼」。因此，「辦法」整體本身不僅被嚴重簡化、多項製度被忽視，在執行和監管上也存在莫大的空白，成了實質的「紙上清涼」。

4、外賣、快遞等新興行業勞動者難覆蓋
隨著近幾年新業態經濟的興起，高溫「辦法」再次面臨人群覆蓋面過於局限的問題。2012年的「辦法」廣開言路，將覆蓋人群從製造業等傳統行業延伸到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也納入了中小規模的企業。但辦法覆蓋人群仍然僅僅限定在建立了正式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群體。2021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問環節承認，當下新業態經濟領域大概有1億人就業，而零工經濟至少有2億從業人員。這一以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卡車師傅為主的諾大靈活就業勞動者群體，並不被「高溫辦法」所保障。

外賣員、快遞員等新業態勞動者，他她們已然成為當下大街小巷的主要高溫環境勞動者，高溫工作時長甚至超過環衛等傳統行業。但囿於整個政策法律環境並不認定他她們的「勞動者」身份，均無法享受應得的勞動者權益，包括夏日高溫津貼。美團、餓了麽等資本巨頭也必然不會主動承擔義務。新業態勞動者儼然成了高溫製度的「棄嬰」，其高溫下的工作權益和健康保障均難以獲得法定承認。

行動案例：廣州環衛工助力高溫津貼翻倍
如前所述，高溫津貼標準尚未有公開透明的製定機製，而政府亦囿於企業壓力或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難有動力主動定期調整津貼水平，勞動者更難有話語權推動政策的監管和進步，故而高溫津貼的調整長期以來處於被動狀態。但近年來廣州市環衛工人的行動實踐，卻意外推動了廣東省高溫津貼標準的翻倍調整，自150元/月漲至300元/月，津貼水平排序也從全國倒數躍進到全國前列。

廣東省高溫津貼自2007年設定以來，過去十多年維持150元/月（6.9元/天）的標準，水平全國墊底，從未有主動調整。但從經濟上，2007年至今全省在崗職工社會月平均工資已經從2454元/月漲至7486元/月，翻了三番；高溫天氣數據上，2013-2020年全省各地市12個月內日最高氣溫超過35℃的天數平均值為24天左右，最大值高達59天，且逐年上漲。

這些因素都迫使一線工人頻頻發出質疑，「一天6塊9，買水都不夠」，為何政府遲遲不做調整？2019年，廣州有多區環衛工以集體聯署建言和舉牌的方式，呼籲相關人社部門盡快出臺政策，修訂標準。一眾環衛工打出標語：「流的汗比發的王老吉還多」、「GDP廣東第一，高溫費全國墊底」，最後主張「環衛工要求高溫費漲至300元」，並征集得到超過300名工人和公眾的簽名，其中多數為一線環衛工，後匯總為建議信提交給了省市級相關的人社部門和城管部門。

這一舉動並沒有在當時獲得直接的回應。但很驚訝的是，時隔一年多後，2021年3月15日廣東省人社廳發出《關於調整我省高溫津貼標準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確定將於今年6月1日起直接調整高溫津貼至300元/月，並在文件中大量引用來自廣州環衛工人的觀點和論述，直接采用了環衛工提出的訴求標準。環衛工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廣州環衛工人的行動令人鼓舞。但我們並不應該僅僅欣慰看到政府能夠聆聽工人的聲音，而是應看到政府抄工人論述「作業」背後的工人力量——高溫政策的執行和監督離不開對工人話語權的尊重和賦權。當下高溫保障面臨的製度困境，不僅是立法層次上重要性的缺失、政府執法動力不足上的問題，同樣也是政策製定與監管過程中工人話語和參與的缺失，才共同導致了整個動態調整機製的失效以及製度的式微。

走向資本：深圳和上海的工資支付條例修訂

1994年底，勞動部為配合第一部《勞動法》的實施同時製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其核心在於協助厘清勞資雙方最為關心的工資組成、工時製與加班計算、支付時間、工資調整和拖欠等一系列問題。嚴格意義上，這是一部以製約和規範用人單位的工資支付行為的條例，確保勞動者最終可獲得應得的勞動報酬。「暫行規定」鼓勵各地市根據自身情況製定在地條例。

這一部看似從勞動者視角出發的暫行規定，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裏「寂靜地躺」在各地施行，實則在勞資雙方中存在感並不高，政府的執法監管力度亦弱，這一點可以從常年高發、屢禁不止的工資拖欠現象可以看出。隨著市場勞動形態的變化，及對於靈活性和低成本用工的追求，「工資支付條例」的部分條款開始被視為阻礙市場活力的核心因素。部分地市在過去幾年開始修訂該條例，在工資支付時限、加班費計算、獎金發放等方面為企業松綁，如廣東、上海、江蘇、深圳等。這一系列以「營商」減負為目的、以資本利益為中心的修訂舉措，正在悄然改變原有條例的核心精神——在創造更多市場靈活性的同時，卻也催生更多的勞動境況不確定性。

回溯既往的修法發現，上海市的《企業工資支付辦法》和深圳市的《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分別在2016年和2021年進行了重大調整，且趨勢極為一致。本文將一一對照，嘗試深入解讀其中的修訂變化，理解以勞動者為本位的「工資支付條例」是如何走向為資本「披荊斬棘」。

2016年《上海市企業工資支付辦法》修訂
2016年8月，上海市政府根據過往的勞資爭議司法實踐，對實行了近15年的工資支付辦法首次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該修訂雖在一定程度上協助厘清和更新了原文本中相對模糊的概念，但同時也呈現了對企業極大的偏頗傾向，強化了企業在管理上的靈活性。

1、企業延期發放工資無需提前報備，且拖欠工資無需補償滯納金。新辦法第十條刪去了「企業因生產經營困難，資金周轉受到影響，暫時無法按時支付工資的延期支付工資需要報主管部門備案的規定」，即單位因遲發工資的不再需要報備，只需要經與本企業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一致，便可延期一個月支付工資。該辦法刪除了「備案」條款，在企業工會實質由管理層控製的情況下，無疑令企業可以合法不受限製的延發工資，增強了企業管理的靈活性。

此外，原辦法規定，企業被認定拖欠勞動者工資後，在補足工資時還必須同時支付勞動者25%的補償金，而新辦法刪去了「25%的補償金」條款。新辦法只要求，只有在人社部門提醒後逾期不支付的情況，才需要按應付金額50%以上、100%以下的標準加付賠償金。這一點改動為企業免除了違法代價，企業大可一再延期和拖欠勞動者工資數月，但勞動者卻毫無救濟方案。

傑瑞米柯賓

根據《建築施工高處作業安全技術規範》(JGJ80－2016) 3.0.8條款指出，當遇上有6級以上強風、濃霧、沙塵暴等惡劣氣候，不得進行露天攀登與懸空高處作業。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情況下依舊讓工人上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勞動合同法》第八十八條中明確規定單位「違章指揮或者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據了解，項目負責人已被控製。武漢市應急管理局正會同相關部門進行事故原因調查、責任認定追究、舉一反三整改補漏、死者善後等工作。截至目前，事故報告還未公布。

新聞來源：

武漢大風中吊籃撞樓2人死亡：死者被扔在水泥地家屬也遭圍毆，遺體最終被搶走
武漢通報大風中吊籃撞樓2人死亡：項目負責人已被控製
武漢兩名高空作業工人因雷暴大風吊籃撞樓，導致籃內二人死亡，還有哪些問題值得關註？
龍卷風過境武漢：塔吊彎折工人宿舍夷為平地，有車輛來回清障
07 2021年58同城大數據，家政服務需求上漲最快；處於灰色地帶的中國家庭外傭
#服務業數據  #家政

近日，58同城發布生活服務業就業大數據顯示，保姆、足療師、美容師等均屬於招聘需求高的重點職位。近年，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與「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生活服務業迅速發展，對穩就業和社會效益方面的貢獻也與日俱增。據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數據顯示，2021年第一季度生活服務業平均月薪6567元。

生活服務業的求職者從年齡分布上，95後占比較高，達到25.73%；其次是80後，占比22.97%；90後占比近20%。從學歷上來看，高中以下求職者占比較高，達到28.16%；高中和中專/技校學歷求職者，占比均在20%以上。

今年4月，生活服務業招聘需求前十的職位分別是保姆、足療師、美容師、按摩師、發型師、美發助理、育嬰師保育員、美容助理、保潔、月嫂。其中，保姆招聘需求同比上升最快，其次為育嬰師保育員，招聘需求同比增長31.34%。

對比去年58同城的招聘求職大數據（2020年1-10月），生活服務業招聘活躍職位前十分別為美容師、發型師、美發助理/學徒、美容助理/學徒、汽車修理工、美甲師、汽車美容、美容/瘦身顧問、美容導師、美容店長。其中，汽車相關的服務業比較活躍，可能是由於洗車工入行門檻較低，藍領勞動者從其它行業轉崗至洗車工的可能性較大，受建築業項目開工滯後等影響，一些勞動者轉擇洗車工職位，使崗位求職需求同比較快上升。去年1-10月，生活服務業支付月薪達到6680元，比今年情況還稍高些。

人口老齡化危機的大趨勢之下，「一老一小」的家政看護市場需求劇增，帶來了大規模的保姆招聘需求。其中處於灰色地帶的中國外傭也頗受關註。1996年中國頒布《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規定出於對本國勞動力的保護，不允許個人及家庭雇用外籍勞工。盡管此後在2017年9月、2019年1月等多次傳聞，稱中國將開放菲傭市場，一度引起網民熱議，但其後都被證實是假消息。目前，約有10-20萬菲傭在中國非法打工，成為「黑工」。國內大部分客戶用的外傭，都是用國內旅遊簽證入境；也有少數拿工簽的合法菲傭，但這需要客戶有國外身份，或是持有回鄉證的港澳臺身份。

外傭在中國沒有合法身份，故不僅只能長居家中沒有自由，也遭遇來自中介的雙重壓迫。據了解，雇主除了付給中介公司一年服務費外，外傭月20%的工資也要轉給中介作為「中介費」。作為中產家門背後隱形人的中國外傭，雖拿著比合法地區可觀的報酬（如香港），但面臨的是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隱秘、隨時可能被遣返的擔憂、工作待遇沒有法律保障的危險，中國的外傭就這樣隱形地生活在一些中產以上家庭之中。

新聞來源：

58同城生活服務業就業大數據：「一老一小」撬動生活服務就業走俏，保姆需求上漲最快
58同城發布生活服務業求職大數據：行業平均月薪6680元，深圳招聘求職需求大
中國外傭：大城市裏，中產家門背後的隱形人
08 重慶：違規垃圾車疑剎車失靈致環衛工1死2傷；開展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座談，政策執行成效需關註
#環衛工  #職業安全

4月13日，重慶武隆區鴨江鎮一名環衛工人駕駛垃圾車作業途中身亡，在垃圾車正常行駛過程中突發剎車失靈，導致車輛失控，最終車輛撞在路邊民宅墻上，同車其余兩名環衛工人受傷。家屬表示事故發生後，事故車被拉到高速路旁廢棄土堆邊隱匿，車牌被摘除。

家屬與公司多次協商，但公司出爾反爾、屢次拒絕以工傷保險賠付標準進行賠償。涉事物業由所在居委會全額控股。家屬表述涉事車輛沒有年檢也沒有車險和行駛證，車牌也是假的，為套牌車。在事發之後，同樣的三無環衛車仍然繼續上崗，且懸掛車牌號與出事車牌號一摸一樣。

據家屬律師提供的重慶市正港司法鑒定中心對涉事車輛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被鑒定的無號牌市政垃圾車後軸左側製動摩擦片斷裂、脫落，不符合GB7258-2017《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的相關要求，存在安全隱患。此事暫未有後續處理報道。

該事件反映了重慶環衛行業管理的一些亂象。五月中下旬，重慶市環衛中心召開了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座談會，提出了當下市環衛行業亟待改善的地方：一是一線環衛工人年齡偏大，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感有待進一步提升；二是一線環衛工人用工缺口有加大趨勢，尤其是願意從事一線環衛事業的年輕人較少；三是環衛工人工間休息場所布局不均，尤其是相對偏遠區域較少，造成部分環衛工人工間休息困難。當然，這些反省並不能全面涵蓋重慶環衛存在的諸多問題。

重慶曾於2011、2015年先後發布《關於進一步提高環衛工人待遇的通知》明確和進一步完善環衛工人工資待遇。但2012年曾有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在全年無休的情況下，雙休加班費只拿到50元/天，嚴重低於法律標準；環衛勞保用品每年420元/人標準，環衛單位只給了320元左右；甚至原本需要1200人幹的活只聘用了427人，一個人需做三個人的活。這些少給的「加班費」「勞保費」以及吃掉的「人頭費」到哪裏去了呢？重慶環衛工工資待遇與政策規定存有明顯差距。

2015年新發布的環衛《通知》要求為環衛工人再漲薪300元，但是最終的落實同樣存在問題。在文件發布之後，很多環衛工反映，「國家的文件規定我們從10月1日起漲工資，說的是不超過300元，為啥我們一點都沒漲呢？」，重慶墊江縣全體環衛工人甚至發公開信要求市政園林局領導發還血汗錢落實政策。而全年無休且無加班費或者少給加班費、工作量增大、「以罰代管」、不依法繳納五險一金等等問題仍繼續存在，多年來改變甚微，亟需相關職能部門重點審視和監管。

新聞來源：

重慶市環衛中心開展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工作調研
重慶環衛工作業途中因垃圾車疑剎車失靈身亡！太慘了
09 最高檢：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工資拖欠

5月18日，最高檢發布2021年第一季度農民工欠薪相關案件報告。報告指出，2021年1至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支持農民工起訴案件7482件，同比上升2.3倍，較2019年同期上升1.7倍。

在139起抽樣案件中，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件134件，占96.4%；侵權責任糾紛3件，占2.2%；工傷保險待遇糾紛2件，占1.4%。案件結案方式主要以調解為主，其中調解結案89件，占64%；判決結案50件，占36%。

抽樣的起訴案件中，建築行業110件，占79.1%；餐飲行業20件，占14.4%；種植、製造、快遞等其他行業9件，占6.5%。建築、餐飲等行業用工需求量大，準入門檻較低，同時，往往用工周期較短、人員流動性大，勞動合同簽訂率較低，容易引發勞資糾紛，是欠薪「重災區」。

最高檢多年來持續強調「重拳懲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2019、2020兩年幫農民工討薪近3.4億，辦理支持農民工起訴民事案件25635件。但在通報檢察機關2019年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工作情況中也表示，各地檢察機關在打擊欠薪違法犯罪的同時，需註重對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包括：一依法慎用逮捕強製措施，註重對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二是善用認罪認罰從寬與刑事和解製度，實現雙贏多贏共贏；三是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強化對行業和用工單位的監督。

新聞來源：

最高檢：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最高檢：重拳懲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
全國檢察機關近兩年幫農民工討薪3.4億

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

五月以來，全國已有多地有報告超過35℃的極端高溫惡劣天氣，如河北邢臺衡水、河南鄭州、廣東海南全境等地，部分體感溫度甚至超過40℃。夏日高溫天氣下，從事戶外作業或高溫環境作業常有勞動者發生中暑甚至死亡事件，給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

自1960年以來，國家開始在部分行業試行相應的高溫津貼政策。顧名思義是政策上針對高溫環境勞動者的一種特殊崗位工資，以保障高溫下勞動者的健康權益及其它相關權益。中國也是全世界少有的采用高溫津貼製度的國家。雖然每到高溫季，政府/媒體平臺等便會大肆宣傳這一特有的津貼補助及相關的高溫政策，然而自推行以來，其對於勞動者的高溫勞動境遇的真實改善極為有限。製度之困已然顯露。

高溫津貼政策的發展
1960年，國家衛生部、勞動部、全國總工會首次聯合發布《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開啟了國內高溫下勞動保障的政策先河。但當時該暫行辦法僅適用於「工業、交通運輸業及基本建設工地的高溫作業和炎熱季節的露天作業」以及「田間作業」勞動者；暫行辦法內容覆蓋面上看似事無巨細，但執行細節上卻非常粗糙，既沒有明確勞動者的具體權益/補貼，也沒有列明企業的違法責任，難以發揮有效作用。

直到2007年，衛生部、勞動部等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形勢下防暑降溫的要求，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工作場所夏季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才第一次確認用人單位高溫天氣下「應當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但同樣並未確立統一的津貼標準。

這一「暫行辦法」整整暫行了52年，直到2012年國家安監總局、衛生部等發布實施《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簡稱「辦法」），才予廢止。新的「辦法」成為目前高溫津貼實施的主要依據，各地也據此製定了地方性高溫津貼的具體實施辦法。新「辦法」的進步性在於，一方面，將津貼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了「存在高溫作業及在高溫天氣期間安排勞動者作業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等用人單位」，納入了被忽視的傳統第三產業。

其二，對高溫勞動禁忌標定了清晰「界線」。辦法規定，日最高氣溫達35℃即為高溫天氣下，企業均應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不得安排懷孕女職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溫天氣從事室外露天作業及溫度在33℃以上的工作場所作業等。此外，因高溫勞動而導致的中暑，可依規診斷職業病，享受工傷待遇。最後，對高溫津貼性質進行了嚴格限定：高溫津貼是崗位工資，須納入到工資總額中，不含在最低工資計算內，且「防暑降溫飲料不得充抵高溫津貼」。若勞動者因高溫天氣停止工作、縮短工作時間的，用人單位不得克扣工資。

高溫津貼為什麽成了「雞肋」？
即便如此，高溫津貼新政策實施近十年，勞動者的高溫權益落實仍不夠理想。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長期以來以實物代替津貼、不按津貼標準發放，甚至不發放等情況仍較多存在；監管實質缺位、津貼水平缺乏動態調整的機製、「辦法」甚至也再次面臨人群覆蓋面上的挑戰——新業態經濟形態的崛起。諸此等等，都在令當下高溫保障體系逐漸落後於實際發展需要，成了「雞肋」。

1. 缺乏動態調整機製，被忽略的立法責任
2012年新「辦法」的初衷在於加強35℃以上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者權益，並提出各省級政府需「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津貼標準。這裏兩個核心要素是，高溫日數和經濟發展。

根據中國氣象局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顯示，1961-2019年間，隨著平均地表溫度的顯著上升，極端高溫天氣也顯著增多，熱浪頻率不斷增加。自1961年以來，中國夏季（5月至9月）平均高溫日數呈現增強、增多趨勢，平均每10年增加0.8天；1993年以來增加幅度進一步加大，平均每10年增加了2.7天，高溫熱浪事件頻發。

傑瑞米柯賓

由於平臺技術的不成熟，系統也會給司機帶來很多麻煩。有時系統提供的路線不是最優路線。對於不熟悉的路段，司機按照系統指示去接乘客，耽誤了時間、甚至挨罵。以此而導致的差評或投訴，會影響司機的服務分，進而導致單量減少質量變差，但申訴往往改變不了結果。「感覺自己像狗一樣……不只是身體的累，心理更累。」

文章同時提出，網約車平臺的規則不盡合理，而且朝令夕改，司機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不容忽視。如果司乘矛盾激化，心理抑郁的司機有可能做出極端行為。目前，網約車平臺的規則不公平，明顯偏袒、縱容乘客。短期看，這似乎符合乘客的利益。但長期看，不公的規則卻可能會釀成大禍。「一些網約車司機就像定時炸彈，不知道哪天情緒失控，就爆炸了」。

雖然滴滴平臺已設立了專門的司機心理建設輔導，但有司機表示，這種洗腦方式的心理建設只會增加怨氣。輔導員只會說：「服務業就是這樣！受點氣正常」，「錢不是賺到了嗎？那還生什麽氣呢？」有些司機沒有別的技能，必須靠滴滴養家，也就必須選擇忍氣吞聲。可以說，滴滴平臺不公正地利用了它的壟斷地位。

新聞來源：

主管部門約談後，10家網約車平臺回應整改，
網約車司機，比外賣騎手困得更深
04 交通部倡優化貨運行業投訴機製；貨拉拉發布貨車司機權益承諾書
#交通部  #貨車司機

今年4月貨車司機金德強因罰款自殺事件之後，5月27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布會表示，將開發上線全國12328微信小程序，進一步暢通投訴舉報渠道，將貨車司機等從業人員和社會公眾對管理部門亂收費、亂罰款、違規執法、趨利執法等投訴舉報類電話，提高到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進行指導和監督。截至目前，32個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均成立了以主要領導為組長的專項整治行動領導小組進行跟進。

本次舉措的亮點在於優化升級12328服務。包括，推行7×24小時人工坐席和自助語音服務；推出首接負責製，強調問題解決跟進責任；地級市12328服務中心統一受理本轄區內舉報業務，同步流轉至省級12328服務中心，由省級12328服務中心逐件跟蹤，並及時轉至省級業務指導管理單位，負責督辦復核。

此外，繼被多部門統一約談後，5月20日貨拉拉發布《關於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的承諾書》，承諾內容涵蓋：穩定貨運價格、特殊期間減免會員費、製定補貼計劃，下半年補貼司機超5億元、收集司機建議、改善司機勞動環境、優化司機處理機製。

貨拉拉司機方面入駐平臺，常規需要繳納一定金額的會員費。會員費是按期收費，但是司機難免會遇到特殊情況，會在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接單，降低會員費有助於降低司機負擔。對於因客戶問題導致的司機損失，貨拉拉承諾將從兩個方面對司機進行彌補，一是持續對因用戶爽約造成的司機空跑的訂單予以補貼，二是對於因用戶失聯或拒不支付運費的訂單，平臺將優先墊付相關費用。

針對承諾書中提出的5億元補貼改善司機收入，有評論指出，貨運平臺的本質問題是「車多貨少」、運力過剩的問題。平臺低門檻的進入，加上相關平臺和商家的鼓動，平臺上的車輛依然在增加，所以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車輛越來越多，車輛價格越來越低，貨車司機的生存環境就越來越差，5億元的補貼對海量的平臺司機來說只是毛毛雨，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新聞來源：

交通部回應：1550公裏，只給2600塊錢運費！
貨車司機投訴亂收費將提至省級監督
貨拉拉發布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承諾書，能解決根本問題嘛
貨拉拉發布《關於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的承諾書》提升司機權益
05 快遞員出租屋死亡，未簽合同未繳社保；浙江開啟新業態勞動者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快遞員  #工傷工亡 #養老保險

新京報近日報道，今年4月，石家莊一中通快遞網點快遞員李方在出租房內昏迷，送醫途中死亡。因該中通快遞網點涉嫌違規用工，未給快遞員上保險，致使李方死後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對於李方的死，家屬質疑網點負責人李旭光在事發當天沒有及時告知其弟弟的病況，致使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應該負一定責任。李方在該中通快遞網點工作已經2年，但未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也未給員工上社保，提供的保障只有一份「小哥寶-團意險」，但與保險公司溝通得知，由於李方死在自己的出租房內，並非工作中，所以無法獲得理賠。但李方發病是在下午工作時間，其後才獲準回出租屋休息，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該快遞員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發病，在48小時內搶救無效身亡，理應視同工傷。

5月13日，新京報記者也跟進采訪了該營業網點3位入職時間半年到5年不等的快遞員，快遞員均稱沒有簽訂合同且未繳納任何社會保險，工資多數是由營業部的財務人員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支付。此外，新京報記者走訪石家莊多個中通快遞網點，多名快遞員表示公司未繳納社保，可見這是整個行業的普遍現狀。

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勞動者在工作中難以得到完善的勞動者保障，甚至也不被視為勞動者，缺乏勞動法保障。近日，中國銀保監會將在浙江省（和重慶市兩地首次開展靈活就業人員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從6月1日開始施行，試點一年。試點之所以選擇浙江和重慶，是因為兩地民營經濟比較發達，靈活就業人員也相應較多。

中國銀保監會的《關於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指出，試點保險公司將積極探索服務新產業、新業態從業人員和各種靈活就業人員養老需求。允許相關企事業單位以適當方式，依法合規為上述人員投保提供交費支持，單位交費在扣除初始費用後全部進入相關個人賬戶，權益全部歸屬個人。暫時尚未知道，針對外賣騎手等「無雇主」歸屬的勞動者，若參與保險誰將承擔繳費義務。可預想的是，將新業態勞動者的養老保障商業化外包，國家的角色必然減少，而企業逐利傾向必然會變相加重勞動者個體的養老負擔。

將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者納入社保體系，是社會呼聲很高、也是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進的熱點政策。但是將本應該屬於勞動者基本權益的養老保障責任轉移到商業模式上，是否合適？值得深究。

新聞來源：

快遞員出租屋死亡家屬質疑網點未上保險 中通快遞：網點系獨立經營
6月1日起浙江開展新試點 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有了養老方案
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來了！外賣小哥、滴滴司機等2億靈活就業人員養老有保障
06 武漢大風吊籃撞樓2工人死亡，家屬遭圍毆遺體被強行搶走
#工傷工亡  #危險作業

5月10日，武漢局部遭遇10級雷暴大風。當日13:30，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兩名工人對三陽路幕墻工程進行保潔裝飾作業。14:30左右大風驟起，吊籃被吹起擺動，撞擊大樓幕墻，項目停電，工人打出求救電話說「停電了，吊籃停止運行了」。隨後項目工地刮起了大風，將吊籃上的兩名工人及吊籃吹起數米遠外，並來回撞擊大樓外墻。14:50，救援人員固定了吊籃，但兩名工人救出後已無生命特征。事發3小時，家屬才得到通知，後趕到現場，發現死者遺體被扔在17樓水泥地，家屬還遭遇圍毆搶手機。

據了解，兩名工人系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員工，事發時在高空外墻作業，該工程建設方系武漢地鐵集團，總承包方上海寶冶集團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成立的時間已經將近30年，曾多次因為「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被起訴。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極大關註，工人家屬提出質疑：其一，明知天氣預報通知下午有10級雷暴大風天氣，建設方武漢地鐵集團和總承包方上海寶冶卻沒有及時通知停止高空作業；其二，遭遇停電後，相關應急處理不到位，導致吊籃不能及時回到安全地帶。

事實上，5月10日14點10分，武漢市氣象臺已發布大風黃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武漢城區、經開區、蔡甸、江夏、東西湖區局部有8-10級雷暴大風並伴有小冰雹，雨量30-50毫米。距離預警到出事，有20分鐘時間。據武漢本地人描述，在兩點左右就有明顯的大雨征兆了，@湖北天氣也早早就發布多條微博，提醒市民註意安全。可在多番提醒下，該公司的工人仍然被要求高空作業。

傑瑞米柯賓

農民工的年齡方面，數據顯示平均年齡為41.4歲，比上年提高0.6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9.4%，比上年下降1.2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占比持續性提高。可見，當下的農民工就業年齡正在逐年增加，這一方面與人口老齡化相關，同時也是國家養老保障不足的一個重要信號——老齡勞動者不得不繼續工作以維持生計。

新聞來源：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數字裏藏了多少農民工的苦
05 疫情期間近四成新增外賣騎手來自製造業工人
#零工經濟  #製造業  #招工難

中國急速壯大的互聯網服務產業，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2019年，中國快遞從業人員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劇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某平臺曾公布數據：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製造業工人。相比之下，製造業流水線上的普工招工則持續遇冷。有媒體報道，近日江蘇一家電子廠以月薪8000元招來的普工工人，剛到現場就被隔壁電子廠以月薪1萬元搶走了。製造業工廠面臨著如此尷尬窘境：不提高工資招不到人，提高工資則利潤削薄。

零工經濟興起之初，由於獲取了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平臺往往采取大規模補貼的方式來迅速吸引勞動者的參與。雖然平臺上線之初每月 2~3 萬元的黃金收入期很快過去，隨著勞動者大規模湧入，收入迅速遞減，但勞動者通過零工經濟獲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廠的收入還是多出近 20%。這並不是因為勞動力在零工經濟中有更大的技能價值，主要是因平臺不需要像工廠主一樣承擔雇主責任，繳納社保等費用。這部分支出成本被平臺部分轉化，而體現在相對較高的薪酬水平上。

平臺就業人群普遍年輕，缺乏參加社會保險的動力，導致實際拿到手的錢看似「變多了」。同時零工平臺的計件工資製度簡單直接，勞動者能夠在客戶端軟件中快速而直觀地看到自己收入的變化，從而產生「多勞多得」的公平感和掌控感。而製造業受到訂單等方面的約束，並不能讓員工自由加班，從而影響了員工的收入。但以犧牲基本勞動保障為代價的平臺經濟也衍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頻發的職業傷害、未知的養老危機以及背後的算法霸權下的新型職場權力關系，本質的生產收入分配不公並沒有解決，青壯年勞動者處境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如今，處於危機下的製造業為了應對零工經濟的政策溢價優勢，勢必也將盡可能調整生產模式，朝軟化傳統雇傭模式的方向發展，瓦解勞動保障體系，進一步削減勞力成本。可想而知，服務業領域的零工化也將向製造業領域蔓延。而最終，在這場競爭中輸掉的，可能是勞動者的勞動保障和更為穩定的就業。

新聞來源：

近4成新增外賣騎手來自製造業工人：寧願少掙點，也要自由
當年輕人都去送外賣，誰來當工人？
06 家政行業勞動力缺口高達3000萬，年輕人為何不願幹家政
#家政  #行業缺口

家政行業近幾年呈現十分火爆的發展態勢。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新增超過79萬家家政相關企業，較2019年同比增長200%。日前，人社部等三部門發布18個新職業，並調整變更了19個職業信息，其中包括在「家政服務員」職業下增設「整理收納師」工種。3月15日，上海開放大學家政本科班開班，50名「大一新生」在三年內完成學業後將被授予法學學士學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22所院校開設了125個家政相關的專業。但是面對市場的高需求，家政從業人員缺口卻逐年加大，目前達到了3000萬。特別是在一些發達的一線城市，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如今的家政市場青睞相對年輕、有技能、有專業資質的家政員。但出於擇業理念和職業選擇等原因，多數年輕人並不樂意進入保姆、鐘點工等領域。很多年輕人認為，哪怕去送外賣、快遞，也比當鐘點工、保姆好。行業歧視現象和低價值認同感仍廣泛存在。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家政行業之所以難以吸引年輕人，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相應的權益保障不健全。一項針對北京地區近600名家政從業者的調查顯示，有10.3%的家政從業人員並未與企業或雇主簽訂過任何合同或協議，雙方只是做簡單的口頭約定；保障方面，僅有36.2%的企業或雇主給從業人員上過保險。對此，相關人士呼籲，對於像家政服務這樣靈活用工情況較為普遍的行業，國家應當盡快製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社保補貼政策。

新聞來源：

家政從業人員缺口達3000萬，企業數量增多，就是招不到人
太緊缺！行業人員缺口高達3000萬，為啥還招不到人？
保姆荒，「荒」的到底是什麽
07 亞馬遜頻爆惡性事件，倉庫工人成立工會計劃受挫
#亞馬遜  #抵製  #工會

近日來，世界最大電商亞馬遜勞工抗議事件頻發。疫情期間，亞馬遜不顧員工安危，未采取到位的相關防疫措施，也未改變員工工作環境和超額工作量的安排，據報道去年底共兩萬名亞馬遜員工感染新冠病毒。早在去年，歐洲的亞馬遜員工已經不滿公司在疫情之下的所作所為，因此歐洲的亞馬遜工會組織起了一次又一次罷工與遊行抗議，希望亞馬遜能重視員工的安全。但與歐洲轟轟烈烈的亞馬遜工會和持續不斷的罷工相比，美國亞馬遜工會遲遲未成立。疫情期間，美國亞馬遜倉儲物流員工多次發出不滿亞馬遜置員工安危於不顧的抗議，但最終多名抗議和罷工員工遭遇解雇。

在今年伊始，紐約總檢察長就亞馬遜的物流中心在疫情期間未能妥善處理工人安全問題正式起訴亞馬遜。三月底，一項指控亞馬遜在加州的一個配送中心未能為員工提供規定用餐時間的訴訟被轉移到了聯邦法院，律師正在尋求將這一官司擴大為集體訴訟。四月初的一份深度報道也揭露了亞馬遜雇傭偵探事務所在公司暗中監視工人們的一舉一動，以及員工們由於工作時間被壓縮被逼尿在水瓶裏等事件，再次引起了美國公眾對亞馬遜的抵製和討伐熱潮。

在4月9日，員工就亞馬遜位於阿拉巴馬州貝塞默（Bessemer）倉庫中心是否成立工會一事進行投票，如獲通過，將成為亞馬遜美國首個工會。但終因票數不夠，成立工會計劃暫告失敗。美國「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計劃挑戰該選舉結果，並就亞馬遜的選舉行為，以及一些不公平的勞工行為，向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提出反對意見。亞馬遜員工為何在可以成立工會的情況下還是未能成功？他們在沒有工會的條件下又將如何抵製亞馬遜惡劣的工作條件呢？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新聞來源：

為利潤漠視員工安危？亞馬遜又被起訴了！
亞馬遜或因未規定員工用餐時間而面臨集體訴訟
世界最大電商被爆奴役員工！監視行動，禁上廁所逼人尿瓶子裏
亞馬遜贏得投票：倉庫工人成立工會計劃受挫

職校學生強迫實習、快遞員出租屋死亡、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導言: 「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持續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4-5月份核心新聞，了解職校學生實習面臨的權益困境，武漢高空作業工人工亡事件，騎手、貨車司機、快遞員、網約車等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動態、以及家政、環衛工等一系列新聞動態。

01 鹽城技師學院被曝強迫學生「實習」，否則不予發畢業證
#職校學生  #實習生

五月初報道，有江蘇省鹽城技師學院學生向媒體反映，學校強迫學生到指定工廠實習，否則就不給發畢業證。報道提到，今年3月開始，該校學生被安排到維信電子廠實習，超負荷勞動令學生實在無法忍受。學生被要求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被強製加班和上夜班，且周末不能雙休。他們和社會工幹一樣的活，一樣的工作時長，卻只能拿到社會工一半的收入，大約三千元左右。在學生們看來，他們是在給學校打工，給工廠充當廉價勞動力。「如果不實習或實習期沒滿是沒有畢業證的。我不太想在維信電子實習了，其實蠻累的，一天12個小時。」

據了解，這類實習安排在該校的人才培養方案裏叫「工學交替」和「頂崗實習」，但在實際操作中，學生表示兩者沒有任何區別，就是到工廠裏幹活，而且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雖然有駐廠老師，但平時沒事看不到他人，更談不上學校老師的全程指導了。而更重要的是，鹽城技師學院安排的實習崗位經常和所學專業沒有任何關系。「老師說這是一門課程，不堅持下來，畢業證書不給你發，強迫我們留在（廠裏）。」

記者通過暗訪方式，聯系到與鹽城技師學院合作的勞務中介。這名勞務中介毫無顧忌，坦言學校和中介都要從實習學生頭上賺取「人頭費」。

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明確要求：學校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而且安排學生在工廠實習也有明確的工作時長限製。但在鹽城技師學院的校企合作中，這些規定都是一紙空文，甚至涉嫌賺取實習學生的「人頭費」。

新京報評論指出，職校強製學生實習折射出的，是職校學生實習管理監督與實習勞動權益保護的雙重缺失。這源於職校實習的特殊性。掛著實習之名行著勞動用工之實，就可能成為各取所需利益的契合點。企業需要廉價用工，而實習組織乃至中介機構就可能借以牟利，存在利益土壤。其次，職校學生的權益邊界和監管責任模糊且不充分，學生的具體勞動權益無法得到監管。評論建議，不妨考慮將實習納入勞動用工範疇內監管：職校實習帶有明顯的用工性質，且有更優先保護的特性，需統一到勞動維權機製與渠道中來，對企業進行規範和約束。

針對職校學生實習亂象，2019年新華網曾發布調查報道，直指「學生實習成校方「搖錢樹」」。報道統計了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模塊2019年上半年總共收到40多條關於職校實習不對口等問題投訴，涉及山東、四川、雲南、陜西等地多所職校。該調查發現，有的職校把學生當成廉價勞動力「出賣」給企業。若有學生不願意，或選擇中途放棄，輔導員則會告知他們，實習未滿16周，會遭到「降年級」或警告處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可探索設立職校黑名單製度，將有違規實習行為的職校列入黑名單，每年招生時要對外公示。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輝等認為，職校組織的實習是「校企合作」重要內容，「校企合作」不應淪為「校企交易」；除了教育等行業主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外，勞動監察部門也要加強執法，保護實習學生的權益。

新聞來源：

鹽城技師學院被央廣網曝光強迫學生「實習」，官方已派工作組來鹽調查。
新京報評論：職校強製學生實習 監督漏洞應及時補上
職校學生實習亂象調查：學生實習成校方「搖錢樹」
02 騎手的困局：北京處長的「我很委屈」與美團的「1000萬騎手與我們無勞動關系」
#外賣騎手  #勞動關系

4月底，北京衛視系列紀錄片《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播出北京一處長體驗騎手工作的故事。在片中，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了一天送外賣的感覺：12小時送單只賺了41塊，而且被逐單處罰（指騎手若有一單出現問題，就有可能受到處罰，逐單增加）。他累癱在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

節目播出後，話題#副處長送外賣12小時賺41元#迅速沖上微博熱搜，引發上億討論。隨後三大央媒接連高度評價此事。央視熱評：管理決策部門一定要帶著問題導向，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新華社表示，為群眾辦實事，就應該多邁開腿，用腳步丈量一線，出來的政策才更接地氣；人民日報評論，「聽不如看，看不如幹！」領導幹部走出去、沈下來，同群眾打成一片，就是在走提升公共服務、為民務實辦事的群眾路線。

美團與餓了麽4月29日相繼迅速做出正式回應。其中美團表示，已在去年啟動「同舟計劃」提升騎手體驗與獲得感，未來還將針對騎士職業發展推出「站長培訓計劃」，「袋鼠寶貝公益計劃」等，也會新增騎士「申訴審核綠色通道」、「寶貝陪伴日」兩項權益。但早已有評論指出，「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關鍵在於核心的算法霸權。

餓了麽回應，已逐步取消對騎士逐單處罰，並改為一定時間周期的率值考核，引導騎士註意安全、不過度追求時效。其公關部門表示，平臺已提高了』藍騎士關愛金』支付額度，可以分擔一般保險無法覆蓋到的場景，如家庭突發困難幫扶、子女助學助困、意外事故撫恤等，針對極端天氣等特殊情況的關懷物資發放也將得到增加。

王處長「我很委屈」般的外賣體驗看似令騎手權益成了外賣平臺必須回應的問題，也了出臺相應舉措，但平臺仍然極力規避作為雇主的法律責任。美團在後續與政府巡視組對談中明確表示，「目前美團平臺上的註冊外賣員中接近 1000 萬人，都不是美團的員工，而是屬於外包的關系。只能給交 3 元/天的商業險，這錢從傭金裏扣，騎手發生問題後由商業保險來承擔，商業險包含保額 60 萬的身故傷殘險，還有 5 萬元的醫療費用。」

此即為「美團模式」，美團將公司的部分業務，外包給第三方企業，然後由第三方企業作為承包方，與騎手建立或不建立勞動關系，這樣也就規避了美團作為最終用工方的雇主責任。餓了麽也是如出一轍。

面對如此的困境，王處長「為民發聲」固然有益，但民間仍然需要有真正代表一線聲音的騎手。很可惜，曾多次在網上發聲為外送員維權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於今年二月消失，他在網上的視頻遭到刪除，並於三月被正式批捕。有網友表示，「處長體驗外賣員不如釋放騎手盟主實在」，「這麽多人關註外賣騎手，不要忘了背後的盟主」。

新聞來源：

美團：1000萬騎手與我們無勞動關系，出了事我們不負責
北京一處級幹部體驗做外賣小哥，12小時賺41元：「我覺得很委屈」
兩大外賣平臺回應副處長當騎士一事：已逐步取消對騎士逐單處罰
03 網約車平臺被約談，困在系統的司機無法被看見
#網約車司機  #系統霸權

5月14日，交通運輸部、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信訪局等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8家成員單位，聯合約談10家網約車平臺，要求各平臺從合理確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務費水平、整改侵害從業人員權益的經營行為、改善司機經營環境、堅守安全穩定底線等方面立即展開整改。

但網約車司機面對的問題往往更為復雜化。《網約車司機，比外賣騎手困得更深》一文指出，網約車司機的生存狀態有太多不為人知的艱難。在北京，網約車車費裏，司機收入約占1/3，平臺收入約占1/3，剩下的1/3是油費、折舊、保養、保險等支出。如果每月要凈入8000元，外賣騎手大約需要300小時，而滴滴平臺的快車司機大約需要350小時。文章認為，在中國，網約車司機表面上比其他行業賺的稍多一點，其實是用時間和健康換來的。專職的滴滴快車司機，每天的成本超過300元。如果車不是自己的，即便每天在線15小時，快車司機月凈賺也很難超過6000元。

傑瑞米柯賓

貨車司機權益的未來？
「如今，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卡車從難得一見的稀罕物漸漸變成了隨處可見的尋常物，而貨車司機也從見多識廣的有趣人變成了灰頭土臉的勞工。」貨車司機地位在短短三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與其說是數量變化造成了貨車司機地位的下降，不如說更核心的問題是權力結構的失衡——數量大幅增加而缺乏聯合、平臺出現進一步加劇競爭、環保政策叠代讓司機背負沈重債務……這些因素共同導致貨車司機的議價能力越來越低，只能承擔結構中不斷增加的危險。

相比之下，歐美貨車司機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勞動權益令人羨慕。但這背後本質是，歐美19-20世紀的工人運動的歷史成果——體力勞動者普遍建立工會，建立收入集體談判機製，通過長期抗爭迫使政府履行勞動保護……是集體行動改變了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才讓這些光鮮的福利落了地。

200年前，在卡車還沒發明的時候，馬克思提醒倘若放任資本主義的發展，任何勞動者的終局是領有一份僅足以勉強果腹的收入，而他們創造的絕大多數價值會被銀行、房東、公司、政府分食。

想要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徹底改變勞動者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地位。這並不取決於媒體如何渲染他們的勤勞，也不取決於社會如何呼籲對他們的尊重，更不取決於一兩個好心的官吏或老板「學習群眾路線」後賞賜的一點「人性化」或「管理精細化」。歷史教會我們：現狀的根本改變開始於勞動者的自身聯合。貨車司機的希望也在於此。

參考資料：

工人日報：載重貨車道路交通事故 八成以上由於超限超載引起
周沖的影像聲色：貨車司機服毒自殺後續，當地「卡友」發聲：被罰的，不止是他
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
大白新聞：服毒自殺貨車司機遺體已火化，家屬透露「對我們照顧得不錯」
每日經濟新聞：「為了賺錢不得不超載」——貨車司機眼中的無錫上跨橋側翻事故
新華網：不能承受之重——貨車超載何以成為行業潛規則？
貨車超載到底有多嚴重？- 卡友地帶的回答 – 知乎
卡車之家：超限沖卡最高罰三萬！運輸路上途徑各種檢測站，都得停！
搜狐：卡車司機：曾經的輝煌不再，如今只有落寞的身影
掉線就要罰2000的「北鬥系統」是什麽？
硬哥｜「淘寶上便宜的汽車定位設備比北鬥系統還要可靠」

卡車司機服藥自殺、新政關註平臺勞動者保障、2020年農民工總數首現下降

01 卡車司機頻出自傷事件，交通運輸部回應整改
#卡車司機  #罰款

近期接連幾則卡車司機自殺、自殘的新聞引起公眾對該行業的廣泛關註。4月5日，河北司機金德強因為開大貨車路過豐潤區超限檢查站的時候被認定「北鬥」定位系統掉線，相關工作人員對其進行罰款2000元並扣車處罰；金德強一時無法接受，買了一瓶農藥在檢查站服藥自殺，遺言中表示希望用死來「喚醒領導對這個事情的重視「。4月12日，來自山東日照的卡車司機趙某在廣東清遠被檢查出超限，而在其之前一千多公裏行程中至少5個超限點檢查中均未見超限。在趙某4次向工作人員請求復磅無果後，選擇用刀片割傷左胳膊的極端方式「博」一個復磅機會，結果復磅時顯示他的卡車並不超限。

一死一傷的慘烈現實揭示了卡車司機愈加艱難的從業環境。浙江傳化慈善基金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卡車司機的群體特征與勞動過程》指出，卡車司機的勞動過程呈現出原子化，高流動性，高度不確定性等特征。卡車司機以農業戶口持有者為主，往往有著沈重的家庭負擔；卡車司機們以舉債購車的自雇式工作為主，往往面臨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

報告還指出了政策製定和實施方面對卡車司機的相關影響：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的「三亂」行為；各個地方的執法標準不統一；同時行業準入製度和環保政策的強力推進也對卡車司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造成卡車司機利潤降低的另一原因，是線上信息平臺的興起和監管系統——線上貨運調度平臺使得貨源信息變得透明，運價也相應降低；而貨車北鬥系統作為監管系統成了交通部門的罰款來源：除了各地標準不統一，魚目混雜、門類眾多的安裝費用、年服務費等「苛捐雜稅」之外，一個合格率僅70.4%的產品（北鬥系統）頻頻出現的諸多異常和故障、因堵車等道路原因造成的系統客觀問題也都變成了罰款的明目落到了司機個人頭上。

近日，交通運輸部針對近期貨運領域行政執法出現的問題召開會議，強調將著力改善從業環境，包括積極推進貨車司機等參加工傷保險，深入推進「司機之家」建設，改善貨車司機停車、休息條件。同時將加強道路貨運平臺行業監管，督促平臺公司合理確定服務費、會員費等標準。同時，配合相關部門加強反壟斷調查，避免平臺公司利用壟斷地位損害貨車司機權益。4月30日，交通運輸部約談了滿幫集團、貨拉拉公司，要求其整改平臺存在的定價機製不合理、運營規則不公平、生產經營不規範、主體責任不落實等突出問題。

新聞來源：

被指超限要求復磅被拒絕 卡車司機
貨車司機被罰2000元服毒自殺，家屬、同行發聲披露更多內幕
貨車司機的背後是科技神話的破滅
國內僅有的一份卡車司機深度報告, 不忍卒讀
被罰2000服毒，卡車司機有多難
交通運輸部：下決心著力改善貨車司機從業環境，保障其合法權益
貨拉拉、滿幫集團被約談
02 各地出新策落實新業態從業者勞動保障
#新業態從業者  #勞動保障

廣東省相關部門聯合出臺的《 關於單位從業的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等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試行期兩年）於4月1日起開始執行，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實習學生，單位見習人員，提供網約車、外賣、快遞等勞務新業態從業人員，在家政服務機構從業的家政服務人員、依法組建的誌願服務組織招募從事特定公益活動（應急救援、公共衛生防控、大型活動等）的誌願者，已享受一級至四級工傷傷殘津貼或病殘津貼人員、村(社區)兩委人員等8類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據廣東省人社廳不完全統計，廣東省快遞、外賣、家政、退休年齡勞動者等非正式就業人員高達500萬人。截止至4月6日，暫時僅有約有1萬人參保。該條例允許從業單位按照「自願參保」的原則，為特定人員單項參加工傷保險，員工則無權自主要求繳納工傷保險，政府機關對於不繳納的從業單位也並沒有強製措施。

除了廣東省，其他一些地區也陸續出臺了新業態從業者權益保障相關政策。近日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市總工會關於新就業形態人員權益維護法律服務實施辦法（試行）》，擴大了工會系統法律援助範圍，為新業態勞動者提供多項專業法律服務。四川省人社廳也表示，將落實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工作方案，加強新業態企業用工管理指導，對侵害新就業群體勞動權益的企業要及時通報約談和典型曝光。4月22日，浙江省針對快遞行業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快遞經營者因從業人員過錯給其造成損失要求其賠償的，應當提前告知並說明理由等。

新聞來源：

新業態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工傷保險新政實施半月廣受企業及新業態人群歡迎 政策利好暖心 工作安心放心
四川：侵害快遞小哥等新就業群體權益 將被通報約談曝光
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維權可向工會申請律師援助
浙江規定快遞費不得低於成本價！百世、極兔曾因低價傾銷被罰
廣東8類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惠及群體超500萬人
03 住建部擬發布《建築工人簡易勞動合同（示範文本）》
#建築工人  #勞動合同

近日，住建部發布了《建築工人簡易勞動合同（示範文本）》的征求意見稿，以保障建築工人合法權益，規範勞動合同。這是國家首次對建築行業工人的勞動合同進行規範，也是繼2020年《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之後針對建築工人的另一舉措。

勞動合同（示範文本）本質是依照《勞動合同法》設定，針對建築行業勞動者進行了專門的設計。其中主要包括，1）合同類型：要求用工單位甲方根據不同用工需求，提供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兩種勞動合同期限。2）工時：明確規定甲方應依照國家工時製度規定，保證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據甲方生產經營需要和乙方崗位實際情況，利用春節、農忙、天氣等情況靈活安排乙方工作時間和調休。實行特殊工時製度的，應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審批後執行。3）工資發放：明確規定甲方應通過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將工資直接發給乙方。4）勞動關系：乙方與甲方簽訂本合同時，不得同時與其他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不得隱瞞與其他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否則甲方有權解除合同。

該合同文本目前仍在征求意見階段。建築行業常年存在不規範的違法雇傭行為，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用工模式仍然普遍存在。即使完善並通過此勞動合同範本，如何讓建築從業單位將此規定落實到與最底層建築工人的勞動關系中，其效用仍需長遠觀察。

同時，住建部等12部門亦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快培育新時代建築產業工人隊伍的指導意見》，加快培育新時代建築產業工人隊伍。其中包括了《建築工人施工現場生活環境基本配置指南》、《建築工人施工現場勞動保護基本配置指南》、《建築工人施工現場作業環境基本配置指南》，以期對建築工人施工環境、勞動保護等做出基本規範。

新聞來源：

好消息！住建部發文建築工人將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工資直發賬戶
住建部等12部門出臺新版《建築工人施工現場基本配置指南》
04《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數字中的勞動者危機
#農民工  #調查報告

「五一」勞動節的前一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其中有不少數字都非常值得我們關註。

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總人數同比首現下降。報告指出，2020年國民經濟持續穩定恢復，農民工就業保持總體穩定；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其中，以東部地區輸出農民工人數減少最多，占到減少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則有一定數量的增長。值得註意的是，自2008年底建立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製度並於2009年發布第一份《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來至今，今年是唯一一次農民工人數與去年相比出現下降的情況，這也大概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

收入方面，2020年度農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長2.8%。其中，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長2.7%；本地農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長3.0%，增速快於外出農民工。有觀察者評論，農民工平均工資仍然非常低，同時數據仍然無法體現疫情期間上百萬甚至更多失業農民工的狀況，因為「一旦失業他們就不會出現在農民工的統計數據之中了」。

農民工基本特征方面，按往年的數據顯示，女性農民工占比是逐年上升的。而到了2020年，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可見，疫情對女性就業機會的影響超過男性，也證明了在疫情之下女性工人的相對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