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2-8-7 16:41 编辑
六、《西藏日报》夺权与第一次坐牢
答:都有。主要力量还是初中生。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初中生;高中生比较少。刚才跟你说过了,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该怎么回顾?反正我从头到尾全程都参加了,中央发一个指示我们就立即行动。也许精神有偏差,但反正都是跟着走。比如像“一月风暴”,我们搞不清楚,但是报纸肯定这个夺权是正确的。
问:当时是什么时候?
答:当时是67年,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夺了市政府和市委的权,中央肯定了。这个对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这样一来我们也在考虑,这是中央的指示,怎么贯彻?所以我们很快就夺了《西藏日报》的权(笑)。
问:当时报社的人像金沙你认识吗?
答:他们当时老早就靠边了,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开始的就是报社。像报社领导金沙,公安局领导朱泽明和高黎义……
问:朱泽明之前来过拉萨。
答:来了吗?文化大革命首先就罢了他们的官。当时我们想这说明这个报社不行了,不是无产阶级掌握的了。所以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代表无产阶级,我们就去掌掌权试试看把。其实夺权了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先是反夺权,然后是动手打架,后来发展为运用武器,最后还是中央发布命令实行军事接管。当时我们夺权只是为了响应了中央的号召。至于后来出了什么问题,中央军委同意西藏军区来军事接管,我们也不太清楚。当时我主要负责报社,然后和军队谈判。我跟他们说只要把中央军委的命令给我们看一眼,我们就交。这军队呢,说句老实话,是有偏向的,他故意不给我们看。他给我们看不就完了。他就故弄玄虚,就是有,就是不给你看。但是后来看这样坚持下去也不行。然后我们就说,“算了,我们相信你们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来接管的,我马上整理队伍出去。”
问:什么时候呢?
答:1967年,大概是2月26日。当时跟我谈判的你应该认识,叫魏科。
问:对。
答:他这个蛮不讲理。我说我相信你由中央军委的命令,马上整理队伍出去,但是出不去了。
问:报社有多少人?
答:大概有两三千人。
问:在这个报社?
答:对,在这个报社。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当时大家是自愿来到报社,保卫报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问:您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
答:什么?
问:在谈判之前你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
答:谈判之前……夺权之后我就一直在那儿住着。
问:多长?六个月?
答:那没有,大概只有二十多天,十多天。所以夺权以后,夺权和反夺权的事情头大得很。我们主要发电讯,当然也加一点当地新闻。自己组织人写,甚至我自己也写。你不能报纸上开天章啊(笑)。
所以其实也够紧张的。我们还得找人负责藏文班。藏文我也不懂,但是藏文班的有问题还是来找我。晚上基本上睡不着什么觉。
问:藏文谁负责?
答:我们临时聘请了一些人。藏族同志占多数,也有汉族。经常跟我打交道的是一个汉族。他叫宋德民(Song Demin)。他以前是二中的校长、一中的校长后来到(拉萨)市政协当秘书长。他有问题就来跟我请示请示。我说,“我也不太懂啊!”我说我们还是共同商量把。
我们夺权大概是1月11号,军队26号来军管。谈判之后,他们不让我们走,直到一天晚上中央文革来电。邮电系统有我们的人,可能看到这个电报了。说有好消息了,终于可以解围了。我们一方面在报社举行庆祝大会,欢呼中央文革“2.24”来电,这封来电直到2月26号晚上我才拿到。
问:2月26号晚上?
答:就是相差两天。当时我们举行了庆祝大会,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拉萨的革命群众”,相当于承认我们“革命组织”。这份电报让我们和张国华“三结合”。我们当时很高兴,简单地举行了庆祝大会,还在报社游行了一下。利用这个游行的机会,我们就把队伍整理好准备出去了。但是被拦住了,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问:军队?
答:对,不让我们出去。从26号、27号、28号,到了3月1号和3月2号。到了3月2号,我说我们这样下去不行了。一个是不让你送粮食进去,报社的存粮有限,有时一天我只能吃一个馒头。第二就是和内外的联系都被断绝了。
问:一个人都出不去?
答:一个人都出不去。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人进来,所以报社的人越来越多。吃饭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部队又谈不通。所以3月2号我就突然决定,算了,看下来军区要我们一小撮“坏头头”;我说我们哥几个就出去自首吧。我就和几个头头出去,一出去就被部队抓住关起来了。
问:谁的命令呢?
答:那肯定军区的。我知道石伴樵,当时的参谋长,视察过我们,和我们都认识。可以说两句话吧。那家伙趾高气扬,因为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嘛。当时我听说曾雍雅,那个司令员,他后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去视察过?”(笑)
问:那个报社和办公处是不是挨着的?
答:它原来是对着新华社分社后门的。反正我们一出去这个事情就了结了。
问:他们把你绑起来了吗?
答:对。他们之前还用高音喇叭跟我们说,只要你们出来,经过我们搜身,我们就让你们自由(笑)。
问:是“大联指”跟你们喊话的?
答:不是,是部队。部队用高音喇叭说这个事情,搞的很紧张。3月2号我们被抓起来,审讯了半天什么也没审出什么来。他说我们很年轻,是上当受骗,要交代你们的“黑后台”。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笑)。我也很希望说出一两个“后台”获得自由。可是我说不出来啊。他们可不是我的“后台”,实际上很多事情他们都要请示我(笑)。
问:他们想让您说谁呢?
答:他们说了一些人。他们说了一些,其中一个是张广哲,报社的副总编,金沙下面的那个。一个是刘兆功(Liu Zhaogong),商务部副总长。还点到过团委书记鲍义山(Bao Yishan)。他们点的那些人当时根本支持不了。给你出过什么“坏点子”?你怎么按照他们指示进行的?我说这个东西不好说了,他们好多事情都是请示我的。我制止的他们一般不敢干(笑)。我还记得当时是最高法院刑事法院院长金玉章审的我。
问:他们是不是把您带到军区里面?
答:没有。我们原来是在东郊监狱里面,东郊监狱里可能是待了11天。后来又把我们转到看守所。当时说得很好,“东郊监狱环境太差了,给你们换个环境(笑)。”我一看,我们来到南郊了。他们主要还是想从我们身上挖出一些内幕来。
问: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
答:第一次71天。
问:71天?
答:对,第一次71天,我觉得时间很快过去了。
问:当时公安局有没有发通告,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
答:有啊,我五月份放出来,放出来后我就到街上看到很多战斗队、就是学生刷出了很多标语说,“强烈要求释放陶长松,否则你就公布他的罪行(笑)。”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有这个热情。其实70天也不长,一些学生很早就放出来了。
问;除了你还有多少被关了?
答:这些东西都说不准确了。我们粗略统计一下100多个。他们这个看守所基本蹲满了。像我们这些是重要罪犯,应该关单间。但是不行了,都是三个人。
问:您跟谁在一块儿?
答:当时跟着我一块儿的有杨汉卿(Yang Hanqing),还有一个是民院的学生。叫张什么……像我们这么重要的都关了三个。当然他们对当权派是毫不手软,有时比我们还厉害。像张广哲这一批地方级领导被拉出去拍照,又是脚镣又是手铐。我们都听得出来,听到脚镣声就知道谁是谁(笑)。
问:他们对你用刑了吗?
答:没有,对我们当时还算客气。我听说当时文化宫有个“百丑图”。我就是首当其冲第一个(笑)。
问:这意味着什么?
答:就是丑化我们,拍张照片。具体的东西(“罪证”)他们也没有。这个东西我也没看,都是听别人讲的。他们就反复给我讲,只要你给我们交代一两个“坏头头”,你马上就可以自由了(笑)。我们相信中央会是做出正确的处理的。但是现在看有点天真。
因为我们知道报社的事情发生以前,青海发生了事情,青海的赵永夫在《青海日报》报社打死了一百多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部队包围了《青海日报》。所以后来曾司令曾雍雅跟我开玩笑,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他说,“你们胆子真大。如果当时中央同意开枪的话,你们的命就完了。”(笑)可能是周总理说像青海这样的血案在西藏决不能发生。所以军队就没有开枪。当时他们这个高音喇叭叫的很凶,说我们报社里面有武器。后来我们不是自首出去了吗,他们又说武器藏在水井之下了。实际上后来差了什么都没有。
问:70天以后他们是怎么把你释放出来的呢?
答:这东西,当时流传了这么一句话,“抓了对,放了对。”(笑)再加一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笑了之。”就这么一回事。原来我跟军区的副参谋长谭武荣(Tan Wurong)交谈这些事情。我说,“你们说瞎话容易啊。当时你们是如临大敌啊,这一批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现在看来又怎么样呢?”
七、和张国华谈笑风生
问:你和当时的当权者比如张国华有没有直接的交流。
答:当时还不知道。后来也了解了,可能后来他们对我陶长松也知道了。1967年张国华被调到成都军区了。中央可能是七月份下的命令,他八月份去的。他约见过我一次,叫他的秘书给我说“张政委想见你,和你谈一谈事情。”后来我就去了,在成都军区5号楼见得他。过了好几道检查关。(笑)我进去后,他就跟我谈话说,“长松同志啊,你能不能当我的秘书啊。”我能当什么秘书啊,起码得是文科方面的秘书啊。我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能说的,我们这个组织得开个勤务组会议,研究了以后再说。老实说他对我还可以。我在那个地方还见到了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张国华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西藏的招牌头头”。气氛还是比较融洽。回来以后,我们就研究了这个事情。但是被否定了,怎么能当他的秘书呢?这个事情就此作罢。所以我就回答了一下,说这个事情不行,我要服从我们的组织的决定。(笑)
问;你是从拉萨去的成都吗?
答:我是从北京回来去的成都。当时是1967年,因为我们被抓了一段时间,不服气啊,所以就到北京上访。我们的资料交到了中央领导手里没有我们也没把握。反正我们也反映过了,具体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管它了,该做的也做了,让中央去决定吧。当时拉萨有很多记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等等都想采访我。我感觉情况还可以。我在京西宾馆遇见过张政委,我说请张政委亲临指导西藏文化大革命。我这是客气了一套,其实就是想跟他辩论。他当时说他身体不大好。保洁医跟我讲时间控制在40分钟之内,我说绝不会超过四十分钟。当时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不太愉快。他当时提的一些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到了40分钟了,还很激烈。我说算了,刚才说了张政委今天身体不好,只能聊四十分钟,尽管我们之间还有问题,我们还是现在就走。我这么做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为我是讲理,不是无理取闹。
任荣也到我们总部来过,发生的“6.7事件”让他当时也下不了台,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是我出面给他讲清楚了,我说,“今天任政委今天思想准备不足,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弄清楚。行了,今天到此为止,任政委可以回去进一步思考,下一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你看,报社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另一个就是震动毛主席和林彪的“大昭寺事件”。这个事情我当时也不奇怪,这是必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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