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哲学笔记——暴躁皮皮

japelly

一、本能与意识

柏格森认为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无法自圆其说。唯心主义的困境是：外部世界显然存在规律，譬如太阳东升西落。如果世界只存在人的大脑感知中，这些规律从何而来呢？岂不是大脑想要太阳换个方向，太阳就可以西升东落了？大脑明明做不到，这就证明了唯心主义的破产。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就是组成大脑皮层的那些原子分子的运动，这就难以解释：物质中为何会产生意识呢？为何这一小块物质如此特殊，它的运动可以反映、表现被感知到的整个宇宙的运动呢？即便我们能把组成大脑皮层的那些原子分子的运动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大脑无法感知到真实的外部世界，或者大脑的原子分子确实存在某种无法解释的奇迹，是外部世界的缩小版。无论哪种情况，都证明了唯物主义的破产。

柏格森的形象、印象正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开头几笔带过的“感性确定性”。黑格尔认为直接的感官印象看似最丰富，实则最贫乏，感性是假象，理性认识到的才是真实，普通的理性还不够真，要上升到他的辩证理性才是真。而柏格森恰恰相反，认为理性是假象，感性才是真的，要从原始感性中推究出理性这种幻觉的起源。

传统观点认为，外部世界这个客体和人这个主体是界限分明的两种东西，客体原本处于完全的未知状态，主体通过感官感知和大脑解释，认识了客体的某些特征。传统哲学不管细节上有多少差异，都接受主体和客体有别、主体认识客体这个基本出发点。柏格森却根据一种现代科学的常识，推翻了这个出发点。

人体的绝大部分活动，实际上不是意识在控制，而是本能在控制。譬如心跳、呼吸、消化、免疫，都是没有意识参与的本能，一般认为由脑干控制。脊髓中枢神经控制的非条件反射，后天习惯形成的条件反射，也是本能。意识真正参与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活动，这类活动需要意识作出判断，不能让本能自动运行。打个比方，人体好比一辆汽车，车子内部的零件怎么运动，驾驶员一无所知，也无需驾驶员参与，驾驶员只负责握住方向盘和踩刹车油门。驾驶员就是那个“意识”，只在需要他的时候才出现。意识和本能相比，真正的问题不是它“认识”到了什么，而是它“不认识”什么，它把身体真正感知到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漏掉了，只留下了极少一部分东西为己所用。而传统思维却认为，意识留下的那点东西就是人的全部感知，围绕这点残存的东西争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意识和本能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我们一般称动物只有本能，但从动物自身的角度看，它当然是有意识的。人和动物，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动物和植物之间，只是意识的高低程度的区别，我们把程度较高的称为意识，较低的称为本能。如果把意识和本能的关系扩大到整个自然界，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无机物并非没有“意识”！我们所理解的“意识”是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的反应的能力。最高级的意识是人类的思考，最低级的意识譬如草履虫，多少能对外界刺激作出主动的反应，尽管这种反应很简单。无机物初看起来只是受简单的物理化学规律的支配，不能作出主动反应，但这种“一定的条件必然产生一定的变化”的物理化学规律，其实不正是一种最简单的反应、一种最低级的意识、一种本能中的本能吗？尼采反驳自由意志论时说：“如果一块石头有意识，它一定会以为自己的自由意志使它往下掉。”柏格森发挥了尼采的这个想法，并用一种新的哲学避开了尼采的决定论。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把从无机物到人的整个自然界统一起来了。物理学曾经把物质间的相互作用称为“力”，后来又称为“场”，将来似乎还有改为“波”的趋势。不管物理学如何解释，整个宇宙的所有物质都在相互影响中，其实是一个整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可以把它称为“物质性的本能”，它和人的意识相比是程度的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再看传统哲学争论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并非意识在认识物质，而是意识在不认识什么！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和整个宇宙的物质必然都在相互影响中，因此我们的身体其实先天就“认识”了物质的全部，而进入意识的却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点。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何物质世界的全部现象中，只有那点东西进入了意识，别的都全被身体故意忽略掉了？

意识的真实目的非常明显：针对身体感知到的外界现象的变化，指挥身体作出合适的反应。它从未想过要去“客观反映”外部事物。“客观反映”论好比想象给乞丐一碗饭，他会坐下来研究这碗食物的各种性质；然而这乞丐想要的只是尽快吃掉它充饥，只有与充饥有关的那些性质他会注意到，譬如食物是否长白毛，根据以往经验白毛程度是否会使吃下去的危害大于利益。大脑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当外界现象进入大脑时，大脑立刻联系到的是现象里是否有某种危险，如何避开，如果没有危险，是否对自己有某种用处，如何去掌控、利用。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为了生命体的生存、扩张、运动服务，绝不是为了某种客观的认识、思考。那些靠物质性本能、脊髓本能、后天本能就能解决的运动，不需要意识介入。凡是需要意识介入的，都是一些复杂的运动，或对象本身过于复杂，本能不敢擅自决定应对方式。由于专门应对这些复杂的事物，导致意识产生了错觉：它在客观认识，它在思考，它的认识、思考方式具有某种无可置疑的客观性正确性，世界必然像它思考认识的那样。但究其实质，它是一个为功利主义目的而生的器官，它的所有认识方式都带有那些功利主义目的赐予它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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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魂与记忆
我们把意识、本能定义为一种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的反应的能力。它是如何做出有选择的反应的呢？它知觉到外部刺激，在记忆中寻找相似的刺激、它曾对相似的刺激做出过何种反应并导致何种后果，根据这种记忆决定当前应做出的反应（当然这反应还要在它的肉体能力范围内）。可见，记忆是意识的核心，没有记忆就没有意识。无机物没有记忆，它的反应只是固定的物理化学规律，因此它的意识程度接近于零。越是高级生命形式，记忆就越多越复杂，针对同一个刺激能做出的选择越多。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记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个“自我”的存在，这个“我”和外界事物截然有别。这个“我”绝不是指我们的肉体，肉体只是占据一定空间的一种物质。去除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肉体，“我”依然存在。肉体只是给“我”的存在供能，并使“我”能够和物质产生接触的一种载体。“我”是一种非物质的、不占据空间的东西。我们的语言称它为灵魂、精神、心灵。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呢？（机械决定论的科学会说“我”就是大脑皮层的原子分子的运动，我们在后边会证明它的错误。）我们反思“我”的本质，根据常识就能认识到：正是我们过去的生活使我成为了现在的我，而不是他人。我们可以想象，用某种技术，完全复制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这个复制体和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刚诞生的一瞬间，他和我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之间出现了差别，他的生活（也即对外界事物的反应）铸造了他的个性，而我的生活铸造了我的个性。在一定的时间后，我俩再次相遇，我们是有着显著差异的两个人。因此，“我”就是我的过往的一切的总和！“我”不是机械决定论想象的某一特定瞬间占据特定空间中的一团特定物质的状态。“我”存在于时间的绵延中。灵魂就是记忆本身。

那么，记忆在哪里呢？机械决定论把一切都视为机械零部件的拼凑，毫无犹豫地回答：大脑的某个位置储藏着我们的全部记忆，就像硬盘里藏着电脑拥有的全部数据。柏格森花了很长的篇幅，引用精神病理学的各种例子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大脑中有这种部位，只有相反的证据。如果大脑中存在这种部位，必然会发生这种病例：大脑的这个部位受损了，病人丧失了记忆。随着这种病例的越来越多，这个部位在哪就能越来越精确地测定。但是现实中从未找到这种病例！很多失忆者的大脑经检查并未受损。很多所谓记忆受损的病例，实际上并非记忆受损，而是记忆和感觉、运动的联系被中断了，无法正确调动记忆为运动服务，也就是说某种传导神经受损了。最让人纳闷的是，在某些时刻，譬如濒死的时刻，很多年前的一些记忆，我们一直以为遗忘了，会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也就是说，所有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所谓失去记忆只是失去了正确使用记忆的方式。

如果用常识进一步考虑，大脑如何存储记忆呢？如果以电脑数据的形式存储，就必须像电脑数据一样预先抽象化。电脑数据是一堆二进制的数据，把对象抽象成了数字。而我们的记忆是一种明显的直觉的印象，不是抽象化的。而且，抽象能力是人类发展到很晚的阶段才有的，而记忆是动物也有的，动物的大脑怎么可能以抽象形式保存记忆呢？科学在这个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为它的全部基础就是抽象，它只能认识抽象的东西，非抽象的东西完全超出了它的智商。

再进一步考虑，假定大脑以某种科学无法理解的方式存储着记忆，这个小小的大脑如何能把庞大的外部世界装进自身呢？它储存了外部世界的某个副本？这个副本为何能代表整个外部世界呢？副本肯定只是截取了对象的某些信息，漏掉了绝大部分信息。

综合这些考虑，只能得出结论：记忆不在大脑里，大脑里真正存储的，只是正确使用记忆的方式。我们已在前边论证，记忆就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本质，就是灵魂。因此，灵魂并不在大脑里，大脑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重要，大脑其实只是个管制信息的神经枢纽，决定对哪些信息应如何解释，哪些信息可通往哪里，而信息的来源在大脑之外。其实我们通过动物学的常识就可知道这点，并不需要对人类的记忆进行如此复杂的考察才能得出。大脑起源于低级动物的神经组织。起先是一些零散的接近神经的组织，然后出现了神经枢纽，而这些神经枢纽越来越多，最终出现了一个总枢纽、总指挥：大脑。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大脑中可以储存记忆，那就是认为人体的各种神经枢纽中都能储存记忆，低级动物的神经组织中都能储存记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没能发现如此简单的错误，因为现代人的智力深受机械决定论影响，无法想象零部件之外的东西。

那么记忆究竟在哪里呢？柏格森提出了一个“绵延”概念。我们的智力由于天生的功利主义的缺陷，把外界事物划分为一些有轮廓线的事物，这样才能去认识、掌控、建立秩序。智力并进而得出抽象的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可以没有任何事物依然存在，可以被无限细小的网格划分，每一份固定长宽高的空间都是无差别的。我们把智力想象的这种空间称为“同质性空间”。康德哲学理解的空间就是这种同质性空间，把它视为智力的先天形式。然而，这种同质性空间其实不存在，存在的是事物的整体，这个整体占据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事物整体的存在。我们在事物上划分出的轮廓线，实际上是我们对事物将采取的运动的轮廓线。同理，时间也是不可分割的，同质性时间并不存在。因此运动也是不可分割的，运动是一种绵延，是一个整体，正如空间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割。我们的智力无法理解绵延，强行分割时间、空间、运动，因此产生了至今无法解答的古希腊哲学里的那些难题，譬如飞矢不动。

记忆就在绵延里。记忆不在空间里，而是在时间里。我们的过去并不是消失了，它作为绵延的一部分永远存在，因为绵延是一个整体，并不能被分割。我们凭借本能从绵延中得到了记忆，我们的使用抽象概念的智力却无法理解这点。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一段绵延，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的：“我”就是我的过往的一切生活的总和。灵魂存在于时间里而不是空间里，也符合我们的常识：“我”并不占据空间，是非物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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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进化论
达尔文的“偶然变异、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存在三个致命的错误。

一，按照进化论的解释，是生物在适应环境，不适应的就会被淘汰。这就无法解释，为何像现代人这样的身体素质，放原始社会肯定活不了几天，在现代却能活得很好？难道是古代人运气不好，环境太恶劣，而现代人却运气好？很显然，不是运气，而是人类社会在过去的几万年里改变了环境，使环境更适于人的生存了。环境本身就是被人改造的，人适应环境不就是适应自己吗？因此不是人在适应环境，而是环境在适应人，不适应人的环境就会被淘汰！进化论可能会解释说，人是最高级的生命，是一种特殊现象，人对环境的大规模改造能力是近几百年才有的，在之前的地球的几十亿年中，生物并不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力，只能是适应环境。我们仔细想想，原始的地球是不适合任何生命生存的，但是它在几十亿年中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着多姿多彩的生命形式，这难道是地球自身在偶然变化吗？这是几十亿年中，各种生命组成的生态圈改造地球的结果啊！它们改变了大气的成分，改变了地表，改变了海洋，使得它们的后代在这个星球上繁衍更为轻松。和这些原始生命的伟力相比，人类的所谓改造环境的能力不值一提！因此自始至终，生命都不是在被动地适应环境，生命自身就是环境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大的“环境”，生命和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是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

二，按照进化论的解释，进化产生于偶然的变异，无数偶然的变异中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变异被保留了下来。如果我们把变异想象为牙齿更硬之类简单的器官功能变化，似乎是那么回事。但是绝大部多数器官，是由非常复杂的微小器官组成的。必须所有的子器官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变异，才能得到更适应环境的功能。只要其中一个子器官的变异没有遵循那个方向，组合起来的器官获得的就是更不适应环境的后果，别的子器官那么辛苦的变异全都是白费力气。当子器官的数量不多，变异可能就那么几种时，无数次的变异尝试中刚好出现了组合起来更适应环境的功能，这是可能的。当子器官的数量越来越多，它们靠变异中奖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多到一定程度后，概率越来越接近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生命形式复杂到一定程度，进化实际上停止了！会永远保持在那种形式！因此，进化论的变异导致进化理论，只能解释很低级的生命形式和很简单的功能变化：如果用于解释复杂的生命形式，或者承认高级生命形式不存在进化，或者认为变异不是偶然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虽然大部分地方持偶然变异说，但在比目鱼的眼睛转移到一侧、昆虫类的本能两个问题上，他也承认偶然变异说难以解释，不得不引入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他认为一开始是用进废退产生了原始的变异，然后自然选择使原始变异变为更适应环境的变异。也就是说，变异不是纯偶然的，生物的主观努力在选择变异的方向！既然如此，偶然变异和有方向性的变异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达尔文认为，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两者在进化过程中同时起作用，一开始用进废退的作用更大一些，后来自然选择的作用更大一些，可以忽视用进废退。究竟谁的作用大，只能是一个信仰问题了。

三，按照进化论的解释，不适应环境的就会被淘汰。所谓淘汰，就是无法取得足够的食物来生存、繁衍。在动物界，淘汰更是指成为别人的食物，弱肉强食。这就让人很迷惑：那么辛苦地一定要繁衍下去干什么呢？成为别人的食物有什么不好呢？莫非这世界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养蛊场：各种毒虫互相吃，最后只剩下一条最毒最猛的，把别的毒虫都吃掉了？人类就是那条最毒的毒虫？或者这是一个角斗场，有人在那看弱肉强食的戏，甚觉愉悦或者只是无聊？进化论的世界是一个荒唐的不可理喻的世界。如果相信进化论的解释，主动让人强食了是顶好不过的事，省去了一切麻烦。

传统进化论错在哪里呢？它和所有科学一样，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它相信世界是一部大机器，是由无数目前叫原子、粒子的小机器拼凑成的。它处处去寻找零部件的组合方式。它看不到生命的整体，只看到一个一个的个体。

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对进化过程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我们首先要问，生命究竟是什么？科学主义顽固地认为生命是机械，要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组成生命体的那些原子分子的物理化学反应。问题是：假定科学确实弄清了从原子分子层面如何组装这台机械（虽然目前看它怎么也做不到），这是否当真是生命的本质呢？如果我们从墙上拔出挂衣服的钉子，衣服就掉了下去，能否由此推出衣服的形状和钉子的形状存在必然联系，并且前者被后者决定呢？我们看到的只是拔掉钉子和衣服掉下去这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可以因此假设一种因果联系，但并不能推出更多。同理，说组成身体的微粒的物理化学反应就是生命的本质，只是一种粗糙的假设，并无依据。

柏格森认为生命起源于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这种原始冲动创造生命的过程就像一只手穿过铁屑的过程。“这些铁屑被挤压在一起，手向其中插得越深，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在一定时刻，手的努力朝会消耗殆尽，而正是在这一时刻，铁屑会聚拢起来，并相互协调为某种确定的形式，即停住的手和一部分手臂的形式。现在，假定那只手和手臂不能被看见。旁观者将会从这堆铁屑本身以及其中包含的力量中，去寻找这种排列方式的原因。机械论者会认为，每铁屑的位置都是由相邻铁屑对它的作用决定的。目的论者会认为，有一个整体计划支配着这些基本行动的细节。而实际情况却是：仅仅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行动，就是手穿过这堆铁屑的行动。这些铁屑运动的无穷细节以及它们最终的排列次序，只是从反面表现出了这个未被分割的运动，只是表现出了阻力的整体形式。”真正的生命是那只手，而我们所看到的组成生命的那些物质就是铁屑，它们的形状只表明了生命试图克服的那些阻力，而不是生命本身。

再用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抖动一段绳子，绳子上产生一个波。从绳子世界的角度看来，这种振动是山组成绳子的那些物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可以用非常精确的数学规律描述。但是振动的原因来自那些物质吗？生命就是这样一种振动，它必须借助那些介质表现自己，它在努力地克服那些介质的阻力，但无法由此推出：这些介质的物理化学反应就是生命的本质。

如果采用柏格森的理论，传统进化论中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就都消失了。生命不是在适应环境，而是在克服环境。那种原始冲动在努力地克服介质的阻碍，实现自己，在尝试各种道路。每一种生命形式都代表了一条道路，有明显失败的道路，有倒退的道路，有存在希望的道路。变异不是偶然的，变异中明显存在方向，但不是用进废退理论里的个体主观选择，而是生命整体在选择方向。想象长颈鹿因为想吃高处的草，所以变得越来越高，这显然是荒唐的。达尔文修补了一下，说一开始存在想吃草的主观影响，后来却主要是没长高的个体都饿死了、只有高个基因获得遗传，这也是荒唐的，这就把进化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偶然现象、一个莫名其妙的斗兽场。理性主义的脑残可以信这个，并且觉得很光荣，但要让我们象征主义者信，好比相信猴子随机敲键盘敲上亿万年后，有可能“自然选择”出了莎士比亚全集。

生命整体也可称宇宙意识。根据前边所述的本能与意识、灵魂与记忆的一系列推理，这宇宙很显然就是一个意识。进化的意义、这宇宙意识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柏格森认为它想要获得越来越大的主动性，它试图通过生命这种形式突破物质的必然性。低级生物面对外界现象能做出的选择很少，和物质本身相差无几。而越高级的生物，能做出的选择越多越复杂。尽管一层层的必然性似乎无法被彻底克服，但生命每进一步，都使一些自由悄悄地冲过了必然性的网孔。生物的进化过程不是物质根据它们的必然性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恰恰是整体生命努力逆反物质必然性的过程。

从达尔文的角度看，个体和物种只是在想尽办法活着并繁衍下去，一切都是残酷的生存竞争导致的。但只要我们抛开食物的观点，用正常的心智去看，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路过的每一只动物，它们之间难道仅仅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吗？它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各种感情，由各种复杂的因素推动。

我们从人类社会反推。如果按达尔文的视角，人类社会显然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会几何膨胀，不对穷人实行绝育就会导致资源匮乏，福利主义是万恶之源。亚当斯密认为，人人都最大化地谋取自己利益，会天然地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把他们的理论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就得出了进化论：资源永远匮乏，每个个体拼命争夺生存资源，就导致了高级生物、人类的出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明言这两人对他的“启发”。但是，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几何膨胀从来没发生过，二战后再也没有哪个政府敢完全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行事。既然达尔文的祖师爷是错误的，达尔文何以能正确呢？人类社会不是一群野兽自由竞争、无序发展的结果，只是在某些局部、某种角度上显得像自由竞争；同理可知自然界也不是。

由于苏联人发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普通人被灌输了这样一套思维：进化论是科学真理，否定了神创论，是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相信科学、反对宗教，反对进化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马恩全集30卷251页）

“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一一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一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论依据。”（马恩全集32卷590页）

进化论是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是资产阶级把自己的阶级思维投射到自然界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遗憾的是，恩格斯虽然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头脑里真正信的还是启蒙进步主义，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对进化论的理解就是一例。在马克思去世时的悼词中，他竟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一”正是他的错误，被苏联人放大后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

进化过程是难以简单解释的，马克思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解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是错的，整体上必须抛弃，只能在研究某些无关紧要的局部现象时当一个近似公式。柏格森的整体生命说虽然更合理，仍有一个似乎难以解释的问题：在科学上，整体生命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物质作用执行自己的方向性？由这个问题引出了柏格森对现代科学的批判。

我们称为“意识”的东西，在本质上不是认识外界现象的能力，而是针对外界变化，从众多可能的运动中选择一种来回应的能力。不需要选择的运动，譬如我的呼吸、我的肌肉动作、我沿着熟悉的道路散步，就绝不会出现在我的意识里，而是身体在自动完成。“意识本的不是认识而是运动。因此，当“意识”在外界中认识到某种规律时，并非外界当真有那个规律，而是我们的潜在的运动在外界中切割出了那个规律！用传统的哲学术语，是主体以自身特定的认知形式去认知客体，主体只能认知到这样的客体，客体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被主体认知。一切所谓科学规律，尤其是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和逻辑学，没有客观必然性，只是人类智力的特定形式。这种智力形式，是整体生命为了突破物质性所尝试的无数条道路中的一条。

传统思维是一种加法操作：起先是无，然后意识往“无”上增添东西，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认知。柏格森哲学却是一种减法操作：那个作为整体、包含一切、即无同质性空间也无同质性时间的东西一直存在；我们山于自己的特殊智力形式，从整体中舍去了绝大部分东西，只留下了合乎自己目的的东西。在我们智力的错觉中，事情表现

为从无到有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整体的有”到“部分的有”的过程。理性的认知每进一步，不是认知了更多东西，而是舍去了更多东西，通过舍去，才产生了所谓科学规律。

这可以从抽象概念的发展直观地看出。把对象抽象为概念的过程就是舍去对象的与我们的关注点无关的属性的过程。越是抽象的，概念里包含的具体属性就越少。石头是一个抽象概念，里边包含了石头状物体的众多只体属性。从石头中进一步抽象出固体概念，固体所包含的属性远比石头少。把固体进一步抽象为物质，物质里没有任何具体属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用这个逻辑证明纯有就是纯无，物质只是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并无客观实在性。柏格森使用同样逻辑，却证明了“整体的有”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只是“部分的有”，却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是主观出于自己的目的，用自己的特殊形式从“整体的有”中切割出来的。“部分的有”表现出来的形式，正是主观切割它所用的形式，脱离了主观就无法存在。因此，传统思维误以为的物质现象，实际上只是心灵现象（当然这并非说心灵产生物质）。这初看起来怪异，但可以用艺术现象类比：艺术作品粗看起来是在表现客观，但作者挖掘出的外部世界的深度，恰恰表明他自身心灵的深度。进化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达尔文自以为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只是他的阶级思维的投影。

科学教徒们会大喊：你这是唯心主义的诡辩！就算进化论不客观，难道物理学也不客观吗？科学是可证伪的，如果物理学是主观的，你的手机电脑如何能正常使用呢？答曰：我们并没有否定这些物理学规律的有效性，也不会干涉物理学按自己的方式去“证伪”，但它只是从特定角度对“整体的有”的抽象，这种角度毫无疑问是谈不上客观的：换用一种角度，得出的肯定就是另一种数学、物理学。目的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角度，我敢说，绝对走不了多远的。

论证了现代科学的错误思维后，再看那个问题：整体生命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物质作用执行自己的方向性？把生命还原为微观粒子的物理化学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假设。整体生命并不需要通过那种方式。每个个体很可能先天地具有整体生命的全部知识，但“意识”并不知道，因为“意识”只是后天的因感觉、运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套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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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哲学
1、理性与象征

我们把理性定义为用抽象概念进行推理、演绎的能力。这种推演能力无疑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特征。动物的认识是感性的、直接的、本能的。最聪明的动物，譬如狐狸、大象、猩猩，能够比一般动物辨识外界现象之间的更多联系，做出更复杂的反应。但和人类通过抽象概念获得的认识和做出的反应一比，它们的认识、反应是简陋的，几乎不值一提。想想看，在这篇文章的随便一个段落里，涉及到了多少抽象概念？在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中，涉及到多少抽象概念？数学、物理、化学上的各种抽象概念层层合成，使那团物质能够形成一个精确的形状，执行精确的功能。只要是非宗教、艺术类的人类的创造物，主要都是理性在发挥作用。

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理性本身就是最大的工具。要使用工具，就要对外部对象进行一定的抽象概念化，原始的模糊的理性在原始人最初尝试工具的过程中诞生了。使用工具的过程促进了理性的进一步发展，而理性工具的发展反过来更强化了使用物质工具的习惯、能力。动物只使用自己的器官，而器官是按本能运作的，因此理性无从发展。（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理性的发展只能靠无数次的偶然变异、自然淘汰，理性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在远古时代，简陋的工具显然不是拥有完善本能的动物的对手。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进化方向中原始人的这一支并无优势。但是工具的适应性广，可以针对不同对象做出灵活应对：器官本能再完善，却是固定的，很难调整自己。在人类社会的战争中也可观察到这种现象：依靠火力、射程、装甲的凶猛度称霸一时的军事单位和军事思维，最终肯定不敌那些虽然降低了这些能力却提高了灵活度的对手。

理性无疑是优越的，目前看来，是生命的进化道路上最成功的一支。但理性的由来说明它只是一个工具，是进化道路上的一种探索。它既不可能“客观认识”什么，也不可能带给生命本身什么意义。正如一根木棒、一个马桶无所谓客观认识，也无所谓意义。工具只是有用而己。对我们的目的有用则用，无用则换。

象征却是另外一种能力。在文学上，象征指这样一种感受：某种形象，在刹那间变为所有的形象，因其正是那个特定的形象所以能成为所有的形象，因其是所有的形象所以成为那个特定的形象。象征和比喻不同。比喻是外在的相似性，并不能使单个形象成为所有形象。象征是内在的。

象征的感受是一切艺术、宗教的基础。理性无法解释这两类事物，因为理性的运作过程就是按照自身潜在的运动目的，将对象切割为一些可掌控的工具，然后分门别类为抽象概念。它无法理解单个的形象怎么会成为所有的形象，所有的形象同时还是单个形象。但是象征的感受又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理性主义者可以闭上眼睛宣称宗教都是假的，都是虚幻。但他能闭上眼睛说：一切艺术都是假的，从古至今的一切艺术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唤起的感受都是虚幻的吗？既然这种感受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无数的个体中传递，它就不可能是个体的错觉，只能由此得出结论：它才是生命的本质，世界就是一种象征。理性工具只是给予了我们实用的帮助，但要真正理解我们自身，必须依靠象征。

维柯的《新科学》通过对古希腊神话和两部史诗的解读，完美阐释了远古时代的象征思维（他称为“诗性智慧”）。那个野蛮时代工具简陋，社会生活简单，相应于这种生活，象征思维发达，理性思维几乎没有。因此，野蛮人是天然的诗人，说出的语言是天然的诗歌。现代人需要特殊的天赋和努力才能拥有的才能，在蛮族那里却是自然不过的东西。因此产生于野蛮时代的两部古希腊史诗，成了令后人惊叹的高峰。

哲学产生于第二个时期：像动物一样四处劫掠、在大地上自由游荡的蛮族生活基本结束，以大规模的定居、合作为特征的文明开始出现。这种合作生活的复杂程度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理性于是觉醒并意识到自己，它不只是作为工具被动地运作，还要主动运作，探究自身。概念推演自身的结果起先是一些元素说、原子说，接着是数学、逻辑学。理性在初期的兴奋后陷入了混乱，因为理性本身只是因功利主义目的而产生的工具，不包含价值观，由理性只能推出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是非并无绝对的标准，对你有利的就是对的。这就是古希腊的诡辩学者时代。

为了对抗诡辩学者们的理性，柏拉图更深入地研究理性。但不管他怎么研究，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理性无法驳倒理性！他顶多能用更完善的逻辑推导出诡辩派学者逻辑中的漏洞，但无法凭逻辑推导出一个非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他不得不引入了“理念”说：抽象概念（共相）是理念，我们所见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真实世界是理念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只是真实世界的理念的摹本。如果我们光用理性去理解，这个理念论是很荒唐的。但是根据这个理念世界可以推导出一套非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是非不再以人的好恶为依据，而是以理念为依据，诡辩派学者就被彻底驳倒了。“理念”实际上是一种象征，不是概念，只有象征才能驳倒理性。柏拉图作为一个诗人出身的思想家，对象征的感受当然不陌生，本能地知道只有象征才能对抗诡辩学者的理性，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象征呢？于是他从诡辩学者那里学来理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理性推导象征。

柏拉图作为哲学的源头，定义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方向：用理性推导、解释象征。此后的每一代哲学家，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尼采《朝霞》末尾的那段话，就是指这个方向。）有的人使用理性多一些，有的象征多一些，但总是要用理性解释象征。亚里士德更多倾向理性。普罗提诺那些新柏拉图主义者更多倾向象征。中世纪天主教的唯名唯识之争，本质就是：教义究竟应该按抽象概念去理解还是按象征去理解？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一开始大获全胜，象征被压抑。康德的象征天赋很低，《纯粹理性批判》里没有任何象征，是纯粹的理性。叔本华毫不客气地说：康德在美学上就像个盲人，“他也许从没机会看到一件有分量的艺术品”，但凭着令人惊叹的理性上的天才，别人把美学感受说给他听，他竟也能总结出一些正确的结论。康德晚年写《实践理性批判》，试图为道德寻找依据，说明他完全明白象征的不可缺乏，努力在探索象征，只是确实缺乏天赋。康德是理性主义的大师，把理性推演到了一种极限，同时也是理性主义的掘墓人，终结了所有单纯依靠理性的哲学。除了引入象征，哲学上己经没别的路径了。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便不约而同地引入象征。他们哲学的差距就在象征水平的高低。费希特的象征感受最为低劣，他的哲学因此最无价值。黑格尔哲学完全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翻版，一边鼓吹理性，一边塞入象征的绝对精神，并且真诚地相信绝对精神是依靠理性推导出的，自己是用理性打败对手。谢林、叔本华却有意识地把理性和象征区别开。

柏格森哲学的本质仍然是用理性推导、解释象征。他的所有结论，是所有拥有象征感受的人都确信不疑的结论。千年来，理性主义者把坚持这些象征感受的人称为神秘主义者、玄学诗人、自然神论者。象征主义者无法用理性解释自己，所以是神秘主义的、玄学的。象征主义者认为个体生命是整体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整体，每一个形象中都折射出整体生命的形象，所以又被称为自然神论者。从柏拉图开始，象征主义者一直试图用理性解释象征，但总的来说是很不成功的，只能满足于一些神秘的比喻。柏格森是哲学史上第一个能用完整的理性推导出完整的象征感受的人！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怎么褒美也不为过。但褒美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尽管柏格森反复推崇直觉对整体的把握，他的推导方式仍暗含了“象征可以分解为理性、象征需要用理性来证明”的误导性。象征无需理性证明。不是理性证明了象征，而是象征指引着理性找到自己。不是原因产生结果，而是结果指引着原因。

（注：由于遍布全球的爱因斯坦产业链日复一日的吹捧，公众被灌输了“爱因斯坦信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科学规律=反对宗教”的学知识”。自然神论在哲学上只有我说的含义，没有第二种含义。爱因斯坦只是个愚昧的机械决定论者，他相信他的上帝像制造钟表一样制造出了这个世界。科学教徒无知，乱用词汇。）

既然象征不能分解为理性，象征无需理性证明，这是不是说：柏拉图错了，并且这错误代代相传，一直到柏格森都是错的呢？如果这样理解，就仍然只是把哲学作为概念从理性上理解，不是从象征上理解。人的理性能力和象征感受都随时代在变化，哲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每一代的社会群体通过哲学家个体的思考，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传递给后代的过程。柏拉图哲学在逻辑形式上是非常简陋的。因为当时的语言，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背后的社会生活都是非常简陋的。但是逻辑形式上的简陋不能掩盖里边包含的真理，因为这真理并不是通过逻辑推导出的，而是柏拉图凭象征领悟的。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简陋的逻辑表述这真理，如果换到今天，他就会用现代哲学里那些复杂的逻辑来推导，但里边的真理依然是同一个。生命是一种循环，但这循环不是无意义的原地踏步的循环，而是不断上升的螺旋。今天的柏拉图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表述的虽然是同一个真理，但这真理己经因为吸收了今天的逻辑形式而上升了，因为这逻辑形式背后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真理通过生命的循环吸收了我们的生活。因此，柏拉图开创的方向没有错误。未来哲学反对的是理性工具的喧宾夺主，坚持象征本源论和理性工具论，并不反对用理性解释象征的努力，尽管象征在本质上是不可解释的。

从直接的作用上看，理性的探索也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我自己年轻时，非常担心一件事：我不可能永远拥有那种鮮明的感受，若干年后这些感受就会消失，我会变成无用之人。现在看，那些感受确实基本消失了，但我实际上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了感受，我仍然能理解当年的各种感觉，尽管只是近似的，不是真的感受。象征是生命的源泉，但如果我一直活在象征中，不在很多年里努力通过理性探索象征，这种源泉很快会浑浊。人类的各种思想如果只满足于象征，不肯用理性来解析，传给后代的只是浑浊一片。

japelly

2、非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分两支（政治经济学不止两支）：恩格斯、列宁在苏联传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法兰克福等学派在欧美传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支的共同特点都是膜拜理性，辩证法等于理性，理性等于进步，越理性越进步：绝对排斥象征，把象征斥为宗教、腐朽、虚幻、迷信、旧阶级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鼻祖卢卡奇在二战后与了本极其愚蠢的《理性的毁灭》，把从叔本华以来的各种重视象征的哲学称为“非理性主义”，说非理性主义导致了法西斯的崛起。但是，马克思的原始哲学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区别，根本没有这群蠢人想的那么大。

马克思的原始哲学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一切思想观念由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并因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这些思想观念包括法律、宗教、哲学等。注意：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一切意识都是“社会意识”，根本不承认有脱离社会层面的“意识”，所谓“物质“的概念、“意识”的概念、“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都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它们的根源。辩证唯物主义者却狗尾续貂，把被马克思抛弃的“物质”“意识”又搬出来了。当辩证唯物主义者宣称物质决定意识时，他己经承认，存在脱离社会层面的、仅仅和“物质”相对的“意识”，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

思想观念既有理性的，也有象征的。但是马克思在公开著述中对艺术问题总是略过不谈（笔记里他承认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古希腊艺术），对宗教也只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意识虽然原则上包括一切思想观念，实际上不包括象征，只指理性。马克思的原始哲学实际上是：人的理性由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并因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由此必然推出：人的理性并非绝对正确的东西，符合理性逻辑的东西不等于正确的、真实的，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马克思和别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区别有两点：别的哲学从传统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角度质疑理性，马克思从社会生活产生社会意识的角度质疑理性；马克思没有阐述象征，但也不是反对象征，而是在象征问题上保持沉默。

马克思哲学实际上是非理性、反理性的，这个结论如此明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死活不肯承认。他们把事情庸俗成：虽然人的认识受社会生活影响，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也不会认识绝对真理（物自体、物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认识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在这种庸俗思维里，人的认识等同于理性，而绝对真理又像彼岸世界的上帝一样必然存在，同时理性还具有认识这种上帝的神秘能力，成了另一个上帝。这种思维的实际效果等同于神父劝说农民安分守己时的理论：虽然你现在受苦，死后却一定能见到上帝。我们只能把这称为拜物教的傻乐主义。在原始基督教里，上帝不是死后见到的，而是信徒在信仰的时候己经和上帝在一起了。同样，在马克思的原始哲学里，不是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而是根本不存在这个绝对真理，关于绝对真理的概念是理性的虚构，理性虚构这些的原因不能从理性自身里找（像休谟康德一样用概念去推导），必须去现实的社会生活里找。

马克思的角度和柏格森的角度是互补的。柏格森从整体生命演化的角度探索理性的起源、作用、局限性，认为理性只是物质载体的功能，必然受这个载体的限制，而另一种象征能力却源于和整体生命的某种未知的交流，不受这种限制。马克思则指出，理性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必然受社会生活的限制。这两个角度都对，又都是片面的，必须综合起来。理性既受物质的限制，也受社会生活的限制。如果光按柏格森的角度，人就好像是小团体的野生动物，孤零零地在大自然中生存，被大自然塑造，完全忽视了：人是在社会中被塑造的，我们的整个语言体系和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整个文化，都是因社会交流而发展起来的，离开社会这个整体完全谈不上“人”。如果光按马克思的角度，虽然表面上排除了关于物质和意识的玄想空谈，使人更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个难题确实还是存在的、无法避开的，因为人既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也是与物质相对的人，既要从社会层面去理解，也要从个体生命角度去理解。不综合这两个角度拿出更统一的哲学来，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有极大缺陷的，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败和这有关。从这个角度看，辩证唯物主义的狗尾续貂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马克思的继承者的天分有限没办法。

此外，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很含糊。原则上，社会意识也包括自然科学，因此，自然科学体系自我吹嘘的客观性、真理性是错误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同样受社会层面影响。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然科学体系并非他的主要敌人，尽管他有时也批判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更多的却是借助自然科学批判古典哲学。他提“上层建筑”思想观念时，从来没有明确指出自然科学也应包括在内。因此，自然科学在他的继承者眼中获得了一种超然地位，仿佛有马克思钦赐的免死金牌一样。柏格森哲学恰好补足了马克思的这个缺陷，以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指出自然科学并没有绝对客观性。

这两个角度的统一只能通过某种象征。马克思本人具有卓越的象征能力，博士论文献词里明白无误地说：“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一．．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整篇博士论文就是论证伊璧鸠鲁的唯心主义的原子的正确，驳斥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的原子。如果有人以为这只代表马克思年轻时不成熟的思想，我不得不遗撼地告诉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公认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必读的书里，马克思重复了对伊璧鸠鲁和德漠克利特的两种原子的评价。黑格尔的故意混淆理性和象征的“辩证法他对生了误导，使他不能有意识地把理性和象征区别开，却试图沿着黑格尔的道路，用辩证法去推导一切。更主要的是，人的精力有限，经济学研究和现实的斗争使他无暇同时发展他的象征天赋、完成他的哲学。（不管黑格尔派怎么瞎扯“辩证逻辑”和传统形式逻辑的区别，辩证法就是抽象逻辑。不管辩证的还是形式的，抽象逻辑不可

能推导出现实世界，就像以抽象逻辑为基础的计算机无法产生真正的智能。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功实际上是他个人象征天赋的成功，辩证法在他手里不是纯粹的抽象逻辑，就像理念在柏拉图那里不是纯粹的逻辑上的共相。马克思没有想明白这点。剔除了象征后，辩证法变为纯粹的抽象概念，生产力取代了绝对精神成为辩证法的起点和终点，马克思主义者还光荣地自称这是唯物辩证法、真辩证法。如果说黑格尔是基督教徒，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信仰者显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拜物教教徒。）

哲学是理性和象征的结合。（对那些完全排斥象征却自命哲学的东西，我们不予理会，不承认它们是哲学。）哲学在理性上有三大分支：逻辑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传统哲学都是逻辑学倾向，用概念探索自己，这种倾向在黑格尔身上最为极端。传统哲学就是逻辑学加象征。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个持逻辑学立场的。自然科学倾向，指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理性。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就是自然科学倾向。马克思主义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理性。逻辑学倾向是一种过时陈旧的哲学倾向。未来哲学必须尽量减少逻辑学倾向（完全不用是不可能的），重视自然科学倾向和政治经济学倾向的统一。当然这都是指理性工具上的倾向，未来哲学首先坚持象征本源论和理性工具论。

象征和理性都是现实的产物。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却总觉得理性是现实的，一提象征总觉得是脱离现实的、虚幻的。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逃避现实，并非因为古典哲学里有象征，而是把古典哲学里不分理性和象征，都归为社会意识，从社会层面加以批判；康德全是理性也被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被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能理解这点，极其粗鄙地从自然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古典哲学，觉得那些哲学里的东西不能吃也不能喝，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是“唯心主义”、逃避现实的。只有满足吃喝的东西才叫唯物主义的、现实的，或者用当代史粗鄙的词汇说：接地气的。因为这种粗鄙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知道如何评价文学艺术，只能重复一些塑造典型、阶级立场的空话，把文学艺术变成了一种抽象概念、可以用理性去创作。对历史的解释也非常错误。把宗教说成统治阶级的欺骗，把革命说成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欺骗。实际上，历史记载清清楚楚，历代农民起义都以某种宗教为旗帜，而镇压他们的阶级，却总是自诩理性、唯物，大骂农民的迷信。儒家的知识分子相比起义的中国农民是唯物、理性的。天主教相比起义的欧洲农民也是理性的。天主教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整个教义、组织实际上非常理性，也根本不排斥自然科学。而典型的欧洲农民贞德，却相信上帝和她直接对话。农民起义和新教革命的根源虽然是阶级矛盾，但表现的形式却必然是象征反对理性。到了现代，为何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西欧发生，却发生于落后的俄罗斯？后来又发生于更落后的中国？现在残存于比当年中国更落后的地区中？苏联和中国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较弱地区更易成为突破口。资产阶级的解释是：吃不饱饭的人才会被煽动。但我们综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能得出结论：正是在这些地区，仍然有着巨大的想象的力量，革命就是想象的力量的释放。而生产力越发达的地区，理性越发达，想象力接近熄灭。如果

苏联革命仍然可以用理性解释，党员们都接受正规的马列主义培训，中国革命中的事实令理性尴尬不己：几百万党员中，没有几个人当真读过资本论，懂得那套复杂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即便是领袖毛，也是因后来王明派老拿马克思吓唬人，为了赶走王明派才去读的。革命绝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依靠想象。在这种现实的斗争中，理性仍然只是工具，象征才是本质。如果我们迷信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性主义解释，未来革命将在欧美或民族复兴的强国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这里最为尖锐，别的地区资本主义还不成熟。但是我敢下一个断言：这些地区的想象力己经基本熄灭了，就算有什么短期变故，终归会按那种“民主”的、“秩序”的方式顺利解决；未来革命只能在某个充满想象力的地区爆发。

3、哲学的问题

以上对哲学史的回顾和总结很容易使人以为：哲学的问题己经明确了，就是理性和象征如何结合。如果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假定哲学中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哲学就是在答题。哲学没有共同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只回答自己的问题，不会回答别人的问题。只有官办学校里的哲学才会那么做，它认为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体系。

康德们苦心孤诣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认识如何是可能的？这个问题对黑格尔毫无意义，黑格尔绞尽脑汁要解决的是：能够为新的德意志国家奠定精神基础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对叔本华和尼采来说，黑格尔的问题也毫无意义，市民们的德意志国家不值一提，他们的问题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那些不朽的精神源泉到底是什么？对柏格森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他无关，他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师，他的问题是：科学精英和人文精英们正在分裂，互相敌视，这种分裂正在威胁第三共和国的秩序，必须用新的哲学来使科学精英和人文精英们和解。对后代哲学家而言，科学精英和人文精英的和解也毫无意义，不值得操心，起码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夏天的急速灭亡肯定不是两群精英不合作的问题。我本人的问题在年轻时的笔记里就与下了：世界是一种象征，它正渐渐地陷入逻辑里。

但在各自回答自己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同样的理性工具，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因此使哲学看起来具有一种知识体系的外貌，好像在解答一些共同的、固定的问题。实际上，他总是从自己的问题的角度去解析前代哲学家，他解析出的只是他自己，不是某种外部知识。答案也早己包含在他的问题本身中。

未来哲学要根除答题的思维。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传递给后人的过程，而不是传递问题和答案的过程。

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