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选举制”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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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感觉来说，目前学院派之所以显得那么反动，除了他们自己喜欢做姿态，喜欢站道德制高点来投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左翼没有系统性的分析民主制的缺点。因为没有这个批判，学院派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什么“自由派起码还有民主，而普京、习近平连民主都没有”。我认为这个“民主比不民主好”的心态，才是学院派的理论基础。
这里的民主制不仅仅指资产阶级民主，还包括排除资产阶级影响但是是自由投票、自由竞选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在下面将会发三篇文章，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了民主制的缺点。我会在随后进行我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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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35117 发表于 2022-10-3 01:31
是，不过我也不是学传播学的，这些概念也是我这几个月恶补的。

我大概的观点是，为了保证在社会主义（公 ...

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经验，未来革命成功后，我们所面临的信息问题，是在历史上寻找不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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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发表于 2022-10-2 20:43
所以能简单的理解为，只要“无产阶级的民主” 即无产阶级专政？ 中间的内容是跟传播学和新闻学有关吗，很多 ...

是，不过我也不是学传播学的，这些概念也是我这几个月恶补的。

我大概的观点是，为了保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情况下的选举制的正常运转，必须要一定程度上限制言论自由等政治自由，而且不仅仅是限制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媒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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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简单的理解为，只要“无产阶级的民主” 即无产阶级专政？ 中间的内容是跟传播学和新闻学有关吗，很多概念是第一次知道

普罗列塔利亚cdy

说选举制，看看历史上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吧，他用生命来教育我们，看看所谓的宪法、民主选举。

980135117

980135117 发表于 2022-10-2 10:32
关于如何进行言论审查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目前特色搞的言论审查，这毕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就上述的 ...

对这一部分再做一些补充：

这里是如何对媒体进行一定的管制的抽象的，理论性的办法，但是最后总结出的办法的第四条，即还是直接的禁言删帖，我认为目前就中国的地方主义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此外，对敌我矛盾，例如说自由派、民族主义派、儒学派等，甚至不应该采用禁言这种文明的做法，而应该直接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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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的各种办法，都是“如何搞专制”的办法，即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办法。但是，这不是说专制就全都是好的。问题是，在事实上的“专制”是唯一可能性的时候，谁来专制，怎么样专制。目前特色的言论专制，就是不好的。同样，核心国家的“民主”，也是不好的。我上面提到的各种“搞独裁”的做法，都是手段，但是目的也很重要。因此，对于当下来说，我们仍然要反对特色的独裁，但是不是追求抽象的民主，而是要追求“无产阶级的独裁”（无产阶级专政的英文直译，"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即采用限制言论自由等手段，确保执行的政策不超过一定的范围（例如公有化、无产阶级内部的平等化、消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等等）
这里的专制指的是限制以言论自由为代表的政治自由。毕竟如果只看选举，那特色也是民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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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进行言论审查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目前特色搞的言论审查，这毕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就上述的讨论可以得出，目前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言论审查。但是，言论审查本身也是有害处的。没有了媒体的专制，变成立法者/政府的专制，那就不好了。因此审查不能太严酷。例如说，应该作为行政处分，而不是刑事责任。应该允许上诉。此外，所有人的文章、评论都进行封禁，就好像目前国内各个平台的禁言、吞楼，也不太好。事实上需要封锁的是“影响舆论”的，主要就是外国的主流媒体以及影响力非常大的自媒体。就方法来说，也不一定是封锁，限制流量也可以是一个办法。有的时候不应该封锁，反而应该借助这些媒体内容来进行教育，比如说武训传。当然这些是一些大的，方向性的东西。我下面会分析特色目前的言论审查的办法来作为参考。


特色目前的明面上的法律，是如下的内容：
1，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2，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3，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4，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5，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6，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7，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
8，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9，宣传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10，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11，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2，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
13，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14，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15，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15]


第一条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略过不提。

标粗的部分是政治性的，其中13，14是明显的维稳措施。其他都是对政治言论而不是煽动言论的审查。而其中的斜体则是为了行政部门的权力。

总的来说，仅仅从法律条文来看，似乎加粗部分可以稍加修改然后使用，斜体应该去掉。但是我们要注意，目前这个言论审查很多是没有执行的。以皇汉的猖獗来看，对“煽动民族仇恨”的审查很明显就没有执行。此外，具体的审查还需要更具体的法律。从方法上看，也许除了封禁之外，还需要加上“内含虚构制作”的标签以及流量控制。


从实践来说，中国目前的言论审查的特点，是“法不可知就威不可测”，结果造成自我审查。虽然这是迫于对审查的畏惧而实行的，但是客观效果，是审查具有同样的灵活性、多变性、以及适应性。汉语不断地随之变化，以逃避审查，但是这实际上没有效果，因为审查者在同时进化。可以想象，所谓的“言论自由”下媒体的言论审查，也有相同的特点：媒体的编辑和作者往往有较高的工资，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因此会进行灵活的自我审查。英语媒体就此产生了适应性，并且以此掌握舆论权，进而控制选举。这意味着通过发明黑话来逃离审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说句题外话，目前的特色不搞选举，所以舆论权就没有那么重要，因此中国的媒体的投资就不够，就不能起到英语媒体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能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自我审查，始终是害怕国家的威胁。但是美国媒体却自发的认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发的认同媒体被老板所有，因此他们就更有主动性，更有煽动性。

大概分析了下特色的言论审查制度，我们可以设想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了。

我设想的一定的言论审查制度，其实总的来看，目的有两个：1，防止舆论部门借助选举，形成新资产阶级。2，防止蠢货占据发生渠道，扰乱讨论。其实这两个，并不是一回事。

对于第一个来说，要求的是每个人都有发声权。但是，如果发声权的定义是信息的传递，我们就不能只看信息的创造者，还要看传播者。毫无疑问一个人的声音，在网络时代可以被几十亿人听到，因此对于这几十亿人而言，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才能有发声权。粉丝的数量，总是播主的数量的几百倍；不同的播主粉丝数量也不尽相同，因此实际上只有几万粉丝的才算有发声权。这说白了是信息的传播能力实在是太强，传播效果实在是太强。不同于经典的迷思，这里反而说明，信息传播速度越快，人们的发声权就越小，实际的发声权就越发集中于一小撮人的手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似乎就必须降低信息的传播速度（？），否则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是一小撮人不停的讲话，而几十亿人只能跟在后面学习。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对信息传播的渠道进行限制。

那么，降低传播的速度，就有可能是一个方案。也就是说对非娱乐部门限流。对于仍然保留的主流媒体，就应该严格监督，并且从国家（且是非党派的，应该法律规定好的）而不是私人获得资金，分析各种政策的客观效果，并且要根据是不是打脸来考核。

对于这种国家媒体，我的设想是它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提供“新闻”，而是提供情报。这样的国家媒体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全国的经济数据、资源数据、气候数据等等，然后把它们呈现给政府决策者，并且公开给选民。这样选民有了相关的数据，他们就有了做出决策的必要条件（注意还不是充分条件）。

媒体干扰公共讨论，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蠢货法”。什么是蠢货呢？就是自己一无所知，反而要扰乱公共讨论空间的。他们不见得是“造谣”，很可能最后他们的消息被证伪时他们会主动承认。但是他们完全可能放大问题的实质。转基因还有核电就是典型。哗众取宠的就这样代替了实际问题的讨论。从这点来看，其实蠢货问题，也是信息传播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公共讨论都是涉及几十亿人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讨论空间，把涉及几万人的利益拿出来，就可以有效掩盖几十亿人的利益，让大众误判而实行有利于几百个人利益的政策。

我并不是说核电就完美无缺了。事实上，我本人是反对核电的，理由如下：1，核电很贵，是目前最昂贵的能源。而储能技术目前在迅速发展，用不了多久可再生能源就可以代替煤电。2，从安全性来说，核电靠的是把水放在高处，借助重力势能，确保反应堆电机停机之后的七天内，能用这些水来对堆芯进行冷却。这对于人祸来说够了，但是一旦发生战争，核电站被攻击的话将造成严重后果，而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不打仗。但是，靠煽情是形成不了这样的思路的。

这么说来，其实问题的实质是，信息如何分级处理，把最重要的问题排在新闻头版。对核能的诋毁本质是什么呢？核事故涉及的危害和经济损失，可能比火电相关的少一个数量级。然而传统化石能源雇佣的媒体用煽情等方法，在选民的脑子里把核事故的处理优先级排到火电之前，就能够以损害总体利益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小团体利益。因此解决问题就必须要进行问题分级。

分级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这个分级的人的权力又变大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有必要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衡量问题应该怎么分级。然后，就应该用相对的高薪以及严格的红线，来确保负责问题分级的人谨小慎微。搜索引擎如果也算作媒介，那么搜索引擎的热度算法也应该由这个部门监察。

这样一来，这个部门的权力就太大了，因此内部必须进行细密的分工。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工作还应该经常轮换。

对于分级的客观标准、客观办法，可以设想的分级有：把不同级别的问题分别由全国性媒体、地方性媒体、全局性问题的媒体、部门性问题的媒体，“条条块块”，来报送。此外，自媒体是存在分区的，所以说对自媒体也可以这么做。


另一方面，媒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阻断它们影响政治的渠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关于新苏维埃/人大代表的信息只报道他们的工作情况，即做了什么决策，就好像事务官一样（事务官的任务是执行，不执行那直接下台；政务官是决策，所以负最终责任）。这样就打断了舆论到政权的短期决策的媒介。

为了防止媒体对民众进行洗脑，影响到长期的认知，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媒体、学校，形成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审查是防御。建立媒体，才好主动出击），培养对事务重要度的分辨能力和为了公益理性思考的能力（这要求对学校进行改革，但是超出本文的内容了）。


最后，即使采用了上述的办法，还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必须进行禁言、对某些人进行打击。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对人而不是对物。包含明显的虚假信息传播的人应该禁言处理，但是应该过不久就放出来。相比之下，已经出现的造谣言论应该保留而不是404，目的在于留存以作为证据并起到教育作用。在特殊时期，煽动性的言论应该删除，但是在一般的无产阶级统治时期，则没必要大惊小怪，还不如让反动派跳出来。


总结上面设想的解决办法：
1，国家专门出钱，建立主流媒体、学校、研究院。对于媒体不能有偏见（例如，毛派控制的议会不能以无政府主义为名，禁止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媒体。这个应该形成一种默契，没必要写入宪法；当然这只是个例子，且仅仅针对左翼内部。考虑到目前无政府主义者里面充满了学院派，学院派如果进一步右转的话，他们就不能包括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情报部门，提供各种对决策很重要的数据，并且提供给选民。
2，国家应设置一个新闻分级部门。国家应该控制自媒体的平台。自媒体平台一方面，必须限制流量高的，从而给流量低的人空间。此外，在政治新闻的推送算法上，应该有一个“分级算法”，优先推送高优先级的、紧迫的问题。但是娱乐部分除外，只要不是政治化的，就不受这个的限制，而依照经济原则来进行管理（扯一下，从经济角度看，可能还是需要进行限流。因为流量是一种资产，但是一个控制了大量流量的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法将其变现，因此肯定会转向资本主义；再说社会主义应该多支持新人）。
3，选举之前，官方建立的主流媒体应该细数候选人之前的提案、发言、投票，以及法律的结果。主流媒体在选举这件事情上，应该有明确，甚至死板的格式。

4，如果上述方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捡起特色的禁言了。但是即使如此，首先，惩罚不应该过分，然后，不应该用删除这种做法，正相反，应该留下并且作为教育用。

远航一号

内容很多啊，得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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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是极权主义，还有来自纳粹德国的证据：

谎言的末路——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 解放军报记者 刘丽群

2013年04月01日16:45    来源：环球军事    手机看新闻

1934年由莱尼·雷芬斯塔尔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和1993年以采访90岁的雷芬斯塔尔为内容的纪录片《影像的力量》，再现了1933-1945年间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意志的胜利》如同电影版的《我的奋斗》，当时从思想上带动了很多德国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希特勒认为，他的“第三帝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帝国”、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重新审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的宣传，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深思。

不可饶恕的“成功”

《意志的胜利》使雷芬斯塔尔毁誉参半。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徒聚集在纽伦堡开会期间，希特勒想拍摄一部电影，反映自己如何成功地爬上德国权力顶峰，宣传德国的复兴，他选中了雷芬斯塔尔。这部影片成为电影史上奇特的个案，因为这是由纳粹构思，为纳粹拍摄，内容也是关于纳粹的一部纪录片，并且向历史学家展示了纳粹党是如何通过强大的宣传发展壮大，希特勒又是如何运用他无与伦比又令人恐惧的语言能力来煽动群众，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的。

影片开始时，浓云密布的天空衬托出德国的动乱景象，显示了这是一个正等待创世主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后天空逐渐晴朗。一架飞机穿云破雾，时隐时现，陆地上的群众在仰望和等待。飞机着陆，舱门打开，希特勒从天而降，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纽伦堡——这座具有中世纪风情的都市——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国旗随风飘扬，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驶进。

最后，阅兵场上大批装甲战车整齐地轰隆隆驶过，字幕出现：“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战爆发20年后，德国的苦难开始16年后，新生的德国起步19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再次来到了纽伦堡，检阅忠实的追随者队伍。”

这部影片改变了雷芬斯塔尔的命运。1934年，她受命在纽伦堡拍摄帝国代表大会，希特勒给她提供了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无数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像机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制组，还有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警官机动，全部随时听命于雷芬斯塔尔的调遣，纽伦堡甚至为了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她的摄影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位纳粹官员甚至还把他的豪华别墅提供给摄制组下榻。

希特勒投入如此血本，就是为了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他的愿望实现了，但雷芬斯塔尔的创作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偏离了艺术的方向。1935年，《意志的胜利》首映，影片完全符合纳粹当局的意图，而且艺术精湛，很有美学追求，被纳粹头目们称赞为“杰作”。这部影片的成功，使雷芬斯塔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

对于电影史而言，《意志的胜利》无疑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这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纪录片，把纯粹的政治宣传提高到了一个罕见的艺术高度。影片中出现大量孩子的镜头，军营中孩子的笑脸，游行中争先恐后观看的孩子，儿童军乐队中努力表演着的孩子们……拍摄孩子们对希特勒的喜欢比拍摄成年人对他的崇拜更有说服力，因为孩子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同时，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纳粹旗帜、纳粹标识和希特勒激昂的讲演，都无时不刻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纳粹思想的宣传。

上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在其著名的《世界电影史》中，还曾以遭惨败的国民特有的恐惧心理对这部电影大加挞伐：“《意志的胜利》是一部粗糙而非常夸张的影片”，“狂妄地想把希特勒奉为神明”。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影片中充满了夸张而又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并且不惜运用一切影视效果所能达到的手段，把希特勒塑造成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又是用极其精彩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观众情不自禁一反自己固有的政治理念，对希特勒及其治下的第三帝国心驰神往。但无论毒药经过多么精巧的包装，也依然是毒药，这是“不可饶恕”的成功。

纳粹式宣传

不可否认的是，借助影视作品这一载体，希特勒把宣传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纳粹党宣传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的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在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设置如下部门：宣传局，负责组织反共，反犹，反教会或支持种族纯正的宣传运动，组织各种规模的集会；广播局，负责从政策高度指导并监督德国广播公司；新闻局，负责每日新闻发布与出版；对外局，负责对国外的宣传以影响国外公众舆论；电影局，负责指导和审查影片的制作和放映，其宣传的目的就是“征服民众”。

戈培尔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他的名言是：1.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3.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4.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5.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6.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7.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8.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中央电台。

纳粹宣传家指出，“德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让德国人民“对获得一个新的、更大的德国所具有的伟大和光辉梦魂萦绕”。为此，纳粹的宣传具有一整套指导思想、统治手段、统治网络及运行机制，它的文化机构和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奴役和文化专制主义色彩。

纳粹分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鼓吹“德意志文化”和“民族沙文主义”，崇尚暴力和战争。纳粹宣传者建立的这个以蛊惑人心、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报纸-广播-电影”三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后来被人们视为一种典型的宣传模式，即“纳粹式宣传”。

希特勒强调，宣传是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必须妥善规划，以有效服务于宣传目的。1933年春，戈培尔召集全国报刊、广播和电影界人士开会，公开纳粹德国的宣传政策。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声称宣传者的后面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党领袖代表赫斯在1935年5月总结思想灌输工作时说，在德国，新思想的政治影响不仅扩及政治方面，而且还要扩及到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也就是包括艺术和文学、科学和经济、军队和劳动者、社会和家庭，乃至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或受到这些影响而改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与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他断言，民众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未设想编造大的谎言，是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因此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前夕，也曾指示他的下属去制造谎言：“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宣传的理由，至于是否合乎情理，那无关紧要。对于胜利者，事后人们是不会追究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希特勒和戈培尔都认为，迎合民众的宣传中，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诉诸于情感煽动。戈培尔要求纳粹宣传必须注意到不同对象的心理差异，了解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宣传对象，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不满、痛苦和向往等等，使宣传产生出打动人心的力量。情感煽动的另一个手段是制造一个敌人，他在回答党徒劳希宁关于是否要把犹太人杀绝的问题时曾表示：“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报刊是政治宣传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而德国的广播业则是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于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德国在1933年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的大众收音机，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1082万个，对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纳粹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

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惟妙惟肖地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狐狸”与“刺猬”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尽管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宣传在开始时由于采用了各种说服技巧而显得卓有成效，但最后还是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失败。

极权主义运动能够为人们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乃至娱乐等各方面的解释，还能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各种理由，但对生灵的涂炭，人性和良知的泯灭，以及对宣传不加掩饰的造假，都使人们的观念从被狂热的宣传所扭曲并到最后产生了绝望，这都是宣传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所致，也就是说，被宣传出来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是颠倒的关系。

既然一个国家不能承认错误，那么其现实就像脊梁一样，向意识形态的需要屈服，而被纳粹操控的错位宣传与鼓动的所谓“正确的论点”，又严重地削弱了公众的信心。

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宣传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和已经确定的事实，即新闻不能同人们直接的经验、秩序相矛盾或背离，比如轰炸所造成的损失的报道在受影响的地区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歪曲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正如1942年的一份纳粹党卫军的报告中注意到：“公民们认识到，公共媒体总是提供负面事件的‘官方论点’，其结果是，导致了广泛的公众圈子不再将新闻媒体作为最好的信息来源地。”当公众和领导人都参与进这一公开的“谎言”之中时，也就是当政府告诉公民们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也通常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结果是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依靠谎言而活”的公民，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习惯于在“水下呼吸”，这些被塑造出来的行为都只是表面而非发自内心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传也能欺骗它自己的领导人，有人就此评论说：“简单虚荣心的成份从不应该在解释掌握权力的男人女人之行为中被低估”。有一次，希特勒坐车穿越一些村庄，当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下一个村庄时，等候的人群就增多起来，希特勒看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获得过如此的欢呼：路德。当他骑马穿越这个国家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为他欢呼，就像他们今天为我做的这样！”希特勒告诉他的追随者，没人应该向他抱怨糟糕的士气，因为他们有责任创造出好的士气，因而经过过滤的报道就遵照此方针得以逐级通过了。

有人界定宣传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1928年，戈培尔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做的演讲中就说道：“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希特勒希望纳粹党能提供一种将宗教的力量带到政治舞台上的等价物，因而纳粹党人就有明确运用宗教的主题宣传和对领袖的上帝般的崇拜。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反复提到，有效的宣传措施就是成功的。如果它产生了作用，它就是好的；如若没有，那它就是糟糕的。这一原则只有有限的预言价值，因为它只有在事实之后才适用。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把思想者或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著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尽管由于很多人可能都兼具二者的特性这一缘故而不可能将其严格划分，同时，严苛的外部环境又使很多人选择了做“狐狸”，但是，“刺猬”却是改变的前提和能量，因此，“跨界思维”就是求新促变、改变“政治肌无力”，乃至行动力缺失的一种有效的“防腐剂”。

纳粹的宣传从喧嚣、狂热、不可一世到最后的穷途末路，缺失的是对民族文化的真正认知。一个民族在文化和认知上“归零”重新开始，如此反复等于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若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所长进，就要有对历史记忆有所反思和顿悟。否则，前人的付出就可能付之东流了，如果痛定才开始思痛，思考我们是谁，有过什么样的积累，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尽管有“亡羊补牢”已经晚矣的感觉，但大浪淘沙的历史中，还是会留下金子般弥足珍贵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