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11-30 04:54 编辑
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把整个机制暴露出来,也不是把银行垄断者的所有阴谋暴露出来,而是以有利的方式介绍它们。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
世纪之交的挑战
二十世纪初,俄罗斯82%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欧洲各省。在1.257亿总人口中,仅有13.4%的人居住在城市。出生率相当高,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9岁以下。到1914年,尽管资本投资、工业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比例大幅增加,但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并没有减少。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渗透的深度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是一个由140个民族组成的大陆大小的帝国。在仔细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当代哲学-智力成果之后,这种情况就更容易接近了,没有这些,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分析性地掌握俄国革命的历史。
从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即从1861年的农民改革开始,知识分子生活中受教育者话语的基本问题是俄国新发展的、专制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从赫尔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科瓦列夫斯基到克柳切夫斯基,从马克思到年轻的列宁,移民作家和本地作家都在参与理解俄国新的发展形式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信念进行政治推断。
从19世纪90年代到俄国第一次革命,基本问题可以归纳为:在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的撮合下,资本主义的新进展的参数是什么?这个问题中还包含另一个问题:“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在俄罗斯的两个主要城市及其周边更大的地区,以及在繁荣的、高利润的采矿区,重工业的激增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关于新制度所提供的前景的思考。毕竟,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正在松动,这个过程被觉醒的少数民族的愿望加速了。
考虑到资本主义高涨的自然后果——城市的肮脏、农业缓慢但资本主义的转型、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失业的扩大、卖淫、贫困和犯罪的扩散——可以得出一些推论。俄罗斯社会已经存在的敌意显然被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所加剧,它的资产阶级民主目标和部分结果。这包括合法政党的出现、“沙皇宪法”、杜马、为土地而挨饿的农民、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的贵族和大地主贵族。因此,统治专制的危机可以表现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现代劳工运动的革命活动所承担的新问题。这一危机的解决是历史进程所要求的。
第一次俄国革命表达了新的发展形式的所有基本矛盾:帝国政治的失败,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性失败(这暴露了帝国的军事弱点),以及日益绝望的社会问题从内部危及社会和政治团结。有传统的社会抵抗形式,如饥饿起义、农民抢夺土地和罢工。同时,还有苏维埃的建立和工人的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可以看到事件的某种动态发展。随着专制框架的削弱,社会民主运动的许多分支都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革命。此时,随着革命的日益激进化,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成为可能。
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发展中的矛盾被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1)新的专制制度;(2)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和俄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替代方案;(3)农业土地分配和工业发展的政治解决方案。这最后一个问题确定了革命工人阵线的内部冲突。 尽管1907年革命目标的彻底失败促使立宪-君主制的资产阶级解决方案进入受教育社会,但俄罗斯知识界在如何想象这种“婚礼”上存在分歧。回归专制的知识分子,如以路标转换派为中心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别尔嘉耶夫、斯特鲁维、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人),试图在宗教哲学的外衣下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与俄罗斯的国家地位、霸权(derzhavnosti)、俄罗斯东正教和君主制结合起来。米留科夫的立宪民主党中面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幻想着君主立宪。极右翼的“黑色百人团”——他们的焦点迷失在遥远的过去——希望通过恐怖和暴力来支持“君主主义的复兴”。也就是说,他们想用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工具来动员群众,并“彻底消灭”社会民主。所谓的十月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右派,作为俄国资产阶级本质上的特殊性的表现,不愿意放弃他们与沙皇和大地主贵族的密切“盟约”。农民党内的人,也分为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人和反君主主义的恐怖分子。
这些发展、争论和斗争也反映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各种运动之间的持续冲突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这些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人物。在这一理论工作的中心,站着他日益分化的结论,即俄国不可避免地处于革命的边缘,这将塑造世界的未来。 列宁的思想路线、历史分析和理论论证,以及其他许多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著作和调查,在内部和方法上形成了一个凝聚的整体。尽管在他的分析过程中,政治事件和目的具有相当的分量。然而,直接的政治关注并没有对他的思想和理论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有时,事实上,它们起到了启发的作用。他的调查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一致性令人惊讶,因为列宁甚至还没有完成他的大学教育,就已经从他对马克思的第一次研究中走了出来。他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在1891-1892年左右对俄国征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什么是资本?其本质包括什么?是否有一个合理的替代方案?以任何方式恢复传统社会是否可能?这些问题在当时必须被提出来,以反对民粹派和所有将资本主义视为独立于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历史条件之外的东西的运动。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进展,引发了俄国科学思想史上的哥白尼式转折,特别是反抗专制制度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列宁在政治理论和组织领域的思想是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经济、理论和政治研究而有机形成的。这种分析“产生了”新的无产阶级类型的群众运动,以及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规划。 通过对制度的分析,人们逐渐认识到,敌人不是沙皇或资本家的个人,而是沙皇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本身,以及其非个人化的社会条件、复杂的社团网络和全部有区别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关系。推而广之,这种认识导致了对工人运动价值的欣赏和对俄罗斯恐怖行动传统的摒弃。
二十岁的列宁已经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制度的特点和存在规则不被揭示、不被理解、不被公开辩论,怎么可能成功地与之斗争?这位年轻人接受了黑格尔的格言:当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奴性时,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了。
与民粹主义决裂
列宁在完成其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初稿时,还不到二十三岁。这些早期的著作和其他评论、文章、讲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该书对民粹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方法进行了确凿的反驳——根据列宁后来的交流,这些都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准备性工作。这本书是他在俄罗斯经济史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以真正的专业科学方法编写的唯一历史文本。这些科学调查在列宁的政治和理论思想的结晶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只需记住,这部作品的写作在监狱中是如何彻底地占据了他的心,其中的章节完全出现在他的身上,以及他在流放时是如何首先向他的家人索取他作为源文本的专业书籍。
虽然列宁有法律文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认真学习农业和统计学领域的知识外,他还获得了经济学、历史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知识。在他的研究中,他有意识地努力将专门的科学方法论和知识与马克思应用的经济和历史理论和方法联系起来。列宁把旧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历史和科学方法抛在脑后。这些都是他批评这个时代的某些学者的狭隘性的理由,那些狭隘的经验主义方法脱离了其他科学和理论,把整个系统排除在考虑之外,把“分割”和“单一性”提高到绝对地位。
年轻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已经在他处理V.E波斯尼科夫的农业历史卷的早期笔记中显示出来。他能感觉到,如果一个特定的主题——例如农民问题——被“人为地”从整个参考系统中抽取出来,“就会失去代表性的完整性”。列宁使用经济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混合方法,将农民农业的性质和关系体系置于整个资本繁荣体系的背景下,以便在概念上抓住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在所有的意识中都努力重现所研究事项的真实历史和社会学背景。
他对资本主义的早期概念化也是从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特定历史形式中脱胎出来的,而劳动分工的特定形式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他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经济”,其中与资本、增值生产、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是主导性的社会关联。他看到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市场上的竞争将人本身、人的劳动转变为一种普通商品(雇佣劳动者)。他考虑到了这个系统,他在年轻时就已经把这个系统解释为一个世界性的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形式。
列宁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概述的一般经济和社会理论,并利用其连贯的概念体系来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因素及其普遍发展的趋势。各种政治流派终于可以找到与列宁方法的联系,而不是与数十年来主导俄国反对派思想的民粹主义世界观不同。当然,不仅仅是列宁,还有其他一些革命作家也在猜测这些问题。
例如,与列宁一起被捕的马尔托夫,在1896年身陷囹圄时,开始对民粹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第二年,它被发表在第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世界》上。马尔托夫认为他和列宁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是意识形态上的,因为列宁把“19世纪90年代的衰落的民粹主义”与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的民粹主义相比较,而马尔托夫本人“认真地追溯了正统民粹主义的整个演变过程”,并仔细研究了“拒绝各种‘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乌托邦运动与它的改革主义倾向的适应性机会主义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列宁主要是在研究民粹主义的经济观点。
《人民之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政治性。在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方面,它强调单纯的“收集材料”和“对现象的简单描述”是旧的科学方法的最糟糕的遗产之一。在列宁的解释中,最接近科学新概念核心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商品体系如何发展,以及俄国农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即使是《什么是“人民之友”》的引子也极为有趣。在马克思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一般的社会,而马克思谈论“现代社会”的原因是什么?“现代”的概念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他以什么标准将这个现代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
在这里,列宁勾勒出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概念(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强调了社会结构的经济预定性。除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外,他对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的具体转变,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结构感兴趣。与民粹派相反,列宁证明了“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在“第二条战线”上加入了反对自由主义方法(主要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方法)的战斗,后者当时仍然以民粹主义为理由,告诉当代读者,在俄国“没有无产阶级”,但它自己的制度即将诞生。
从理论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列宁认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分化,这可能与农村雇佣劳动的蔓延直接相关。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农民在重要的农业地区甚至经常不使用分配给他的土地(在村社中作为土地所有者“属于他”)。由于缺乏耕种土地所需的工具,他将土地出租或因其他原因而与土地疏远。列宁寻找了农民在资本主义竞争和一般生产中的广泛分化以及技术发展的原因。“大批非农户的出现及其数量的增加,是由农民中的经济利益斗争决定的”。这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生产成本,这是随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出现的。
在研究农民分化原因的过程中,列宁得出了市场经济的问题。“在农民中产生经济利益斗争的根本原因是存在着市场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器的制度”。在他的第二部作品《论所谓市场问题》中,他把农民的分化问题和市场经济的形成结合起来。
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在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方面和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方面。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否必要?”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历史的土壤已经从民粹主义的脚下彻底滑落,民粹主义者没有能力理解为什么尽管他们的社会阶层一贫如洗,俄罗斯农民仍然“沉默”。也就是说,它为什么不听自以为有号召力的民粹主义“传教士”的救国理想呢。
从政治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列宁认为,最有害和最幼稚的民粹主义偏见是把贫穷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对立起来。这个科学和理论问题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在沙皇帝国没有根基,那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不适用于俄国。列宁的学术工作完全集中在反驳这一论点上。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面前,旧的、自然的经济体系仍然会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认为,民粹派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特征——交换——视为一个机会问题,“而不是经济中一个特定的、确定的系统”。
因此,按照他的方法,列宁没有把贫穷看作是制度的异常现象,而民粹派则把它看作是某种可以补救的“意外”。市场经济、资本的积累、集中和渗透到一切的市场竞争,再加上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资本主义劳动分配结构中过时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危机的后果,这个系统不时地削弱了拴在这个结构上的数百万人的生存能力。当民粹主义者把市场问题与道德联系起来时,他们把注意力从这个系统的真正性质上引开了。与此相反,列宁关注的是结构转型和社会中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这个过程——目前的说法是结构调整——是以联合农民阶级、村社的解体为条件的。
在他最早的著作中,他已经发现了不“属于那里”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他后来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mnogoukladnosti)。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他主要以政治为目的,论述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他对1861年改革后徭役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分析代表了作品中完全成熟的部分。甚至在书名中,他已经预示着随着内部市场的拓宽,制造业消除了前资本主义农村俄罗斯的孤立状态。农民——在1861年改革之后,可以说没有了土地——通过继续与农业挂钩而成为无产者,这一事实被证明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现象,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列宁对自由主义的论战不断涌现,从根本上促进了他立场的分化。自由主义的第一批盟友——无论是斯拉夫主义的民粹派还是西方派——都出现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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