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被捕的時候，茲博羅夫斯基已經犯下一連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鮮血。茲博羅夫斯基在美國的審判中承認，他曾讓格別烏進入托洛茨基的檔案室，並負責「處理」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書，1938年在巴黎被謀殺）、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並在1937年7月被謀殺）和賴斯（Ignace Reiss）（一個格別烏高級特務，拋棄了斯大林的恐怖鎮壓機器，並宣布支持第四國際，1937年9月在瑞士被謀殺）。

據他自己承認，茲博羅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來一直是一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不過更有可能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可能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一員（盡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但他無疑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特務。毫無疑問，他與巴黎的傑克．索布爾有聯繫，也與格別烏在西班牙的「特別任務小組」的特務有聯繫。「特別任務小組」在巴塞隆拿謀殺了沃夫，在這個小組裡還有臭名昭著的愛廷貢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愛廷貢這個人，利用許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揮了針對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一同行動的還有他的格別烏同夥兼情人，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後者正是殺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務。茲博羅夫斯基還負責將麥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殺的近兩年前，他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讓麥卡德引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為進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審判和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當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格別烏謀殺了托洛茨基、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後來，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不僅是索布爾兄弟、茲博羅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國法院和參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他們給出了詳細證據，而且還有一些逃離俄羅斯的格別烏高級官員，揭露了他們所涉入的謀殺活動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別烏的賴斯，他很快就因為譴責斯大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內戰期間在西班牙擔任格別烏主管的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國。他試圖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謀危害他的生命，盡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細誤導，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是由愛廷貢少將組織的，他當時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將軍…招募西班牙人是為了替蘇聯情報機構進行牽制活動。」

霍赫洛夫補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個西班牙人，他被帶到蘇聯，被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來化名麥納德（Mornard，即麥卡德或「傑克森」Jacson）並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薩克·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頁）

武裝突襲與暗殺

「報應將會回到卑劣的謀殺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婭與一群關係親密的人抵達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納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後幾年的生涯中唯一準予其庇護的政府，與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在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歡迎，並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畫家叠戈·裏維拉（Diego Rivera）借給他位於墨西哥城郊區科約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剛抵達墨西哥時，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且在不久之後又迎來了第三次、更為怪誕的審判。

娜塔莉婭提及此事：「我們聽著收音機，打開信件與莫斯科的報紙，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們都感受到同樣的瘋狂、荒唐、憤怒、受欺和鮮血淋漓從四面八方朝我們洶湧而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12頁）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這些駭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證據如何自相矛盾，並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徹底反駁了那些專對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實指控，此外，事實更證明了是可能組織一個由美國自由派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審判」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完全免除所有針對托洛茨基的控訴。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接下來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與正當化——這恐怖浪潮將落在所有會對斯大林獨裁統治產生任何一丁點小威脅的那些人頭上，無論是積極的反對派，還是潛在的官僚敵手，又或是僅僅讓他感到尷尬的過往同夥，托洛茨基深知對他宣判的死罪不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判決。

從托洛茨基抵達那刻起，忠於莫斯科路線的墨西哥共產黨，開始呼籲要對托洛茨基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他回應作秀公審的種種指控，最終目標是要將他驅逐出國。共產黨與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聯合會（CTM）發行的報紙和期刊提出一連串誹謗的指控，宣稱托洛茨基對卡德納斯政府圖謀不軌，還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動人士進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新聞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辭，不是用選票而是用機關槍。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襲，一群武裝分子闖入他的住宅，用機槍掃射臥室，接著蓄意放火摧毀托洛茨基的文稿與檔案庫，盡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壞，托洛茨基與娜塔莉婭伏在床底下，驚險地逃過了死亡，他們的孫子塞瓦（Seva）遭子彈輕傷。

幸虧入侵者留下的一顆巨大炸彈並未爆炸，後來發現施襲者是由保鏢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顯然他遭到了某個他所熟識且信任的武裝分子的欺騙，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埋在石灰巖坑洞當中，另外，施襲者知道建築物與安全設備的佈局——代表他們確確實實有內應。盡管有指責的聲音聲稱哈特為幫兇，但他無疑是被欺騙了，像托洛茨基當時所強調的那樣——被熟悉不過的人愚弄了。沒有誰比麥卡德（外號「傑克森」，1940年8月以冰鎬刺殺托洛茨基者）更能驗證這個推論了。

一切證據都指向幕後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在他們身後操控的格別烏，通過詳細分析遭遇突襲前幾周的斯大林主義新聞媒體，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們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場對自己性命的武裝襲擊，並且有所準備。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襲擊者中的次級同夥，他們提供的證據立刻使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經參與西班牙國際縱隊——早已因成為斯大林的特工而惡名昭彰。線索很快指向西基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裏維拉一樣都是知名畫家。但與裏維拉維拉大相逕庭的是，西基羅是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長期被懷疑與格別烏有聯繫。雖然斯大林主義者蠻橫地試圖描述這次襲擊為托洛茨基「自導自演」的把戲，為了抹黑共產黨和卡德納斯政府，但警方最終還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羅斯在內的主成員，但是由於共產黨和工會聯合會施壓，西基羅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釋放，理由是「缺乏實質證據」！

西基羅斯沒有否認他在襲擊中所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他還公開地吹噓此事，共產黨感到尷尬不已——不全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失敗，他試圖讓自身同襲擊事件分割，將一切歸咎於「不受控的因子」與「密探內奸」。斯大林主義媒體一邊稱讚西基羅斯為英雄，一邊又稱他為「半瘋癲的狂人」或「不負責任的冒險家」——甚至還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錢！共產黨媒體以無恥的「邏輯」斷言這次襲擊是針對共產黨和墨西哥國家的挑釁行為，因此托洛茨基應立即被驅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後，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承認了事實。該黨的資深成員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產黨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斷然反駁該黨官方否認參與一事，並詳細說明了他們企圖謀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準備。坎帕回憶錄的關鍵摘錄發表在更具影響力的法國共產黨日報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報），該篇文章得到該黨總書記馬爾凱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權（參見我們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戰鬥派》）。

坎帕講述了1938年秋天，他與卡裏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如何被黨的總書記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叫去獲悉「極其秘密和精細的事務」。拉沃爾德告訴他們，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實際上是格別烏代表）曾拜訪過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決定」，並要求他們落實「肅清托洛茨基的任務」。但在經過坎帕積極的分析後，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

「我們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結束了，他的影響力根本趨近於零，這件事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頻繁地說過。此外，他被除掉的話，將對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提議除掉托洛茨基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然而，由於他們反對意見，拉沃爾德和坎帕被指責為「宗派機會主義」，且「對托洛茨基持柔和態度」，隨後便被開除出黨。

為墨西哥共產黨做好謀殺托洛茨基的準備的人，是一些實施過莫斯科主子殘酷命令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西班牙活躍的西基羅斯，大概從1928年就是個格別烏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義者科多維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愛廷貢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參與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人安德烈斯·寧（Andreas Nin）的嚴刑和謀殺；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切卡（Pedro Checa），實際上這個假名是從蘇聯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來；以及化名為維達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將軍」的假名活躍於西班牙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當然，無所不在的愛廷貢上校統籌了他們的作為。

在西基羅斯與其黨羽意圖強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處失敗之後，坎帕寫道，「第三種替代方案付諸實行，麥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從西基羅斯的突襲中逃過一劫只是「緩刑」。娜塔莉婭寫道：「住處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為此做的防備，沖淡了我們對救贖的喜悅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強住宅防禦，也採取了全新的預防措施。不幸的悲劇是，盡管懷疑家庭中有幾位成員對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後仍未徹底認出來這個最終被證實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額外安保措施：例如，讓保鑣隨時跟在他旁邊。娜塔莉婭寫道：「怎麼可能將一個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轉變為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然而，鑑於托洛茨基的工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質——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殺行動，毫無疑問，安全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應當採取更加嚴密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在其保鑣哈特被綁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註意到他允許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進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說這很粗心，諷刺地是，這還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證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納塔莉婭，《父子》）

在西基羅斯突襲幾天後，麥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為他的暗殺行動準備已經很長時間了。通過茲博羅夫斯基和其他滲透到美國托洛茨基支持者間的格別烏特工，麥卡德在法國被引介認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隨後到墨西哥的科約阿坎（Coyoacan）為托洛茨基工作。格別烏特工成功地誘惑她，並使她成為麥卡德罪行裡的隱性幫兇。

麥卡德的「精心掩飾」盡管引來了許多懷疑，不幸地是他最後依舊達到目的。麥卡德加入西班牙共產黨，並在1933-36年成為活躍基層黨員，當時該黨早已斯大林主義化。他的母親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別烏特工並與愛廷貢有所聯繫，麥卡德本人大概是通過母親而也進入了格別烏底下。斯大林對西班牙革命的破壞下，西班牙共和國戰敗後麥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為自己的未來角色作準備。1938年在巴黎與西爾維婭．阿格洛夫會面後，他隨後於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並逐漸與托洛茨基的家人討好關係。

在獲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納之後，麥卡德以討論他寫的一篇文章為藉口安排親自與托洛茨基會面。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段令人尷尬到近乎無聊的過程，從而興趣缺缺。第一次會議顯然是一次暗殺的「彩排」。

他下次來是8月20日上午。盡管納塔莉婭和托洛茨基的保鑣感到不安，但麥卡德又被允許單獨訪視托洛茨基。「過了三到四分鐘，」納塔利婭說：「我在隔壁的房間裡，聽見可怕的刺耳叫聲……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現，靠在門框上。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沒戴眼鏡，胳膊彎曲地垂在了身旁…」麥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鎬予以托洛茨基後腦劇烈的擊打。但是擊打並沒有立即致命。正如麥卡德本人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長時間」。托洛茨基勇敢地與刺客搏鬥，擋下更多的攻擊。

納塔莉婭說：「醫生說傷勢不是很嚴重。」

列夫·達維多維奇表情毫無波瀾地聽著，就像在聽俗套的安慰一樣。他指向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用英語對漢森說：「我覺得…這裡…到此結束…這次他們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68頁）

托洛茨基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術後存活超過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歲。麥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羅斯受到寬容處置之後，他也可能會被判輕刑，但他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過指紋和其他證據都已經確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絕供出自己是誰或誰命令他謀殺托洛茨基。

盡管罪刑幾乎普遍歸咎於斯大林和格別烏，但斯大林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否認所有責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麥卡德的母親與愛廷貢從墨西哥逃亡，她被帶到斯大林身邊，並為她的兒子和她自己贏得了很高的官僚榮譽。服刑期滿後，麥卡德本人很榮幸回到東歐，即使他選擇保持緘默，但現在仍然可以從在美國受審的俄羅斯間諜的詳盡證詞，還有在不同時間叛逃到西方國家的高級格別烏特工以及斯大林主義者遲來的回憶錄中獲得的一連串證據，都顯示麥卡德與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機器有所連結。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為新一代武裝……」

很多人嘗試將托洛茨基描繪成「悲慘」人物，暗示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政治革命的觀點是「高尚」……但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是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傳記《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隱含的觀點，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為重新組織和武裝新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所做的努力，駁斥托洛茨基頑強而艱苦的工作並視之為徒勞。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為其著作取名為《托洛茨基的悲劇》。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劇性的因素，那是因為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都與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這段時期先是撤退，然後是災難性的失敗。

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因素，他的過往已預示了他也將隨著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處於政治孤立。但是，當膽怯的人和懷疑論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與斯大林主義或資本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無事時，托洛茨基和少數仍然致力於反對派思想的夥伴，為重新武裝新一代的革命領袖的鬥爭，為工人運動的覆興而奮鬥。

在流亡期間，托洛茨基以巨量的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但他遠未接受他僅僅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記》（第53-54頁）中寫道：

「我現在只能限縮於通過報紙進行對話，或者通過報紙發表事實和觀點。

但我仍然認為，盡管從事的工作極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內戰時期或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

傑瑞米柯賓

驅逐與流亡

托洛茨基預先地指正了「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誤解』或不願妥協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想法。托洛茨基談到了當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時，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其實可能是「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問他是否認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與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這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我回答說：『最後只會個糟糕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流亡中的日記》，第39頁）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鬥爭，他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發表在《新路向》書中），開始警示革命後所會出現的危機。落後國家的革命勢力被孤立於一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開始萌芽，托洛茨基開始對抗黨在斯大林統治下所結成的官僚主義之肆意妄為。

在列寧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與托洛茨基一同對抗在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風氣。

當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對派開始為覆興工人民主而進行鬥爭時，政治局出於權責而承諾恢覆共產黨內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夥人卻設法使這項諾言停留於一紙空文。

四年後（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克裏姆林宮，並與他的反對派同仁們一同避難。一周後，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的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自殺，以死來抗議斯大林的獨裁領導。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個被斯大林政權逼死或直接殺害的人。斯大林政權系統性地殘酷鎮壓其反對者，並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與自己官僚機構的極權手段之間闢築了一道由鮮血所匯流的長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國外。他先是被驅逐到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俄羅斯小鎮阿拉木圖（Alma-Ata，今天是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後又從那裡被驅逐到土耳其，並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馬爾馬拉地區（現伊斯坦布爾）的比於卡達島（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為了使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政治工作陷於癱瘓，斯大林襲擊了他的由五、六個親密合作者所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茲曼被迫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流亡中的日記》，第40頁）所有這些革命者在過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擔任軍事秘書處成員，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裝部隊中效命。但是，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斯大林「正在另一個戰場上用著另一個手段進行著鬥爭」。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後便隨即將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種名稱：契卡Cheka、格別烏GPU、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衛部隊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劃和執行暗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那麼為什麼斯大林為何在起先時會允許讓他的敵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公開示警說斯大林將會著手於奪走他的生命。他寫道：「在1924～1925年期間，斯大林就提出過對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問題。斯大林在少數人的會議上曾經權衡過同意和反對兩種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顯的。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勇於獻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們可能會報以反恐怖行動。」（《訴狀》 1932年，第9頁，翻譯取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的信》一文）。

而這些會議內容是由曾短暫與斯大林組成「三駕馬車」，但後來又突然開始反對斯大林的二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報的。

迫害

但「斯大林後來得出結論，認為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寫道：

「…與他的盤算相反，事實證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機關和沒有經費也一樣。

共產國際是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卻完全一無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未來，今後是同左翼反對派的國際幹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樣的捏造也無濟於事。

反對派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著述，都將用各種語言出版。所有國家都存在堅不可摧的幹部隊伍，盡管目前人數還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國際反對派思想的堅定性和蓬勃發展對於他本人、對於他那虛假的『威望』、對於他那波拿巴主義的力量，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寫下了不朽的《俄國革命史》和他輝煌的自傳《我的生平》。通過與其他國家反對派的大量通信，特別是通過《反對派通訊》（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開始凝聚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國際反對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預測，斯大林會利用格別烏進行殘酷的清洗，並試圖摧毀一切對他不利的東西，這一預言很快得到證實。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他的女兒季娜伊達（Zinaida）因為疾病與抑鬱，在柏林自殺身亡。她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輕的反對派激進分子，後來被捕並永遠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個向托洛茨基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死去。後來，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Sergey），一名沒有任何政治興趣或政治交際的科學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後來得知他已死在獄中。除了對思想的病態恐懼，「個人報覆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此外，格別烏從一開始就滲透進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對派團體。出沒於歐洲的反對派組織、或到比於卡達（Prinkipo）訪問協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蘭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於卡達與托洛茨基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立陶宛猶太人，後來轉向斯大林主義。另一個名為卡林（Kharin，別稱約瑟夫Joseph）的人，將一版《反對派通訊》的文本交給了格別烏，從而嚴重破壞了該份通訊的製作。還有密爾（Mill）（保羅．奧肯Paul Okun，或奧賓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斯大林主義者，這讓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確定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還是格別烏臥底。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接納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評論密爾的背叛時，托洛茨基指出：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左翼反對派處於極其困難的處境。過去沒有一個革命黨遭受過這樣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國資本主義警察的鎮壓外，反對派還受到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不擇手段的打擊…當然，俄羅斯支部的處境是最艱困的…

但要在國外找到一個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即使是為了純粹技術上的職能，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解釋了密爾有一段時間能夠進入左翼反對派的行政書記處。當時需要一個既懂俄語又能擔任書記職務的人。密爾曾經是官方政黨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聲稱有一定信心擔任這個職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頁）

回顧過去的經驗，缺乏足夠的安保措施顯然會造成悲慘的後果。但是由於資源極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對滲透的恐懼、對支持反對派工作的人過分懷疑，可能會適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對人的性格有著積極、樂觀的看法，他不願讓個人蒙受種種盤問與針對個人的調查。

然而，有一位到訪比於卡達的訪客絕對是一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這名特務的奸計很久之後才被發現，從而使人看到了格別烏謀害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手段。這個人就是亞伯拉罕·索伯勒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稱為「塞寧」（Senin），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與他同夥還有他的兄弟，魯文·索伯勒維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羅曼·維爾」（Roman Well）的名字為人所知。

兩兄弟密謀破壞德國小組的活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回到了位於莫斯科的格別烏總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暫到訪哥本哈根，與「塞寧」當面對質，並譴責這名「所謂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特務」。托洛茨基寫道：「用好聽的說法，我們只會稱這些人（索伯勒維丘斯兄弟）是革命的敗類。」他還評論說，這些特務和莫斯科的格別烏之間肯定有聯繫。

大清洗審判

很久之後，「塞寧」本人親自證實這點，他承認：「我服務蘇聯秘密警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盡管幾乎能肯定他們從更早就開始）。「這份工作是替約瑟夫·斯大林監視托洛茨基，斯大林癡迷於了解他憎恨的對手的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間……在1931年和1932年的兩年時間裡，我暗中監視托洛茨基和他周圍的人。托洛茨基毫無懷疑，邀請我到他在土耳其比於卡達戒備森嚴的家中做客。然後我向克裏姆林宮匯報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訴我的一切，包括他對斯大林的尖酸評論。」

這件事於1957-8年間在美國被揭露，「塞寧」現在的名字是傑克·索布爾（Jack Sobel），作為俄羅斯在美國的一個間諜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審。傑克·索布爾在口供中、在受審時、在其同夥茲博羅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偽證審判時、以及有關間諜活動的參議院聽證會的證詞中，他和他的兄弟（現在被稱為羅伯特．索布爾Robert Sobel）詳細證實了格別烏在謀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離孤立的比於卡達，找到一個更靠近歐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根本不願意給予托洛茨基政治庇護的民主權利。最終，在1933年，托洛茨基獲準進入法國。然而，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右翼勢力的壯大，很快導致法國達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驅逐他。幾乎每個歐洲政府都已拒絕給予他政治庇護。正如托洛茨基所寫，他生活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個短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國時寫道：「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記》，45頁）。但在他抵達挪威後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審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發了。「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評論道；「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在第一次駭人聽聞的作秀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後是偽造供詞、殘酷施壓、施以酷刑和威脅被告家屬。主要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這些大清洗的審判中，托洛茨基作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進行了數不清的陰謀活動，據稱其目的是暗殺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並秘密勾結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圖摧毀蘇維埃政權並使蘇聯解體。

與此同時，斯大林對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對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應和反駁。為了避免遭到監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尋避難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提供的庇護。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起了他寫給政治局的公開信，在信中，他預見了斯大林的「世界範圍的官僚主義誹謗運動」，並預言了對他的暗殺企圖。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預感補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頁）

在俄羅斯，清洗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或左翼反對派。每有一位領導人出現在公審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關押起來，或被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死，或在監獄的地窖裡被草草處決。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萬人被捕，還有500到600萬人在勞改營裡無人過問，其中許多人被處死。毫無疑問，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隨者，承受著最殘酷的鎮壓。

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別烏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俄羅斯的大清洗也與斯大林對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的內戰進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關。通過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產黨的官僚領導、蘇聯軍事顧問機構以及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斯大林將他的恐怖鎮壓伸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激進分子，尤其是阻礙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此同時，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強措施，破壞由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領導的，位於巴黎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中心。

1936年，格別烏竊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檔案，此舉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擊莫斯科大審中駭人指控和偽證的力量。但對托洛茨基本人和整個反對派來說，更沈重的打擊是謝多夫的死。

協助托洛茨基著述、籌備和分送《反對派通訊》、維持國際反對派團體間的聯繫，這些工作中謝多夫不可或缺。同時，謝多夫也為反對派的工作做出了傑出的、獨立的貢獻。

然而，1937年初，他懷疑患上了闌尾炎。在他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議下，謝多夫進入了一家診所進行手術——後來發現這家診所由「白俄」後裔（指的是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移民，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和有斯大林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經營。謝多夫一度從手術中恢覆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死於極度神秘的癥狀。

證據以及至少一名醫生的意見都將死因指向中毒，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雜的、幾乎無法察覺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為他死去的兒子寫了一篇感人的悼詞：《兒子·朋友·戰士──悼列夫．謝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頁）。他讚揚了謝多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反對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多麼沈重的打擊。托洛茨基為自己和娜塔莉婭（Natalia Sedova）寫道：「他是我們夫妻倆的一部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每天經過幾百個孔道傳達到巴黎的他。我們的兒子一死，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切青年時代的東西，也都跟著死去了。」

隨後，有消息透露，謝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這個人是一個格別烏特務，比以前滲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間諜和奸細要陰險無情得多。艾蒂安後來被揭露其真實身分為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他和索布爾兄弟一樣，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被揭露為格別烏美國間諜網絡的關鍵人物。

傑瑞米柯賓

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也是荒誕的。兩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損，承認了不可能的罪行，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評論說：“即使是誹謗也應該言之成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領導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殺後已經入獄，而實際上斯大林的格別烏要為暗殺罪行負責。莫斯科審判中充斥著這樣明顯的不協調之處。報紙寫道：“蘇聯新聞界至今沒有宣傳，他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關押在監獄裏，如何還能領導反對派團體、如何還能與外國勢力的特工和間諜保持聯系。”（8月20日）

最終全部16名被告被處決。維辛斯基的閉幕言論令他們幸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滅：“我要求對發瘋的狗、每只狗都要開槍！”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無異於斯大林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以壓制一切反對官僚統治的勢力。在1936-37年間，至少有800萬人被捕並處決了100萬人。反共書刊，例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斯大林的政權是從列寧的政權自然演變而來的，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麽會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與列寧有親密關系的老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傳統被抹煞。這場審判完全依靠莫須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斯大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審判的主要對象，這絕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繼續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而戰，並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制定了綱領。格別烏使用酷刑和對被告家屬的威脅來獲取供詞，這將波及托洛茨基，並合理化鎮壓。有些人認罪，是為了他們能在最後一刻幸免的絲微希望。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偽“秘密審判”後被槍決的，就像當時以傳奇將領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為首的8名紅軍高級軍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處決那樣。當中3個人和托洛茨基一樣也是猶太人。這是一次大清洗的經典畫面，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時，紅軍軍官幾乎被摧毀。托洛茨基警告說：“犧牲蘇聯國防是為了保住官僚集團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於斯大林的壓力

莫斯科大審判使整個世界感到驚訝，包括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聞從莫斯科傳出前幾個小時，挪威共產黨於8月14日組織一次公開會議，抗議法西斯對托洛茨基的襲擊。在幾天之內，這種“錯誤”得到“更正”，因為法國斯大林主義者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é）寫道，挪威法西斯主義者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友好訪問” ！

托洛茨基後來表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瘋人院裏”。他決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應，以便毫無疑問地還自己清白，並揭露斯大林政權的動機和本質。 “根據指控，我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在丹麥、法國和挪威進行的。在這些國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懲處的。因此，我要求他們對我提起法律訴訟。我要親自揭露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聞報》，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務部發表聲明，聲稱托洛茨基違反了他的庇護條件。就這樣，他完全被圍困住了——法西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受斯大林壓力的工黨政府都希望令他噤聲。托洛茨基被迫簽署一項承諾，即避免“直接或間接、口頭和書面地幹涉其他國家當前的政治問題”。他拒絕簽署，並在賴伊的命令被軟禁，被禁止發表公開聲明。政府害怕大選落敗，正屈服於來自莫斯科、納粹以及不想與莫斯科抗衡的航運和捕魚業所有者的共同壓力。一如往常，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時，資本家可以廢掉崇高的言論自由權或反對暴政的鬥爭。

當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對國民聯盟的成員進行入室盜竊審判時提供證據時，他發現自己在船塢中。他在警察的監督下被帶到法院，對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動以及他是否曾批評外國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訊。法官隨後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認已經違反了他獲得庇護的條件。他從法庭趕往與賴伊的會面。賴伊堅持托洛茨基簽署一項新的、相對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諾，其中包括以下內容：“我進一步同意，我發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書接收的所有郵件、電報、電話將受到審查⋯⋯”！

他們希望得到他的簽名，因為根據挪威憲法，政府無權監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賴伊不得不執行獲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過往行為的逮捕行動——當時這兩人都沒有被要求簽署任何東西！托洛茨基回憶說：“有才的司法部長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鐵鏈和手銬，就可以填補當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堅定拒絕。” 他告訴賴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連斯大林都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那無異於患上自大妄想癥。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托洛茨基總結了他的處境：“法西斯主義者企圖突襲我的家。斯大林指控我與法西斯主義者結盟。為防止我反駁他的謊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讓我遭到監禁。其結果是他們把我的妻子和我關住了——由三個法西斯主義工作人員監督。即使進行最瘋狂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國際象棋棋手能夠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盤。”

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的拘留引起了強烈抗議，甚至在國家官僚機構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賴伊依靠法西斯主義者從事骯臟工作的原因。當賴伊出人意料地對托洛茨基進行拜訪時，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國的工人沒能救您，那麽您和您的同事將在幾年內像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輩那樣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相信部長回憶起了這番話。

對庇護權的嘲弄

盡管工黨部長們始終否認這一點，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對斯大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無法回應對他不利的誹謗，無法與他的支持者講話。挪威政府監禁他，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宣傳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從挪威散步恐怖主義，挪威當局為什麽要逮捕他？維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寫道，托洛茨基的緘默證明了他有罪。當托洛茨基試圖利用法院進行聆訊時，他決定起訴兩名報紙編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誹謗他，因此，賴伊以一項新法令介入並終止訴訟。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擺脫托洛茨基。尼高斯沃爾在內閣會議上說，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條款，“我們將把他送到西伯利亞”。 8月30日，蘇聯外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挪威。工黨部長們確實可能將托洛茨基移交給斯大林（就像希臘和其他歐盟列強在1999年將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Öcalan移交給土耳其當局一樣）。

圍繞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護權的意義，相關的辯論開始了。 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的社論說：“挪威政府真的確定托洛茨基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否在庇護權的限制條件之內？……首先是規管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發表的這篇文章呼應了斯大林和吉斯林的指控。當時，資產階級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沖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斯大林。

由於墨西哥於1936年12月決定批準托洛茨基的庇護，在經歷了4個月的失聲和不確定性之後，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門被打開了。聽到托洛茨基的離開，蘇聯大使向賴伊送上鮮花。

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後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有關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於1980年首次刊登於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英威蘇支部於當時的前身）的理論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

Lynn Walsh，原文寫於1980年，現內容有微調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對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擊，前者身份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這麼做是為了謀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過去是十月革命領袖列寧身旁的戰友，曾創立並領導紅軍，同時也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創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僅僅是斯大林的惡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這還是針對所有世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所有的後輩青年革命者而來的系統性血腥恐怖之終極表現，因為他們正準備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並對抗為官僚所控、充滿壓迫的政權。

當格別烏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時，他的家人、許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無數國際左翼反對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已被謀殺或被逼上自殺之路。

盡管官僚們謀殺了整整一個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氣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歷史作用埋葬在謊言、誹謗和史實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卻從未像現在 （原文年代為1980年代初）這樣對工人階級中的活躍份子產生連結和吸引力。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國家，以及俄羅斯與東歐的畸形工人國家當中，無疑有著新革命得以發展的遠景。

今年8月，資產階級媒體也無疑會很不情願地承認這點。可預見資產積極媒體一定又會因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歷史作用，又或故意掩蓋混淆和托洛茨基有關的政治問題，而寫下一大堆廢文。

例如，盡管存在無可辯駁的證據（當時已有些明確證據，後來又發現了更多佐證），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為斯大林主義開脫，甚至試圖否定格別烏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一案中的罪嫌。

但從根本上來說，有個老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兼紅軍統領，那麼為何他讓斯大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為何托洛茨基為何不親自奪權就好？這些問題無疑將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過教條主義」、他的政治觀「不切實際」以及斯大林比他「聰明得多」的論點。而提出這些論點則必然意味著斯大林比托洛茨基來得更加「務實」，而且也更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則親自完全地駁斥了這些觀點，不僅是在回答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問題上，並還對蘇聯工人國家的墮落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們的政治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把1923年以後所爆發的沖突僅僅歸結於彼此對立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個完全錯誤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寫道：「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這點預先註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有著強大的個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認為這是因為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流亡中的日記》，第38頁，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流亡中的日記（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都不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在一個經濟與文化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國家中孤立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堅信工人必須掌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當論及如何完成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迫切任務時，俄國工人階級便只能與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一同合作進行才行，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水平。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得歸咎於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組成的領導層之誤判）令蘇聯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加快了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們將自己追求安寧、渴望特權和使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私慾擺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統治階層們「迅速的發現到斯大林其實是他們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層的利益。斯大林開始與「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他創造出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外皮的異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們害怕反對派恢覆工人民主的計劃會在新世代的年輕工人們中得到回響，從而為反對腐敗官僚的鬥爭提供新動力，而這激起了斯大林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反對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夢魘，因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這個殘忍的傢夥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這種恐懼也說明了斯大林為何會產生渴望對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報仇的個人情緒。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夠聰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會和他換位思考、對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這人的心理如鯁在喉。」（於1935在法國的一間「感化院類型的監獄」中所寫）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覆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覆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覆辟資本主義，並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美國：社會主義者與國家　如何終結種族主義執法

美國警察執法的本質與這個國家的暴力、種族主義歷史密不可分。從奴隸巡邏隊，到蒙哥馬利警察局長康納（Bull Connor）向黑人民權運動抗議者使用警犬、消防水炮，再到現在警察在黑人社區濫用私刑：這些事件都有著同一個脈絡。

在美國歷史中，警察和聯邦的鎮壓還針對試圖加入工會的工人、激進的組織者以及任何威脅到統治階級利益的真正的鬥爭者。 1932年，時任總統胡佛派遣軍人和坦克搗毀在華盛頓特區要求政府兌現長期承諾的一戰補償金的黑人與白人退伍軍人營地。 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在共和鋼鐵公司大門外罷工的40名手無寸鐵的鋼鐵工人開槍，造成10人死亡。 2006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對美國中西部肉品工廠進行了蓋世太保式突襲，隨後大規模地驅逐了這些移工，其目的是為了鎮壓群眾性的移民權利運動——因為這些工人正在組織起來！

警察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解釋的那樣，在歷史上包括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出現反映出社會已分化為階級之間具有互相矛盾的利益關系的階級社會。用恩格斯的話所說就是，國家由“武裝的人”組成，國家暴力機關使階級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但最終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社會中的那些億萬富翁資本家。而在我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為維護他們的財富以及統治地位，不可避免的便是鎮壓與暴力威脅。

從黑奴制，到吉姆·克勞法（Jim Crow，種族隔離法案），再到當今已制度化的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維持種族間的分化一直都是美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了組織強大的工業工會，如1930和1940年代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激進的組織者們反對由福特等老板為維持其控制權所培育的惡毒的種族主義。如果他們不采取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他們便無法說服黑人與白人勞工共同奮鬥，並贏得有利於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勝利。這個運動影響深遠，以至於它可能是抗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開端。

在現在，警察對貧困黑人和拉丁裔社區采取強化治安措施，實際上意味著使他們不得不呆在劣質的、猶如隔離政策的住房與學校之中。但是，種族主義政客們也嘗試把有色人種描述為對較富裕的白人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社區的威脅，以便使這些鎮壓政策更受歡迎。

只要還有一天維持著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就不可能實現非種族主義執法。在資本主義社會框架下也不可能廢除警察——只要資本家仍在統治，他們就將且必須找到一種維護其利益與財產的措施。但這並不意味我們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本身之外無計可施。

真正改變

事實證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第一階段所贏得的改變（包括更多培訓和戴上隨身相機）是遠遠不夠的。不過，警方執法可以顯著改善，濫捕濫囚可以成為歷史。但是，因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殺害後爆發的群眾運動，我們才能夠贏得這樣的成果。為了贏得真正和長久的成果，運動需要繼續下去，拒絕被資產階級收編，以動員勞動者這一社會力量為中心，並闡述更廣泛的社會計劃。

當前的運動表明，人民群眾反對警隊中的可惡、猖獗且反動的種族主義。他們十分積極地反抗種族主義政策。這次事件還暴露出警察所擁有的巨大保護傘——他們幾乎對任何罪行都享有不成文的法律豁免權。他們是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階層。他們是統治階級用來強使人民（特別是黑人社群）“配合”的工具，但現在，統治集團甚至難以管好自己這支隊伍。

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我們需要具體化減少撥款的訴求。西雅圖的社會主義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呼籲將警察預算削減50％，並領導在西雅圖的征“亞馬遜稅”鬥爭，以資助永久的可負擔社會住房、社會服務和工作。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要求將警務政策（包括雇用和解雇）置於民選的公民委員會控制之下。必須立即清除社區內所有曾犯下種族主義和過度使用武力罪行的警察。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警察不應武裝巡邏。一旦警察部隊受民主控制（哪怕只是一定程度），黑人工人階級受到的壓迫將尤為減輕，但其實全體工人階級都將從中受益。

警察內的分裂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警察也不是鐵板一塊。反動分子在警察隊伍中十分強大，且在全美大部分地區中占主導地位。盡管有警察裝模作樣地單膝下跪後暴力襲擊了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普通警察對弗洛伊德慘遭殺害一事流露出真正的同情。明尼阿波利斯的14名警官最近在一封信中，聲稱代表其他數百名警察譴責警察德裏克·沙文（Derek Chauvin），並支持改革。這一舉動有局限性，也有積極的一面；但若沒有群眾運動的壓力，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如果有普通警察真的想要改革，並希望與其工作所在的社區建立不一樣的關系，那麽現在正是他們站起來並把像鮑勃·克羅爾（Bob Kroll）這樣親特朗普的極右翼領導人從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會趕出去的機會。我們認為，警察有權組建工會，這樣他們就有辦法抵抗統治階級利用他們來鎮壓勞工。但這顯然不是警察工會在今天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許多城市的警察都利用其參與在更廣泛的工人運動來掩飾自己。工人運動不能保持沈默，必須捍衛被警察虐待的黑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社區。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的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清除警察中那些有暴力和種族主義執法記錄的人，以便允許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安全、公正的社會

為了使人們生活在一個不必擔心國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決裂。正如我們在最近關於明尼阿波利斯運動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工人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與奴役、帝國主義和一切不平等現象作鬥爭。在工人政府底下，主要公司被收歸公有，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並為打造一個擺脫種族主義警務、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創造條件。 這將包括工人階級社區自我組織，保護自己，維護安全。

總的來說，廢除警察和監獄、終結國家鎮壓的進程，與終結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彼此交織。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不會去做這些，而是​​需要工人階級組織有意識地進行革命運動來實現它們。 ”

社會主義替代主張：

立即解雇並起訴所有實施暴力或種族主義襲擊的警察。
將國民警衛隊從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地區撤出，結束城市宵禁。他們對於種族正義沒有任何貢獻，而被用來鎮壓抗議活動，恐嚇工人階級社區，傷害報導非暴力抗議活動的記者，以及保護銀行和警察局。
結束警察的軍事化。禁止警察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鎖喉和軍事裝備。解除巡警的武裝。
將警務置於民主選舉的公民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應發揮真正的作用，例如擁有雇用、解雇、審查預算優先事項以及傳喚的權力。所有這些都應該公開進行。
大幅削減警察預算，並將這些資金重新投資到學校和可負擔住房中。大幅征收富人稅，並將資金投資於綠色工作、社會計劃、公共教育和永久可負擔社會住房。
警察工會以支持濫權警察的反動分子主導，不應被工人運動掩飾。工人運動必須站在抗議者一方果斷開展工作，反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對警察隊伍的清理，否則不能讓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政治代表——兩大黨都忠於種族主義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黨市長和市議會在阻止殺人警察方面毫無作為。我們不應相信哪個大黨能代表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大企業的新的多種族工人階級戰鬥政黨。
整個體制都很罪惡——麥爾坎·X說：“你不可能實現不帶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 為了贏得長久的變革，必須將對抗警察種族主義和財團政治體制的鬥爭擴大為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及爭取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挪威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務懦夫地暗殺80周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發現他們無法獲得安全的庇護。先是被驅逐出法國，然後被拒絕進入英國，他們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斯大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所謂“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讓托洛茨基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簽證而顛沛流離生活的日子永遠無法結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出蘇聯。他、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和兒子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被從一個流放地趕到另一個流放地，先後長達十多年。 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亞來到了挪威，在那裏生活了18個月。他們在赫訥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為社會民主派編輯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園風光與周圍正醞釀的政治風暴可謂形成鮮明對比。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開始階段這一關鍵時刻，挪威工黨政府要將托洛茨基軟禁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系。 “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托洛茨基後來承認，“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

挪威工黨上台

1935年6月，在約翰•尼高斯沃爾（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托洛茨基從法國來到挪威。法國激進黨政府曾威脅要把他驅逐到法國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憶說：“我似乎要在馬達加斯加和奧斯陸之間做出選擇”。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黨的一些領導人，他們急於見到這位紅軍的傳奇創始人。他後來回憶說：“從我與工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聞到了一股濃重的發黴味，那是易卜生劇作中極力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該黨日報《工人日報》的采訪。托洛茨基是在部長保證這不會違反他的庇護條件後才同意的。庇護條件規定托洛茨基不得參與挪威內部事務。 《工人日報》表達了大多數挪威工人對托洛茨基發自內心的熱情，它寫道：“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所有思想正確、沒有偏見的人都會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高興。庇護權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而應成為現實。挪威人民對托洛茨基在他們國家的存在感到榮幸。”

盡管當時托洛茨基主義在北歐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適應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裏接待來訪者進行討論，並與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這裏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闡述了蘇聯需要一場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掃除由於革命的孤立而產生的官僚和官員的特權階層。

1936年8月，國內外的事件發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種戲劇性轉變。從一開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動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黨派“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對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車暴徒強行闖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處。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釣魚，但克努德森的女兒看穿了納粹的偽裝、阻止了納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間入口，而她的哥哥則去找警察。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吉斯林的人從門口附近的一張桌子上拿走了幾份文件。然後他們發表了一份新聞聲明，聲稱持有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文件，“他違背他給挪威當局在逗留挪威期間保持政治上不活躍的承諾。”

被盜的文件幾乎沒有什麽值得人們震驚的：不過是一篇已經在美國周刊《國家》（The Nation）上發表的關於法國的文章，以及一封給法國托派的信。然而，這些 “證據”後來成為挪威當局翻臉、最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的借口。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事件很類似。庇護權首先受到極右翼的攻擊，然後主流政黨越來越多地采用他們的立場——以對抗極右翼的名義來使用！

國民聯盟的3名成員因闖入並盜竊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訴。他們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時監視托洛茨基長達一個月。瑞典報紙《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寫道：“蓋世太保是挪威納粹政變的幕後黑手。”報導說，被盜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國。蓋世太保急於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國流亡者中的聯絡人，而挪威納粹則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視為在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中進行全國宣傳的一種手段。

莫斯科審判

8月14日，闖入事件發生十天後，“老布爾什維克”格裏高利•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義”的罪名面臨死刑審判。這就是被稱為 “莫斯科審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開始。其中，被告們被控陰謀殺害斯大林，並與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結盟。據斯大林的檢察官、前孟什維克的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說，這個陰謀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是第四國際運動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當時住在法國，18個月後，32歲的他被斯大林的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殺害。

一夜之間，世界各地的報刊上充斥著維辛斯基的指控。 《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刊登了“托洛茨基即使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危險人物——計劃謀殺共產黨人”的標題，報導說他“親自從國外向蘇維埃俄國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

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蘇聯官方通訊社）關於我的恐怖活動的聲明是史上最大的誣捏之一。我在此聲明，這些指控全然不實。對於每一個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塔斯社所散發的報告完全無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動，而我的思想和活動目前完全是用於寫作的。我強調說，自從我到挪威以來，我與蘇聯沒有任何聯系。我在這裏沒有收到那裏的哪怕一封信，也沒有直接或通過其他人給任何人寫信。 我的妻子和我無法與我們的兒子進行半句交談。我兒子是一名科學家，與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聯系。”

最後面的講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為了盡力保護他們的小兒子謝爾蓋，因為謝爾蓋還住在俄國。但其實謝爾蓋根本沒有參與政治。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37年被逮捕，並被指控為 “大規模毒害蘇維埃工人”而被槍決。

傑瑞米柯賓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回應

英國二戰紀念活動將戰爭描繪為一場各個階級共同團結一致擊敗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惡政權的全民族抗戰。然而，英國統治階級的反應，說好聽點是為捍衛他們的帝國領地才極其有限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說難聽點是為粉碎競爭者並為資本主義披荊斬棘，以創造巨額利潤，而這點正是他們與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之處，而難掩對德國的“同情”。在1940年法國被德軍占領後，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與納粹的關系緊密，甚至能夠得到德國占領軍在他的法國宅邸派駐守。

1920至30年代，以張伯倫為首的英國統治階級對法西斯一再讓步，他們實施的綏靖政策在今日已備受罵名。他們樂於看到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得勢。在一趟訪問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爾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會全心全意地擁護你，自始至終地追隨你對抗列寧主義野心和沖動的勝利征程。”

這番態度解釋了為什麽英國統治階級會對西班牙內戰冷眼旁觀。確實，在戰爭即將結束時，邱吉爾曾下令擬訂如下計劃：癱瘓納粹政權但讓其維持下去，同時展開一連串攻勢來對付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蘇聯（盡管這個制度已經嚴重墮落）。邱吉爾在反對蘇聯的時候，顯得遠比反對法西斯時真誠。

然而，這些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不僅是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為他們將面對來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綏靖和擁抱

綏靖政策的邏輯在於，對英國資本家利益的關鍵危害不是來自法西斯，而是來自革命的威脅，來自蘇聯可以發揮的潛在作用：蘇聯盡管盡管畸形和墮落得厲害，仍象征資本主義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顛帝國的衰落已成事實，這意味著任何發生在歐洲的沖突，都將削弱它對領土的控制能力，讓美國得以強化國際幹預。當像希特勒這樣兇殘且反對社會主義與蘇聯的強人出現在政壇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國強權滲入中歐和巴爾幹半島時，他們抓住機會跳了出來，扮演德國重新武裝和吞並行徑的調停者：允許納粹占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換取不妨礙不列顛帝國利益的承諾。

德國資本家之間早已達成協定：國家必須要有一個獨裁者。1920年代的德國充斥著革命動蕩，到了三零年代，盡管德國社民黨改良派的領導層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德國仍然存在著強大的勞工運動。德國共產黨雖然與蘇聯官僚的私利有著曲折的聯系，但他們的存在與成長，足以驅使德國資本主義求助於破產的中產階級，他們日益壯大的運動日益集結在以希特勒為領導核心的納粹黨周圍。少數的德國商業階級，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開始就積極提供納粹財政支持。然而，國內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廢墟和日益具戰鬥力的德國工人，促使這些起初的支持者開始把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更全面地引進德國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作為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案。

德國工人曾有機會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這一時期，希特勒和納粹曾有機會被遏止。盡管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存在著政治弱點，但工人們仍留有大量的組織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那樣，如果能夠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真實威脅並采取統一戰線，它將可以推翻現行制度，阻止事態發展至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處於威脅之中的德國資本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以粉碎這些組織。

最終，德國社民黨領導層為資本主義國家撐腰的政策失敗，路線受斯大林影響的德國共產黨深陷於宗派主義之中，它們均未能認識到法西斯的危險。 領導層的失敗導致組織起來的活躍工人階級這個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時期到來的群體，遭到不斷鞏固的納粹所摧毀。

西班牙內戰

一戰沒有停止戰火，一場新的全球沖突的進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為世界大戰先兆的西班牙內戰，見證了重新武裝化的德國和意大利武裝幹涉內戰以支持弗朗哥，讓它們兇惡的政策小試身手；見證了英、法、美的無動於衷，由於害怕社會主義勢力在西歐的壯大，他們明面上未采取幹涉制止法西斯，實際上消極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來斯大林的幹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轉局勢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觀的未來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淪為犧牲品。

這些事件還展示了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從世界各地前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他們的英勇示範得到淪陷區各地抵抗運動的響應——法國、意大利、波蘭、希臘、巴爾幹、越南和中國，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工人和青年擔任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數百萬的工人見識到要擊敗法西斯，必須要通過鬥爭，通過為戰爭貢獻心力不畏慘烈地犧牲。

這份犧牲是統治精英未曾付出過的。在英國，邱吉爾搞砸了西歐的防禦，又發動僅為了捍衛大英帝國利益的戰爭。他長期支持推遲盟軍對西歐的反攻，卻更傾向發動日益造成無差別傷亡的災難性大轟炸，當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對希特勒時，英國斷然拒絕他的提議。斯大林因此轉變了策略，與希特勒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條約並非試圖為無可避免的入侵爭取時間，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諾，並參與了對波蘭的殘酷瓜分。而肅清反對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戰準備，也削弱紅軍和工人們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進攻和蘇聯的抵抗

在短短的幾年裏，希特勒和軸心國發動閃電戰，接連拿下了中國東北（滿州）、比利時、法國和大部份的巴爾幹。希特勒隨後將他的目光轉向了蘇聯，並於1941年6月發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入侵行動。納粹入侵東歐及蘇聯的暴行向全蘇聯人民昭示：這將是一場殲滅性的戰爭。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被入侵震驚，他們意識到只有放寬控制才能自己皮膚不受損傷。為準備蘇聯的防禦，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緩和了下來，特別是對紅軍的幹預也有所放松。將這場沖突被貼上“愛國大戰”的去政治化標簽，沒有任何要求德國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對抗帝國主義的號召，還再度將森嚴的軍事等級制度引入了軍隊。經歷了入侵初期的潰敗後，壯烈的犧牲（超過2700萬蘇聯軍民死亡）以及為戰爭做出的無比努力（T-34坦克是戰爭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將納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紅軍的占領區橫跨東歐和德國。

誰的“大轟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齊心，就像二戰中所有人“齊心協力”一樣，不過是蓄意傳播的謊言。在二戰時的倫敦東區（貧民區），工人階級還得為地下防空掩體而鬥爭。 盡管工會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產黨抱持反動願望，仍無法阻擋工人們采取行動保衛自己的利益。

1944年，貝爾法斯特展開了一場機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爆發的罷工。隨著工人們從一間又一間的工廠湧出，發展成了一場機械產業總罷工。到了五月底，超過2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 1942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當老板試圖開除2名工會成員時，罷工在短時間內就發展了起來。在這兩次情形中，罷工的主動權都來自工會成員，而組織和協調行動則是由強大的商店職工團體進行的。

戰後瓜分

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和斯大林主義蘇聯相聚一堂，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反抗納粹占領的抵抗運動提出要由工人階級接管社會的運轉，特別是在希臘、法國和意大利都紛紛爆發這樣的運動。 為了扼殺這些運動，對世界地盤的劃分便具有關鍵作用。這些會議鞏固了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頭號列強的統治地位，以犧牲尤其是英國等老牌列強的地位為代價。 戰後的資本家要保住其體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讓步一條路可走。例如在英國，工人們贏得了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經濟部門的國有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段時期滿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訓，最明顯的是，工人運動若不與企圖組織起來的法西斯分子相對抗，就將面臨著危險。工人們在戰後時期贏得了大規模的勝利，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仍在捍衛當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設法摧毀它們的人。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明白擊敗法西斯的關鍵不在於邱吉爾和斯大林，而在於普通工人階級的英勇付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未曾存在過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資本主義精英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勢不兩立，雙方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打敗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一致的基礎之上，他們抗擊有史以來最殘暴的獨裁政權的行為，並拯救了人類。 工人們曾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今天工人階級一樣做得到。

中國：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資本主義專政？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農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與驅逐了帝國主義。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參與及領導角色，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制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制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制，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與國民黨及外資連系的企業，但容許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實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覆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良。

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以及後來在1950年代末蘇聯赫魯曉夫政權取消援助之下，中國經濟仍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在1952至1978年之間，中國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高達11.3%，工業占GDP比重也從10%上升到35%。工人與農民雖然普遍貧窮，卻享有著終身的就業保障，退休金，醫療與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國的年均壽命在毛時期從35歲提高到65歲，文盲更是從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時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辦婚姻，納妾，重婚等等都被終結。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在極左和極右間搖擺。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制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覆制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制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制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當公社被瓦解，醫療及教育保障迅速的從農村消失，農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資金維護，同時失去公社制度動員農村群眾，讓後期的破壞變得更加嚴重，也制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工人階級失去了終生雇用保障，退休及醫療服務，而農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變成了大量的產業後備軍。在價格雙軌制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覆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傑瑞米柯賓

盡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沈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上台，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布魯姆政府沒有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體系”。正如吳文所說，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車中，“印支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鬥爭從綱領中拋棄，在公開言論中去掉了……『階級鬥爭』和『法國帝國主義』”。

這種背叛為托洛茨基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遲至1936年12月，圍繞《鬥爭》的托洛茨基主義多數派，開始抨擊巴黎人民陣線政府未能解除對印度支那的鎮壓。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於是退出與托派的聯合組織，宣稱該組織已經“托洛茨基化”。這個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階級中成長的轉捩點。

受到法國工人的啟發，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發了罷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業、煤礦、鐵路和碼頭行業。正如吳文解釋：“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首先是自發的，然後是有組織的行動，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每天八小時工作、工會合法化、民主自由並終結暴政和罰金……”

這一運動導致法國當局作出了一些深遠的讓步，在交趾支那湧現的超過600個行動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領導。

1937年2月，法國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記載：“支持第四國際的革命鼓動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貢提岸的工人階級大眾裏，影響力不斷增強。”同年7月，又再補充：“工人階層中，托派政黨比印支共產黨擁有更多支持度。”

“保衛印度支那”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印支共產黨領導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問題都應該從屬於反抗“法西斯”日本的鬥爭。

法國政府在殖民地展開加速軍事化的進程，為“保衛印度支那”而進行3千300萬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戰爭舉債，還試圖征召2萬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產黨這時選擇了支持法國政府。這兩個議題都引爆了群眾的烈火──反對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鬥爭，早已經歷漫長痛苦的歷史。

盡管如此，印支共產黨還是呼籲人們自願參軍來支持“法國民主”。正如吳文所指出：“印支共產黨的某些人對戰爭債券表現出極大熱忱，甚至他們還提議將100元債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債券，好讓窮人買得起。其他有些人則反對與殖民政權合作，卻被革除黨務……我們同志的聲明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戰爭稅、反對生活水平惡化。”

斯大林派被視作與法國當局及緊縮政策一夥，以至於當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錢的稅時，工人就把這稱作“第三國際的火柴盒”。

法國殖民地總督曾寫道：“斯大林共產主義者相信……安南（越南）群眾的利益驅促使他們靠近法國當局……而托派……則不怕推動當地人抗爭，以便將可能爆發的戰爭變為他們的優勢，以贏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產黨的親法立場，在1939年的市政選舉中受到了懲罰。盡管托派遭到打壓（所有會議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選入西貢議會，而斯大林派則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產黨在組織方面受到打擊的消息，傳到仍在中國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對未來的可怕預言，他說：“面對托派分子，不能與之和解或讓步。必須以各種方式揭露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必須在政治上消滅他們。”

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敵意，一部份是由於胡志明希望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此後共產黨在法國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締。在越南對於斯大林派與托派的鎮壓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國際的成員被送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讓印支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發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轉，他們放棄了親法的鼓動宣傳，恢覆了第三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當日本於1940年9月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登陸時，印支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冒進的、計劃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國當局。和1930與1932年間的農民起義一樣，這場起事也被殘酷鎮壓。印支共產黨的一次黨內審判將這場災難的責任歸咎於2名地方黨委書記，並將他們處死。

與此同時，日本與戰時法國維希政權達成了協議，印度支那由日本軍隊占領，但繼續由法國魁儡政權統治。胡志明在中國覆活了民族主義的越盟，帶領一支由500名越南僑民組成、在中日戰爭中由國民黨訓練出來的武裝力量。正如吳文指出的那樣，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種選邊站的做法，一種尋求他國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國、俄國、美國、甚至法國）；當中毫無無產階級的立足之地。”

盡管胡志明采取左搖右擺的機會主義路線，但在日本戰敗造成的權力真空中，越盟卻變成了越南獨立鬥爭的領導。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蘇聯權威的強化，以及越南農民在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但托派政黨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犯的錯誤，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場革命浪潮。在秘密會談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國開出的條件，讓法國5至10年後才允許越南獨立。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場，目的是要延長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戰時同盟。

相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則呼籲展開大規模示威，並武裝群眾，以阻止法國殖民政權的回歸。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鴻基（今下龍）、錦普地區，不受越盟控制的3萬名煤礦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他們控制了鐵路和電報等公共設施，趕走了舊有的管理人員，並實行了“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資不論層級一律平等”的原則。這個工人公社一直持續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團結”為名逮捕了礦工領袖，並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等級制度。胡志明的軍隊甚至企圖阻止農民接管土地，盡管最終他們被迫放棄。

交趾支那是越盟遊擊隊進入的最後一個地區。但在這一帶，尤其是在西貢的工人之間，托派有著巨大的權威。正如吳文指出的，“《鬥爭》的一夥人組織了大約1萬8千名鬥士和同情者。《爭鬥》（Tranh dau，《鬥爭》報La Lutte的越南語版）以日報形式覆刊，印刷量超過1.5萬份。”

1945年8月21日，西貢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遊行，有30萬人參加，其中3萬人跟隨第四國際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武裝人民”和“為工農政府而戰”。

越盟到來

越盟完全沒有參加8月21日的示威遊行，反映出它在西貢缺乏基礎。就在傍晚，越盟從周邊的農村進入到城市裏，並且繞過工人的控制，宣稱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載著擴音器的廂型車巡繞著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這時越盟在西貢還不為人知，它在一份傳單中自我介紹：

“越盟與同盟國保持著密切關系，與法國（？！）和日本戰鬥。我們是俄羅斯的朋友；中國與我們同心同德；美國夢想的是貿易而非征服；在英國，艾德禮（Clement Attlee）首相傾向左派。談判對我們來說將會很容易。”

斯大林主義份子一邊兜售迅速而無痛擊敗法國的幻想，一邊試圖抹殺任何獨立群眾行動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員會。抵達西貢後，越盟在沒有遭到日軍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中央郵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築。並且呼籲在8月25日舉行一次新的大規模示威，這次則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奪取西貢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政權。有超過100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越盟支持者從周圍的農村乘客車趕來。正如一位托派領導者所說，這場“所謂的革命”是“背著人民進行的”。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斯大林派領導譴責“煽動者和挑釁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時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與托派打交道。因為托派主張民主的工農委員會和武裝人民，在西貢人民中有著強烈的共鳴。

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

不幸的是，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鬥爭》的領導又回到了10年前所謂“聯合陣線”的錯誤立場，但是這次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一開始群眾還無法看透越盟的本質，一方面以華麗辭藻說“寧死也要獨立”，實際上面對帝國主義、蘇聯官僚、國內地主與資本家的壓力卻不斷倒退。當時根據群眾的經驗，如果得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的反對力量。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已經出現，有可能成為西貢及其周邊地區革命工人和農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但這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

《鬥爭》的領導們一方面抗拒和較小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合作，但在總體方向上卻想與越盟結盟，這在實踐中意味著斯大林派能夠否決他們自己的行動。例如他們通過談判之後，才組織一支隸屬越盟指揮系統、被越盟“認可”的托派民兵。他們的越南語日報《爭鬥》當時看來已停刊。隨著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謀殺），第四國際書記處犯下印度支那支部於1930年代同樣的機會主義錯誤，本來已經政治混亂的印支托派在國際的錯誤領導下變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輕的前托派回憶道：

“我們的同志被自己的熱忱和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沖昏頭，忘記了堤防斯大林派。從那時起，我們的同志們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把工廠變成堡壘、準備內戰的步伐。十月派（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激進分子只對《鬥爭》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評。”

在隨後的事件中，這兩個托洛茨基組織的民兵即使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仍毫無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裝。他們或許是因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應，而拒絕了一個民族主義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農民追隨，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壓的目標。然而，托派只要能與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與之建立僅涉及自衛的務實協議是可以接受的。

此時，謝秋收前往北部執行一項神秘的任務，或許是為了要和胡志明會面。過程中他被越盟逮捕並遭到槍決。斯大林派的私設法庭上，謝秋收令人動容的辯護，使得行刑隊拒絕執行命令，最後要由“檢察官”從背後槍斃他。

西貢起義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占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英軍抵達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組織”的武裝。打壓托派的運動就此展開。一個斯大林派組織“解放旗”（Co giai phong）說到：“必須立即鎮壓托洛茨基主義的煽惑組織。”更宣稱：

“……他們要求武裝人民──這嚇壞了英國來使。他們要求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給農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陣線並挑動地主反對革命。 ”

但是，隨著英國人逐步打擊越盟在西貢羽翼未豐的政權，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眾壓力下采取行動。9月17日，他們發起了罷工癱瘓西貢。9月21日，格雷西將軍宣布戒嚴，禁止攜帶武器並查禁越南語報刊。英國士兵占領了西貢監獄，釋放越盟關押的法國魁儡政權的俘虜，同時卻把托派囚犯交給法國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國種族主義殖民者的向導下，英軍從越盟手中奪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控制權，並觸發翌日晚上的起義。西貢貧民窟和工人住區設置了街壘，在隨後的激烈戰鬥中，托派的民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加入戰鬥。數百名托派在戰鬥中陣亡。越盟此時卻呼籲民眾分散到農村並說“保持鎮定，因為政府希望開始談判。”然後，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下）也撤軍到農村，拋棄了他們在西貢工人階級之間的位置。實際上，這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解散。在農村，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大多數情況下還遭到越盟屠殺。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賽羅納的事件，成為決定西班牙革命未來走向的關鍵轉折。盡管西貢的托派在街壘和工人街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只滿足於當越盟的左派批評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為西貢群眾的新領導。

法國回朝

10月2日，法國政府與越盟西貢地區委員會達成了停戰協議。大約在同一時間，《鬥爭》組織領導者悉數被執行死刑，罪名是“讓敵國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樣，斯大林主義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對抗反動勢力，而是打壓革命左翼、打擊所有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訴求的努力。

11月，當英國將西貢的控制權轉讓到法國手上，越盟再次放棄了這座城市。正如吳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運動已經潰散。托派大部份領袖被殺害。民族主義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鎮壓。這為法國帝國主義的回歸開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緯16度線上一分為二，南部由法國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軍的存在（首先是國民黨軍隊然後是法軍），同時又嘗試與法國談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國土，胡志明還是不放棄談判！越南的斯大林主義份子後來之所以能從自己的政策的爛攤子中全身而退，是由於他們完全預料之外也未曾支持過的1949年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地震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國主義直接占領的政治成本 。

隨著越南的歷史再次得到人們的關註，吳文的著作即時地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缺頁。盡管它沒有徹底分析這一時期托派在政策和戰略方面的錯誤，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義在越南的卑劣影響，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誠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來爭取獨立，為今天的我們提供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紅旗飄揚於德國國會大廈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鎖期間，當權者訴諸二戰英國抵抗德軍轟炸時所謂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說得好像所有人都齊心抗議。實際上，從二戰與法西斯主義恐怖的時期至今，這種呼籲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虛偽。

二戰中，超過7000萬人喪命——包括600萬猶太人、470萬波蘭人和400萬名社會主義者、同性戀、羅姆吉卜賽人及其他“不受歡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慘死於納粹的死亡集中營中。

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貝爾森（Belsen）和華沙猶太區，這些集中營作為法西斯主義的駭人罪證深深烙在公眾意識中，如此恐怖行徑絕不能重現於世。然而許多人仍會問，為何在離屍橫遍野的一戰短短不到一個世代後，這樣的沖突會被允許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終結的一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工業化後的首次大規模軍事沖突，西線和東線莫不是血腥屠殺。它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列強首次為爭奪世界市場控制權而爆發的大型沖突。當沖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們首先在俄國革命期間起義，隨後蔓延至德國。接連的革命結束了戰爭，但是資本主義仍在俄國以外存續。

德國資本主義在一戰中被擊敗，屈從於割地賠款。 從大戰中走出的英法帝國寸土未失，卻對崛起中的美國背負沈重債務，美國借此成為主宰世界資本主義的強權。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俄國的誕生，更加暴露了資本主義強權所謂休戰不過是將沖突從西歐轉移到俄國內戰、轉移到對各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鎮壓、轉移到維持世界各處殖民地的殘暴行徑。

各國資產階級為各自利益而發動的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衍生的問題，無疑將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體現在世界各地罷工和抗爭中——從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到蘇格蘭格拉斯哥，由俄國柏林至中國上海——全球資本主義不得不處理紛爭不休的各國政商權貴之間的競爭、對付工人階級越來越組織化和激進化而不容小覷的力量。

全球經濟在1929年的崩潰後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蕭條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資本主義推動文明進展的能力已悉數損毀。資本家為竭力維護自己的利潤和對資源與職場的控制，不惜將貧困和苦難變本加厲地強加於工人身上。資本主義制度的孤註一擲，表現在德、意訴諸法西斯獨裁政權，以粉碎有組織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抵抗。

傑瑞米柯賓

這並不是說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科學革命之間有著完全對應的關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由社會大多數、法國被壓迫的大眾進行的，但革命最終不可避免地以少數人（資本家）利益的統治而告終。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號稱建立一個“理性的王國”，但它實際上建立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由多數人發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讓多數人參與統治。 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不能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終點前一路上出現各種過渡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階級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廣義言論無法改變東歐的實際情況，或是中國、古巴、越南和許多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情況。 帝國主義無法阻止殖民地革命、遊擊隊或其他對西方懷有敵意的勢力上台，加上已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任務是可以不由工人階級主導下完成的。

這是否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這是否意味著“工人革命”變成只是“諸多能夠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其中一條”（1月11日來信）？要得出這種結論，您使用了寬松的術語，確實寬松到“使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幾句話間，您混雜使用“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術語，仿佛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紅軍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國家，那就意味著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解放社會。

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主義政權是過渡性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這並不是說它們可以逐漸和平演變為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不會自願放棄特權退居二線，就像西方的資本家不會自願交出自己的財產。 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必須要靠發動革命來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們並不支持或捍衛這些政權。 我們捍衛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來的遺產，即產業的國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張：“蘇聯經濟基礎保持了其進步的特征。 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的盟友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衛這些經濟基礎”（《結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頁）捍衛經濟基礎並不意味著捍衛官僚或給予他們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歷史所證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遺產，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機構。

我們的立場，是爭取民主權利、限制官員工資、所有官員經民選產生、透過真正的工人委員會實行統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主張進行社會革命以改變生產資料的產權，而在這些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中，我們則主張進行政治革命來鏟除國家官僚，讓工人階級直接控制社會。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本身來實現。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 東歐的工人階級多次行動反對斯大林主義：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蘭。 每一次，群眾起義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兩年，群眾一開始還是要求政治變革以結束官僚的統治。 東德官僚集團決定開放柏林圍墻，是為了將運動導向西方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國際委員會介入這些事件的立場是，支持群眾運動並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時，我們警告人們不要幻想資本主義可以帶來西歐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綱領是推動群眾運動建立工人民主。但由於沒有任何運動領導層采納這一綱領，並將其向群眾推廣，所以局勢很快從可能的政治革命擺向反革命和資本主義覆辟。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堅持反對拋售國有資產，雖然隨著反革命步伐加快，這種立場意味著我們暫時被孤立了。

十年來，我們對資本主義會帶來什麽的預測已經得到了鮮明的證實。 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崩潰。 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無力反抗。 即使到現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這就是挫折和失敗的規模。 對反革命程度另一種更主觀的衡量是，貴黨派去俄羅斯工作的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後放棄了──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同志說，他們離開是因為“不可能”在那邊建立組織。

政治革命的綱領源於我們對斯大林政權的階級性質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裝工人階級。 這份綱領提高了民眾的意識，並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份綱領呼籲民眾，一方面要鏟除寄生的官僚主義，同時亦要嚴防反革命的威脅。 1950年代到東德和匈牙利爆發的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以至於1989年的事件，這些悲劇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左右大局的勢力利用這些思想來武裝自己。

資本主義：橫向踏步

相比之下，從（SWP的）國家資本主義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在面對資本主義覆辟的威脅時只會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手足無措、無法行動。 假如這些國家已經是資本主義，那麽這就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轉變向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場就是中立，讓兩者都去死吧。 否則，他們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種的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SWP並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稱。不管是在這個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上，貴黨經常機會主義地倒向社會上的主流情緒，並相應改變你們的立場。 朝鮮戰爭期間，資本主義的南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占領了北朝鮮這個畸形工人國家，SWP的前身就對此采取了中立立場。 畢竟，對你們來說，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姑且不論北朝鮮的階級特征，你們似乎也不在意這是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的軍事介入。 還記得當年朝鮮戰爭（韓戰）並未在歐美引起工人階級之間的大規模反戰運動，這就很能理解你們當時為什麽會采取這種立場。

至於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對美國參戰引發許多學生和青年激進化。 最終，反戰情緒也蔓延到了許多的工人階級。 從階級角度而言，越南戰爭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 北越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而南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得先後依靠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才能維持。

大多數左派都是這麽看的，但SWP卻不是。 按照貴黨的話來說，跟朝鮮一樣，這也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但是，雖不奇怪，貴黨這次沒有采取中立。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會在激進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實上，貴黨和大多數左派人士一樣都走過了頭，幾乎毫無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們的立場是要求美軍撤出越南，同時也批判越共的綱領。我們警告過，按照越共的綱領，他們勝利後建立的會是一個仿照俄羅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

1989-91年間，群眾沒有像同情越南那樣同情俄羅斯和東歐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貴黨也沒有壓力要改變立場。 但是這時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場上。 例如，柏林圍墻倒塌後，貴黨的德國同志支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只加了一句說不應該讓時任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去做。

當蘇聯政權在1991年最終瓦解時，貴黨的愛爾蘭支部黨報以欣喜若狂的標題向事件表示歡迎：“共產主義已死。現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戰。”貴黨主要社論的導言說：“報紙和電視宣告『共產主義已經崩潰』。這是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此感到欣喜的事實。 ” （《社會主義工人報》，1991年9月）

當時的事件使葉利欽（台：葉爾欽）以工業私有化的綱領在俄羅斯上台，並且實行向市場和外資開放的政策。 貴黨1991年9月的報紙批判那些認為“葉爾欽代表著倒退和資本主義覆辟”的左派，稱“葉爾欽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倒退”。貴黨把葉爾欽描述為是國家資本家階級中一個比較開明的成員，他“面對嚴重的危機，希望使經濟擺脫惡性循環，並改組生產方式以在世界市場中更具競爭力……他向俄羅斯的國家資本家們提供了一線生機。 ”這些言論跟那些呼籲蘇聯解體的文章，和推倒列寧雕像的遊行中一同出現。“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參加這些遊行，就像1905年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前往沙皇宮殿的宗教遊行。 ”

貴黨在1991年寫了這種文章，正當俄羅斯的反革命決定性地加強。把這些遊行跟1905年反對沙皇的革命相提並論絕對是錯誤的。你們提到的1905年1月9日遊行示威有十萬多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同時發動了數日的罷工。 確實這個遊行是由一位牧師發起的，還有一些人背著宗教聖像，但這很難說是“宗教遊行”。那天沙皇軍警的血腥屠殺加深了革命形勢，把革命從地底帶到地面，從首都傳播到整個沙皇領土上的各個城鎮。

1905年的大屠殺引發了足足兩個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序幕。這場反革命目前為止在前蘇聯人民的頭上帶來了近十年的苦難。 沒辦法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後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視會帶來實際後果。面對即將來臨的反動，這種思想主張消極被動。如果葉爾欽只是一個橫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個“資本主義”統治者，那麽為什麽要特別反對他的政策？如果產業私有化僅僅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轉變成另一種資本主義，為什麽要反抗，為什麽要保衛“資本主義”（！） 中的國有制？

我們會從理論上回應貴黨主張“斯大林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最徹底的反證，就是其實際結論是在面對反革命時主張消極和自滿。

斯大林主義尚未蓋棺論定。古巴盡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卡斯特羅政權仍在掙紮求存。這些經濟問題已經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場開放。 事情的方向顯然是朝向資本主義覆辟。 也許這個過程在古巴會比東歐遭受更少的傷痛，但也有可能來自政權的抵抗會引起更劇烈的對抗。

人們對古巴的看法不同於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奧塞古，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或是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台：何內克，港：昂立克）的東德。 在歐美年輕人眼中，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眼中，古巴讓人聯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華拉）和英勇抵抗美國軍事力量的遊擊戰士。 如果卡斯特羅抵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入侵，他可能會在激進的年輕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會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衛古巴的群眾運動。

這當然有可能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這種運動發生的話，我們可以預計SWP會放棄他們視蘇聯的資本主義覆辟為不進不退、在朝鮮戰爭中保持中立的邏輯，而轉而擁抱更具感染力的機會主義邏輯，擺出親古巴、甚至親卡斯特羅的姿態，因為這樣會對激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

書評： 《他們摧毀不了的革命家們》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盡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1930年代，盡管托洛茨基主義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監禁，但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貢（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眾基礎，領導了好幾次罷工並贏得多場地方選舉。西貢有一條街道，曾經以一名被殺害的托派領導者謝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謝秋杜）命名，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主義在當時贏得許多群眾的支持。盡管1975年斯大林派統治了統一後的越南，將這條街名更名，但“西貢當地人仍然稱其為『謝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當時遭到了法國殖民政府和共產黨斯大林派領導的惡毒攻擊。1945年，隨著斯大林派鞏固對獨立運動的控制，數百位積極的托派被抹黑為“叛徒”或“法西斯間諜”而遭到屠殺，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歷史。更糟糕的是，二戰後的第四國際領導出於錯誤立場，尾隨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建國者）、毛澤東等斯大林主義領袖，也故意淡化了這些對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國際領導者帕勃羅（Michel Pablo）甚至告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與毛澤東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數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為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產主義運動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國的）僑民之中招募而來。胡志明（又化名作阮愛國）就是這批早期生力軍的一份子，他於1929年成為印度支那共產黨（PCI）的創黨成員。與後來的托派們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在國外流亡。他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發動的官僚主義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產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強調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甚至讚頌“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積極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不滿該黨領導庸俗的民族主義、以及斯大林渴望與資產階級政府結盟的立場，因此走向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主張的國際主義思想與堅持階級原則的政治路線。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隨國民黨的策略導致中國革命的血腥潰敗之後，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他們亦想從反帝鬥爭中消除一切社會主義的內容，拒絕提出國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廠之類的要求，說這樣會疏遠本地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後來，印支共產黨甚至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還地於農民（土地改革），認為這會疏遠越南的地主階級。這種“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一在一個“最小公約數”的資產階級綱領上。印支共產黨一直堅持這種政策，以至於1941年，他們將自己化身成“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Vietminh），一個此前已經沈寂很久的民族主義團體。

工人階級和農民

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體現在兩種不同的建黨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組織規模盡管較小的城市工人階級和苦力，特別是在西貢；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學生領導，並且傾向組織農民。

1930至1932年間，印支共產黨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日薪勞工與法國當局不公正的人頭稅作鬥爭，但正如同吳文所指出的：“他們無法、也沒有嘗試在城市中發動運動響應。”

法國外籍兵團則以屠殺上萬名農民作回應。盡管該運動的英勇，但印支共產黨領導犯了嚴重的極左冒進錯誤。這發生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1928-34年），由於之前企圖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機會主義政策失敗，共產國際矯枉過正地要求每個地方都必須立刻“建立蘇維埃”和“奪取政權”。

一旦農民運動平息下來，印支共產黨便遭受無情的鎮壓，包括黨總書記陳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產黨支持者被控以“密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當中8人被處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嚴酷勞役。

1931年11月，謝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對派。6個月後，他們開始發行雙月刊的黨報《無產》（Vo san）。1932年8月，《無產》的65名成員和支持者因從事“顛覆活動”被捕。印支共產黨員的大規模審判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註，但是法國共產黨斯大林派的黨報《人道》（L’Humanité）卻對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保持了冷酷的沈默。然而在西貢，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來，在市議會選舉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知名民族主義者合組“工人名單”參選。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產黨領導者被判處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單”中有2名候選人當選（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義者）。雖然市議會本身是一個無實權的機構，但這場選舉在大規模鎮壓期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3個月後，法國殖民當局宣布這2位市議員當選無效！

聯合陣線？

這一事件後，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貢進行了一段長時期的合作。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聯合陣線是群眾黨派之間的務實協議，而不是小規模的宣傳團體。列寧的建議是“分開遊行，一同罷工”，意即行動統一，但政治旗幟要分明。

西貢托派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幸的是這點在吳文的書中並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選之後，謝秋收和左翼反對派領導擴大了與斯大林派的聯盟，並同意聯合發布周刊《鬥爭》（La Lutte）和聯合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了不該允許的政治讓步，同意“辦一份捍衛工農的報刊，但限制不討論涉及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

《鬥爭》報的機關在所有意圖和目的上都已經是個聯合的黨組織，且是個缺乏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而不是“聯合陣線”。在1935年的市政選舉中，4名《鬥爭》的候選人當選為西貢議員：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謝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吳文記錄說：“4名『共產黨人』在市議會中的充滿力量的演說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人民的熱烈同情，並提高了群眾的鬥志。”但4個月後，這5個人因支持馬車車伕的罷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們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傑瑞米柯賓

我們可以從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訓。向保守和民族主義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采取兩害取其輕的做法、或將我們的願望局限於更仁慈的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者來說仍然非常現實的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對這些思想的時候。然而,這些忽視工人擺脫過去的束縛和領導的壓力,特別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棄。盧森堡之死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強大的革命領導層在整個工人階級中紮根,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強大的民主集中組織,歷史將會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劇表明,這樣的一個政黨是絕對必要的。

羅莎·盧森堡在最後一篇文章中,她向統治階級和與他們合作破壞工人階級革命活動的勞工領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話語將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這個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過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將’再次崛起,並揮擊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驚恐的是,它將用喇叭高聲宣布：我是過去,我是現在,我是未來！”

—— 《秩序於柏林恢覆》,1919年

國家資本主義論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在世界各地是一個尚未結束的過程。卡斯特羅政權（台：卡斯楚）仍在古巴執政。 我們黨把這個政權稱作畸形工人國家。而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認為，古巴現在與過去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古巴政權垮台，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資產階級呼籲要把古巴恢覆為美國資本的離岸避風港，我們兩派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盡管我們批判卡斯楚政權，如果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仍然認為這是一次挫敗，是所有制關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貴黨采取與俄羅斯和東歐事件一致的態度，那麽貴黨會覺得這不是開倒車，而是一個“機會”。您來信稱：“我們認為這些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挫敗，而是在這些國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機會。 ”

即使對於已經覆辟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和東歐而言，這個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工國委（ISA前身）正在當中一些國家／地區開展工作。 這個工作當中的關鍵理論基礎，就是我們對於1989年後的事件之理解。 我們的立場是首先承認產權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資本主義得到覆辟。 假如我們不把這場反革命看作是“失敗”、不是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橫向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那麽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士氣打擊和迷惑、階級意識的倒退、自沙皇時代以來前所未見有組織的反動思想；也無法解釋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崩潰。

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崩潰的分析對於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工作至關重要。 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要說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話，那麽我們就必須有能力解釋俄羅斯出了什麽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與英國SWP在這些國家的階級性質上的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托洛茨基的分析

與貴黨最近黨報中所暗示相反，我們從來不“捍衛”這些政權。 您認為我們對蘇聯的分析似乎是我們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盡管你們譴責斯大林主義並宣稱堅持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你們仍將這些政權視為『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

這句話確實很諷刺。 諷刺在於，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謀殺、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謀殺，都是因為他對蘇聯官僚制度和敏銳的批判。 當托洛茨基稱蘇聯官僚是“世界的反動派中最惡性的一支部隊”時，我們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語版序言，1936）。 當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並說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我們也支持他這個觀點。

實際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個論據，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經回應過。 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鬥膽在這裏大量引用他的原話。 貴黨不認為前蘇聯是畸形工人國家。 對於1930年代同樣反對這個標簽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們，托洛茨基嚴詞批評道：“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說：『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台，是因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羅斯。 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國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當時的俄羅斯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階級的疲憊，令特權階層有空間興起。 斯大林就是這個官僚階層利益的個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個問題：“斯大林的『個人政權』是什麽，它的起源是什麽? ”他這樣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人民『救主』的權力及官僚仲裁者淩駕於蘇維埃民主之上，並把後者矮化到只剩下空殼。” （《再論波拿巴主義》，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被特權官僚階層奪走。 但是，並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喪失了。經濟掌握在國家手中；計劃經濟仍然存在，盡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運行；外貿由國家所壟斷。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官僚並沒有成為一個階級。 他們不擁有自己所管理的產業。 盡管官僚由於特權而可以自我延續，但他們沒有繼承權。 他們與經濟的關系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與其所管理的產業的關系。 這些人享有特權，他們像跟資本家一樣高高在上遠離勞動者，但他們不是資本家。

資產階級是由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來定義的。蘇聯官僚集團消費了工人階級產生的大量剩余財富。但這不是蘇聯的特殊現象。任何官僚集團都會利用自身的領導位置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回報。 與資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價值的所有權，除非他們廢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將經濟私有化。 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明確：“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勞斯萊斯汽車，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根據您的來信，您“從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蘇聯經濟的『計劃性質』意味著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和危機的矛盾。 ”實際上，除了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以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適用於蘇聯。 蘇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變化，也沒出現例如1930年代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後來1990年代又陰魂不散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自身沒有危機或矛盾。不過蘇聯經濟的矛盾以及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陷入經濟停滯背後的原因並不相同。蘇聯經濟最根本的矛盾是計劃經濟與由官僚負責這個計劃之間的矛盾。 托洛茨基說，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這不無道理。 在一段時間當中，公有制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形式確實帶來了顯著經濟改善，無論這個計畫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實行是如何專制。 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像印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這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一旦經濟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決策的官僚主義弊端就開始蓋過公有制和計劃的優勢。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裏茲涅夫）時代，尤其是到他的執政末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此時官僚與其粗劣的方法已經無法推進經濟發展。 斯大林主義遇到了其經濟限制，但這個制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扼制發展的官僚的劣政。 對於蘇聯來說官僚階層專制已經無法繼續，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鏟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歸資本主義。

過渡政權

您來信批判“過渡性”政權這個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這些國家的“過渡性”特征。斯大林的勝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完全抹除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如果官僚集團繼續執政，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終會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反革命也許最初是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入侵的形式到來，並最後終將取得勝利。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低的勞動”打敗被更低的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羅斯經濟。官僚集團或其中一部分會將想辦法變身為資產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的運動才能提供另一種出路。

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寫道：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其社會性質。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另一種性質：一或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機關，並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二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並開辟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托洛茨基對於兩種可能的預測，特別是在他的經典《被背叛的革命》詳述的那樣，是正確的。但這個發展會需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無法預見的是，斯大林主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極大加強。 德國的戰敗、英美軍隊的精疲力盡，不願意隨他們的將領去繼續戰爭對俄羅斯開戰，使得強大的紅軍可以毫無阻礙地征服東歐。

在控制了東歐國家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接管經濟，並建立了以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為模型的政權。 特殊的局勢使得資本主義自上而下地被廢除了。 盡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廢除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來自該階級的有意識和獨立的行動。 同樣，當時的特殊局勢使得後來在中國和古巴奪取政權的遊擊隊可以效仿俄羅斯，鏟除了地主和資本主義。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恰好是“過渡性”政權，這些國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現推翻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終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由於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用來描述俄羅斯的術語“墮落的工人國家”並不十分準確，所以我們用另一個術語“畸形工人國家”更準確地定義這些國家。

反革命

蘇聯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使該政權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預測被推遲了。 然而，1989年及其後的歷史經過精辟地證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墻倒塌，東德人睜開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導致了一場反革命，並最後以資本主義的覆辟而告終。 在俄羅斯和東歐，大多數官僚都讚同資本主義覆辟。 這點托洛茨基也預測到了：如果面臨有工人運動爭取政治自由、或是恢覆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官僚會把後者看作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唯一途徑。

反革命與革命一樣，都意味著決定性的變化。 顯然，1989-91年的事件標志著俄羅斯和東歐的這種變化。 舊的斯大林主義國家倒台，部分國家機器被“移交”到新國家，而其他部分則被更換。新 出現的國家打算重建資本主義。舊國家機器的推翻，迎來了產權關系的轉變。 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過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國SWP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的，那他們需要說明在什麽時候發生了這種產權關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團的政治勝利。 但是1917年後建立的產權關系（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得以維持。 如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麽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也是國家資本主義。 否則，我們將被迫得出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即政治統治的改變相等於社會制度的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背後的理論前提開始。

實際上，這就是您的全部論點。 你信中說：

“對於英國SWP而言，也對於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標準是生產的社會關系：哪個階級管理產業的社會。 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是否真正掌管一切，並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顯看出，蘇聯工人不僅沒有掌管產業，而且還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基本的民主權利。 像社會主義黨（工國委）及其先行者那樣，把這樣的社會形容為『工人國家』，只會使這個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 （ 1月11日的來信）

對於馬克思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擁有產業，而不是該階級是否對該產業實行民主管理。 歷史上有些時候，資產階級也會失去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產權關系保持不變，他們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您已經將上層建築（政治統治的方式）的變化與更基礎的經濟根基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用經濟基礎來定義一個社會的階級性質。

在使用“工人國家”一詞之前，工人階級是否必須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柄呢？讓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階級的專政遠遠並不意味著這個階級的全體群眾會時時刻刻參與國家的管理…… 社會的解剖決定於它的經濟關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形式沒有被推翻，無產階級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再來：

“可是，（官僚的）篡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並維持自身，僅由於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系所決定。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工人國家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由於您把您的性質定性建基於工人階級被剝奪民主權利、被壓迫、並在某種意義上被“剝削”這樣的事實，那麽您其實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已經引用了托洛茨基對“道學家”的態度，後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就憤慨地宣稱這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從這裏開始，你的論點更走下坡。 您說，東歐的政權不能成為“工人國家”，因為它們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們，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完成。 ”

波拿巴主義

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一般的歷史意義上說，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崛起的歷史任務，但馬克思也說過在某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得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

即使是“經典”資產階級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國），過程也覆雜多變，讓主張單一唯度歷史觀的貴黨頭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幹是城市貧民，即“無套褲漢”。 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雅各賓左翼聯盟一起行動。 但是，推翻專制的平民群眾的力量開始威脅資產階級。 最終導致拿破侖．波拿巴崛起的熱月政變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選後來就被廢除了。 波拿巴主義意味著以強權治國。 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通過軍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競爭的階級利益之間實行“仲裁”。 從政治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在根本上仍然繼續存在。

1815年，拿破侖在歐洲被反動聯盟打敗，波旁王朝覆辟。表面上，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質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國家的階級性質只由政治上層建築決定，那麽1815年以後的法國應該算是封建國家。 但顯然並非如此。 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但從根本上說，革命所建立的財產權保存了下來。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別終結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時，工人階級比1789年更強大了，但還未有能力奪權。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力量，資產階級陷入了分裂，無法實行統治。 由於這兩個現代階級之間的鬥爭無法得出決定性的結果，國家介入了這個平衡，並再次擔任了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裝工人階級實現的第二共和再次變成了拿破侖侄子路易· 拿破侖· 波拿巴（拿破侖三世）獨裁的第二帝國。

國家進行仲裁，但最終是站在資產階級這一邊。 即使在法國的“經典”榜樣中，波拿巴主義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奪取了直接的政治權力，並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財富，但它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序中，生動地揭示了這些覆雜的、看似矛盾的過程。 這與貴黨關於相對之下不那麽覆雜的俄羅斯革命／反革命過程的單一維度且粗略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護資產階級抵禦工人為名，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政治權力。同時，也向工人階級宣稱會在資產階級面前保護他們；而這樣一來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與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圍繞著皇室宮廷的貪汙舞弊和大規模盜竊更大程度地出現，並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

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國為例，反動的普魯士貴族通過其代表俾斯麥的“鐵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實現了國家統一。 德國資產階級太過恐懼工人階級在1848年起義中展現的力量，因此沒有在當中發揮任何角色。 “他們的”統治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反動統治者以軍國主義旗幟實行的。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現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專制被斯大林專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國一樣，革命的社會成果並未被廢除。 即使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力，俄羅斯也沒有回到資本主義的軌道。 所以它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傑瑞米柯賓

左翼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有理有據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那建設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但對於依靠官僚作風、特權和破壞布爾什維克黨得勢的斯大林派來說，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像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左翼反對派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它已經實現了一切可能。他們的口號變成了“一國社會主義”。

最後，其他國家的革命黨把蘇聯視為堅強的後盾。左翼反對黨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十月”戰略，特別是階級獨立的策略。但是這時候，斯大林已經皈依了孟什維克的“階段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再社會主義。或是，首先脫離殖民，然後再社會主義。

但是，斯大林這些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方針；而要作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發展。

托洛茨基強烈批評了1925–1927年間斯大林（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提出的自殺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等於把共產黨在政治上繳械。而後來，國民黨清黨，對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空前的屠殺。

因此，大家都應該記住，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歧，還有俄國、中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無數革命者的鮮血鴻溝。

在1920年代，內戰和破壞使俄羅斯筋疲力盡，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損失，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落後地位日益突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也造成影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強盛起來的官僚機構接連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控制權。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沒辦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對派知道自己勝利的機會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蘇聯中央委員會：

“人各有志。你們企圖擴大敵對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我們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定必會奮鬥到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

斯大林主導的共產國際在德國的政策導致了德國共產黨（KPD）自我孤立於社民黨（SDP）的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克裏姆林宮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國情勢，更不用說給勞動人民一個明確的政治領導。德國共產黨錯過了1920年代的革命機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條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爭取德國共產黨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因應反法西斯鬥爭中把各種工人群眾黨派團結在一起合作戰鬥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釋說，為了對抗法西斯，不僅有必要與社民黨基層黨員們並肩作戰，而且還必須與社民黨高層提議合作，盡管這些領導人可能會找任何借口拒絕。托洛斯基在《德國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官僚》（1932年）中詳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麽，而且應該怎樣對抗它。

但是，德國共產黨拒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而是向社民黨發表了最後通牒。共產黨要求社民黨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一起戰鬥。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沒有吸引到社民黨工人群眾的信任，反而用這種最後通牒要求把他們趕走了。局勢變得更加險峻時，共產國際的戰術也更加“激進”起來。德國共產黨甚至與納粹合作反對社民黨，因為據說“社會法西斯主義比公開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共產黨領導層還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選舉共產黨人贏定了！看到斯大林主義者毫不抵抗就放棄德國，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共產國際已經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並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蘇聯是什麽，它會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與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發表本書，分析甚麽是斯大林主義及怎麽與之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裏厘清了許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問題。

他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驅動力是黨內和蘇聯的一部分官僚階層。這些官僚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於一個階級，革命以後又依附另一個階級。由斯大林派單方面發起的內戰剝奪了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力。由於革命和內戰後工人階級精疲力盡，農民對年輕工人國家的巨大反動壓力以及德國革命的失敗等等原因，從革命家墮落成的官僚階層與野心家們便設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間法國大革命的情況類比。他說，始於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類比法國大革命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不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運動，而是革命從激進倒退成中間派，再倒退成保守。這樣的政變鞏固了新統治階層的地位。但是，這個“階層”只能依賴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這個政權必須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和捍衛計劃經濟。

於是，蘇聯維持了一個工人國家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是畸形的。所以說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在這裏，本來的統治階級（工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無產階級專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為了奪回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對斯大林主義展開一場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以恢覆工人民主。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為托洛茨基預測，為了維護其特權，這個政權遲早會需要著手恢覆資本主義。

第四國際

在二戰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需要非凡的勇氣。從1939年創建的時候起，新的國際就必須面對各種強大的敵人：斯大林主義、無牙老虎的社民黨、帝國主義，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新的國際成立時有大約3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謀殺後，經歷了戰後經濟繁榮的艱難時期。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錯誤的政治觀點，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角色。1989-91年間，蘇聯集團瓦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覆辟，整個左派和國際工人運動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國際委員會（ISA前身）在此期間始終相信工人階級，捍衛著托洛茨基的遺產，耐心地在各國建立了第一批幹部和組織。現在，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世界正在變得激進。ISA有充分的優勢利用這一機會，並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驟來建設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

羅莎·盧森堡：她的革命思想

盧森堡以她對改良主義思想的挑戰而聞名。她是一名堅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觀的階級戰士,同時還是一位堅定地支持工人鬥爭的樂觀主義者。即使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們的歷史性背叛,她仍對工人鬥爭與勝利抱有信心。

盧森堡於1871年出生於波蘭,是一位猶太人後裔。從15歲起,她就活躍於社會主義政治中,協助組織罷工。她發表了一篇關於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論文,是當時為數不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國期間,她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德國社民黨成立於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在社會中擁有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之一。抵達柏林後,她成為一名記者,同時在黨組織的培訓中心裏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在盧森堡的年代,歐洲許多社會主義運動都聲稱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聯系,其中包括第二國際黨——當時被稱為“社會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組成的組織。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政黨,也常常需要通過在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來使他們的思想合理化。但是,這些國內政黨和國際組織實質上成為了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和方式的平台。這些分歧最終展現為國際組織內的兩個不同陣營,特別是在俄羅斯和德國的政黨中,這些分歧展現得最為顯著。

革命社會主義者是這場爭論的一方,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他們了解到最終必須資本主義系統割離,同時工人階級必須從資本主義階級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以這個立場介入在工人和被壓迫者的日常鬥爭中。資本主義本質就是一個危機不斷的制度。它會一而再地為工人的新起義創造條件。然而列寧特別指出,為了確保他們的勝利,必須做好準備 ——通過在革命黨內組織起來,同時保證黨能成為工人的利益而開戰獨立戰鬥的工具。布爾什維克黨人將工人革命視為一種活生生的發展,並力求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變革的需要。

改良還是革命？

第二國際內部爭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觀點的支援者。這種觀點被總結為改革主義意識形態。另一名德國社民黨的成員,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為第一個對這一傾向作出理論表達的人。在他的著作《進化社會主義》(1899年)中,他挑戰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觀察。伯恩斯坦聲稱,資本主義不是本質上是一個容易觸發危機的體系,反之,它有著維護自身穩定的能力 ——它的“適應機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從而去規避革命性和系統性變革的需要。他認為,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引擎,而應該是通過組織工會和爭取改革的反式,幫助資本主義制度適應和避免危機。

伯恩斯坦認為,只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迎來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政治權力的追求不再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獨立運動的平台,而是其目的。值得註意的是,盧森堡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內部的改革。她完全讚成工人階級為改善他們的權利和條件而鬥爭。然而,她並不把這場鬥爭本身視為目的,並駁斥了資本主義這一體制是可以改革的觀點。

盧森堡在伯恩斯坦的書中,看到了他與馬克思主義的戲劇性決裂。這種分裂具有深遠和危險的影響,甚至可能威脅到整個工人運動,並顛覆整個歐洲發生的劇變。她寫了《改良還是革命》一書做為回應,在其中她解構了伯恩斯坦的論點,也披露了其弱點。她駁斥了關於信貸制度今後能避免陷入危機的錯誤觀點。這一觀點在未來,2007-2008年的經濟崩盤,也就是所謂的“信貸緊縮”中得以證實。她提出所謂的信貸制度,實際上即是允許企業在崩潰前背負巨額債務,會讓危機變得更加影響深遠且更具破壞性。

伯恩斯坦在辯論中聲稱,無論每個群體設想什麽道路,他們最終都將支持社會主義的目標。而盧森堡質疑到,如果工人的鬥爭導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來的同時加強資本主義制度控制,那麽為什麽社會主義會成為必然的呢？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又將如何立即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種子和支持資本主義的支柱？她恰當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對征服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穩、更平靜、更慢的道路,來以達到相同目標。相反,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目標。他們並非如他們表面所說的卻選擇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主張對舊社會進行膚淺的改造。”

—— 《改良還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義的根源

盧森堡指出,這些思想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學術階層,他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鬥爭中最尖銳的武器——從黨內廣大工人的手中奪走。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擔心改革主義領導層會暴露得不夠。伯恩斯坦的理論並不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觀點,而是中產階級思想對黨的入侵。由於中產階級位處在社會中的夾心位置,他們會分成一方支持資本主義,和另一方對大資產階級懷有敵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終表現了中產階級的一種不可能的期望,即資本主義的致命矛盾可以簡單地自我調節,而無須經過精英階層（擁有私有產業,從工人勞動中獲取利潤）與工人階級（一方面出賣勞動制造巨大的財富,一方面卻沒有自己的生產手段）之間的沖突。這些想法也許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在社民黨日益壯大並愈加官僚化的情況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後來,盧森堡也曾與那些比表面上聲稱支持她在《改良還是革命》中政治立場的人發生沖突,其中最受人關註的一位,是社民黨的主要理論家卡爾·考茨基,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教皇”。在1910年,盧森堡寫了一篇關於“群眾性罷工”問題的文章,作為爭取選舉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對德國那些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普魯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對盧森堡來說,這樣的罷工運動是“我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部分表現”。

考茨基反對這一立場,這反映了保守派不願去疏遠日益官僚主義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人的想法。他挑戰資本主義統治的策略是,讓社民黨在“消耗戰”中逐步“積累力量”。然而歸根結底,這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缺乏信心,以及社民黨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脫離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革命鬥爭。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有這些政治分歧都變得愈加明顯。

資本主義與戰爭

馬克思主義解釋了資本主義系統本質上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根源在於不同國家資本主義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1914年,這種革命性的觀點系統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根本上代表了競爭資本主義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德國、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都是為了通過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場牟利。統治階級願意派遣數百萬工人階級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相互屠殺。然而如果勞工領袖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工人組織服從於保衛國家資本主義階級及其制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反對戰爭,呼籲在國際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結束一切戰爭。

革命社會主義者和改良派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沖突。所有在交戰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都在傳播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戰爭是必需的,是為了保衛“祖國”內所有階級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這時都承受著巨大壓力,要求他們屈服於這一想法。然而,雖然第二國際的成員黨達成一致反對戰爭,實際上考茨基和社民黨內的改良派認為,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並不反對戰爭。

盧森堡很清楚,放下階級鬥爭,就等於放下唯一能夠結束戰爭的工具,實際上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裏做到了——同時於之後的所有戰爭亦是如此。所以最終盧森堡和李克卜內西被迫退出社民黨,成立了名為斯巴達克斯同盟的獨立組織——以古羅馬奴隸起義的著名首領斯巴達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罷工,推翻了沙皇獨裁統治,並發展成推翻改良派臨時政府的一場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領導下,俄羅斯革命取得了成功。與社民黨不同,他們不是一個簡單地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卻在同時同時適應體制,並越來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黨。自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是一個為革命做準備的組織,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其領導和幹部都是認識卻經過考驗的戰士,在20世紀初,他們在俄羅斯與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共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也許羅莎·盧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劇,就是她沒有在德國或波蘭（她在那裏也很有政治影響力）建立這樣的組織。毫無疑問,她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在戰前時期打擊墮落的社民黨改良主義這方面,她的聲音很明確。然而,她的思想並沒能通過一個組織來表達出來,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建立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直到戰爭時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國共產黨（KPD）成立時,她才試圖糾正這種情況。即使德國共產黨仍吸引了不少傑出的革命階級戰士,但它缺乏經驗,缺乏德國工人階級的充分支援,無法發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

當然,對盧森堡的上述批評,需要考慮到其所身處的歷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一個獨特的革命社會主義黨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在此之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德國社民黨才是工人挑戰資本主義的典範組織。

鑒古知今

今天,社會主義變革的急迫性與工人意識和組織水準低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長期衰退,並標志著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受到新的沖擊,但與此同時,它促使工人采取行動去捍衛自己的工作、工資和條件。工人和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尋求解決辦法,並將眼前的問題聯系起來,例如削減公共服務、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這一波激進主義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編隊中找到了政治表達,並為英國的科爾賓（港：郝爾彬,台：柯賓）、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梅朗雄（台：梅蘭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經歷過經濟危機以來,人們開始思考工人黨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為社會主義變革而奮鬥等的問題。

然而,與緊縮政策和對工人的攻擊齊頭並進的,是削弱婦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體權利的推動,像特朗普（台：川普）這樣的人,錯誤地將生活水準和工資降低歸咎於制度之外,並歸咎於其他受壓迫群體。今天,一個革命性社會主義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作為階級鬥爭的記憶體,把鬥爭重新集中到應有的目標上。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對工人的攻擊和一切壓迫的根源,追溯到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代表,從而建立團結統一運動,促進社會主義社會變革。

傑瑞米柯賓

列寧的遺產

他對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的鎮壓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義，當資本主義政府試圖說服我們，在面臨新冠肺炎危機時，我們要一同共度時艱，但實際上是要工人階級承擔經濟崩潰的代價。

即使在今天，當許多資本主義政府無論在庫德斯坦、加泰隆尼亞、西藏還是在北非都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時候，列寧對待民族問題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當然，還有布爾什維克采取統一戰線方法的經驗，這使他們能夠通過蘇維埃建立強大而團結的運動，以推翻資本主義。

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列寧對待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教條，而是根據實踐經驗發展起來的，正如他所評論的那樣：“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這樣的人只會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托洛斯基的一生：“吾輩清楚自己的責任；定會奮鬥到底”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務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鋯，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殺害在家中。這場刺殺標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黨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革命家、與老布爾什維克們趕盡殺絕的血腥陰謀，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經離開人世，托洛茨基也繼續令統治階級恐懼。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允許他的遺體埋在其領土上。於是托洛斯基的遺體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間，有三十萬人前來哀悼。他們是來自城市貧民窟的赤腳無產階級、是來自耕地上的農民，來自這個仍然對墨西哥革命記憶深刻的國家。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願意對這名來自俄羅斯的流亡革命家發放簽證的國家。

至死忠於他的階級

托洛茨基的生與死既反映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和悲劇，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他直接參加了當時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正是1917年這場革命撼動了整個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間，他都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他與紅軍的成立密不可分，並指揮紅軍打贏了俄羅斯內戰。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時的行為。在反動和鎮壓的黑暗歲月裏，許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國革命的傳奇英雄們，如斯米爾諾夫（Smirnov）、斯米爾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謝列布裏亞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歲月裏，他們被迫（至少是在口頭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無法降伏所有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位於北極圈內的沃庫塔（Vurkuta）監獄營及斯大林的盧比揚卡（Lyubanka）政治警察總部牢房裏犧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他自己遭到謀殺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兩個孩子及他們的四個伴侶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其它的許多同志和戰友了。

盡管遭受了巨大的個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於工人階級。他不僅拒絕承認斯大林集團的權威和指控，還用理論厘清了斯大林集團的奪權，並提出一個同時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真正的政治綱領。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裏，托洛茨基對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在1940年2月的遺囑中，他寫道：

“在我懂事以來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義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裏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當然會盡量避免重覆各種小錯誤，但是我不會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絕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的身份死去。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比起我年輕時不僅毫無磨滅，甚至更加堅定。”

“娜塔莎剛從院子走到窗邊，把窗戶開得大些，好讓我的房間透氣。我看到墻腳下的鮮綠色的芳草，墻上方的晴朗的藍天，到處都是陽光。生活是美好的。願子孫後代們可以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與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將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庫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關鍵時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不斷革命論》至今仍是最鮮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實，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大意上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他們可能從哪裏聽說過封建制度應該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資本主義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負責掀起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負責掀起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動搖了俄國，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時間就趕回了俄羅斯。他後來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罷工：

“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對，不是農民的零星暴亂或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工人的罷工，第一次讓沙皇跪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展示了他們不容爭議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年輕的無產階級可以如此強大，那麽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該要多強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據1905年的經驗指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發展。當技術較落後的社會進步時，他們不會重新發明電報，而是購買已經制造好的智能手機。他說，在西方壓力下，沙皇沒那個功夫去按部就班發展工業，而是會直接建造巨型工廠。

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盡管有“更強大的帝國主義老板”做靠山，卻往往過於軟弱，無法作為獨立的進步力量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與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國和1789–1794的法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去領導民主鬥爭，並且同時，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改變而鬥爭。

當時立憲民主黨黨魁自由派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對於這個綱領感到震驚。是他首先將那些支持這種做法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托派份子”。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已經預測了1917年革命的發展方式。他的主張在今天的拉美、亞洲、非洲以及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仍然絕對有效。但是，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不接受這套方法。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早已成為那些有斯大林主義劣根性的共產黨的標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著政權的“共產黨”仍以建設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為主要任務，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限推遲到未來。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在沙皇法院被控組織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無視律師的建議，展開了後來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說，他在法庭上捍衛了蘇維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但不久便從那裏逃亡到國外。

1907到1916年：反動與戰爭的年代

所有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失敗給這個黨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許多成員離開了並再也沒有回來。接連的失敗導致黨支部的數量下降了十倍，許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臥底所領導。

很多孟什維克提議建立一個“廣泛的合法黨派”，要求解散地下黨部。這些孟什維克支持先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再社會主義。各派之間在黨內掀起了一輪派系鬥爭：布爾什維克、前進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組織、孟什維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猶太崩得等等。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孟什維克使得情況更加惡劣，這一局勢使列寧憂心忡忡。這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試圖組織一個聯盟，以團結各種派系。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拒絕加入，托洛茨基發現自己跟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嘗試是徒勞的，他解釋是因為他對於妥協的熱衷，以及他那時致命地相信，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各派會重新合並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在病重自殺前給托洛茨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麽看待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期的關系：

“我從未懷疑您指出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斷革命論》發表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開始，您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對的。我經常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列寧承認，在1905年的時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臨死的人是不會撒謊的，所以我現在向你重覆一遍……但是您經常會為了尋求同意與妥協而放棄自己的正確立場，您高估了這種妥協的價值。這是錯的。”

1912年8月以後，托洛茨基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經拋棄了對這種聯盟的幻想，於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矛盾糾紛爆發了巴爾幹戰爭。托洛茨基以《基輔思想報》的戰爭記者身份前往巴爾幹半島。這次經歷使他對民族問題得到寶貴的了解。他在這裏遇到了羅馬尼亞革命家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後者後來成為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導人和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戰友。

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地區的經歷對他幫助甚大，不僅在俄國內戰期間，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與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權問題上的可恥且錯誤立場進行辯論時。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蘭、西班牙和烏克蘭討論了民族問題。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

1914年，黨內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很多社民黨決定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支持自己的國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幾天之內第二國際就分崩離析了。只有少數革命家始終忠於自己的階級。托洛茨基當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反戰會議的38名與會代表之一，並負責撰寫了宣言。此後，托洛茨基和列寧緩慢但穩定地靠近起來。在巴黎，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帶有強烈反戰情緒的文章《我們的話》。後來有人在法國的俄羅斯士兵手上搜出這篇文章的印刷品時，已經被驅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國特工”並驅逐出境。西班牙人將他押解給葡萄牙當局，而葡萄牙把他塞進駛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斷革命的實踐

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革命。列寧迅速於4月返國。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離開紐約，卻被關進加拿大的集中營裏，直到五月份才獲釋。但是，一旦回到俄國，他和列寧便成為了緊密的盟友。

當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裏發起鬥爭，反對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傾向時，他知道他可以依賴托洛茨基的最真誠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時聲稱列寧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在返回俄國時發表《四月綱領》，呼籲黨組織停止支持臨時政府，並且呼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時期裏，布爾什維克遭到誹謗，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當加米涅夫被捕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監獄中，當暴徒在街頭搜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時，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領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中央委員會。但他公開宣布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並於同一天被捕。列寧寫道：“從那天起，就沒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稱得上是布爾什維克了。”

9月，他當選為蘇維埃主席，並且被全黨接納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主要組織者。

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丹（Fyodor Dan）指責該起義是一場陰謀。托洛茨基這樣回應：

“正在發生的是起義，而不是陰謀。群眾起義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們公開打造了群眾起義的意願。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們：拒絕勝利，達成協議。要和誰達成協議？你們這些可憐的人，你們已經破產了，你們的戲份已經結束了。滾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吧，從現在開始那就是你們註定的歸宿！”

紅軍：前進，前進！

數百萬人喪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布爾什維克主張俄國退出這場屠殺。但是國際統治階級不同意，試圖讓俄國屈服。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履行其諾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中抵擋了德國的威脅。但幾天後，協約國便對蘇維埃發動了入侵。因此當時必須成立一支“工農紅軍”，而列寧說服托洛茨基領導這支軍隊，因為這對於革命是生死攸關的。

1918-20年間，年輕的工人共和國被十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這段內戰的歷史充滿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的壯舉。這個時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是托洛茨基在領導這一空前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為了對抗強大的白軍騎兵，托洛茨基組建了紅軍騎兵隊。他的口號“無產階級，上馬！”像野火一樣在群眾中間蔓延開來。

約4萬名前沙皇軍官被招募入紅軍成為中央軍事幹部。為了監督他們，政治委員被委任進部隊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些高級軍事專家會搭配兩名工人進行監督，這兩名工人帶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無論白天黑夜，決不讓那些軍官離開自己的視線。

兩年間，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車馳騁全國各地，為各地前線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隊，並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驚險的時刻是在彼得格勒。紅軍阻擋不了白衛軍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擊隊。季諾維也夫偏頭痛地躺在沙發上，無能為力。他已經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決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車及時趕到，並領導這座城市的防禦。最後紅軍打敗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臟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對派

在關於托洛茨基這個名字的諸多毀謗中，有一種說法是托洛茨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種則說托洛茨基也是個渴望權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會有什麽不同。甚至有人說托洛茨基會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歷史學家”們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個自滿、渴求權力、虛偽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對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懶惰從不容忍，也從來不會在那些亦敵亦友的人或政敵背後使陰謀詭計。如果他覺得一個人混帳，他就會當面罵他混帳。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侶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過一次這樣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們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前兩三個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會議。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們聚集在我們的家中，等政治局開完會，列夫·戴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達可夫（PYATAKOV）回來，好了解發生了什麽。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們實在等不耐煩了。會議一直延長。最早回來的是皮達可夫，我們等著聽他會說什麽。他什麽話都沒說，臉色蒼白，耳朵發燙。他情緒很激動。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我就站在最前面。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然後列夫·戴維多維奇進門了。皮達可夫轉身跟他說：『你為什麽對他（斯大林）說那種話。你的舌頭怎麽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孫子！』聽說列夫·戴維多維奇罵斯大林是『黨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維多維奇沒有回應。沒什麽好說的。因為無論付出什麽代價，他都必須講真話。”

做出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他們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把他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仿佛單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轉歷史的潮流。

當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萬的布爾什維克阻礙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許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驅，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爾諾夫的才智，有皮達可夫的組織才能，有薩普羅諾夫的階級直覺。他們全都團結在左翼反對派（1923–27年）的綱領下。這個綱領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連列寧去世前都時常寫信批評斯大林和得勢的官僚階層。列寧於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提出了五個要求：

左翼反對派要求提高蘇聯工業化的步伐，將新經濟政策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加強工人階級的作用。當時，布哈林只同意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計劃”，他呼籲農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對派的想法，說修建聶伯河水電大壩就好像農民買留聲機而不是母牛。與此同時，工人的工時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爾什維克曾經進行過少喝烈酒的宣傳）。

左翼反對派要求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個強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為這種方式比較容易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