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11-26 12:06 编辑
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随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再之后短短数月中，由工农组成的革命军就动摇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彻底瓦解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独裁统治。
那么，革命何以...？
早期的学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视角，借“社会心理学”多认为革命与斗争是病态的，批评革命者不过是被谣言鼓动的“发疯的群众”，又归纳革命的特征是“贫穷、偏激和暴力”。
他们用“社会愤恨”和“相对剥夺-挫折感”等模型描述群众的不断上涨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声称这是暴露了“暴徒的邪恶本能”和“祖传的仇恨”，所谓革命不过是愤怒又胆怯的下层群众在期望破灭后，妄图不劳而获，而破坏社会既得秩序。
在这个语境下，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取决于一战战败后的社会愤恨和报复行为。帝国昨日的光辉和今日的战败之间所形成的剥夺感和不平之意在人群中不断塑造着的恐惧、不满和愤怒，这些情绪聚集在一起导致了革命。
显然，这一论述忽视了更多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将“振臂一呼”转换为“揭竿而起”的不是愤恨或是如此这般的情绪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满和愤恨实际上是社会常量，不能解释涨跌起落的革命形势。愤恨也远不能鼓励俄国人民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也不一定具有巨大的压迫感，而可以是旁观的“良心支持者”。社会怨恨等情绪也无法解释在权威压制强烈或国际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运动和斗争（Doug McAdam 甚至在《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书中做了实证研究，彻底推翻了社会心理学有关革命者“心理异常”的假说）。
其背后所支持的理论更是错得离谱：革命不是病态的，而是“人们对严酷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反之被革命的对象才多半是“病态”的。同时必须强调“偏激”往往是所有运动的一种被夸大的话语框架，而“贫困”是革命目标的一个源头而不是特征，“暴力”就更不是革命者的意图，而是与统治阶级互动过程或用来自卫的产物。
这些偏颇的保守理论和他们的变形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市场，甚至成为了某种统治地位。常听人提到“奴性”， “老百姓还是听话”，又或是什么想像出来的“温良、软弱的民族性”，其本质就是震惊于“为什么在某种苦大仇深的情绪环境下革命还没有爆发？”于是乎，这就形成了一个民粹的悲观的自我感动的逻辑闭环，苦于不断增长的“愤恨、不满和挫折感”而无法行动，而又不断规训“自己是听话的”，再生产着“同胞是奴性的”等话语的合法性。
那么，革命何以...？
列宁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专业组织和动员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认为工人只能自发形成工联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跳脱“经济利益导向”的改良运动，而转向政治实践，列宁创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先锋队。
在《怎么办》中，列宁批判了关于抗争的自发性的局限性，并强调需要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法唤醒革命者。可以说，通过给年轻的“刚刚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想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封建帝制的威权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有效加速了抗争精神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有关“组织性”的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人和”和“地利”的双重意义。“人和”是指主动通过“共识和行动”吸纳和组织知识分子、工农阶层和在动荡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他展示了“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阶级的‘革命大联合’”。人们团结起来的所共享的知识、契约、纪律、激励和信念也能够避免搭便车等消极行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观者变成拥护者和行动者（这一过程将在后文深入讨论）。
“地利”在这段中不仅是指“地理优势”，还包括联盟发展和易于动员的牢靠的地理结构，组织者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地理结构。大量经验性证据证明了地理结构在威权国家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贫民社区，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等等（后来法国改造了城市，拆散了巴黎大学）。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革命者们从会议室进入更广泛的斗争空间，工厂和农村，进行“跨地域联盟”的过程往往需要组织，而高密度的工厂环境依靠其稳定性和邻近性的接触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扩张联盟和组织的不确定性。布尔什维克和工农们频繁而稳定的接触直接促进了团结和信任（如果缺乏频繁接触，工人们多会对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运用这革命遗产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超越3000名韩国学生组建“小组运动”阵营和“地区基础劳工运动”阵营，配合进入工厂工作，帮助工人提高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这一策略被简称为“融工”），试图将劳工斗争引向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通过数千个地方性组织建立的规范和信任使全国各地的学生能够动员起来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进行高风险的对抗（这一过程在《韩国工人》中有详细描述），并最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然而，当这一策略被不加区分地机械地应用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毫不估计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实际造成了很多问题和无谓的牺牲。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发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宁（1921）自己所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危险是夸大的革命主义，忽视了革命方法是适当的和可以成功运用的限度和条件。”
列宁所处的封建帝制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指国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可其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指吸纳、建构、统治社会的能力）却远远小于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封建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生活（例如税收混乱，皇权不下乡？），而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吸纳能力，行政效率和渗透权力完全统治了社会，使得任何独立组织都成为了高风险的冒进左倾行为。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被挤压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为了避免被渗透，组织的属性会变得“诡异”起来：或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成为机会主义或表演性质；或是因为无法行动，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无力应对新的变化；或是等级森严，极度排他。上述的特点在德国社民党，王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红色旅都可以看到，而这些组织属性实际对革命的萌发并无帮助。
。。。
（未完，全文在这里：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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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6 03: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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