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讨论（一）

蒸馏水

可以拓展一下对社会变革前提的想象：“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是正向的，还有可能是逆向的。只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原有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那么就可能发生社会变革。比如，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支柱的出口制造业，如果廉价劳动力不再廉价、不再源源不断任由剥削，那么原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维系。
阶级对抗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结果，如果多数人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统治者以“消极对抗”来瓦解奴役自身的统治。

如果下一次科技革命和移居外星的“进步”都遥不可及，那么也许“倒退”才是人类能够解决的任务。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并不一定意味着出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为继，可能是因为地球变暖、资源枯竭等自然生态条件无法再支持掠夺性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以人改造自然为开始，而自然客观条件同时也是经济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限度。

井冈山卫士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我来补充一下马克思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欧洲启蒙运动在何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个矛盾。启蒙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乃至个人生活的最高目标是自由，但是自由依据是什么？

西欧，尤其是英国启蒙思想家，如洛克、休谟、斯密等认为人的自由来源于个人的意志。法国的卢梭则认为，进入文明社会后，所谓的个人意志无非只是文明时代的小市民情感，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将个人意志置于集体意志之中。服从集体意志就是对个人意志最好的服从，是突破小我，成就大我的大自由。但是问题又来了，集体意志的依据又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个人在社会行动的一般准则？当启蒙运动传播到德国的时候，当地的启蒙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康德就认为集体意志的本质是由人类理性所决定的。人类理性尽管有其极限（如康德认为人类并不能理解“自在之物”即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类理性却可以不需要经验就能总结出个人的行为准则，即所谓道德律令。道德律令的本质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如果我做的某件事如果所有人都做，而且大家并行不悖，那么这件事就是符合道德律令的，符合理性的。我的自由就是其他所有人自由的条件。

但是着其中又有一个尴尬的事实，既现实社会和康德的道德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既合乎理性的不合乎现实，合乎现实的又与理性相差甚远。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就是解决这个矛盾。黑格尔第一次将历史思维引入启蒙思想，他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发展是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产物。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辩证法的正题-反题-合题，或曰否定之否定。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发展是在曲折前进中迎来光明未来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光明的未来就是个人行为、道德和法律的统一。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成就，其基本原则——法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的顶峰。因此，黑格尔的自由就是对法律的服从，自由与理性在对法律的服从中获得统一。

然而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即法律和市民社会又是什么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要探讨的问题了。

蒸馏水

自由派眼中的“自治空间”，似乎是小私有者和专业人士（小资产阶级）在头脑中搭建的空中楼阁，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阶级冲突和斗争，正是这种“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不是社会主义者能鼓噪、创造出来的。

当然，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头脑中的“自治空间”。他们在政府、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框架中，通过努力竞争获得财富、提高生活水平。但凡能通过“努力”在现有社会体系中来改善生活的，就已经不是底层人民了。同时，小资的经济社会地位又没有高到能通过改变政府和法律，将其变为自己的代理人，来进一步谋求更高的政治经济诉求，所以他们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监督政府，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