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启明网友弃暗投明，走向革命的正确道路

仗义执言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资本主义法权是什么，是按劳分配吗，我早分析过了按劳分配是最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方式，毛批按劳分配恰恰是错误的，导致了复辟
第二托外敌入侵、农民反抗和官僚化褪变等，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这些就是上层建筑，官僚不是典型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毛时代，农民后来成为复辟的主要群众基础，邓小平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官僚化蜕变也是完全事实。按照你的逻辑，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更加唯心主义
第三赫鲁晓夫依然是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个体活着时绝对化一般化列宁的战时政策，斯大林个体的反动性的同时也受到十月革命的压力维持了一定的革命成果，但是不等于斯大林不是蜕变的，随着这种革命压力减少，时间推移，就会变为赫鲁晓夫这样的斯大林主义者，而毛也是蜕变的产物，1949年革命是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1949年前毛很多面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过为了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也敷衍斯大林，给后来的毛派感觉毛也是二阶段革命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斯大林故伎重演，希望毛放弃领导权完全服从蒋介石，但是毛阳奉阴违，保持了托洛茨基要求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独立性，才取得了革命胜利），不过后来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搞一国社会主义（突出民族主义，和苏联民族主义冲突，为此不惜和美帝妥协勾结），国内继承斯大林的一套，一档独裁官僚主义，邓小平是天然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必然转化的产物（除非政治革命推翻一档独裁）。
我讲的不是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你理解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康德的，而我理解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黑格尔的，就是辩证的，形式是内容产生的，不是外部强加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必然是巴黎公社式的，而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本质是反对巴黎公社的，其强调的康德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为官僚主义服务的，本质就是毛共一党独裁。当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实已经孕育这巴黎公社原则的民主，比如上海公社的要求，特别是官僚主义下的三年饥荒导致群众天然地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政治民主，但是被毛遏制了，转向了文化大革命，巩固了毛党独裁官僚主义，为邓小平全面复辟开辟了道路，1989年群众又试图挑战一档独裁进行政治革命（当然其中有些学生是自由主义的），但是真正后来试图进行政治革命的是工人阶级，当工人阶级准备介入采取行动时，邓小平才下定决心血腥镇压的，89后，遭到镇压迫害最厉害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这些学生最多判几年就去美国等了）
大革命的失败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你可能没有看到，陈独秀不过是共产国际的执行者，而共产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就是不懂不断革命论，而是二阶段革命论，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下，国民党才是革命领导者，要求陈独秀下的中共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领导，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希望你能改正错误，吸取教训，为我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奋斗。

启明网友的谬论：
你这是典型托派的胡言乱语。
毛的继续革命论依靠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未能消灭干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留，即“资本主义法权”，所以要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领域实行严格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复辟。而托的继续革命论则认为复辟的根源在“各种国内外矛盾（包括外敌入侵、农民反抗和官僚化褪变等）”（这是你引用的原句），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个人野心家（也就是你们说的官僚，或者斯大林主义者）的阴谋。这种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事实可以清楚的证明，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从新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总不会是斯大林主义者吧）而不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而苏联实施的工业化则有效的抵挡了外国的侵略。那么，历史不是证明了继续革命论的正确而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吗？如果当年苏联执行了托洛茨基的路线，疯狂输出革命和剥削农民，倒确实可能如他的预言般在外国干涉和农民暴动下灭亡。
至于说民主问题，斯大林确实在这方面犯过严重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而毛时期的民主则是建立在专政基础上，是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指出，民主是专政基础上的民主，托派没有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怎么可能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呢？怎么可以将形式民主等同于一切民主，而不是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新的民主形式呢？（毛时期的这种探索还很不完善，但确实在不断前进）说缺乏民主会导致复辟，是不是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呢？
至于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托派硬拿现象证明自己的先知先觉。第三国际固然要承担一定责任，可这责任是具体指导上的责任而不是路线上的责任。而后来成为托派的陈独秀，在斯大林已经指出要立即开展武装斗争的背景下闭门不见客，消极悲观，导致大量左派知识分子和工农被杀，共产党力量几乎消灭殆尽。后来更是大骂毛的红军是土匪，请问大革命的失败是斯大林的责任大还是这位托派大理论家的责任大呢？
最后说一下，感谢你对我的回复和理论上的探讨，但我由于时间上的原因可能不能继续回复你了。我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还是希望你抛弃错误的理论，了解一下毛的继续革命论，以免在实践上犯更大的错误。

仗义执言

还有一点提一下，毛时代的知识青年下乡，从生产力的角度也是错误的，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城市工业化不足，导致青年失业，然后下放农村缓解压力，另外一个是这些城市青年其实有政治革命倾向（毛利用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后，担心大量的青年政治动向威胁自己毛共一档独裁），所以下放农村分散他们
毛派狡辩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如果要消灭城乡差别，应该是让农民进城，而不是让城市青年进农村
而且这些青年进入农村消解了革命意志，染上了农民恶习，结果纷纷响应改革开放要求回城，回城后依然没有工作就走上个体户道路，和农村农民一起成为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基础

仗义执言

激活 发表于 2022-7-16 08:42
哇，说陈独秀当时是听斯大林的，如果陈独秀明知是错还要听，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吗？或者这是一个合格的 ...

陈独秀有错，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经费也多少来自共产国际，所以不具有独立性，陈独秀当时自己也没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也没有能如毛一样阳奉阴违，所以他也有责任，但是不是主要责任人，毛泽东没听斯大林的，对，他当时是不是托洛茨基者，或者他自己是不是承认是托洛茨基者或者间接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有可能毛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所以最少是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实践当时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不符合斯大林的主张

仗义执言

激活 发表于 2022-7-16 08:39
在国家的保证充份就业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数增加的很快，在生产力仍然低落的情况下，增加就业的同时，就不能 ...

这是要靠提高生产力去解决，我不是让工人变为农民阶级，按照你的逻辑，回到自然经济最好，而且你的思路也不对，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而且城市的生活水平是提高的，社会主义下更加能实现这一点，苏联也没有出现这种逆工业化进程（虽然毛时代整体是工业化的），就是大量城市工人上山下乡。

仗义执言

另外工资应该适合当时的按劳分配情况，也不能随意拔高工人工资，既然这些青年能去农村接受更低的收入，他们就能在城市接受适应的工资，当然你可能说这些新工人会影响老工人的待遇，老工人不能接受，这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新工人可以被上山下乡接受更低的收入来满足老工人。应该新工人和老工人一起提高生产力，慢慢一起提高工资。不但城市的新工人要在计划经济下快速进入工业化体系，农民也应该跟进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体系，而不是相反的过程

仗义执言

当时城市就业压力主要根源和农村三年饥荒的根本原因还是官僚主义，托洛茨基说过计划经济和工人民主是人和氧气的关系，官僚集中计划在特别落后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获得一定的进步，官僚的计划就跟不上，苏联的解体经济上的原因就在这里，当时官僚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三年饥荒就是证明，其具有负的一面，同时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说明在一定条件（特别是极端落后)又有正面作用，而上山下乡，主要是官僚主义下带来的工业化进度降低（官僚主义虽然会唯心主义地试图加快进度，比如大跃进，但是客观上反而降低了，因为他们害怕工人民主来制定计划经济），城市青年因此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热情上升，毛担心威胁到自己的斯大林主义一档独裁，就想出来上山下乡，化解这种压力。

仗义执言

980135117 发表于 2022-7-16 10:07
回城之后染上农民恶习走上个体户道路是咋回事？这说法来源是什么？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留在城中，失学、无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跟随时代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为零，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十个“生产建设兵团”及西藏、江西、广西的三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青大返城
主条目：知青大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1]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仗义执言

激活 发表于 2022-7-16 14:03
真的牛，这个时候在你嘴里的群众又变成下一秒能接手计划安排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好像工人阶级接手了，中 ...

你根本不懂计划经济和工人民主什么关系
搞计划经济不需要什么全知全能，而官僚本身和工人一样不是全知全能的，把计划经济考虑为全知全能从而说不可能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份子的说辞，说官僚如何知道千万人的如此多样的需求呢
另外计划经济无论在官僚下还是工人民主下都不可能如魔术师一样变来使用价值，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者需求类型的增加，官僚越来越无法适应，恰恰需要工人民主，苏联后来生产力水平已经非常高，当然相对美帝还是有差距，这个时候苏联官僚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情况了，但是它又害怕工人民主，所以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他们宁可回到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不是工人民主计划经济。
毛泽东为个人权力是一个方面，马克思说过任何人都是从自己角度决策的，但是毛泽东代表的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包括邓小平他们，但是在当时主要代表官僚计划经济集团，主要是认为邓小平操之过急，而不是完全否定邓小平，后来多次让邓小平复出就是这个道理，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对于毛泽东个人权力根本没有影响了，而刘少奇不行，他确实会影响毛个人权力，同时操之过急，所以是毛通过文革运动必须除掉的，我们不是从毛泽东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从斯大林主义集团的本质出发，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他们都维护斯大林主义集团利益，但是他们之间的个体利益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比如目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不能说没有个人利益之争，习近平和薄熙来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维护特色根本利益是不变的。

仗义执言

激活 发表于 2022-7-16 13:54
毛泽东做的那件事情不是提高生产力？ 生产力低下的后果就是即使施行按劳分配也无任何意义，这不就是你一直 ...

毛泽东当然从官僚主义角度是想提高生产力，包括特色也是想提高生产力的，但是他们都有不可回避的局限性，前者是官僚主义，后者是资本主义。
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生产力低下的后果就是即使施行按劳分配也无任何意义

仗义执言

邓小平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