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德國中部和魯爾：從總罷工到武裝起義

在總罷工期間，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已在產業中心建立起來。他們跨越黨派組織，由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在魯爾地區，他們以俄國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為先例，自稱為“紅軍”。

在德國中部工業區，武裝工人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並得到了戰鬥性工人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組成了“革命人民軍”。在福格特蘭，被德共開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斯‧霍爾茲（Max Hölz）號稱為“紅色羅賓漢”，他與遊擊隊強行沒收富人的商品，並將其分發給該地區的窮人。結果，德國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再次進軍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在魯爾區，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紅色魯爾軍，由約80,000名戰士組成。權力再一次到達了共產主義工人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這只是一場戰鬥，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戰鬥

鎮壓很殘酷。霍爾茲（Max Hoelz）和許多人入獄多年。魯爾或薩克森州的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必須哀悼被部隊及其右翼盟友殺害的家庭成員。受害者數以千計。確切數字銷聲匿跡，因為許多工人被捕後遭殺害的真相被掩蓋了，或者被官方宣稱是在戰鬥中死去。1920年3月的鬥爭已被歷史證明是另一場德國共產主義者慘敗的血腥事件。

但此後，德共卻得到增長，這或許是因為社民黨領導層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質。在德共的左邊，獨立社民黨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德共與獨立社民黨的多數派合並成一個群眾性政黨。1921年3月，德國中部礦區發生了另一起武裝起義。 即使行動沒有成功，但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工人政黨之間的合作，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這場革命浪潮一直持續到1923年秋天。

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現實的鬥爭中通過實踐以身作則，展示他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綱領，才能贏得群眾支持。

革命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這是由於社民黨領導層的有害影響及其對工會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輕的德共的政治弱點，有時落後於局勢，有時卻采取冒險行動。

1920年卡普政變教導我們，統治階級隨時準備犯下罪惡來維持權力。如果有必要，他們會差遣軍隊和右翼極端分子。盡管這些右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但只要他們能有效鎮壓左翼，統治階級不介意與他們合作，這就是1920年3月發生的史實。

列寧–150年誕辰紀念

如果今天政府撕毀所有限制普通群眾權利的國際協議、接管經濟運作、實行工人管理生產的制度、並呼籲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為全人類利益合作，它將獲得廣大工人和受壓迫人民的熱情支持。而這正正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實行的事情，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幾乎改變了俄羅斯普通勞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民族自決權給予那些想要脫離前俄羅斯帝國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並賦予每個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停止了俄羅斯東正教和其他宗教幹涉國家的權利。

在當時，英國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投票權也僅限於擁有財產的21歲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蘇聯則賦予無論男女所有18歲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權，除非他涉及剝削他人的行為。由工人、士兵和農民選舉出代表組成蘇維埃，運作整個社會。

方方面面的革命性

布爾什維克政府宣布婦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實施了一項廣泛的計劃來減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兒園來減輕婦女壓力。婚姻法和離婚法被修改，允許婦女隨時能依她意願離婚，並且確立了墮胎權。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長。

同性戀也被除罪化，事實上，許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傑出人才都是同性戀，包括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內。此外，政府開展了全民掃盲運動，提供了九年的學校教育，任何在16歲獲得畢業證書的人都有權在大學學習。到1921年，已經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學，在三年內數量增加了兩倍。同時建立了數百所特殊學校來教授少數民族的語言。

醫療保健也對所有人免費，所有醫療機構都納入了國家體系。醫學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的醫療方法不是以治療富人的慢性疾病為目標，而是以消滅傳染病為目標。當時，傳染病奪去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窮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不到30歲，1926年上升到44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上升到60歲。

盡管帝國主義列強在革命後發動了內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是設法使俄文的字母現代化，在數個地區引入了文字，廢除了反動的儒略歷，使歷法與歐洲其他地區保持一致。一些沈迷於過去的保守人士，至今還在使用儒略歷。此外還廢除了國內護照制度。

當然，列寧在建立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組織的任務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運動。

列寧的許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於辛比爾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寧一家生活在一間舒適但簡樸的木房裏，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督學，他曾利用這個職位推動教育改革。烏裏揚諾夫家的三個孩子受益於鼓勵讀書的氛圍。長子亞歷山大，充滿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組織“人民意志”，並相信個人的恐怖手段會導致革命。1887年，他因參與密謀暗殺沙皇而被處死。這讓列寧產生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組織、有政治意識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革命。

在幫助組織了一次學生示威活動後，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他搬到了聖彼得堡，並在那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黨成立於1898年，目的是在俄羅斯革命家和工人運動中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他後來被逮捕、流放，獲釋後前往歐洲，在那裏的馬克思主義圈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創辦了一份名為《火星報》的報紙，然後將其秘密運回俄羅斯。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迅速，這個運動原本以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為基礎。在德國，它得到了工會和民選議員的廣泛支持。列寧最初對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巨人，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懷有極大的敬意。但是舊的社會民主黨已經被那些對議會議席，而不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更感興趣的人所主導。

怎麽辦？

列寧政治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冊子《怎麽辦？》和1903年在第二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上的辯論中。這顯然是一場關於組織問題的爭論，這實際上使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寧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該是一個專業革命家的政黨，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並按照黨的綱領行事。他的對手，以尤裏．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為首，認為該黨應該更為廣泛。他說，只要一名黨員同意黨的總體方向，而不一定參加黨的活動，就足夠了。列寧在會上贏得了多數票——他的派別因此成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反對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少數派）。

兩年後的1905年初，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東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務，他試圖轉移民眾的憤怒，在聖彼得堡的沙皇冬宮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遊行，向沙皇遞交了一份呼籲改革的請願書。沙俄警察向工人開火，激起了整個俄羅斯帝國包括波蘭和芬蘭（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的大規模罷工浪潮。工人們第一次組成了蘇維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選為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主席。

雖然列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同志都沒能通過這次試煉，但列寧自己卻通過了。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其中一位領袖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黨的代表人物，但事實證明，他沒能把工作轉向群眾活動。他認為代表了數十萬工人的蘇維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戲，他提出布爾什維克應該給蘇維埃下最後通牒——要麽采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要麽他們將退出。然而列寧明白蘇維埃的重要性。他認為，現在應該向大批年輕工人開放入黨，以克服“委員會成員”的保守影響。

列寧得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不應該信任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正試圖與沙皇專制達成妥協，成立立憲會議，孟什維克還提供幫助。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應該與貧農在同一個革命陣營中合作，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政體，雖然它還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它將允許工人階級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通往“完全的自由，邁向徹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國！領導所有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走向社會主義! ”托洛斯基走得更遠，他認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羅斯以及其他落後國家，太軟弱無能，無法像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一樣進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階級必須替他們完成，並進一步實施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後的數年反動時期裏，列寧為了捍衛黨組織而鬥爭，抵抗極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諾夫這類人物——他們認為革命者不應該參與議會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戰還在後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國際一直主張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卻在聯邦議院投票支持撥款給德國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只有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和奧托．呂勒（Otto Rühle）是例外，這仍帶來巨大沖擊。當列寧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還認為只是謠言。孟什維克主義看來不僅是改革主義，而且其政策的背後包藏的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1915年，來自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坐著四節車廂參與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以保持國際社會主義的旗幟飄揚。

在俄國，由於戰爭和沙皇警察的鎮壓，革命組織非常困難。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裏，布爾什維克黨成員寥寥可數。所有的女性黨員都被逮捕了。漸漸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來，但他們幾乎沒有為新革命的爆發做好準備。當一個女工代表團拜訪並要求布爾什維克協助準備1917年婦女節的罷工時，她們得到的回覆卻是要等待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布爾什維克黨沒有印刷機來為罷工印制傳單。當時是“區聯派”這個規模較小的組織（Mezhraiontsii，區聯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戰社會民主工黨人，後來在托洛斯基的影響下，與布爾什維克合並），提供反對“戰爭、高物價和女工無權”的傳單。

俄國的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當時發生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屑一顧，這些鬥爭主要發生在流亡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當中，他們不理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區別。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羅斯68個地區中的54個地區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仍然是在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中運作。

不過，革命正在醞釀中。1917年初，布爾什維克黨不斷發展壯大，在彼得格勒就擁有2000名黨員。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達林）在內的地方領導人選擇支持臨時政府。4月，當列寧流亡回國時，它面臨一項艱鉅任務，這份任務托洛茨基稱它為“重新武裝黨組織”。

尼古拉．蘇哈諾夫是一名孟什維克，當列寧返回俄羅斯途中，他回憶當時芬蘭車站所發生的事情。

“人們寫到在芬蘭車站與列寧熱情會面的場景時，他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受到布爾什維克號召來到車站的士兵和無產階級群眾都歡欣鼓舞……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到來，伴隨著振奮人心的宣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焰已經燃燒起來了！”……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擔憂列寧剛歸國的演講，這並不難理解。他們都學習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們和西方社會主義者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驟……首先得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要經過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成長，也只有到那時才有社會主義的鬥爭……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在為奪權的武裝鬥爭做準備，而是在為未來立憲會議中的議會辯論做準備。列寧卻像龍卷風一般趕回俄羅斯，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決定開始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在這場革命中，權力應該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手中，轉移到蘇維埃手中。”

四月提綱

列寧於是寫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綱》。《真理報》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個人觀點之下才將其發表。兩天後，當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發表講話，但是他沒能得到足夠票數支持。季諾維也夫（Zinoviev）、什利亞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對他，加米涅夫甚至說：“俄羅斯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iy）評擊列寧，要求代表“在實踐中經歷革命的同志”發言。然而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到4月底他已經贏得了黨的支持。蘇哈諾夫（Sukhanov）說，那就是“俄羅斯政治月歷從2月加速到10月”的時刻。

列寧確信工人階級，特別是青年工人會支持他。1917年，隨著十月革命勝利的條件成熟，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壯大，到年底，布爾什維克已有近35萬黨員，因為自由派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都未能結束戰爭、實現民族自決、召開立憲會議或采取任何措施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五分之一的黨員年齡在26歲以下，一半在35歲以下。

在列寧歸國幾周後，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羅斯，此後兩人形影不離，共同領導了革命。他們早期的分歧，被他們的敵人戲劇性地誇大了，是關於需要一個緊密團結的革命黨和革命的不斷性這兩個問題，而這在實踐中得到了解決：托洛斯基開始相信列寧在第一點上是正確的，列寧認為托洛斯基在第二點上是正確的。雙方都充分認識到，俄羅斯的革命只有作為更廣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與托洛斯基結盟

列寧喜歡引用浮士德的話：“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他用這句話來解釋為什麽他改變了先前呼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立場。他說，那些死記硬背這句話的人現在已經落後了，他們“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些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倉庫（或稱作“老布爾什維克”倉庫）。”

事實上，正是像這些事件展示了列寧的真實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對者妖魔化的那樣，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並把列寧描繪成無所不能。列寧犯了錯誤，或者可能做出錯誤的評估。但是當他持錯誤意見時，他也能改變觀點，這種改變通常是和同志們激烈的討論之後產生的。

正是這種方法，再加上他與托洛斯基的緊密聯盟，使得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的支持，並領導11月（儒略歷10月）的革命走向勝利。新的蘇維埃政權開始在社會主義路線上改造俄羅斯。帝國主義者自己也正確地明白，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將成為其他地方工人的燈塔。他們在俄國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包括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和法國在內的至少14支帝國主義軍隊支援前沙皇和白軍，試圖擊敗革命。工人階級在戰爭中所作的英勇犧牲使他們筋疲力盡，並且消耗殆盡。世界革命的延遲，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人背叛德國革命之後，使原本落後的經濟陷入孤立的狀態。這造成了革命的反動與墮落。

列寧曾遭遇兩次未遂的暗殺。1918年，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範妮．卡普蘭(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殺幾乎成功，列寧的頸部被一顆子彈擊中，這導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風的折磨。然而，在這一時期，他意識到，在新蘇維埃國家內部，反動勢力正圍繞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幫，不斷積聚力量。列寧將其描述為“被卷入骯臟的官僚主義沼澤”。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他與托洛斯基達成了一項協議，與正在發展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但不幸的是，客觀形勢對他們不利。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一場官僚主義的政治反革命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獨裁，在保持生產資料國有制的同時，推翻了革命的許多社會和民主成果。
列寧除了與托洛斯基一起領導俄羅斯革命外，還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遺產。他論證了為什麽要建立一個有明確綱領的強大的革命組織，才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他也警告說，這樣一個政黨在所有國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建立。他認為，革命者應做好準備幹預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以一種新的方式、以一種共產主義的方式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工作”。

傑瑞米柯賓

然而，控制格魯吉亞的是孟什維克政府，這個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的大紅人。盡管列寧與格魯吉亞的領導人之間存在激烈的政治爭執，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經參與1917年的聖彼得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列寧還是讚成與該政府采取和解態度。托洛茨基也反對軍事幹預。他認為，推翻格魯吉亞政府的任務應該交給格魯吉亞人民。因此，他讚成“在格魯吉亞內部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煽動起義，並在起義爆發之後前來援助”。1920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署了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並同意不侵略的條約。

該地區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他們都是格魯吉亞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ey Ordzhonikdze）則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主張立即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化。斯大林支持這一立場。他們無視列寧和俄羅斯政府的建議，利用紅軍單位挑起格魯吉亞邊境的沖突。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委員會不得已通過決議，“傾向於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前提下，允許第十一軍積極支持格魯吉亞起義並占領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面審查之後，需要保證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為運輸條件惡劣，我們正缺乏面包。因此，我們無法讓你使用火車或鐵路。我們只能從高加索地區運送糧食和石油。”這些信息對當時身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發生了什麽以後，他非常憤怒，並且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軍為何以這種方式進行幹涉。

軍事幹涉自然引起了當地居民和相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很大反對。但是，無視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當地存在三個公認的民族身份這一事實，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劃建立了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該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並擁有高於三個新共和國的權力。除了能夠決定格魯吉亞國內問題外，這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還會把三國的貨幣統一在一起。這點遭到格魯吉亞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貨幣聯盟會破壞其相對較強的經濟。考慮到建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時使用的方法，許多人還認為這會引進俄國勞動力來發展經濟，並認為這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作法。

奧爾忠尼啟則這種鐵腕作風往往不咨詢當地領袖的意見，向對手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以及他本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包括愛騎一匹大白馬。這些都使得情況雪上加霜。

蘇聯成立

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辯論，涉及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新蘇維埃國家未來的方向。

此時，列寧和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完全對立已經十分清晰。前者認為自由、平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是鞏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並且是未來的蘇維埃國家（例如德國）與俄羅斯結盟而不導致任何一國稱霸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民族問題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會擴散，必須只在俄羅斯一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對他來說，共和國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國，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圍繞蘇聯成立的討論中浮上台面。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撰寫了草案，規定新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他提議把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變成俄羅斯聯邦內的自治區。至於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遠東地區的地位以後再決定。所有關鍵職能，例如經濟、預算、外交和軍事，由俄羅斯中央部門作決定。只有像文化、司法、醫療和土地等相對較小的事務由“自治”區負責。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國均反對該計劃。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給政府之前，就通過了批準該提案的特別委員會來推動他的計劃。

但是他還有一個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列寧本人。在列寧從中風暫時恢覆期間，得以過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憤慨地反應，要斯大林放棄整個“自治區”的構想，把蘇聯建立為平等的共和國聯盟。盡管斯大林被迫妥協這一點，但他還是千方百計限制各共和國列寧要求的權利。他一反先前反對立法機關兩院制的立場，在立法機構最上面設了一個“民族院”，然後在那裏面塞滿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後仿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夠強烈，他提議不讓三個高加索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而是讓三個共和國掛在“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加入蘇聯。這種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魯吉亞人。

列寧病得很重，無法參加1923年2月討論這些議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當他最終收到報告時，列寧的憤怒達到了沸點。他寫信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請你在黨中央委員會為格魯吉亞一案辯護。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正在‘打壓’這件事，而我無法信任他們的客觀性。”

盡管列寧對這個問題的還有話說，但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他無法參加6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非公開會議，該會議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發言者在本次會議上針鋒相對的立場清楚地分開了支持列寧的民族路線的人，與背棄了布爾什維克所有原則的斯大林朋黨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盡管列寧提出的關於建立蘇聯議案通過了，但實施它的任務卻留給了斯大林周圍迅速鞏固起來的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成功完成了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寧曾嚴厲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加上官僚的反猶與種族主義觀念，再加上強制集體化的罪行，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大範圍的饑荒更加惡化。這段歷史使得今天的反動民族主義者有理由聲稱蘇聯進行了有意識針對各民族的種族滅絕“大屠殺”（holodomor），並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但是，將波羅的海國家作為籌碼與希特勒談判、在二戰期間把車臣人和克裏米亞韃靼人整個民族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利用蘇聯軍隊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以及在“改革重組”時期拒絕承認民族權利，這一切的歷史，都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完全毫無共同點。

應有的立場

一百年過去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某些當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張，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這是致命的錯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任何民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被跨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沒有能力確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權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與社會主義者領導一場有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鬥爭。而要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工人運動必須對民族問題有清晰的立場才有可能。

德國卡普政變一百周年

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德國不可能有總罷工，遑論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國工人階級卻非常接近奪權的狀態。在薩克森、圖林根，特別是魯爾，工人階級成立紅軍。總罷工擊潰了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翼軍事政變，使政變發動不到五天後就陷入尷尬窘境。

歷史上有那麽一短時間，勞動人民能實現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景。工人們掌握了權力，而社會民主黨（SPD）政府和工會官僚卻對此退卻。而後社民黨政府動用正規軍來對付工人起義，而這支軍隊卻也是幾天後變成了反過來要推翻社民黨政府的軍隊。社民黨背叛工人階級不是第一次，僅在一年前，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許多革命者，已被社民黨政府和自由軍團謀殺。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叛變並發動全國起義，瓦解君主制和帝國，而各大城市日以繼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接連好幾個星期，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些委員會手裏。當戰爭結束時，就連中產階級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然而與俄國革命不同的是，德國當時缺乏革命黨。從前線返回的大多數士兵還信任被陳腐的領導層控制的社民黨，因為社民黨正是革命群眾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更為左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達克斯同盟（1919年成為德國共產黨KPD），則只能組織到政治意識先進的少數工人階級。

社民黨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革命導向到捍衛資產階級秩序和議會制度的死路。他們設法說服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變相放棄自己的權力。同時，他們與舊軍隊將軍達成交易，以利暴力鎮壓工人革命活動。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國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同屬社民黨領導層，他們隨後對工人動用軍隊。這支軍隊有極右翼主義戰鬥部隊“自由軍團”（Freikorps）參與其中。他們號稱要恢覆“秩序”，對付“斯巴達克份子的威脅”。而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軍團的招募廣告。

總統艾伯特當時評論說：“我像討厭罪惡一樣厭惡革命！”他的國防部長諾斯克（Noske）說：“必須有人扮演尋血獵犬的角色，而我責無旁貸！”隨後他便用沾滿鮮血的手履行他所說的話。1919年1月，歷史所稱的柏林斯巴達克斯起義被鎮壓了、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裝、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左翼警察局長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罷免。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謀殺。

革命鬥爭於血泊中的慘敗帶來了後續影響：1919年二月的國會大選將社民黨和資產階級變成了議會多數；獨立社民黨依然軟弱；德共在違背盧森堡的建議下杯葛了選舉。但在三月份，工人們已采取政治罷工，對抗軍隊和自由軍團的殘酷鎮壓，這些武力是由諾斯克部署到每個發生無產階級起義的城市，並實行軍事戒嚴統治。執行鎮壓的自由軍團和軍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進行過殖民戰爭的洗禮，例如馬爾克（Georg Maercker）將軍。過去他對“土著”施加的恐怖行徑，被他的部隊帶進德國工人社區。

當時在不來梅成立了一個後來遭到軍事鎮壓的蘇維埃共和政權；在漢堡地區也有起義反對糧食控制；而自由軍團在慕尼黑尤其殘酷，1919年4月該地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且延續了好幾星期，隨後遭到自由軍團中惡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鎮壓，在社民黨領袖的許可下，這支部隊在1920年繼續發揮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軍團的屠殺是如此嚴酷，他們甚至錯手開槍射殺天主教團契的參與者，只因為他們是工人，且看起來像斯巴達克主義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這樣的德國蘇維埃勇敢的領導者也遭到處決。在那之後，慕尼黑成為法西斯團體的溫床。納粹黨（NSDAP）於1919年在那裏成立不是沒有理由的。

幾乎無人想要的共和國

1919年間，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逐漸被資產階級國家取代。盡管在產業層面，他們的影響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政府和工會官僚逐漸讓工兵委員會喪失實權，將之轉變為今天依然存在並致力於勞資調和的工作委員會。當時工會領導層還與德國最大資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

社民黨的背叛已經無法向工人階級掩飾，此時獨立社民黨和德共都獲得成長，並且一度變得同樣強大，噬血的諾斯克已淪為遭人厭棄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輕的德共此時已喪失了盧森堡、李克卜內西等傑出領袖人物，而且時而得進行地下工作，並糾纏於內部派系之爭（例如是否應以革命黨之姿參加議會選舉、應否在大型工會中進行工作）。拒絕上述做法的黨內極左派，一開始很有力量，並分裂為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呂特維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裏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議會制共和國所擁有的制度盡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會讓步、賦予女性投票權已經太超過了激進右翼的接受範圍。正是艾伯特／諾斯克政府放任自由軍團做好了全副武裝，準備好對付革命工人。當時還有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裝民兵，當中許多人成為了後來的納粹沖鋒隊（SA）、納粹親衛隊（SS）、以及納粹的領導層。他們代表了反猶思想。納粹的卐字符號早於1919年就已經出現在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的頭盔上。

資產階級共和國得到了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他們也是與盟國談判賠償並簽署《凡爾賽條約》的代表，該條約將戰爭歸咎於德國，要求人民賠償數十億美元，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其恨之入骨。

這讓激進右翼有借題發揮的空間來加大鼓動。威瑪共和已經超過了右翼和舊權貴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時能給工人階級的卻少得可憐。資本家和舊國家機器依舊存在。誰想改變這一點，誰都會感受到國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聯合壓制。

右翼發動政變，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擊垮共和國和強大工人運動的時機。當艾伯特和諾斯克決定在英法資產階級施壓下縮減國防軍編制時，右翼有了行動的借口。解散自由軍團的事項將被強制執行。這促使呂特維茨將軍和右翼政客卡普發（Kapp）動了針對艾伯特政府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包括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以及殺害盧森堡的兇手沃德瑪（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進分子和軍人。

這場政邊獲得著名的德國右翼激進分子，以及法西斯團體“國家統一”的支持（當時法西斯這個字眼還沒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大企業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資本家大方捐錢讚助這些團體。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當時社民黨政府早被警告過可能爆發政變。但是他們什麽也沒做。昭然若揭的是，政變分子甚至還想把社民黨的諾斯克部長爭取過來，然而斯諾克沒準備要走得那麽遠。

3月12日至13日晚間，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向柏林進軍。政變份子宣布罷免艾伯特社民黨政府，禁止一切罷工和示威並宣布戒嚴。艾伯特和諾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試圖獲得國防軍將軍梅爾克（Maichcker）的支持，這號人物在1919年謀殺工人而惡名昭彰。盡管他沒有加入政變，但他並不準備反對政變或捍衛議會民主。因此，社民黨領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裝，逃到安靜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當他們看到軍方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準備提供保護的時候，他們要再次思考。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德國共產黨最初拒絕參加，因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諾斯克，但僅在一天後便轉而加入。第一天，許多德共成員已參加罷工。從工人、一般雇員到公務員，這場總罷工幾乎是擴及各產業。僅在魯爾區（Ruhr），就有逾十萬名礦工進行罷工，全國各地共有數百萬。政變失敗了，罷工讓所有火車無法運行、電源也停止供應，沒有任何東西能繼續運作。僅五天後政變惡夢就結束了。卡普逃到國外，呂特維茨將軍辭職。艾伯特一幫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厭惡的斯諾克不得不辭職。

支持總罷工的工會於3月18日就九點聯合綱領達成共識，這份綱領提出了深遠訴求，包括社會化各個企業、征收大片農田並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否則，他們就要繼續罷工。但經過了與執政黨的談判後，3月20日卻換得妥協，被接受的綱領中九點基本訴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獨立社民黨的施壓又導致進一步的談判和退讓。到了最後，大部分的承諾很快被收回，政變分子只遭到非常溫和的處分。自由軍團逐漸並入正規國防軍和國家機器，沒加入的也不會一直失業──他們轉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武裝力量。

傑瑞米柯賓

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如何對待民族問題

在資本主義統治的21世紀，這個問題尤其迫在眉睫，蘇丹達富爾地區、剛果、中東的流血沖突時刻都在發生。在加泰羅尼亞、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民族問題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而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亞和烏克蘭，民族問題都導致了殘酷的沖突。

車臣的兩次殘酷戰爭和對少數民族的待遇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布爾什維克有著天淵之別。最近，在西伯利亞產油小鎮蘇爾古特（Surgut）發生了一次襲擊，一名年輕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個購物中心。這顯然是種族主義國家政策和極右翼行動的結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闖入該鎮的一家咖啡館，強迫那裏的年輕人剃掉胡須，聲稱他們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遜尼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相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竭盡心力地支持少數民族的權益。

語言問題

列寧可以說是走在了他時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評日常語言當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對用“霍霍爾人”（Khokhol）一詞來稱呼烏克蘭人。而今天，這個詞不僅仍在廣泛使用，甚至俄羅斯官方宣傳最近也啟用了這個詞，把烏克蘭描述為法西斯國家。

布爾什維克對語言問題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識的步驟來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列寧反對將特定語言規定為“國語”，特別是這樣會歧視重要的少數語言使用者時。與這種作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境內的各資本主義的新政府紛紛嘗試限制俄語。這導致了1990年代摩爾多瓦的嚴重種族沖突、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嚴重緊張局勢。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統治的哈薩克哈薩克斯坦，每次發生社會沖突時，特別是紮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罷工期間，他都依靠所謂的“民族愛國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義者）去嘗試限制俄語。烏克蘭當局只是威脅要限制俄語也足夠導致東烏克蘭沖突加劇。普京政府當時偽善地用保護俄語族群權利的借口來幹預東烏克蘭，而現在卻說要停止撥款給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工作。這已經在韃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引起不滿。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

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中，布爾什維克黨都以支持各民族自決權為原則。在十月革命的幾天之內，他們就發表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與現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現代外交慣例裏面，各方會用各種詭計技倆向自己人民掩飾其真實意圖。但這項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簡潔的文字表明：由於俄羅斯各族人民曾經遭受壓迫和虐待，因此，應當果斷且不可逆轉地立即禁止大屠殺、奴役和種族攻擊。它宣稱俄羅斯各民族應該享有平等和主權，俄羅斯各民族要有自決的權利，包括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廢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權與限制，支持俄羅斯境內一切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

這個宣言本身就與1917年二月革命後統治俄羅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士兵和農民自發的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起義的群眾以為，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就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不少人甚至覺得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革命後上台的資產階級聯盟不僅拒絕讓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讓農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絕給予前沙皇帝國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蘭發出命令，維持前沙皇在18世紀的定義，重新確認芬蘭仍然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7月，芬蘭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權“決定、確認和頒布法令，執行所有芬蘭法律，包括涉及財務、稅收和海關的法律”。俄羅斯臨時政府立刻就派遣了軍隊解散芬蘭議會。俄羅斯臨時政府規定，俄羅斯各族人民的權利問題將由一個制憲議會決定。但是，當臨時政府最終發表要向制憲會議提出的民族權利的立場時，他們很坦率地說，“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裂的”。

雖然從二月到十月統治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曾經暗示說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從未兌現諾言。相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蘇維埃政府不僅公開宣告，而且也盡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承認了芬蘭獨立。緊隨其後的是支持烏克蘭、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外高加索、白羅斯、波蘭和拉脫維亞獨立。盡管存在各種覆雜和困難，而且這些新的獨立國家總的來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不是蘇維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仍然尊重它們獨立的權利。

1917年的中亞，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博弈”的戰場，當時仍基本沒有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盡管中亞算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們統治，並沒有形成鞏固的民族。當地也幾乎沒有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有鐵路和基礎設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或是講俄語。幾十年來，當地精英迫於沙皇的武力服從其命令，因此他們將革命視為擺脫俄羅斯人統治的機會。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鼓勵該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工人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也承認當地的現實，並盡其可能向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於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內）一直由當地可汗統治，直到1920年被紅軍支持的民眾起義推翻為止。新成立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承認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公開宣布放棄對花剌子模領土的所有主張，並與新國家建立自願的經濟和軍事聯盟。曾經屬於俄羅斯政府的所有財產和土地，以及行政機構都無償移交給了新政府。俄羅斯政府還對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財政援助，用於修建學校、開展掃盲運動，修建運河、道路和電報系統。

波蘭

在遼闊的前沙皇帝國的彼端是波蘭。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它一直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帝國瓜分。隨著這些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崩潰，革命在前沙皇帝國的土地上蔓延，波蘭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新的局面中——波蘭人終於可以爭取統一獨立了。布爾什維克政府承認了“波蘭全國委員會”為波蘭的合法代表。

當時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是由時為波蘭社會黨領袖的畢蘇斯基所領導，其在群眾壓力下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和免費教育。然而，畢蘇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會主義的車，在叫做獨立的車站就下車了”。新政府很快地轉向打壓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逮捕共產黨人，並利用俄羅斯深陷內戰的機會企圖擴大領土。波蘭軍隊入侵立陶宛，並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結盟，入侵烏克蘭並後來占領了基輔。及後紅軍對波蘭進行了決定性的反擊，才迫使他們退回到華沙。盡管如此，列寧在與波蘭的和談中堅持：“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關於波蘭的政策不是因為暫時的軍事或外交優勢，而是因為絕對和不可動搖的民族自決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自從波蘭國家成立的時刻起，就無條件地承認波蘭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

列寧的鬥爭

列寧努力確保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他與羅莎·盧森堡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要求偏離了階級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層跟她持有類似論點的還有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尤裏·皮亞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為辯論的一部分，列寧鼓勵斯大林（台：史達林）寫本有關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不過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列寧也已經發現有必要反對斯大林立場中的一些主張。他不同意斯大林對民族的僵化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建基於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權利。列寧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張，要求各國工人階級享有自決權。他認為，在俄羅斯帝國中生活的許多民族，包括庫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等，都生活在社會和經濟尚未發展的地區，他們還沒有機會發展階級，更遑論是發展階級意識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爭辯說“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開始主張對於邊疆地區脫離俄羅斯獨立的要求“必須拒絕，不僅因為這與在中央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的構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為從根本上這與中央和邊疆地區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持有這個立場的並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發時，位於烏克蘭首都和工業中心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200人，而且幾乎沒有組織。到10月，他們的人數達到800人。為響應二月革命，烏克蘭資產階級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議會”（Tsentralnaya rada），作為“所有烏克蘭人的政府”，並主張自決權。但是，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說這是比階級鬥爭次要的問題。在參加全俄反對臨時政府的全面鬥爭時，他們放任中央議會去建國，包括建立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猶太民族的左翼運動）一起成立一個黨團，承認中央議會是合法政府，並宣布任何反對中央議會政府的作法必須“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們拒絕接受其他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立場，即“有必要與中央議會政府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絕不與之達成任何協議”。結果，中央議會政府保持了烏克蘭政府的強勢地位，而向烏克蘭蘇維埃革命的進程被推遲並大大削弱了，這導致烏克蘭的內戰情勢變得更為覆雜與漫長。假如基輔布爾什維克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那肯定不會這樣。

民族問題與紅軍

盡管在烏克蘭遇到了困難，但列寧的作法在確保蘇維埃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因為大多數白軍保皇派都反對任何民族自決。

在高加索地區，白軍軍閥鄧尼金（Deniken）明確表示，他反對給予少數民族權利，因為“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團體也普遍認為，既然布爾什維克承諾民族自決，所以他們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許多情況下，這個承諾足以讓整個少數民族支持紅軍。

其中一個關鍵的決定是讓紅軍以地區劃分，並以“原居地服役”為基礎原則。舊時代的沙皇軍隊是俄羅斯化的。除了哥薩克人以外，少數民族成員服役時都會被外派到家鄉以外的常備部隊，被要求說俄語。但是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許多部隊以單一民族為基礎，使用各自的母語，並出版了許多非俄語的軍事刊物。這幫助紅軍贏得了很多少數民族為主地區人民的支持。許多猶太人團體自發建立武裝，抵抗高爾察克（Kolchak）將軍等人發起的猶太人屠殺。紅軍甚至在韃靼斯坦共和國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學校。1919年，整個巴什基爾（Bashkiria，橫跨伏爾加河到烏拉爾山脈的穆斯林地區）的民族武裝與紅軍合並，建立了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無論這些民族國家建立在哪裏，在教育和衛生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質援助，特別是消除文盲運動。盡管是內戰期間，新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大學數量仍從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與伊斯蘭信徒直接沖突的同時，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廢除一夫多妻制、買賣新娘、還有丈夫可以拒絕妻子離婚等習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義得勢以後，這些成果都被廢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將俄語定為指揮語言，並停止了其他語言的軍事出版物。

對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靈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討論，並且常常需要列寧或其支持者直接幹預以糾正錯誤。布爾什維克黨讚成把土地自願集體化，但是列寧警告說，在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強推這一政策為時過早。他甚至反對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業國有化。他擔心，由於工人階級尚未得到足夠的發展，這將導致內戰期間的供應中斷。

在某些地區，盡管有列寧的做法，民族問題還是處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傳播到中亞之前，地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經抓緊機會發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國。革命是後來由鐵路工人與解散了的軍隊帶來的，這些部隊幾乎全部是講俄語的。他們成立了塔什幹（Tashkent，烏茲別克首都）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自稱“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應該在新政府中擁有地位，並且蘇維埃沒有必要納入“落後”的農民群眾。結果，這個蘇維埃政府孤立於當地95％的人口。當它試圖用軍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並主張建立“作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聯邦共和國”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軍事占領。

列寧的靈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務部的態度是這只是地方事務，但是隨著白軍在該地區被擊敗，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領導紅軍前鋒的伏龍芝（Frunze）最初提議將該地區分割以便於統治。這遭到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抵制，其中許多人幾乎沒有掌握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當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提議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區作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時，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更加不滿。最終，列寧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應該采取的立場：在大力減少俄羅斯富農的影響的同時，應註意使俄國人與當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平等。確保只有在當地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做出關於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決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穩健地”準備將權力移交給當地工人的蘇維埃。當地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寧表示：“將該共和國一分為三的議題不宜過早決定”。

另一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的問題是“本土化”（korenisation）。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培養當地領袖而不是從中央外派官員進行治理，以此讓布爾什維克紮根於新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原則。

布爾什維克黨特別留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語言的發展。如果列寧聽說布爾什維克官員，包括來自中央的官員，在那些俄語不是當地主要語言的地區繼續講俄語，會非常生氣：“蘇維埃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和君主政權，因為它代表的是勞動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這點，只有蘇維埃機構使用當地母語進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民族事務部本身，那裏的官僚經常爭辯說，只要將俄語翻譯成當地語言就足夠了。相反，列寧回應說，首要任務是確保教育機構提供熟悉母語和文化的老師以及母語教科書。在討論這一問題的大會上，一位發言者指出：“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不是通過把無法互相理解的兒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語介紹世界革命的精神。”

為了協助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建立支持，布爾什維克黨采取了有意識地與當地左翼革命組織合作並試圖贏得支持的政策。在烏克蘭，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耐心與“鬥爭”協會（Borotba）合作。這是一個紮根於農村的左翼社會革命團體。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建立了十所新的“共產主義大學”來培養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同樣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以民族語言教學的公共教育系統。1921年蘇維埃政府撥款一千萬盧布，用於發展白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教學。對於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這個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這些任務都得到了認真對待。到1923年，有67所學校教授馬裏語（Mari），57所學校教授卡巴爾達語（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語（Komi），51所教授卡爾梅克語（Kalmyk），100所教授吉爾吉斯語，303所教授布利亞特語（Buriat），超過2500所學校教授韃靼語。在革命之前，中亞地區民族學校的數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達到2100所。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地的許多語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沒有文字的。通過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語字母本身的現代化，為推廣民族語言的任務提供了幫助。

鑒於這段期間大部分都是內戰激戰狀態，這一成就更加令人矚目。這期間資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學校經常被用來訓練部隊。而且由於許多教師自願去了前線，所以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烏克蘭語教師很少。盡管到1923年終於有了45000人，但這僅僅是所需人數的一半。等到內戰結束，情況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沒有列寧對民族問題采取敏感和靈活的策略與態度，打贏內戰會困難許多。
不幸的是，這成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義墮落開始得勢的時候，首先的受害者。這在高加索地區尤其明顯。

二月革命後，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主要是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期待俄羅斯新政府承認他們的自決權，但卻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發時，該地區被德國和土耳其聯軍占領。在1918年德國戰敗後，占領它們的換成了英國和鄧尼金的白軍。確實，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簽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不僅放棄了波羅的海、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他們還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讓給了奧斯曼帝國。

隨著內戰進展，鄧尼金的部隊最終被趕回克裏米亞，應該由誰來管理高加索地區的問題自然而生。布爾什維克在諸如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車臣的格羅茲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紅軍的軍事勝利到達該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後來分別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傑瑞米柯賓

蘇德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對每個組織與個人的考驗。全球大批資產階級政客已經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將它作為粉碎工人階級、對俄國革命進行報覆的唯一途徑。

1939年8月，就在戰爭爆發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條約感到震驚。這是斯大林為避免納粹德國立即進攻而采取的絕望行動，因為他未能與法國和英國建立他想要的聯盟。1941年6月，當德軍進攻蘇聯時，斯大林起初不相信這一消息。

蘇德協議令共產國際的宣傳轉為主要批判英法帝國主義，而不是批判納粹德國。在軍事上，該協定意味著波蘭在9月1日被德國軍隊從西方入侵，隨後在9月中旬被蘇聯從東方入侵。蘇聯軍隊也進攻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在這些事件之後，美國托派政黨SWP的部分成員（包括部分領導層成員），改變了他們對蘇聯性質的立場。他們在媒體和若幹“左翼圈子”中屈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龐大壓力，將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與德國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等同起來。

采取這些做法，SWP中成長起來的反對派也很快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立革命黨的願景。對於《保衛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只是看過一眼，而是應該仔細研究，要理解將強有力的理論與具體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令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史上第一次工人奪權。他們也是首先意識到新國家的弱點和遭受的威脅的人，尤其在它因為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失敗而遭到孤立的時候。

以斯大林為領導、以維持現狀與“實現穩定”為第一要務的一個官僚層對特權和權力的渴望逐漸增長。斯大林在1917年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他也沒能為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兩場都以失敗告終）提出正確的建議。

在1920年代，官僚層起著無意識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變為有意識地抑制工人革命與鬥爭。這一點在1936-39年的西班牙體現得尤為明顯。

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他們對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展開了事實上的內戰。斯大林主義政權利用肅清和監禁的方式，對一切反對派（尤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審判和處決。

在斯大林主義掌權的過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熱月”——1794年法國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熱月意味著工人國家的毀滅。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熱月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而非社會反革命。在法國，熱月意味著反革命的政權更叠，但新政權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新經濟體制。

從法西斯主義到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在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資本主義沒有恢覆，計劃經濟得以保留。在長期的血腥鬥爭中，官僚獨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羅斯落後的發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環境使這成為可能。

保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結論是，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它廢除了資本主義，擁有一個基於國有制的計劃經濟。

在此基礎上，由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組織主張無條件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不給予斯大林政權任何支持。第四國際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是進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計劃經濟中落實工人民主，遵循並發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決議，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托洛茨基在寫給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 SWP內部出現的少數反對派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對芬蘭的進攻和與希特勒的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

在墨西哥獲得庇護並且被禁止入境美國的托洛茨基在這次辯論中開始寫作，向他們提問，如果蘇聯不是工人國家，那麽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描述它。

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層是一個新階級。其他人說蘇聯已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還認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義同樣導向官僚主義國家獨裁統治。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作為金融資本的工具，當然不會剝奪資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一個缺乏歷史使命的臨時現象，而不是新的統治階級。蘇聯強勁的經濟成長不是因為官僚，而是計劃經濟和新技術引進的結果。官僚層礙了計劃經濟的發展。

斯大林主義是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但其政權並不穩定。斯大林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覆辟早在其發生50年前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預計到，其負面效應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帝國主義的強化。受到二戰影響，這個過程被推遲了。

在此基礎上，盡管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並且是“國際革命的絆腳石”，托洛茨基主張保衛蘇聯（他用支持政府、反動但對於抵抗階級敵人的再次進攻有必要的工會做比較）。

瓜分波蘭

由於蘇德雙方的軍隊瓜分了波蘭，SWP的反對派提議采取“既反對希特勒又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這一立場。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蘭的真實情況。在西方，革命者、猶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離德國軍隊的進攻。在東方，是地主和資本家試圖逃脫。托洛茨基預測，入侵之後紅軍將征收土地和工廠。資本主義媒體，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維克報紙都在波蘭東部報導“革命浪潮”中證實了這一點。

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會將他的槍口對向蘇聯，以建立法西斯政權並恢覆資本主義私有制。當希特勒進攻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擊敗他的軍隊。

馬克思主義者應怎樣評論紅軍的進攻？托洛茨基寫道，“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財產關系的變革（盡管是進步的），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第四國際反對占領新領土，反對“挺著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須具有堅實的工人階級與窮人基礎才能獲得成功。在已經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資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階級獨立行動。

辯論與團結

在這場辯論中，托洛茨基將尖銳的政治論戰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結合起來。他強調了SWP成員和領導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蘇聯性質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

托洛茨基寫道，這場辯論是必要的，但“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系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他讚成“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就會受到“批評或嚴重警告”。如果不是，“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托洛茨基提出進行辯論應有的方法。雙方都杜絕任何威脅，而如果有錯誤舉動，則應由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雙方應該忠誠合作。與托洛茨基關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同意這一立場，並將它在黨內領導層提出。

當然，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的辯論中已經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使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立場，也並不意味著有‘災難’，而是必須將政治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向改變立場的領導成員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議，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領導層的問題，但沒有立即形成新的、確定了的立場。

托洛茨基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大多數人將新的少數群體歸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這是什麽意思呢？

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情況下，反對派在散布“每一個政黨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計的軼聞和趣事”，試圖從中找出錯誤和過失。在黨內，他們有著“幾乎像一個家庭的特征”，或者說，一個小集團。

托洛茨基強調了這個少數派的一些特點。他們不尊重自己組織的傳統，對理論持輕蔑的態度。34歲的哲學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於1935年入黨，並被任命為該黨理論雜志《新國際》的編輯。

伯恩海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其比作一種宗教。少數派的其他領導人忽視了這一立場。

在這場辯論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經批評過了沙赫特曼在《新國際》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我們之中一個支持辯證法，而另一個反對”。文章的內容是對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會壓力而轉向反社會主義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說，不與伯恩海姆辯論辯證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本書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護，比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哲學。辯證法解釋說，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在通過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量變到質變和突變。托洛茨基總結道，在政治上，辯證法是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

相反的是，反對派在伯恩海姆的強大影響下，采用了固執的抽象表述。他們總結道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卻無法回答是什麽發生了量變或質變。從哪裏到哪裏——有什麽樣的過程?反對黨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具體分析。

伯恩海姆還強調了他的“個人獨立性”，在這種黨的建設中全職人員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並不準備為黨全身心工作。這也表明了他對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其他特點還包括政治上的神經質，以及在不同的立場之間反覆橫跳的習慣，包括在派系鬥爭中輕率地選擇盟友。

作為對這場辯論發展過程的總體描述，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派開啟了一場嚴重的派系鬥爭，讓現在正處於一個使黨陷入癱瘓的非常關鍵的時刻。要使這樣一場鬥爭是正當的，而不是遭到無情的譴責，就必須有非常嚴肅和深刻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基礎只能是階級性質的。”

很明顯，少數派展開了一場沒有嚴肅政治基礎的惡性的派系鬥爭。大多數人堅定地支持第四國際的方案和觀點。這是工人階級的立場，與之相比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和革命社會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遠。

托洛茨基並沒有在1939年發現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他舉出了許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認為，美國社會黨(托洛茨基主義者工作於其中的一個更廣泛的政黨，但1937年被驅逐)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革命黨。

盡管有這樣的分析，托洛茨基還是主張團結。這與利用分裂的威脅嚇唬成員的反對派領袖馬丁•阿伯恩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反對派領袖希望公開的辯論。

派系鬥爭

就在少數派分裂前幾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強調了內部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團結，就不能有一個只有多數代表組成的書記處。你也許應該有一個由5名成員組成的書記處——包括3名多數派成員和2名少數派成員。”

當托洛茨基指出少數派內部的矛盾時，沙赫特曼以給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的歷史例子作為回應。托洛茨基的回覆是，舉例來說，1926年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集團是正確的。

但是這樣一個集團並沒有掩蓋共同計劃背後的政治分歧。很明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國，沙赫特曼組織了一個派系，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不同力量組成的集團，針對的是占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的工人階級。在派系內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短期政治托辭。

即使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還是采取了一種耐心的態度，他寫道，事件可以改變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在革命政黨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在那裏他立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試圖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在那個時期，尤其是在組織領域，我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征。我對孟什維克主義的調和主義癥感到厭惡……”

政治上，辯論擴大到更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當然明白，並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結論，但他強調，編寫這種材料的成員必須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數派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希望將黨的計劃簡化為“具體問題”，這使得托洛茨基將其與俄羅斯國內的辯論進行比較，反對經濟學家和民粹主義者，這兩者都回避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數派認為戰爭是具體的，但工人國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寧在1920年與托洛茨基的一場辯論中說的，“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俄羅斯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然而，沙赫曼沒有註意到列寧幾周後得出的結論認為自己錯了，俄羅斯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國家”，這些特征包括農民占多數人口和官僚主義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墮落這一說法，但他與伯恩海姆結盟。伯恩海姆雖然不相信辯證法，但他認為蘇聯發生了質的變化，將其等同於納粹德國。少數派沒有團結起來，在少數派分裂並組建新的“工人黨”後不久，伯恩海姆離開了，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反動分子。

理論基礎

這本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的具體事件：戰爭開始時芬蘭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應該如何行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戰爭的立場。

托洛茨基對第四國際組織成員的一般性建議是，指導和協助工人階級、罷工和工會，同時警告說，工會中總是存在“機會主義”。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會民主黨向世界大戰投降而爆發的革命領導危機如何尚未解決。一些社會主義者將此歸咎於無產階級，就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正在正在與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觀形勢作鬥爭。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數地方的勞工運動必須重建。這導致許多國家出現了來自底層的爆炸性運動。

隨著氣候、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建設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和國際的緊迫性不亞於托洛茨基時代。學習和運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的經驗教訓在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具體的分析於黨的建設和辯論中，這在今後的暴風雨時期將是至關重要的。

二零二零年

影評：《寄生蟲》的貧窮氣味

韓國電影《寄生蟲》（港：上流寄生族，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引起了轟動。該片獲得四項大獎，亦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獲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這部電影描繪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跟荷裏活（好萊塢）的標準形成鮮明對比。

富裕的樸家小兒子多頌的一句：“他們聞起來都一樣”，一語道破了以虛假身份、聲稱彼此互不認識，而潛入了樸家別墅成為其傭人的金家四口。金家無法擺脫那股貧窮的氣味，那是永遠潮濕的半地下室單位之氣味。

在好朋友的引薦下，金家兒子基宇得到了在樸家補習英語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沒有正式工作。他們雖有才華，但諸事不順。例如有天賦的妹妹基婷報考美術學院屢屢失敗，只能通過偽造文件來展現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計將其所有家人混入樸家中。基婷成為了樸家多頌的“藝術治療師”，因為多頌在幼年時受過心理創傷。爸爸基澤當上了司機，母親忠淑是家傭。基澤向兒子解釋說，人不應該制定計劃。因為計畫失敗會讓人更失望。但很快我們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計劃，一切還是會出錯。

導演奉俊昊用無情的筆觸描寫了富裕的樸家。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們的小孩都無法令人同情。觀眾對金家會希望他們至少能取得某種成功。他們雖然有點怪異，但卻是有血有肉，互相團結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真正的寄生蟲？”金家雖然欺騙並試圖偷竊樸家的酒水，但他們每天都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們煮飯、開車、教書或陪玩，使命必達，也害怕自己身上的氣味不討雇主喜歡而戰戰競競。

就像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如《漢江怪物》（港：韓流怪嚇，台：駭人怪物）或《母親》（港：骨肉同謀，台：非常母親）一樣，導演讓失敗者、受壓迫的人與有錢有勢的人發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繪窮人，並結合了幽默、偶爾的暴力與戲劇化的流血情節。奉俊鎬用世界通用的語言說明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差異和競爭壓力。

傑瑞米柯賓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書評

在媒體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似乎是北愛爾蘭的死結。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遺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則解釋道，從20世紀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遠不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需要工人階級的共同鬥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工人的革命鬥爭開始動搖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倫敦則以帝國主義的辦法來應對：分而治之。為了避免爆發革命，英國政府按教派將愛爾蘭分成了南北兩部分。

在繼續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新教保皇派和聯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統一黨（Unionist Party）通過操縱選區劃分和投票資格，在1921-68年間一直執政，並利用國家機器和保皇派武裝匪幫攻擊天主教群眾和整個工人階級。

反動政黨與天主教會一起接管了極其貧窮的南方，不過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為獨立國家。

英國政府分裂愛爾蘭是為了分化新教工人與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間，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進行總罷工和群眾鬥爭。

1968-69，一切都改變了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的主題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組織「戰鬥派」的新成員（戰鬥派是CWI的創建者，社會主義正義黨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動和理論上都處於領導地位。他撰寫了數本關於北愛爾蘭和民族問題的重要著作。

1968年至1969年，北愛爾蘭的一切都改變了。數十年的貧困和苦難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視引爆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當時的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或者宗派主義，哪個會占上風。

本書其中一章是關於1968年10月5日的關鍵轉折。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裏，住房行動委員會（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並得到當地工黨及其青年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階級，團結戰鬥」，「要階級戰爭，不要信仰戰爭」，「橙（聯合派）綠（民族派）保守黨統統滾出去」等口號，強調工人階級必須團結鬥爭，反對兩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嚴重短缺和極度惡劣的居住條件是示威的關鍵原因。示威組織者在一份傳單中特別提到了兩名貧民窟房東：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鎮壓。警察用警棍丶催淚瓦斯或其他方式襲擊這400名抗議者，其中有100人受傷。這一消息很快就通過廣播傳播開了。

量變引起質變，彼得·哈登寫道：「幾乎在一夜之間，整整一代人都參與到政治中來了」。「那一個月裏，每個人都是政治活動家」，「革命的機會已經出現」。

要想繼續前進，就需要一個階級綱領 來擴大鬥爭規模丶提高群眾的意識並將他們組織起來。德裏示威的組織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舉行一小時的罷工並在星期六再次舉行示威。

然而，工會領導層以及北愛爾蘭工黨（NILP）和共產黨（CP）沒能提供這樣一個綱領。工會領導人反對政治罷工，而工黨和共產黨則尋求與天主教自由派和企業家合作。德裏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傷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有必要開展一場反對貧困的運動，提出關於住房丶最低工資和受教育權的訴求，這樣就有可能爭取到相信工人運動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著作讓我們看到，貧窮與不幸是多麼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為主的貝爾法斯特市尚基爾區，95％的住房沒有室內廁所，97％沒有熱水。當時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領導的新教極端組織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戰統治著南北愛爾蘭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

領導問題

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多個組織都來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如北愛爾蘭民權協會（NICRA）和公民行動委員會（CAC）。這些自封的領導人通常是在阻礙運動；或者采取宗派主義的立場，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訴求。例如，民權協會領導人約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權利不是政治問題。

這些年裏許多運動和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貝爾法斯特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變成了名為「人民民主」的組織。這個行動組織沒有明確的成員，它的綱領是半調子社會主義。它沒有面向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而這正是運動的關鍵。

德裏工黨提出了最明確的階級綱領。「誰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裏？誰沒有浴室和熱水？誰住在擁擠不堪的屋子裏？是工人。因此，反對惡劣的居住條件的鬥爭是工人階級鬥爭。」德裏工黨也提出了社會主義，但它並不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黨。不過它得到的強大支持證明當時有機會建設團結的社會主義鬥爭。

德裏的第二次示威活動於11月16日舉行，不幸的是這次的領導者與10月5日的不同。這一次沒有標語和橫幅，而且只批評了新教貧民窟房東。

彼得·哈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參加這樣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那些對現在的領導人抱有幻想的人們終將對他們失去信心，然後會想起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批評。

社會的政治化導致起初的熱情逐漸變成憤恨，但也更加自覺。北愛爾蘭警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與天主教青年的沖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無論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鎮壓都無法阻止這一運動。約翰·休姆等領導人和年輕活動分子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

在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貝爾法斯特，大部分群眾都反對宗派主義。1968-69年許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舉行罷工，例如一起對抗一個新的反工會團夥。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區，他們還組織了聯合抗租行動。

群眾情緒轉變的另一個例子是中阿爾斯特一名統一黨國會議員死後進行的補選。21歲的伯納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與統一黨競爭這個席位。伯納黛特一開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員，後來轉向更左傾的德裏工黨。她不想被視為「天主教候選人」。「我討厭反聯合主義這個詞」。宗派主義「使人們忽視了同時影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問題」。工人階級需要「團結在非宗派主義的激進政綱之下」。

憑借這一政策，伯納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贏得了選舉，成為200年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但盡管有罷工丶抗租行動和中阿爾斯特選舉，工會和工黨還是完全消極的。同時倫敦的工黨政府積極支持貝爾法斯特的聯合派政府。

博格賽德之戰

下一個轉折點出現在1969年8月。聯合派動員了15,000人參加德裏的年度遊行（學徒男孩遊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賽德的居民，擔心自己會受到阿爾斯特警隊丶B特警隊和保皇派極端分子的襲擊。

先是有一些年輕人投擲石頭，然後發生了襲擊。人們挺身自衛，成為「博格賽德群眾自發起義」，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淚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賽德防衛委員會控制了一個名為「自由德裏」的地區，「負責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賽德之戰」持續了三天。

倫敦政府擔心保皇派極端分子會進行大屠殺，進而引發內戰，因此於8月14日決定派兵彈壓。

一部分左翼和德裏的社運人士一開始將此視為勝利，因為他們以為軍隊將保護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釋的那樣，派遣部隊是為了「保護英國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潤，而不是保護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賽德之戰和軍隊的到來導致了暴動和沖突。但是工人階級內部仍然有強大的力量通過和平和防衛委員會反對暴力。在貝爾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個保護所有居民的聯合組織封鎖了港區。」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圖組織一場群眾集會，結果8000名造船廠工人中只有185人參加。

但是反對暴力和階級鬥爭的運動並沒有協調或聯合的民主領導。相反，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盟。

共有15萬人加入了反對政權的第一線，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些『解放區』已經成為了革命大學」。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在對抗 國家鎮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但是卻不清楚在爭取什麼。

9周後，政府承諾做出一些有限的讓步，然後博格賽德的街壘就被拆除了。民權運動的領導層無法給出鬥爭前進的方向；工人運動的領導層冷眼旁觀，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發揮重要作用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分裂了。新的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批評正統派沒有保衛居民區和背離了社會主義。臨時派的綱領有半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強調武裝鬥爭因而顯得比較激進。然而兩派都受到史太林主義階段革命論的影響，認為現階段是跨階級的民族鬥爭。他們主張愛爾蘭在資本主義下重新統一，因而無法團結工人階級。

但是勞工運動仍然有機會勝利。在1970年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萬名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反工會法律。

宗派主義，還是群眾鬥爭？

但是工會沒有就普遍的階級和社會問題組織任何聯合鬥爭，造成工人組織倒退。資本主義深層危機的社會影響導致暴力升級。以前的群眾鬥爭退潮了，群眾變成了宗派沖突的旁觀者。聯合派成立了武裝團體，如數千人的「阿爾斯特防衛軍」（UDF），還有「阿爾斯特志願軍」（UVF）。數千家庭被趕出原來生活的地區。愛爾蘭共和軍的爆炸襲擊也增多了。國家暴力也升級了，不僅攻擊天主教徒，也攻擊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衛團體。

為了擊敗愛爾蘭共和軍，政府建設了拘留營被建立起來，僅四個月就關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適得其反，愛爾蘭共和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青年認為共和軍的行動是「革命」的，而忽視了這個組織局限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伯納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會民主工黨（SDLP）也同共和軍合作，從而加入了民族主義/宗派主義陣營。

只有以彼得·哈登為首的少數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愛爾蘭共和軍的做法沒有前途。個人恐怖主義將導致政府加強鎮壓，並把新教工人推向聯合派那一邊。愛爾蘭共和軍永遠無法戰勝英國軍隊，而只會促使英軍采取更野蠻的鎮壓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裏多達2萬人參加遊行，要求撤除拘留營，結果有13人被英國傘兵槍殺。目擊者說士兵們從背後射擊逃跑的抗議者，還有一些人是被進距離處決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愛爾蘭人都「驚呆了，憤怒了」。天主教工人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罷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學生也參加了這次罷工。

北愛爾蘭問題

接著，長達數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開始了。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兩個月內殺死了56名士兵。聯合派類似於法西斯的武裝團體舉行了大規模示威。1972年成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發生115次炸彈襲擊。

英國政府接管了北愛爾蘭，但仍然無法解決這種局面。愛爾蘭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統一。英國政府決定維持現狀，並為此向北愛爾蘭派駐了21,000名士兵。

不過即使在這段時期仍然可以看到階級團結。宗派主義未能分裂工會，而且也未能破壞任何一場罷工。1974年聯合派組織了一次宗派主義罷工，利用準軍事組織的威脅中斷了生產。但1977年聯合派試圖發起同樣的行動但卻失敗了。當時工人組織了群眾大會反對「罷工」。

在1970年代，工人階級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內戰苗頭。好幾個工人團體（例如巴士司機和電工）曾因工友遇害而舉行罷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眾都更加反對爆炸襲擊和殺戮。愛爾蘭共和軍在英格蘭的兩家酒吧實施爆炸，導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傷，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時政府利用偽證和酷刑，誣陷17名無辜者實施了爆炸襲擊，突顯出國家機器的角色。

工會高層被迫采取行動，發起了生存權運動，要安全生活的權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權利。運動第一天就有2萬人簽名支持。但是這場運動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號，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動員或鬥爭。

反映這種情緒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和平人民」運動（Peace People）。它組織了反對宗派暴力的示威，貝爾法斯特有2萬人參加，德裏有25,000人參加。這個運動的弱點在於，它沒有譴責國家暴力，也沒有提出緊迫的社會問題。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寫的一本傑作。它內容豐富詳實，並對非常覆雜的愛爾蘭民族問題做出了理論和實踐結論。

今天的現實印證了這本書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問題。自從1990年代和平進程開始以來，北愛爾蘭的兩極化加劇，有可能爆發比過去更為嚴重的新沖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爭取團結抗爭。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吸取這本書所介紹的經驗教訓。

二零一九年

《保衛馬克思主義》80周年

這本書內容豐富，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和德國掌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適用性。與此同時，它具體論述了建立革命政黨所需處理的問題——工人階級取向、黨內民主與國際主義。在整本書中，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只重覆舊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不怕承認錯誤。

傑瑞米柯賓

帝國主義擴張

現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緊張關系正在加劇，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成為主要角色。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幾近經典的例子，中國在國內市場達到極限後，通過出口資本尋求新的市場。自1991以來，俄羅斯經濟遭受了巨大資本外流，主要是流向東歐。為了進一步向更遠的地區發展俄羅斯的能源和運輸利益，俄國使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作為向歐洲恐嚇和勒索的手段。俄羅斯越來越多地利用其軍事能力來捍衛其在東歐和中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不過這不必是這樣的。這兩個國家都有建立強大工人階級組織的潛能，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工人的權利，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奪取政治權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如果這成功的話，兩國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建基於經濟剝削丶大規模腐敗和軍事幹預，而是真正的經濟合作和團結。

“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進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歷史上最偉大的丶最民主的群眾政黨——在兩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領導下，引領俄國工農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俄國革命激起了革命浪潮（特別是在歐洲）。這些革命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亞洲引發了群眾起義與革命。

就算僅為這一點，馬克思的誕生就值得全世界慶祝。但大多數親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卻嚴重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

最起碼，一夥沒有真正了解馬克思任何觀點的大學教授與評論員很可能會出現在電視或者其他媒體上，膚淺地評論丶貶低馬克思的思想。

他們會說馬克思的哲學和經濟觀點以及對未來的預測錯了。簡直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說法更偏離事實了。

科學社會主義

結合了德國哲學丶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最先進的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挽救了“辯證法”。黑格爾發展了古希臘人的思想，試圖全面理解世界的“現象”。馬克思與恩格斯摒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維心主義成分，使他不再頭下腳上顛倒過來。

黑格爾認為自然丶人類與社會關系的演化是基於思想的發展。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主張思想和意識是物質力量的表現，物質力量推動了歷史發展。今天，大部分認真的分析人士已經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了他們的觀點。

例如，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992年著名（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說過一句著名的（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話：“笨蛋，問題在經濟！”。經濟最終決定了事情的進展——在克林頓的例子裏，就是總統選舉的結果。

但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經濟最終決定了國家丶政治等“上層建築”。今天，這一理論幾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但馬克思並不是簡單的決定論者。相反，他與恩格斯分析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築一部分的“國家”是如何與經濟相互影響的。

資本主義評論家有時承認馬克思與恩格斯具有某種歷史意義，但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以及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民主計劃經濟已經被埋在柏林墻的廢墟之下。

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以及計劃經濟（盡管是受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的崩潰，導致了資本主義必勝信念的肆虐。撒切爾和裏根代表資本家吹噓說：“1980年代的教訓就是社會主義失敗了”。

前蘇聯經濟急遽衰退，甚至比1929~1933年美國經濟暴跌後的全球危機還嚴重。

但沒過多久，即使是資本家自己也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其中一位，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位銀行家朋友的建議下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

他在1990年代中期的評論很有啟發意義：“我花在華爾街的時間越長，我越相信馬克思是對的。”他的朋友評論道：“我絕對相信馬克思的方法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最佳方式。”

他們並沒有像其他許多無知的丶蠱惑人心的資本主義作家那樣將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的觀點聯系起來。他們說：“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掩蓋了馬克思的遺產”。

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最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數百萬工作被機器人取代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工資停滯以及年輕人越來越認同共產主義。他警告：“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能再度獲得影響力。”

卡西迪承認，馬克思“寫了非常精彩的文章去討論全球化丶不平等丶政治腐敗丶壟斷丶技術進步丶高雅文化衰落丶現代社會本質上喪失了活力等問題——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正重新面臨的問題，而他們有時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沿著馬克思的足跡前行。”

透過馬克思的方法，我們知道經濟蕭條和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說出這種觀點時，許多人還沒有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我們的黨刊《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中曾寫道：“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各國資產階級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這不正是2007-08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趨勢嗎？

現在特朗普正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施貿易制裁，而這也使得這些國家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全世界的統治階級都害怕沿著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的老路重新進行以牙還牙的貿易戰，因為當時的貿易戰大大加劇了蕭條的時間和嚴重程度。

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指出資本主義阻礙了工業丶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在他著述的時代──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總體上仍在推動社會進步，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

當時資本主義的反動性還只是相對的。不過，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變成了徹底反動，因為這場戰爭表明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了。

誠然，資本主義在自一戰以後的某些時期經歷了可觀的結構性成長，例如1950年至1973年間的繁榮期。但那段時期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其動力主要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創造了巨大的需求丶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打開了新的市場。

然而在那之後資本主義重新進入蕭條時期。1980年代只有部分地區繁榮發展，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對下降，非洲丶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下降了。1980年代的經濟增速遠不如1950-73年代，工業的再投資率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這種工人階級仍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大餅中分得殘羹的“榮景”，也在2007-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戛然而止。

這場經濟危機以前，馬克思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評論家恣意拆解和惡意扭曲。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說，馬克思認為勞動群眾的苦難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思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觀點，更不會是那些批評者所提出的那種簡單丶因而錯誤的看法。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時候工人階級能夠迫使資本家做出讓步，甚至爭取到一些重要成果。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期，在膚淺的表象之下，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經常是在下降。也就是說，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地下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饑餓和營養不良重新出現在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增加的“食物銀行”也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所預測的“不斷增長的苦難”，難道不就是已經活生生地發生在“現代社會”了嗎？

今天幾乎無庸置疑的事實是，在危機發生之後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丶下降，不僅僅在新殖民世界是如此，而且在美國丶歐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各地的貧富差距都呈指數性地擴大。

正如英國《獨立報》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最富有的9位個人擁有的總財富，比最貧窮的40億人加起來還要多。”以前，我們曾經說一輛倫敦的公共汽車就可以裝下那些世界巨富。現在，只需要一輛小巴就夠了！

該報也指出：“如果這些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頂級富豪保持現在的財富回報率，那在25年內世界上就會出現第一個超過萬億美金的富人。”

億萬富翁

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名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富豪，僅美國就超過560位。中國丶德國和印度每個國家都各有100名以上。

正如卡爾馬克思精辟地預言的那樣，這些都是掌握人類命運的“宇宙宰制者”。但連馬克思都沒想到，財富的集中程度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認為，早在我們達到這種情況之前，工人階級就已經掌權，資本主義就已經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嚴峻的不平等丶世界範圍內可怕而且持續惡化的貧窮丶以及無休止的戰爭，馬克思認為這些早就能成為過往雲煙。

事實沒能如此，完全是因為工人運動領導層的失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內，而不是像馬克思所倡導的那樣動員勞動人民和群眾運動去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

當馬克思在海格特墓園下葬時，只有十一人出席葬禮。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說：“他的名字將長存於世。”他的名字的確將長存於世。我們會沿著他的足跡，實現社會主義的英國，並將之連結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邦。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在第一卷中，他追溯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史，解釋了工廠法在這場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並且分析了資本主義對於機器的應用。

關鍵的是，他解釋了貨幣如何變成資本：資本家積累盈餘，然後單純為了得到更多盈餘而把它重新投入生產。

馬克思用「辯證唯物主義」史觀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形成，並以此來支撐每個論斷。 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從一堆隨意的個人交換行為中產生的，而是遵循可知的特定經濟規律。

在《資本論》一開始，他首先考察了商品，也就是用於交換的人類勞動產品。 資本主義生產首先就是商品的生產和積累。

每種商品都有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它們對於購買者必須有用。 使用價值取決於商品的物理性質。 但是每種商品還有另外一種屬性，即交換價值。

雖然每個時代的人類勞動產品都有使用價值，但是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它們才具有交換價值（此時的產品不是直接為了消耗，而是為了出售）。 所以商品就擁有了雙重屬性。 它們具有特定的形態（衣服丶雪糕丶報紙等等），能夠滿足某種需要。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隱藏起來的神秘屬性，不能用來穿丶吃或看，而且沒有物質形態。

盡管存在物理上的差異，但每種商品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以在市場上與其他商品交換。 那麼這是如何發生的？ 不同的商品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相互交換的？

人類勞動

馬克思發現所有商品有一個共同之處：生產它們都要耗費人類勞動，或者更準確地說，都要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

在任何特定時期，使用一般的勞動丶機器和方法生產任何商品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時間長短取決於社會的技術水準。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任何商品都需要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每種商品的價值就相當於生產它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最終決定價格的並不是供給與需求。 由於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一輛貨車總會比一張塑膠桌貴。 最終代表交換價值的是貨幣，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

通過出售勞動力，工人會從資本家那裏得到一定數額的工資。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也是商品，它的價值同樣取決於生產它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勞動力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商品。 只有它能夠創造價值，它是價值的源泉，而且它能創造比自身更大的價值。

貨幣把戲

然後資本家就開始上演「貨幣把戲」。 舉例來說，在同意了一定數額的工資之後，工人用前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生產出了與工資相等的價值。 但是雇主已經購買了八個小時的勞動力，所以工人得到的工資只是他們在一個工作日裏創造的價值的一半，而在另外四個小時裏他們就在創造剩餘價值，也就是無償地為資本家工作。

馬克思簡潔地解釋了這一過程：「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

由此榨取的盈餘就是剩餘價值或者說利潤（也就是工人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資本積累的來源。

每個工作場所裏，工人爭取更多工資或者資本家爭取更多利潤的階級鬥爭無非是關於如何分配剩餘價值的不斷鬥爭。 就連最愚蠢的老板也本能地明白「時間就是金錢」。

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出剩餘價值來源的人。 其他人，例如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雖然發現了剩餘價值，但是沒能充分解釋它的由來。

在收集了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研究之後，馬克思開始用辯證的方法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過程，首先就是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雙重屬性。

用恩格斯的話說，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僅次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二項偉大發現。

《資本論》如寶庫一般蘊藏著豐富的思想，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其實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

犬儒經濟學家樂於承認自己無法預見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而且他們也毫不在意資本主義的長遠前景，但又聲稱普通人無法理解覆雜的經濟學。

革命

對於我們來說，就像對於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研究揭露了統治著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力量，並指出這些經濟力量與社會發展丶歷史丶政治丶文化以及階級鬥爭的相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評論《資本論》時寫到：「假如有一套理論能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過程，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示未來，那它就是當代最先進的理論，就算這套理論是在幾十年前提出的。 」

今天，資本主義信譽破產，並在政治丶社會和經濟方面窮途末路，全球工人將會再次學習《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 他們會永遠記住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制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志。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制，而法治制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覆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二零一八年

普京是習近平的榜樣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習近平走向一人獨裁是效仿普京。CWI的俄國成員Rob Jones解釋了普京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俄國重新集中權力的。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至少每兩個月會晤一次。因著反對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例如敘利亞和北韓問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經濟利益，他們二人走得更緊密。不過，他們也同樣在爭奪傳統上被視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中亞的控制權。現在習近平形容這兩個國家是關系狀況處於“歷史上最為友好的時期”的“最值得信賴的戰略合作夥伴”。越來越多人會將這兩個日益獨裁的領導人相提並論。

在俄羅斯，那些年邁的前共產黨員和相當部分的親普京的建制派在某程度上很羨慕中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具有不少的負面特征，但卻與俄羅斯的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蘇聯解體後的12年裏經歷著長期的負增長。俄羅斯在1990年的GDP為5160億美元，而當時的中國只有3600億美元。從那以後，俄羅斯的GDP僅僅成長了一倍，而中國的卻增長了30倍。在今年3月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共產黨表示如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俄羅斯將成為第二個中國。反過來，中國的統治精英也在仔細地觀察俄羅斯以試圖避免重蹈覆轍。

許多評論家對俄羅斯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的解釋是，兩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從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到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休克療法

在蘇聯時代晚期，經濟停滯不前，工人們越發不滿，而統治階級的一大部分人正貪婪地凝望著西方資本主義精英們奢侈的生活方式。隨著東歐反抗蘇聯統治的群眾運動的爆發，當地的親蘇政權紛紛倒台。即使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人們也討論了推動俄羅斯工業快速私有化的提議，但是改革還是被限制於對小型企業和合作社以內，直至1991年政變失敗和葉利欽的勝利。後來基於大規模工業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療法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經濟災難，由此產生的經濟蕭條比1930年時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嚴重。

工人們領不到薪水，通貨膨脹達到極高水平，土匪般的資本主義成為俄羅斯人生活的主要特征。

1991年的八月政變失敗後，部分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隨即宣布獨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顧問影響，俄羅斯統治階級將剩下的蘇維埃聯邦肢解。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聯邦，葉利欽告知各共和國和地區去獲取獨立自主的權利丶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這一點，再加上1993年葉利欽反對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政變，導致了中央權力的崩潰。車臣共和國在一場反對莫斯科統治的起義後宣布獨立，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爆發，俄軍從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羞恥地撤退。

前蘇聯開始變得像是後世界末日恐怖電影中的夢魘。經濟崩潰丶工廠被武裝組織接管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爆發戰爭丶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出現武裝沖突丶塔吉克斯坦更陷入全面內戰。俄羅斯變得像是第三世界國家一般，依靠出賣自己的自然資源石油丶天然氣丶其他礦物來維持自身。

統治階級中反對分裂、支持中央集權的一部分在1991年8月發起了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他們不反對市場化政策，不過相信中國模式是更好的做法。但是基本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模式在俄羅斯不會奏效。由於全國上下對蘇聯官僚統治的日益反對，特別是以礦工為首的工人階級，即使是軍事化的政權都無法長久維持集中化的統治。再者，蘇聯的經濟相對發達，並且是高度工業化丶城市化的，只是被臃腫官僚體系的不善管理與腐敗所殘蝕，而用來投資國家資源則被不斷增加的國防和維穩開支所侵吞。

經濟已觸及發展的瓶頸，它要向前進，不能透過覆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提供必要的投資和科技，而是要去除龐大的官僚精英並將計劃經濟置於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

至於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還是個完全的農業國家，80%的人口為農民。在工業相對不發達和科學基礎仍較差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持續的中央指令資源配置帶來了快速的經濟成長。

普京上台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宣布將權力交給名不經傳的前克格勃特工普京，無論這是否是統治階層的刻意決策，其結果是俄羅斯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普京很幸運，他在1998年盧布貶值後上台執政，而盧布的貶值實際上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石油的全球市場價格從2000年的每桶39美元上漲到2008年的107美元，在這八年中，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使統治精英們能夠遏制俄羅斯的解體。普京回歸了中央集權制，建立了一個更加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普京發起了第二次車臣戰爭並獲得成功，終結了車臣獨立。效忠普京的前軍閥拉姆讚·卡德雷夫（Ramzan Kadyrev）被委任為車臣共和國的總統。這對其他地方權力發出了警告：禁止再談主權問題！葉利欽時代所許諾的地方自治被廢除了。

莫斯科亦撤銷了與位於伏爾加河上富含石油丶擁有自己的穆斯林共和國政府甚至總統的韃靼斯坦之間的主權協議。

90年代的俄羅斯尚有議會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多黨選舉和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更叠。如今，盡管表面上仍然有選舉，但90年代那種混亂的多黨選舉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被允許參加選舉的候選人盡是克裏姆林宮的傀儡，凡事都要事先征得克裏姆林宮的同意。而真正的反對派則被禁止參選。電視和新聞等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正在與中國大搞競賽，尋找最有效控制互聯網的手段。

寡頭經濟

經濟亦被集中起來。由於工業和自然資源在葉利欽時期被私有化，俄羅斯的寡頭們在短時間內暴富起來。許多新興寡頭都來自共青團，並使用犯罪手段來對付對手。意大利黑手黨把有組織犯罪變成了大生意，而俄羅斯黑幫則將整個商業世界變成有組織犯罪而聲名狼藉，政客丶商人丶國家官僚都被卷入這個機器。普京曾承諾改變這些，但是，他當然沒有。

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和別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等寡頭利用自己骯臟的財富向自由派的反對團體提供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挑戰克裏姆林宮，最後流亡國外，但仍得以過著奢華的生活。

還有幾個寡頭的下場則沒有那麽幸運。普京與其余的寡頭們達成了不成文協議，只要他們不幹涉克裏姆林宮，就可以繼續暢通無阻，阿布拉莫維奇（Abramovich，作為英超球隊切爾西的老板而聞名）甚至成為了一個地區的州長。但最大的寡頭則是普京家族，包括他的柔道教練丶廚師和其他依附者，可以從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建立的腐敗行為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和權力。

上世紀90年代，超過十萬家前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勞動力比例從90%下降到40%以下。然而，在2000—2008年的繁榮期間，普京通過在太空丶納米技術丶運輸丶能源和國防部門建立的大量資本重新建立起國家的控制（不是直接所有權）。國家買入了大量的股份，這些公司需要與克裏姆林宮提名的董事一起遵循克裏姆林宮的政策行事。其他股東如有必要，可從國家獲得低息信貸丶采購和政府救助。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俄羅斯，倒閉的私人銀行又重新被國家收購。

傑瑞米柯賓

當動物農莊派出「鴿子」們傳送革命的消息後，反抗浪潮席卷其他的農莊，與早期的第三國際相似。人類不能忍受這點，因而入侵動物農莊，但由「雪球」帶領下的動物奮戰，人類被打得落花流水。「拿破侖」在「牛棚之戰」中只付出很少力量，就像斯大林在俄羅斯內戰，幾乎地球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列強也入侵這個新生的革命國家的時候，也只付出很少力量。托洛茨基組織和率領紅軍，打敗了這些侵略者。

「拿破侖」和「雪球」下一個爭議是對動物農莊風車的建設。這反映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在蘇聯工業化時的爭端。這爭議在當「拿破侖」與他秘密飼養在農舍的「惡狗們」將「雪球」趕出農場時結束。這是一個隱喻：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令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並嚇唬他的支持者令他們噤聲。而且，正如在1920年代末的蘇聯一樣，「拿破侖」偷走「雪球」的想法，並提出它們當成自己的。從這點開始，動物們用來討論並商定動物農莊下一步行動的每周會議，都變成了他們聽取指示的「會議」，就像最初民主的蘇維埃變成了統治集團落指示的傳動帶。

動物們，尤其是「拳擊手」（農場的馬），辛辛苦苦建築起風車。因著極為強壯和自我犧牲精神，「拳擊手」是普通蘇聯工人的象徵。盡管如此，他努力建築的風車還是崩潰，就像許多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還是不成功一樣，從而導致了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當動物接近餓死時，動物農莊的領導在人類探訪者的面前假裝出有豐富食物，正如「蘇聯之友」（一個奧威爾鄙視的組織）被斯大林安排的旅遊所騙。盡管風車崩潰，「拿破侖」還是命令「拳擊手」和動物重建一切。

同時，「拿破侖」開始和兩個相鄰的農莊商談貿易協定。第一個是「福克斯伍德農場」（代表英國），正在衰敗，治理不善；另一個是「平徹菲爾德農場」（代表納粹德國），被一個一直牽涉訴訟的農場主人保存得較為完好。「拿破侖」在兩個農莊之間拉一派丶打一派，但最終還是出售一些木材給「平徹菲爾德農場」，盡管其主人非常可怕地虐待他的動物。一旦交易完成，動物被告知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只是「誇張放大」。就如同希特勒一樣，這協定換來的只是「平徹菲爾德農場」入侵動物農莊，動物被徹底擊敗，伴隨著的是巨大的痛苦，還有「風車」的再次毀滅。

在這本書中最可怕的時刻，是「拳擊手」的死亡。他經過所有建築風車的努力後，變得越來越老了，他的蹄子愈合得很慢。「拿破侖」說，他將被送去看獸醫。但是當車到達帶它走時，動物們意識到這一點：車上寫著「阿爾弗雷德·西蒙斯：馬匹屠宰和膠鍋爐」。「拳擊手」被送往的地點是屠宰場。斯大林正是這樣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報答蘇聯工人的付出。

「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最後的背叛來自動物們的指導精神被更改 ── 即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這樣一個粗鄙和虛偽的態度中，斯大林及其追隨者也背叛了蘇聯的基本原則。在書最後的一幕──以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為史實基礎──動物們看起來「由豬到人，再由人到豬，但很難說哪個是哪個。」

蘇聯在1943年的墮落如此徹底，令奧威爾卻看不出它（譯者按：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的差別。而事實上托洛茨基也有同樣的看──在外觀和行為上，斯大林派和資本主義的獨裁者和領導人確實沒有什麼不同，但托洛茨基指出，蘇聯的經濟基礎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完全不同，蘇聯是靠這一點打敗納粹的。

這本書有一個奇特的出版史。最初在1945年斯大林主義的同情者阻礙它的出版，但它的誠實和絕對的品質透露出來，而開始有一些好評，然後好評如潮，最後是全球範圍的銷售，容許奧威爾有時間和資金，寫作他最後一本著作《1984》。然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這本書當作粗疏的反俄宣傳工具，然後出資將它在1954年制作成動畫電影。而「革命是徒勞的，因為它只是導致獨裁統治」的想法仍然經常在學校傳播，但這與奧威爾的觀點距離極遠。這本書捍衛革命起初的行動，也捍衛真正的英雄「拳擊手」。它就像所有地方的工人階級一樣，是「農場」所有財富和成功的真正泉源。「拳擊手」被愚弄和騙走了財富丶甚至被殘忍宰殺的情節，實際上是對「拿破侖」的控訴。

奧威爾從來沒法己從理論上認識蘇聯的變質。但他是個有原則的和真誠的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動物農莊》是俄國革命被一幫追逐私利丶毫無原則的罪犯，可怕地背叛的誠實寓言。

二零一七年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制，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制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制造性暴力的溫床。

社會主義者對色情行業的立場

大部分賣淫的都是女性，而絕大多數買家都是男性。社會有經濟壓迫和不平等，就會有性別歧視這產物。 在分析現代性產業時，我們必須同時觀察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包括貧富懸殊、貧窮問題加劇，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婦女受壓迫經已存在了幾千年，尤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透過父權家庭制度的思想，培育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則是「天生」照顧家庭的角色；一夫一妻制，為了保證私有財產由父系繼承，而強制控制女人的性征。這為資本主義統治精英帶來了很多有利影響，包括令婦女成為無薪勞動的來源，貶低女性的勞動價值，從而用「女人從屬於男人」的概念去合理化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性別不平等可以概括為兩個長期現象：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第二是不斷的社會危機和普遍男性對婦女的暴力和性暴力。最常犯罪的是配偶、前配偶、家庭成員或其他受害者認識的人。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都有發生。

在利潤的驅動下，例如龐大的美容產業生意，媒體企業瘋狂商品化和物化女性身體。此外，色情行業泛濫渲染歪曲的性觀念，將女人的身體描繪成商品，成為男性性欲、需求和欲望的物體，反映著社會上對女性的壓迫。在大企業和企業媒體推動下，物化女性身體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某程度上把賣淫正常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加強了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在社會上實在有害。

社會主義者反對色性行業，但不同於那些保守派、道德分子或宗教禁欲分子；社會主義者是反對的是性的商品化。今天需要一場主要鬥爭，對抗惡性和似乎無止境的經濟緊縮。如果運動不挑戰性別歧視的想法和觀點，我們又怎能跨越性別分野，建立工人階級最大的團結？

《資本論》出版150周年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在今年 5 月說道：「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你就無法明白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不出意料，《每日郵報》做出歇斯底裏的反應，要求工黨黨魁科爾賓 立即譴責該位影子大臣。不過他拒絕了這麼做，並且正確地將馬克思稱為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這些對馬克思的認可與前工黨首相韋爾遜（Harold Wilson）的態度相去甚遠。 1963年，韋爾遜曾無恥地貶低馬克思的這套巨著，當時他輕蔑地說自己只看到第二頁的腳註。

威爾遜的傲慢態度反映了那個已逝去的時代。 在戰後的經濟繁榮下，資本主義似乎會永遠前進下去，進而毫不費力地消除階級矛盾。 工黨領袖的工作就只是管理好這個制度，利用「下滲效應」的財富不斷增加丶充分就業和國有公共服務來安撫工人階級。

很多奚落馬克思的人大多是過時的 19 世紀空想家，他們嘲笑他的預言：資本主義將會造成階級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陷入貧困。

但是現在，當資本家們徒勞地尋找辦法擺脫 2008 年大衰退造成的持續傷害時（全球產出已經損失了至少 12.8 萬億美元，政府紓困行動又另外耗費了 10 萬億美元），馬克思的預言再次詛咒他們。

所以我們毫不意外地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雜志決定重新評價馬克思的理論。 一篇題為《工黨是對的：今天的政治家非常需要向馬克思學習》的文章提到，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工人的工資下降，迅速增長的「優步經濟」令數以萬計的人（特別是青年人）陷入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和貧困之中。

但這些趨勢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解釋過它們的成因。 在《資本論》第十章《工作日》中，他揭露了當時駭人的工作條件，並且記錄了資本家為了利潤對勞動者不分老幼地造成的摧殘。

我們看到，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如何竭力延長工作時間或者加劇惡劣的工作條件。 當企業之間或者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時，工人的安全和福祉就被無視了。

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偉大的俄國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日。 不過在9月14日有另外一個紀念日，是《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這部著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石，後來從這個黨中發展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領導的布爾什維克。

政治經濟學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時，《資本論》就已經以九 種語言出版。 首先翻譯全套三卷的是俄語。 當年的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埋頭閱讀。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懷著極大的熱情閱讀《資本論》，並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弟弟。 不幸的是，絕望的亞歷山大落入個人恐怖主義的歧途，最後因為企圖刺殺沙皇而被判絞刑。 但是他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不僅閱讀丶學習了《資本論》，還把它的理論付諸實踐，為將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列寧後來把《資本論》稱為「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馬克思的終生戰友恩格斯在 1867 年評論這本書時寫到：「自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還沒有其他任何一本書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

馬克思為寫《資本論》花了 40 年。 在他於1883年去世後，不知疲倦的恩格斯將馬克思未完成的龐大遺稿整理成《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他們在 1840 年代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丶《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丶《德意志意識形態》丶《哲學的貧困》丶《雇傭勞動與資本》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構建唯物史觀以及從中發展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與中國

本文於2015年首次發表於希臘《馬克思主義思想》雜志。現在是首次以中文發表

2015年3月，中國的花瓶“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在北京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年度會議。全國人大及其“孿生”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審議，只是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圈子中已經做出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

與往年一樣，很多人都關註中國的財閥金融精英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今年，中國的超級富豪以“立法者”和“協商者”的身份參加會議，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紀錄。這其中包括中國10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時報》指出的那樣，他們出席年度會議凸顯了“中國超級富豪的影響力”。

這5人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騰訊的馬化騰（144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馬化騰是中國第3大富豪）、飲料巨頭宗慶後（110億美元，排名第6）、手機制造商小米的雷軍（91億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為全國人大代表。而全國政協委員中，還有擁有互聯網公司百度的李彥宏（147億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陽能巨頭李河君（130億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美國，那就意味著億萬富翁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和沃倫·巴菲特都坐在國會裏。但在老牌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般更喜歡躲在精心收買和遊說的民選“人民代表”後面低調地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擔心落選，這讓他們的美國同行“看起來像個窮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當時，最有錢的70名人大政協代表的財富總和，是美國政府三個部門（國會、最高法院和奧巴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財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時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資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澤民領導的90年代企業家才正式被允許加入共產黨”。這概括了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轉型規模，發展出一個與國家和中共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的特富資本家階層。

超級富豪的黨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級富豪所領導的。根據《彭博新聞社》2012年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族擁有價值3.76億美元的投資。這比整個英國政府的財富多出三倍（雖然英國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個身價過百萬美元）。

“人們常常輕描淡寫地解釋說，共產黨只註重權力，好像這是以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某種統一的產品。事實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該黨現在關註的是利益。”悉尼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凱瑞·布朗說。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最上層的1%的家庭擁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層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擁有1%的財富。 《福布斯》報導說，中國213位億萬美元的富翁（僅少於美國的億萬富翁的數量）的財富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20%[2] 。

同時，住房、醫療、教育費用作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沒有免費的學校教育。而醫療費用高昂，是每年醫院發生17000多起傷醫事件的原因之一（襲擊醫生和醫務人員，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政權最擔心的。然而，它的對策是增加鎮壓資源，加強政治控制，同時進一步放開經濟，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經濟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30倍）和廣泛的、日益覆雜的鎮壓（包括200多萬名網警！）是阻止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的主要因素。然而，兩位數的增長率屬於過去，如今的實際增長率大大低於官方GDP數據。日本式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出現。

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性事件”——暴動、罷工和農村抗議，但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現跨地域的串聯。大多數抗議活動集中在經濟要求或具體的官員濫用職權的案例上，並不直接挑戰中共的統治。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鎮壓和覺得政府太強大而無法對抗。

中共禁止任何類型的獨立政治活動，對那些試圖組織串聯的活動人士更會進行嚴厲打擊。這就是2015年五名年輕女權主義者的在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的原因。該案件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可以說中國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評論家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帶來民主改革，相反，政權的壓制控制更加嚴密，尤其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迫到達了新的高度。

鄧小平與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年），官僚階層對社會和經濟行使權力，中共政權是其獨裁工具。雖然權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時所解釋的那樣，這個由官員和國企經理組成的特權集團是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計畫經濟。這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延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俄羅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因為他們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那樣基於財產所有權的權力。

毛澤東官僚體系以斯大林的俄國為模式，但在更加落後孤立的條件下，缺乏穩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解釋了毛澤東時代的無休止的動蕩。其中最鮮明體現這點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中甚至包含了內戰的因素。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計畫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話，他們是“癌細胞的生長”。

毛澤東政權特別是在最初幾年擁有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土地改革、趕走列強、堪稱典範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廉價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廢除了資本主義而代之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

但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應該有權選舉每個企業的管理層，並且管理職責應該是輪換制。工人階級通過選舉代表、積極參與、民主討論和實施監督，對整個經濟行使真正的決策權。一群拿著高薪的常設董事和官僚是沒有必要的，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70年代末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經陷入僵局，但中國群眾的革命能量也瀕臨耗盡了。國有經濟在缺乏工人民主計畫的情況下表現不振，而統治階層在毛澤東末年的動蕩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穩定：保證自己的地位和特權。鄧小平的綱領反映了官僚逐漸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來實現願望，所以他們開始在各種資本主義實驗和“改革”的基礎上尋找替代方案。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總綱領。鄧小平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盟友用一種他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實驗性地朝著資本主義覆辟的方向前進。最初的市場改革規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開始不斷加劇的階級分化，並開始有了強大的慣性。在中共高層中，一個有意識的親資本主義階層集結了起來，他們對同樣是一黨專政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充滿了羨慕。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體系中這一新生資產階級派別日益增長的信心。

中國的歷史性轉轍的世界背景是國際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於缺乏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群眾黨派，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得以暫時鞏固。特別是到了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垮台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這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貿易”的口號掩蓋了世界各地對工人薪資、待遇、工會和公有制的攻擊。因此，中國的轉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並不只是中國的歷史發展。

政治革命：天安門事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更加堅定了鄧小平和中共領導人沒有回頭路的信念。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基礎上申請加入WTO，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逐底競爭”的中心點[3]。

中國的反革命過程延續了幾十年，期間經濟、國家和中共政權的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國政權粉碎了這場新生的政治革命。這並不是要重新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盡管中共聲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相反，這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前所未有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是因為唯一能阻止資本主義覆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壓迫層支持的中國工人階級，但新生的工人運動卻是天安門後被重點殘酷鎮壓的對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過渡綱領》，1938年]

在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與其他斯大林主義國家相比，顯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國政權粉碎了剛剛開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極端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多達1000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青年被殺害），但卻因此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穩定”，以進行根本上的覆辟改造。

一些觀察家試圖精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間點。但實際情況要覆雜得多。如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興起是一場扼殺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樣，我們面對的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單一的事件。

然而，毫無疑問，1989年群眾運動的粉碎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體對此都有誤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並沒有誕生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需要進一步的鞏固和調整，這個過程甚至今天還在變化。

三個代表

2002年江澤民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生產力”這個名號為資本家打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大門。到2011年，中共黨員中有四分之一是“企業管理者或專業人員”，是分類為“工人”的三倍多。 《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作者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將其描述為“黨與私營部門關系的象征性轉折點”。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國家的外延發展起來的，這與東亞其他國家“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處。私人部門最強大的資本家非常依賴國家的讚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聯系或本身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想挑戰政權或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

身價40億美元的重工業企業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貸推動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制造商之一。

中國新一代資本家與中共國家的日益融合，是否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帶來了希望？ 1989年大屠殺後入獄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員鮑彤給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相反，這意味著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時候承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富人黨、貴族黨和權貴黨。就是這麽簡單，也不應該感到意外。有人預測，隨著紅色資本家的入黨，中共將開始由專制向民主轉變。我相信這種預測會讓人失望，就像與虎謀皮。審視一下這些黨內紅色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之後，就會明白了。他們是在發揚民主，還是在強化自己的特權？『三個代表』不會開啟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那些被絕對權力吸引的紅色資本家也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華爾街日報》2002年8月27日]

歷史證實了鮑彤的預測，我們看到中國私人部門的大資本家都明顯缺乏對民主化的熱情。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說，鄧小平1989年鎮壓群眾民主抗議是“正確的決定”[4] 。

科技企業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評論說，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將使中國陷入“無望的情景”，因為，“大家都會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財產”[5]。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避免俄羅斯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各地崛起，黨決定應該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國有企業的寡頭，”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James McGregor）認為。

盡管有官僚主義的扭曲，但毛澤東計劃經濟對執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約束。這是因為無論官僚們偷了多少國家財產，都沒辦法把它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導人親自主導了關鍵的產業，使其親戚富裕起來，積累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黨以其自上而下的獨裁指揮結構，成為精英階層保護其財富和權力的重要機制，並向社會大眾隱瞞了這些財富的全貌。同樣，中共作為一個秘密的、等級森嚴的組織，也方便派系和商業利益集團之間暗中交易。

《金融時報》的賈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說：“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一張黨證是商人們建立人脈關系、達成高額合同的最佳途徑。”

中國領導人沒有盲目追隨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釆取的親西方的“休克”式資本主義覆辟途徑。相反，那些國家後來也在這方面有所收斂，向中國模式靠攏。中國這麽做是為了避免經濟權力過度向各省市傾斜，因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區別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獨立計算也是巨大的經濟體。擁有1.05億人口的廣東省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蘭還大[6]。

中國歷史上，強大中央政權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歷史不同於前蘇聯，而是在毛澤東/斯大林政黨一黨獨裁的框架下進行。中國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爆炸性增長，已經蛻變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統治精英的工具。

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老牌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與東亞其他經濟體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共把維持一黨專政視為最重要的，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一方面為了在一個龐大、覆雜、不穩定的社會中保持控制，尤其是為了壓制工人和農民階級。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想放松控制，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想試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拒絕，在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現執政集團重申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承諾。 《金融時報》從最近對李克強總理的釆訪中報道說：“他向世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當前的全球金融秩序。”。這種強硬的打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定會引起抵抗。但這種抵抗必定會來自廣大勞動人民和窮人，而不是幾乎不存在的“民主資產階級”。

二零一六年

評論：重溫《動物農莊》

《動物農莊》 在1945年首次出版。70年後，安迪·福特評論喬治·奧威爾這個具影響力的故事。《動物農莊》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本成功小說，曾被《時代雜志》評為廿世紀其中一百本最偉大的小說。書本常常出現在學校課程中。相反，直到1989年為止，該書一直被所有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禁制。到今天津巴布韋丶緬甸，甚至一些保守的海灣國家仍在禁制這本書。

第一件震撼讀者的事，就是作者的文采。故事以清晰直白的語言展現，並帶著看似簡單的童話。事實上書本原來的標題是「動物農莊：一個童話故事」。在第一章動物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奧威爾在介紹動物出場的章節中展現他小說家的造詣。他提供份量恰到好處的資訊來勾勒故事的角色，為後面的情節埋下伏綫。此外，奧威爾的文筆滲盡了幽默感，當「貓」角色在會議上就「老鼠是不是同志？」這問題，同時投支持和反對票時，保證了這本書令人享受，也令人難忘。

奧威爾曾深深體會到共產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卑鄙行為，還有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所重覆的巨大謊言。在這期間，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一個受托洛茨基影響的組織。他決心揭發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真相。為此，他立心寫作一寓言，故事中幾乎每一個情節，都與斯大林奪權和蘇聯倒行逆施的暴行相平行。

故事角色「老少校」代表著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合，開始時他解釋自己的理念：這個社會其中的動物不再被人類壓榨和偷走它們的勞動成果。動物們熱切地接受這個想法，而且比它們預期中更快地將角色「莊園主人瓊斯」（代表沙皇）的無能統治推翻。該農場被改名為「動物農莊」，動物們還創建了一個新的旗幟「蹄與角」，豬擔任了動物的領導層，尤其是角色「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雪球」（代表托洛茨基） ── 但兩人從未認同對方。

未來問題的預告出現了，「拿破侖」負責農場的牛奶，只為令它「消失」，使我想起了最近出土的證據表明，即使早在革命剛完結之後，斯大林下令讓官員和官僚獲得額外的面包配給──通過這種方式鞏固對自己的忠誠。但是，額外的面包除了在大饑荒狀況之外，可以促進的忠誠其實少得可憐。這是托洛茨基分析蘇聯變質的出發點。在馬克思一篇鮮人為知的文章中，討論到在一個落後國家革命的理論可能性，馬克思寫著：「當貧乏普遍化時，所有的陳腐的東西（即壓迫）將重現」，托洛茨基意識到匱乏和饑餓是斯大林勝利的起點。

傑瑞米柯賓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梅森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創立者——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他批評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以及他們領導的俄國革命。他也高度批評對一戰前經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一戰爆發只是因為“錯誤的末日預感”。另外，他還推崇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後者在一戰前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支持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辯護士。

梅森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曾說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耗盡其所有潛力之前都不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不過我們不能以膚淺的經濟“決定論”來理解這句話，不幸的是，梅森就是這樣做的。經濟發展具有最終決定性，但是國家與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馬克思主義關註的不僅有經濟狀況，還有“政治經濟學”：經濟變動與政治變動之間辯證關系——原因可以成為結果，結果也可以成為原因。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和斯大林主義者對二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穩定和1950-75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反對從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裏借用的長波理論，或者叫做超級周期理論，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對此做過評論。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缽的梅森等人所設想的50年周期。他們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線性經濟進程，而沒有充分考慮國內外巨大政治變革的影響。

梅森也沒忘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他在參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個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型政治團體）時曾追隨過托派。他所攻擊的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1946年提出的一個錯誤的經濟分析。那時戰鬥派（Militant，英國社會主義黨）的先驅者考慮到了政治變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黨人和斯大林派對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據這些因素，戰鬥派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因而成功地預見到1945年工黨政府能夠實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梅森犯了類似的錯誤。列寧、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戰前為回應改良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經為戰爭本身所證實。他們承認在戰爭爆發前資本主義是相對進步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勞動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這並不是說如果革命在19世紀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業和社會就不會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

然而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前行，同時也令無產階級——它未來的掘墓人——不斷壯大。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限，從對生產的相對阻礙變成了絕對束縛，民族國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產力的喉嚨。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盡管如此，在一戰前的繁榮期——大概從1896年到1914年——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有所緩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適應了這種局面。工人階級因此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準備。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戰爭中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行徑完全令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迷失方向。

三年的殘酷戰爭為革命——特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卻寫道：“法西斯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毀滅是組織化工人200年來的歷史中的決定性事件”。具有決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這200年裏——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類歷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俄國革命，而不是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們只是減慢了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前進步伐。

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奮鬥？

這些並非只具有歷史價值的抽象問題。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說一些讓左翼感到痛苦的話：馬克思主義誤解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以往在人類社會中最像一個進步的、集體的歷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經驗表明工人階級的頭腦充斥著“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著推翻這個制度……左翼著作中到處散布著為200年失敗史開脫的借口：國家太強大、領導太軟弱、工人貴族的影響力太大……工人階級遠不是社會主義的無意識的承擔者，他們明白自己想要什麽，並用行動表達出來。他們想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思想落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公開的戰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從來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戰略的基礎：存留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技術、個人自主和社會地位。”

所以，不時發生戰爭、經濟和社會浩劫、革命和起義的20世紀並非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無產階級建立“可生存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梅森竭力否定俄國革命、1918-23年德國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和1930年代美國與革命潛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當時本可以發動十場革命。

更不用說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和群眾占領工廠的運動，還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革命劇變。讓我們回憶一下，1975年斯皮諾拉（Spinola）政變失敗後，《泰晤士報》宣稱“葡萄牙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在起義工人的壓力下，銀行被收歸國有，70%的工業由國家接管。這些看來都是因為誤解！群眾拋灑熱血、做出巨大的犧牲與努力不是為了革命，只是為了建立另一種資本主義。

梅森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斷言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改頭換面的工人階級；而是網絡化的人類”。就這樣，工人階級一下子消失了。這種觀點沒有任何新意。他只是覆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別是那些在蘇東劇變後從斯大林主義倒向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為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領導英國工黨向右轉提供了理論依據。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書中得到讚揚。他認為去工業化宣告了工人階級的死亡。

盡管發達工業國家的傳統產業工人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其數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們明白現在傳統產業已經進一步削弱，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受雇於運輸業、工業等行業。從最近倫敦地鐵工人的一系列罷工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而且也將發揮關鍵作用。

即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的“特權”階層正在無產化。教師、公務員、郵政工人和大學講師的工資經常少得可憐。他們視自己為無產階級、加入工會並采取其他行動。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大型運動，以及英國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時10英鎊的運動。我們還看到呼叫中心員工和亞馬遜員工反抗日益嚴苛的工作條件。他們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工人階級普遍情緒的影響，不僅在行業層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

社會主義意識

廣泛的社會主義意識尚未出現，即便在希臘也是如此，盡管經濟深陷危機，引發了空前的階級憤怒和階級行動。英勇的工人階級發動30多場大罷工，確實痛擊了希臘資本主義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眾掀起巨大的社會浪潮，英國則出現了科爾賓（Corbyn）現象。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著貝利雅派和資產階級。

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釋這些鬥爭為何還沒令工人階級取得成功的時候，梅森認為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對於群眾意識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決定論的。群眾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具體事件、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的集體經驗，以及黨和領袖的關鍵的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在其19世紀鼎盛時期——例如德國——直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20世紀頭十年它對成千上萬的工人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這幫助數百萬人樹立起社會主義信念，並將之與日常經驗相結合。演講、新聞報章和宣傳冊等各種宣傳手段令資本主義的問題家傳戶曉。

羅馬神話說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袋裏出來時就身披甲胄、手執金矛。顯然梅森認為工人階級意識無需客觀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樣憑空出現。他在《衛報》寫道書本的概要：“過去25年間，左翼的方案失敗了。市場摧毀了計劃；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團結精神；世界勞動力極大擴展，他們看似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根本不像以前那樣思考和行動”。這些話說明他還沒有明白，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存在。

即便龐大的官僚集團帶來沈重負擔，計劃經濟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參照點。它的瓦解讓統治階級有機會大規模鼓吹資本主義相對“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敗退——群眾意識倒退了——即便其嚴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後對工人運動的打擊。

2007/08年危機後，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渠道反覆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觀點：“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人則附和這種論調，越來越向右翼傾斜。這就是為什麽工人大眾及其先進階層不斷投身於反抗資本沖擊的鬥爭之中，卻仍未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真正能替代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

不過，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競選美國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已經表明，在犁過的地上，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種子就要開花結果，連美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無法避開這一趨勢。被危機撕裂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落後太多。

空想社會主義

梅森用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沒有絲毫新意，它並非對“過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據他自己所說，其本質上是借由合作社回歸到協作理念。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等人的舊思想而已。歐文是一個擁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區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社會主義可能帶來什麽。不過，這只是烏托邦，他的方案最終未能成功。在資本主義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社會主義小島，這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其目的是“在社會的背後改造社會”。

梅森聲稱，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物質匱乏，但現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和分享行為等諸多因素已經使物質資料大大豐富了，所以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在許多方面都犯了錯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提出此種方案，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不夠成熟，沒有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獨立力量。不過他們在憲章運動——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歷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實現了這一點。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裏，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麽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梅森寫道：“恩格斯說工人變得溫和是因為他們分享了英國帝國主義力量所帶來的好處。不只是熟練工人——他把他們描述成‘工人貴族’——而且還有廣大群眾，恩格斯認為大英帝國擴張導致的價格下降使他們得益。但是，他認為英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熟練工人的特權也是暫時的”。

恩格斯說對了。19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了工人階級，導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碼頭工人等奮起反抗。當然，熟練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也受到英國資本主義衰落的影響。梅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的分析是錯誤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觀點禁不起認真檢驗。他用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拼湊出一堆經濟和政治的大雜燴，以配合他那烏托邦式的觀點。

在其結論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認：“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已經用自己的簡要模型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模型絲毫不能說明今後一段時期內英國和全球的動態。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烏托邦主義者是後資本主義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導者，同時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切先驅者”。這裏絲毫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和即將戰鬥的工人階級。

很明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失敗對梅森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對此做過細致的電視報道。希臘、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將從這一段慘痛經歷中學到很多。我們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強大組織，還需要能和群眾一起抗爭到底、鏟除資本主義、開啟社會主義新紀元的領導者。不幸的是，保羅·梅森的書對培養這樣的領導者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