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六）侵略和掠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口落後與貧困的根源

　　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自由競爭在壹個國家內部所引起的壹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批駁自由貿易的信徒在這個問題上散布的詭辯，這些詭辯的價值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壹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妳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稟賦吧。

　　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裏連壹棵咖啡樹、壹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50年，那裏連壹點咖啡、壹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稟賦競爭。而這個自然稟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壹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758頁。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壹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壹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裏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裏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征，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壹段話壹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壹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壹點東西，付出最後壹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壹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壹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盡管所有這壹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復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壹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壹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壹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6月7日—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總之，壹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壹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壹種彈性，壹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壹方面，機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機使棉花生產增加。另壹方面，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機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外國的殖民地化，而這些外國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羊毛產地。壹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壹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壹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壹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壹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0—861頁。

　　關於基督教殖民制度，有壹位把基督教當做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壹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

　　荷蘭——它是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壹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西裏伯斯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壹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種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西裏伯斯島的秘密監獄中。壹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望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秘密監獄，壹座比壹座恐怖，裏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欲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著鐐銬，被強行和家人分離。”

　　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1641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支付21875鎊賄款而進行“節欲”，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裏，那裏就變得壹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巴紐旺宜省在1750年有8萬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862頁。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價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參與這種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術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像雨後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壹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

　　……根據壹個呈報議會的報表，從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600萬鎊！在1769年到1770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價就拒不出售的辦法制造了壹次饑荒。

　　在像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種植殖民地，以及在像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豐富人口稠密的國家裏，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壹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壹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2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壹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後，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壹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100鎊，每俘獲壹個男子得105鎊，每俘獲壹個婦女或兒童得55鎊，每剝壹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數十年後，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清教徒前輩移民的叛逆的子孫進行了報復。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用警犬捕殺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以及由市場壟斷所引起的成倍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裏轉化為資本。第壹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1648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2—864頁。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後壹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誇耀壹切當做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壹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做英國國策的勝利而倍加贊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裏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只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種買賣。英國獲得了到1743年為止每年供給西班牙美洲4800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不列顛的走私提供了公開的掩護。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贊揚奴隸貿易的平達；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著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浦用於奴隸貿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采用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化為壹種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雇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制作為基礎。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壹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壹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壹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壹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9—871頁。

　　另壹方面，至於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是因為在那裏，由於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壹般較高，由於使用奴隸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5頁。

傑瑞米柯賓

增長的生產力是拿破侖作戰方法的前提；新的生產力同樣是作戰方法上每壹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歐洲戰爭中，鐵路和電報壹定會給有才幹的將軍或陸軍部長壹個采取全新的戰法的機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的逐漸增多，同樣也提供了征集數量更為眾多的兵員的可能性。如果法國的人口不是2500萬而是3600萬的話，那麼總人口的5%就不是125萬人，而是180萬人。在這兩種情況下，文明國家的實力與野蠻國家的相比，都相應地增強了。只有文明國家才有龐大的鐵路網，那裏的人口增長迅速，比如與俄國相比要快壹倍。所以說，所有這壹切計算都證明：西歐對俄國的長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來越不可能。

　　但是，隨著階級的消滅而產生的新的作戰方法，其力量並不在於隨著人口的增多，壹個國家可動員的5%將成為壹個越來越大的數字；而只能在於可服兵役的人數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說，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歲到30歲甚至到40歲的壹切健康的男子）的壹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說俄國若不在其國內壹切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上，首先是在生產上進行徹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動員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麼德國和法國若不在生產上進行革命，並使生產增加壹倍以上，也同樣不能把它們可以動員的力量由5%增加到12%。只有通過機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勞動生產率比現在增加壹倍，才能使從生產中解脫出來的人數增加壹倍，而這也只能維持壹個較短的時期，因為從來沒有壹個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這個5%的比例。

　　恩格斯：《1852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條件與前景》（1851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334頁。

　　結果，隨著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興起，壹切工業品的生產便落在德意誌人移民的手裏，這些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完全被猶太人所壟斷，而這些猶太人，如果說他們屬於什麼民族的話，那麼在這些國家裏，他們當然與其說屬於斯拉夫人，不如說屬於德意誌人。整個東歐的情形都是如此，雖然程度略輕。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業者、小商人、小廠主都還是德意誌人，而放債人、酒店老板和小販（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國家，這種人是非常重要的）則大多數是猶太人，他們的母語是壹種訛誤百出的德語。在邊境各斯拉夫人地區，德意誌人的重要性隨著城市和工商業的發達而增加，而當事實表明幾乎壹切精神文明都必須從德國輸入時，他們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繼德意誌商人和手工業者之後，德意誌牧師、教員和學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業。

　　最後，侵略軍的鐵蹄或審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僅跟隨在由於社會發展而發生的緩慢的但是肯定無疑的非民族化過程的後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從第壹次瓜分波蘭以後，由於把官地賣給或賜給德意誌殖民者，由於獎勵德意誌資本家在這些混居地區建立工業企業等等，以及由於經常對該地波蘭居民采取極端橫暴的手段，西普魯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頁。

　　按照這個觀點，德意誌人在羅馬時代他們所占據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以及後來他們從羅馬人那裏奪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不是由村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組成的，這種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幾代人，耕種著相應的地帶，並和鄰居壹起，作為共同的馬爾克來使用四周的荒地。在這種情況下，塔西佗著作中談到更換耕地的那個地方，實際上就應當從農學意義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種另壹個地帶，而將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拋荒。由於人口稀少，荒地總是很多的，因此，任何爭奪地產的糾紛，就沒有必要了。只是經過數世紀之後，當家庭成員的人數過多，以致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共同經營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這種家庭公社才解體；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後正在形成的單個農戶之間實行分配，這種分配起初是暫時的，後來便成為永久的，至於森林、牧場和水域則依然是公共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0頁。

　　據塔西佗說，德意誌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們從凱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壹個關於各德意誌民族人數的大致概念；他認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濟佩特人和鄧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共為18萬人。因而，每個民族大約有10萬人，這已經大大超過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時代的總數，那時易洛魁人不到2萬人，但已成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個地區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較確切的民族試著劃分壹下，那麼每壹個這樣的民族在地圖上所占的面積平均約等於普魯士的壹個行政區，即約為1萬平方公裏，或182平方德裏。但是，羅馬人的大日耳曼尼亞，直到維斯瓦河為止，占有依整數計共50萬平方公裏的面積。如果壹個民族的平均人口為10萬人，那麼整個大日耳曼尼亞的人口總數，應達500萬；對於野蠻時代的民族集團來說，這是壹個很大的數目，而就今日的情況來說——1平方公裏10人，或平方德裏550人——這是極其微小的數目。但是這並不包括生活在那個時候的全部德意誌人。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著哥特系統的德意誌民族——巴斯塔爾人、佩夫金人等等——，它們的人數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認為他們是德意誌人的第五個大系統，而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經替馬其頓王柏修斯做過雇傭兵的德意誌人，還在奧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進到阿德裏安堡附近了。假定他們的人數只有100萬人，那麼到公元初，德意誌人的大概數目，就至少有600萬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5—166頁。

　　德意誌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解體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泰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護關系（依附制度）進壹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200年後的十字軍征討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誌人究竟是用了什麼神秘的魔法，給垂死的歐洲註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虛構的那樣，德意誌種族天生有壹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誌人，尤其在當時，是壹個天資高的雅利安族系，並且正處在生機勃勃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175頁。

　　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就我們現有的資料來判斷，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所以現在我們就從這壹階段開始。

　　這壹階段應當以美洲紅種人為例；在這壹階段上，我們發現氏族制度已經完全形成。

　　壹個部落分為幾個氏族，通常是分為兩個；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最初的氏族每壹個又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對這些女兒氏族來說，母親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幾個部落，在其中的每壹個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聯盟至少是在個別情況下把親屬部落聯合在壹起。這種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狀態完全適應的。

　　它無非是這種社會狀態所特有的、自然長成的結構；它能夠處理在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內部壹切可能發生的沖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7頁。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較稠密，在這種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壹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森林。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並制作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婦女管家，制備衣食——做飯、紡織、縫紉。男女分別是自己活動領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婦女是家裏的主人。男女分別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婦女是家內用具的所有者。家戶經濟是共產制的，包括幾個、往往是許多個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產：如房屋、園圃、小船。所以，在這裏，而且也只有在這裏，才真正存在著文明社會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捏造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還依恃著的最後壹個虛偽的法律借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壹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壹個民族或壹個時代的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1頁。

傑瑞米柯賓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壹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壹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在這裏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頁。

　　簡單說來，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國工業史，這是人類編年史中的壹部無與倫比的歷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壹樣，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簡單的工業，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壹樣了：有居民達250萬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廠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給產品而且幾乎全都是用極復雜的機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勞智慧的稠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從事工業，他們是由完全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可以說，組成了壹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習慣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像政治革命對法國，哲學革命對德國壹樣。1760年的英國和1844年的英國之間的差別，至少像舊制度下的法國和七月革命的法國之間的差別壹樣大。但是，這種工業變革的最重要的產物是英國無產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機器的使用如何促使無產階級誕生。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湧入城市。人口急劇增長，而且增加的幾乎全是無產者階級。此外，愛爾蘭只是從18世紀初才進入了安定狀態，這裏的人口過去在騷亂中被英國人殘酷地屠殺了十分之壹以上，現在也迅速增長起來，特別是從工業繁榮開始吸引許多愛爾蘭人到英格蘭去的那個時候起。這樣就產生了不列顛帝國的大工商業城市，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屬於工人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只是壹些小商人和人數很少很少的手工業者。新的工業能夠獲得重要意義，只是因為它把工具變成了機器，把作坊變成了工廠，從而把中間階級中的勞動者變成了工人無產者，把以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它排擠了小的中間階級，並把居民的壹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在狹義的工業範圍之外，在手工業方面，甚至在商業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師傅和幫工；手工業變成了工廠生產，嚴格地實行了分工，小的師傅由於沒有可能和大企業競爭，被擠到了無產者階級中去。同時，由於迄今為止的手工業生產被廢除，由於小資產階級被消滅，工人已沒有任何可能成為資產者。以前，他們總還有希望作為有固定住所的師傅自己開壹個作坊，也許日後還可以雇幾個幫工；可是現在，當師傅本人也被廠主排擠的時候，當獨立經營壹個企業必須有大量資本的時候，工人階級才第壹次真正成為居民中的壹個固定的階級，而在過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資產階級的過渡。現在，誰要是生為工人，那他除了壹輩子當無產者，就再沒有別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現在無產階級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運動。

　　這樣就形成了龐大的工人群體，他們現在布滿了整個不列顛帝國，他們的社會狀況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註意。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2—403頁。

　　上面已經指出，工業如何把財產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它用這些資本來建立龐大的企業，從而使從事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破產，它用這些資本來使自然力為自己服務，以便把個體手工業工人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小工業創造了中間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並把中間階級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但是，這只是為了有朝壹日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實是，“美好的舊時代”的人數眾多的小中間階級已經被工業摧毀，從他們當中壹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壹方面又分化出貧窮的工人。

　　但是工業集中化的趨勢並沒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資本壹樣集中起來；這很自然，因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壹筆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廠主使用，廠主以工資的名義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求許多工人在壹個建築物裏共同勞動；他們必須住得集中，甚至壹個中等規模的工廠附近也會形成壹個村鎮。他們有種種需求，為了滿足這些需求，還需要其他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裏來了。村鎮的居民，特別是年輕壹代，逐漸習慣於工廠勞動，逐漸熟悉這種勞動；當第壹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就業時，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裏來。於是村鎮變成小城市，小城市變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這裏就越有利，因為這裏有鐵路、運河和公路；挑選熟練工人的機會越來越多；由於附近的建築業主和機器制造廠主之間的競爭，在這種地方開辦新企業就比偏遠地區花費要少，因為在偏遠地區，建築材料和機器以及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都必須先從別處運來；這裏有顧客雲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裏同提供原料的市場和銷售成品的市場有直接的聯系。這樣壹來，大工廠城市的數量就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不過，農村同城市相比也有優勢，那裏的工資通常比較低。

　　於是農村和工廠城市不停地競爭，今天優勢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的工資又降低到在農村開辦新工廠可以獲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工業集中的趨勢依然保持強勁的勢頭，而在農村建立的每壹個新工廠都包含工廠城市的萌芽。如果工業的這種瘋狂的活動還能這樣持續100年，那麼英國的每壹個工業區都會變成壹個巨大的工廠城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就會在沃靈頓或牛頓壹帶相互毗連。人口的這種集中也完全以同樣的方式發生在商業中，因此，像利物浦、布裏斯托爾、赫爾和倫敦這樣幾個大港幾乎壟斷了不列顛帝國的整個海上貿易。

　　因為這些大城市的工業和商業發展得最充分，所以這種發展對無產階級造成的後果在這裏也表現得最明顯。在這裏，財產的集中達到極點；在這裏，美好的舊時代的習俗和關系最徹底地被摧毀；在這裏，人們已經走得這樣遠，以致連美好的老英國這個名稱也變得無法想象了，因為老英國甚至在祖父母的回憶和故事中也聽不到了。在這裏，只有壹個富有的階級和壹個貧窮的階級，因為小資產階級壹天天地消失著。小資產階級，這個過去最穩定的階級，現在成了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是舊時代的少數殘余和壹些渴望發財的人，十足的實業投機家和投機商，其中或許有壹個人可以致富，但同時會有99個人破產，而這個人中壹多半只是靠破產生存。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407頁。

　　如果壹個人傷害了另壹個人的身體，而且這種傷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這叫做殺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這種傷害會致人以死命，那麼我們就把他的行為叫做謀殺。但是，如果社會把成百的無產者置於這樣壹種境地，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害壹樣的橫死，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上萬人的必要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於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會利用法律的鐵腕強迫他們處在這種條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來臨為止，如果社會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成千上萬的人壹定會成為這些條件的犧牲品，而社會還讓這些條件存在下去，那麼，這也是壹種謀殺，和個人所進行的謀殺是壹樣的，只不過是壹種隱蔽的、陰險的謀殺，這種謀殺沒有人能夠防禦，表面上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為謀殺者是所有的人，同時又誰也不是，因為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為這與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職。但這仍然是謀殺。我現在就來證明：英國社會每日每時都在犯這種英國工人報刊合情合理地稱為社會謀殺的罪行；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壹種境地，使他們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長久；英國社會就是這樣不停地壹點壹點地葬送了這些工人的生命，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我還必須證明：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麼有害，卻壹點也不設法來改善這種狀況。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當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獻、議會報告和政府報告來確定殺人的事實時，這壹點就得到了證明。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409頁。

　　如果說這壹切原因已經在工人階級中引起了大量的頹廢墮落現象，那麼，另外還有壹個原因使這種頹廢墮落現象更加嚴重，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國資產階級作家們正在因大城市的傷風敗俗的影響而大聲疾呼，——這些高唱反調的耶利米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壞，而是城市的繁榮。艾利生郡長幾乎把壹切都歸咎於這個原因，《大城市的時代》壹書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種對工人的身體和精神起破壞作用的原因，都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直接的聯系。假若這些作家說，貧窮、生活無保障、過度勞動和強制勞動是主要的原因，那麼所有的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就得對自己回答說：既然這樣，我們就給窮人們財產吧，我們就保障他們的生活吧，我們就頒布禁止過度勞動的法律吧。但是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這樣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發展起來的，人們完全是自願遷居到那裏去的；同時現在也還沒有立刻得出結論說，創造大城市的只是工業和靠工業發財的資產階級；於是統治階級很容易就把壹切災難都歸咎於這個看起來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實際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處於萌芽狀態的災難迅速而全面地發展起來。艾利生至少還保有相當的人性，他還承認這種災難；他並不是壹個完全成熟的工業資產者和自由黨人，而只是壹個半成熟的資產者和托利黨人，所以真正的資產者完全看不見的東西他有時還能看得清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4頁。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壹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壹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的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壹個擁有統壹的政府、統壹的法律、統壹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壹的關稅的統壹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壹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頁。

　　然而，德國國民生產的高漲仍然趕不上其他國家生產高漲的步伐。農業遠遠落後於英國和尼德蘭，工業遠遠落後於意大利、佛蘭德和英國，而在海外貿易中，英國人，尤其是荷蘭人已經開始排擠德國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國境內，文明的景象僅僅散見於幾個工商業中心及其周圍地區；就是這幾個中心，利益也極不壹致，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共同點。南部的貿易聯系和銷售市場同北部毫不相同；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任何往來。

　　沒有壹個城市像英國的倫敦那樣發展成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的全部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以及由奧格斯堡和紐倫堡經過科隆到尼德蘭、經過愛爾福特到北方的幾條通商大道。壹些較小的城市遠離內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之外，沒有受到任何外來影響，繼續在中世紀末期的生活條件下艱難度日，很少需要外來商品，也很少輸出商品。在農村居民中，只有貴族才同外界保持較為廣泛的接觸，才會產生新的需求；農民群眾從來不曾逾越最鄰近的地方關系，他們的視野也從來沒有超出與此相應的地方範圍。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2頁。

傑瑞米柯賓

（三）城市人口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壹來，它壹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壹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通過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同時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並在壹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應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像在工場手工業中壹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的手段、剝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貧窮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像在城市工業中壹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壹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壹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壹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580頁。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壹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應地越要聚集在同壹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頁。

　　壹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泰恩河畔紐卡斯爾，是壹座僅次於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裏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紐卡斯爾和蓋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於絕對有害公益，根據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2頁。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於租地集中、耕地轉化為牧場、采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些現象是同時發生的。壹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裏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於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莊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趕走是相適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搖籃。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壹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摧毀了他們最後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壹方面，農村中盡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種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獲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壹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並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只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年齡不斷下降。壹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壹種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並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種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壹是所謂的幫夥制度，這種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96—798頁。

　　（四）農村人口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體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於封建制度的解體而被趕出土地的農村居民開辟了新的生產領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4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壹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壹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機器目前只是潛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種更大的面積，但是並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186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機器制造的人數總計有1034人，而在蒸汽機和工作機上幹活的農業工人總共只有1205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五）人口增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

　　這樣壹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斷被分割，生產工具即土地則相應地昂貴，土地肥力則相應地下降，農業則相應地衰落，農民的債務則相應地增加。而且，本來是結果的東西，反而成了原因。每壹代人都給下壹代人留下更多的債務，每壹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生活，抵押貸款又產生新的抵押貸款，所以當農民不能再以他那壹小塊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債時，即不能再讓土地擔負新的抵押權時，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貸者的手中，而高利貸的利息也就越來越大了。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頁。

　　壹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裏，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壹個工場內的密集。

　　但是人口密度是壹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壹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到現在（反谷物法同盟）。——隨著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壹句話，必然要有公共機構，從而也就必然要有壹般政治。在這裏，居民第壹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範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壹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壹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這裏，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是淩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只要這種力量還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會存在下去。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壹，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壹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557頁。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佛蘭德——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國家，例如在英國和法國，工場手工業最初只限於國內市場。除上述前提外，工場手工業還以人口特別是鄉村人口的不斷集中和資本的不斷積聚為前提。資本開始積聚到個人手裏，壹部分違反行會法規積聚到行會中，壹部分積聚到商人手裏。

　　那種壹開始就以機器，盡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過去農民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著而在鄉村中附帶從事的織布業，是由於交往的擴大才獲得了動力並得到進壹步發展的第壹種勞動。織布業是最早的工場手工業，而且壹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隨著人口增長而增長的對衣料的需求，由於流通加速而開始的自然形成的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並由於交往逐漸擴大而日益增長的對奢侈品的需求，——所有這壹切都推動了織布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使它脫離了舊有的生產形式。除了為自身需要而壹直在繼續從事紡織的農民外，在城市裏產生了壹個新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產的布匹被用來供應整個國內市場，通常還供應國外市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1頁。

　　在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裏，各國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關系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由於流通的金銀數量很少，這些金屬是禁止出口的；另壹方面，工業，即由於必須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從國外引進的工業，沒有特權不行，當然，這種特權不僅可以用來對付國內的競爭，而且主要是用來對付國外的競爭。通過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會特權便擴展到全國。關稅產生於封建主對其領地上的過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稅，即客商交的免遭搶劫的買路錢。後來各城市也征收這種捐稅，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這種捐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頁。

傑瑞米柯賓

壹般說來，工廠法影響所及的工人居民的體格都大大增強了。醫生的所有證詞在這壹點上都是壹致的，我根據自己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親身觀察，也確信這壹點。盡管如此，並且即使撇開初生嬰兒的驚人的死亡率不說，格林豪醫生的正式報告還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狀況的農業區”相比，工廠區的健康狀況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報告中的下列統計表作為證明：

　　續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我們可以把社會總資本每天所使用的勞動看成壹個唯壹的工作日。例如，如果工人人數為100萬，壹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為10小時，那麼社會工作日就是1000萬小時。在這個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條件還是由社會條件決定，只有工人人數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價值量才能增加。在這裏，人口的增加形成社會總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學界限。反之，在人口數量已定時，這種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長來決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6頁。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壹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絕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壹種情況是，積累由於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制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價格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於、高於還是等於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壹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價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像是由後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

　　用數學上的術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機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裏得出結論說，物價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價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有這樣壹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與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壹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少，在另壹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5—716頁。

　　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並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壹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壹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壹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壹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壹事實，在另壹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頁。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壹起；在另壹些部門，資本時而在壹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壹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壹起，而不管這種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太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壹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也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壹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壹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壹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壹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壹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壹。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29頁。

　　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那時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壹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壹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癥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壹經投入壹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壹樣，社會生產壹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壹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9—730頁。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於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褊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壹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裏，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16年或18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壹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後，就恰如其分地以壹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人口”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廠主增大妳們必須借以生存的資本，為妳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妳們必須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妳們的人數同生產資料相適應。”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

　　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壹支不以這種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壹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他的工資增加，——即使勞動價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壹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壹定量的勞動。在後壹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壹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壹同增長。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0—732頁。

　　所以，在積累的過程中，壹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壹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遊離，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壹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壹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壹樣，是由同壹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壹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像其他壹切規律壹樣，這個規律的實現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頁。

　　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的愚蠢是很清楚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制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

　　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他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這壹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壹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壹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但是，壹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壹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壹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壹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744頁。

傑瑞米柯賓

（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鄉村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壹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是活躍，越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當時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沖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發生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裏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300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100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壹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壹方面，壹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走向滅亡。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壹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唯壹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壹切傳統的血緣關系、宗法從屬關系、家庭關系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頁。

　　大工業使我們學會，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幾乎到處都可以造成的分子運動轉變為物體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存在於鄉村，那麼蒸汽力卻決不是必然存在於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才使它主要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

　　但是這樣壹來，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就同時破壞了自己的運行條件。蒸汽機的第壹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壹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較幹凈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所有的水都變成臭氣熏天的汙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關於這壹過程，可以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詳細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裏，壹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壹個統壹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三）城鄉的對立及其消滅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壹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壹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身重復同壹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壹個基本條件。他們兩人都主張人口應該分成1600—3000人的許多集團，分布於全國：每個集團居住在他們那個地區中央的壹個巨大的宮殿中，共同管理家務。雖然傅立葉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個到五個這種相互毗連的宮殿組成的。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而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著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中，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盡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要求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盡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力，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從事每壹種勞動的“活動時間”（用傅立葉的話說）不過長的辦法來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觀念，即似乎壹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註定要從事某壹種物品的生產；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據說對從事恰恰是這壹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癡”傅立葉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較，即使同“粗陋、無力而貧乏”的歐文的最貧乏的觀念相比較，還完全被分工奴役著的杜林先生也是壹個妄自尊大的侏儒。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壹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壹方面，生產勞動給每壹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壹種負擔變成壹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9—311頁。

　　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壹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壹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而且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於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1883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七 人口與資本主義發展

　　（壹）流動人口

　　現在我們來考察壹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裏，時而調到那裏。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壹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它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它紮營的附近地區。在像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企業主本人通常為自己的軍隊提供壹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種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做產業士兵又當做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木棚裏各有壹個、兩個或三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兩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

　　……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於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壹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價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壹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在這裏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開采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壹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償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構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種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四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他們是原來的礦工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裏也像其他壹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壹樣，地租很高。因此，采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盡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壹旦附近又開鑿新礦井或者重新開采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壹起作用的著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開支，資本家壹概實行“禁欲”。

　　……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沖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受辱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廠的危險機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采取安全措施，對此壹概實行禁欲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5—768頁。

　　（二）工業人口

　　壹般說來，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壹方面，經驗向有頭腦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麼迅速多麼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於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盡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盡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0—311頁。

傑瑞米柯賓

（六）勞動和教育

　　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裏，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裏，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壹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壹天比壹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壹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頁。

　　可見，未來的國民學校只不過是稍微“完美”壹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在那種學校裏，希臘文和拉丁文被更為純粹些和實用些的數學，特別是被現實哲學的諸要素所代替，而德語教學又倒退到已故的貝克爾時代，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級的程度。事實上，“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麼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壹切領域中現在都已被我們證實是十足小學生的“知識”，或者確切地說，這些“知識”經過事先徹底“清洗”以後留下來的東西，不能全部“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因為杜林先生的知識實際上從來沒有脫離過這壹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既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因此，這壹點也被他照例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脫離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失去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壹個教學上的用途：可以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變革家是什麼也不願意知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這種空泛的無內容的清淡，同《資本論》第508—515頁上所說的壹比，真是可憐到了極點，在那裏馬克思發揮了這樣的見解：“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裏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壹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壹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壹方法。”

　　我們不再談未來大學的問題了，在這種大學裏，現實哲學將構成壹切知識的核心，並且除醫學院外，法學院也十分興旺；我們也不再談“專科技術學校”了，關於這種學校我們僅僅知道，它們只開“兩三門課程”。我們假定，年輕的未來公民在讀完了學校全部課程以後終於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夠去物色妻子。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340頁。

　　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壹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壹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壹個有500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份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復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壹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裏，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壹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壹次在這裏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壹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頁。

　　六 城市和鄉村

　　（壹）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蒲魯東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國從9世紀到12世紀發生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種分離必然成為永恒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這種分離的來源，也不知道這種分離的發展。他在他的整本書中都這樣論述，仿佛這個壹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壹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魯東先生就分工問題所說的壹切，最多不過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說過的東西的歸納，並且是個很表面、很不完備的歸納。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壹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壹方面是每壹單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會”是怎樣看待分工的呢？

　　第壹次社會大分工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壹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壹種新的生產杠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杠桿——分工的特點。第壹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居民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肉體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藝，那麼，土地也同樣占有農民，手藝也同樣占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為了訓練某種單壹的活動，其他壹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頁。

　　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除，改建成別的房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2頁。

　　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壹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壹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壹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6—257頁。

　　那麼怎麼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裏，這個問題同其他壹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壹樣的，這就是靠經濟上供求的逐漸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壹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壹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構建未來社會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壹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壹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征用民宅那樣容易實現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4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裏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壹個經濟必然性在壹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壹個地方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頁。

傑瑞米柯賓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壹切社會形式中，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8—929頁。

　　每壹單個資本家，同每壹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所有資本家總體壹樣，參與總資本對全體工人階級的剝削，並參與決定這個剝削程度，這不只是出於壹般的階級同情，而且也是出於直接的經濟利益，因為在其他壹切條件（包括全部預付不變資本的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取決於總資本對總勞動的剝削程度。

　　平均利潤率和每100資本所生產的平均剩余價值相壹致；就剩余價值來說，以上所述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潤來說，不過要把預付資本價值作為利潤率的壹個決定因素加進來。事實上，壹個資本家或壹定生產部門的資本，在對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上特別關心的只是：或者通過例外的過度勞動，或者通過把工資降低到平均工資以下的辦法，或者通過所使用的勞動的例外生產率，可以獲得壹種額外利潤，即超出平均利潤的利潤。

　　撇開這壹點不說，壹個在本生產部門內完全不使用可變資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資本家（事實上這是壹個極端的假定），會像壹個只使用可變資本，因而把全部資本都投到工資上面的資本家（又是壹個極端的假定）壹樣地關心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並且會像後者壹樣地從無酬的剩余勞動獲取他的利潤。但勞動的剝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時，取決於勞動的平均強度，而在勞動強度已定時，則取決於工作日的長度。剩余價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變資本的總額已定時，剩余價值量，從而利潤量，取決於勞動的剝削程度。壹個部門的資本，與總資本不同，對本部門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而單個資本家，與整個本部門不同，則對他個人使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階段不同、因而資本有機構成也不同的各個國家中，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是決定利潤率的壹個因素）在正常工作日較短的國家可以高於正常工作日較長的國家。第壹，如果英國的10小時工作日由於勞動強度較高，而和奧地利的14小時工作日相等，那麼，在工作日分割相同的情況下，英國5小時剩余勞動，在世界市場上可以比奧地利7小時剩余勞動代表更高的價值。第二，同奧地利相比，英國的工作日可以有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勞動。

　　壹個同樣的或甚至壹個不斷提高的剩余價值率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這個規律，換壹個說法就是：某個壹定量的社會平均資本（例如資本100）表現為勞動資料的部分越來越大，表現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這樣，因為追加在生產資料上的活勞動的總量，同這種生產資料的價值相比，減少了，所以，無酬勞動和體現無酬勞動的價值部分，同預付總資本的價值相比，也減少了。或者說，所投總資本中轉化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因而這個總資本所吸收的剩余勞動，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來越小，雖然所使用的勞動的無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時增大。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和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盡管這兩個部分都已經絕對增加），如上所說，只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壹種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0頁。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過程，要求勞動過程的規模及其範圍日益擴大，要求每壹個企業的預付資本相應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長的資本積聚（與此同時，資本家人數也會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較小），既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物質條件之壹，又是二者本身產生的結果之壹。與此同時進行並互相影響的，是或多或少直接從事生產的人日益被剝奪。因此，對單個資本家來說，不言而喻的是：他們支配的勞動軍越來越大（盡管對他們來說，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已經減少）；他們占有的剩余價值量，從而利潤量，會隨著利潤率的下降並且不顧這種下降而同時增長起來。那些使大批勞動軍集中在各單個資本家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資本和原料、輔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勞動量相比以越來越大的比例增加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4頁。

　　勞動的剝削程度，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占有，特別會由於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而提高。……使勞動強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相對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潤率的下降，例如在壹個工人必須看管更多機器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在這裏——也像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使用的大多數方法壹樣——，引起剩余價值率提高的同壹些原因，都包含著按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壹定量來考察的剩余價值量的減少。但是，還有使勞動強化的另壹些因素，例如提高機器速度，這些因素固然會在同壹時間內消費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資本來說，固然會加速機器的磨損，但是絲毫不會影響機器價值和使機器運轉的勞動的價格的比率。而特別是延長工作日這壹現代工業的發明，會增加所占有的剩余勞動的量，但是不會使所使用的勞動力和它所推動的不變資本的比率發生實質上的變化，實際上反而會使不變資本相對減少。此外，我們已經指出——這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真正秘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辦法總的說來可以歸結為：壹方面，使壹定量勞動盡可能多地轉化為剩余價值，另壹方面，同預付資本相比，又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所以，使人們可以提高勞動剝削程度的同壹些原因，都使人們不能用同壹總資本去剝削和以前壹樣多的勞動。這是兩個相反的趨勢，它們使剩余價值率提高，同時又使壹定量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減少，從而使利潤率下降。這裏也要提到大規模使用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因為即使付給他們全家的工資總額增加了（這絕不是普通的情況），他們全家為資本提供的剩余勞動數量必然比以前更大了。——在所使用的資本的量不變時僅僅通過方法的改善來促進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壹切辦法，都有這樣的作用，例如在農業中就是這樣。雖然在這裏，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同被我們看做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指數的可變資本相比並沒有增加，但是產品量同所使用的勞動力相比卻增加了。如果勞動（不管它的產品是進入工人消費，還是成為不變資本的要素）的生產力從交通方面的各種障礙下，從各種任意的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起幹擾作用的限制下，總之，從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不致由此直接影響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那麼，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60頁。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壹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壹個徹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壹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壹商品追加壹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簡單地采用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們的說法，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決定的，那麼我們在這裏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裏指出這壹點就夠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和《資本論》第壹卷裏找到。

　　恩格斯：《〈雇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3頁。

　　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揭示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壹切財富和壹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壹個問題：雇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額，而必須把其中的壹部分交給資本家，這壹情況怎麼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是社會主義者都力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復，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後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壹方面是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另壹方面是無產者，他們被排除於這種占有之外而僅有壹種商品即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這種勞動力以占有生活資料。但是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從而也體現在它的再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所以，壹個平常人壹天、壹月或壹年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由體現在維持這壹天，壹月或壹年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量中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壹個工人壹天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當於6小時的勞動量；在這種場合，壹天的勞動力的價值就表現為同樣體現6小時勞動的貨幣量。

　　再假定說，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這個數目，即付給他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樣，如果工人每天給這個資本家做6小時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償了資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時的勞動抵償了6小時的勞動。在這種場合，這個資本家當然是什麼也沒有得到；因此，他對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說，我購買這個工人的勞動力不是6個小時，而是壹整天。因此他就根據情況讓工人勞動8小時、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或者更多的時間，所以第7小時，第8小時和以後各小時的產品就是無酬勞動的產品，首先落到資本家的腰包裏。這樣，給這個資本家做事的工人，不僅再生產著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還生產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首先被這個資本家所占有，然後按壹定的經濟規律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進行分配，構成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基礎，總之，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壹切財富的基礎。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壹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壹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各種社會壹樣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數不多並且仍在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0—461頁。

　　除此之外，從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中還可以得出別的結論，而且已經得出了別的結論。

　　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決定的。但實際上，在這個可惡的世界上，商品時而高於其價值時而低於其價值被出售，並且這不只是競爭引起的波動所產生的結果。利潤率也具有壹種對所有資本家保持同壹水平的平均化趨勢，正如商品價格具有通過供求關系把自己還原為勞動價值的趨勢壹樣。但是，利潤率是按照投入壹個工業企業的總資本來計算的。在兩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年產品可以體現同樣的勞動量，因而代表同等價值，兩部門的工資又同樣高，但是壹個生產部門的預付資本卻可能是並且常常是另壹個生產部門的兩倍或三倍，這樣，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在這裏就同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產生了矛盾，這壹點李嘉圖本人已經發現。如果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利潤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潤率平均了，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就不可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所以我們在這裏遇到兩個經濟規律的矛盾，兩個經濟規律的二律背反；這個矛盾的實際解決，照李嘉圖的說法（第1章第4節和第5節），占上風的照例是利潤率而不是價值。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向烏托邦的過渡，壹揮手之間就完成了。為保證商品按勞動價值進行交換成為毫無例外的常規而采取的“措施”，沒有引起任何困難。這壹派的其他空想家，從格雷到蒲魯東，都煞費苦心地揣摩過用什麼社會機構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至少還試圖通過經濟途徑，通過進行交換的商品占有者本身的活動，來解決經濟問題。洛貝爾圖斯解決問題的辦法卻簡單多了。他作為壹個地道的普魯士人，求助於國家：國家政權的壹道命令就能實現這個改革。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現在可以理解了，為什麼洛貝爾圖斯徑直用“勞動”來決定商品價值，頂多只承認勞動有不同的強度。如果他研究過勞動通過什麼來創造價值和怎樣創造價值，從而決定價值和計量價值，他就會得出社會必要勞動——不論從個別產品對同類其他產品的關系上來說，還是從它對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上來說都是必要的勞動。這就會使他面臨壹個問題：單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是怎樣來適應社會的總需求的；而同時他的整個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這壹次，他的確是寧可“抽象”，亦即把問題的實質“抽象”掉。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1頁。

傑瑞米柯賓

重農學派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部分正確地列入和“原預付”相對立的“年預付”。

　　但另壹方面，在他們那裏，不是勞動力本身，而是付給農業工人的生活資料（用斯密的話來說，就是“工人的給養”）表現為租地農場主使用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這壹點恰好和他們獨特的理論有聯系。在他們看來，由勞動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正像原料、勞動工具等不變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完全壹樣），只是等於付給工人的為維持他們作為勞動力的職能所必須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他們的理論本身使他們不可能發現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如果勞動（除了再生產它本身的價格外）生產剩余價值，那麼，它在工業中也像在農業中壹樣，生產剩余價值。但是，按照他們的體系，勞動只在壹個生產部門即農業中生產剩余價值，所以，剩余價值就不是由勞動產生，而是由自然在這個部門的特殊作用（協助）產生。僅僅由於這個原因，在他們看來，農業勞動和其他種類的勞動不同，是生產勞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6—237頁。

　　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現實物質，是勞動本身，是發揮作用的、創造價值的勞動力，是活的勞動。資本家用死的、對象化的勞動來和它交換，把它並入他的資本，只有這樣，他手中的價值才轉化為壹個自行增殖的價值。但是，資本家並不出賣這種自行增殖的力。這種力，和他的勞動資料壹樣，始終只是他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資料當做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不是作為固定資本和勞動力相對立，同樣，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也不是作為流動資本和勞動力相壹致；從勞動過程的觀點看，這二者都是作為物的因素和作為人的因素的勞動力相對立。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看，二者都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勞動力即可變資本相對立。或者，如果這裏指的是那種影響流通過程的物質差別，那麼，這種差別只在於，從價值（它不外是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和從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它不外是正在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中得出的情況是：勞動力在它執行職能期間不斷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勞動力方面表現為運動，表現為創造價值的東西，在勞動力的產品方面，在靜止的形式上，表現為已經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之後，資本就不再是壹方面由勞動力和另壹方面由生產資料構成。投在勞動力上的資本價值，現在是加到產品中的價值（+剩余價值）。為了使過程反復進行，產品必須出售，由此得到的貨幣要不斷地重新購買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資本。於是，這就使投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勞動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資本壹樣，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7—248頁。

　　我們從前面已經知道，亞·斯密自己後來也拋棄了他自己的理論，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來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學的起點上去尋找。轉化為勞動的資本所生產的價值，大於這個資本本身的價值。這是怎樣產生的呢？亞·斯密說，這是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把壹個價值加到他們所加工的物品中去，這個價值除了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形成壹個等價物之外，還形成壹個不歸他們而歸他們的雇主所得的剩余價值（利潤和地租）。但是，這也就是他們所完成並且能夠完成的壹切。壹天的產業勞動是如此，整個資本家階級在壹年當中推動的勞動也是如此。因此，年社會價值產品的總量，只能分解為，分解為壹個等價物和壹個追加價值，前者工人用來補償作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而耗費的資本價值，後者工人必須作為這個資本價值的超額部分提供給他們的雇主。但商品的這兩個價值要素同時又形成參與再生產的不同階級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資，即工人的收入；後者形成剩余價值，其中壹部分被產業資本家以利潤形式保留在自己手裏，另壹部分則被作為地租讓出，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5—416頁。

　　亞·斯密的第壹個錯誤，是把年產品價值和年價值產品等同起來。後者只是過去壹年勞動的產品；前者除此以外，還包含在生產年產品時消費掉的、然而是前壹年生產的、壹部分甚至是前幾年生產的壹切價值要素——生產資料，他們的價值只是再現而已，就它們的價值來說，它們既不是過去壹年間耗費的勞動生產的，也不是它再生產的。亞·斯密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從而巧妙地趕走了年產品中的不變價值部分。這種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觀點的另壹個錯誤上：他沒有區分勞動本身的二重性，這就是，勞動作為勞動力的耗費創造價值，而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創造使用物品（使用價值）。每年生產的商品的總額，即全部年產品，是過去壹年發生作用的有用勞動的產品；這壹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為社會地使用的勞動已經在各種有用勞動的壹個枝杈繁多的系統中耗費。只是因為如此，在生產它們時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才得以保留在它們的總價值中，而以新的實物形式再現出來。因此，全部年產品是當年耗費的有用勞動的結果，但年產品價值只有壹部分是當年創造出來的；這壹部分就是年價值產品，它體現了壹年之內所推動的勞動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8頁。

　　……如果只考察價值量，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在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簡單說來，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因此，A、（Ⅰ）方面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通過相繼出售他們的在沒有任何資本主義貨幣支出的情況下形成的剩余產品——，在這裏也就只是追加地生產出來的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貨幣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9頁。

　　另壹方面，工資，即收入的第三個獨特形式，總是等於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不是用於勞動資料，而是用來購買活勞動力，用來支付工人的報酬的組成部分。……這是工人的總工作日中用來再生產可變資本價值，從而再生產勞動價格的那部分工作日的對象化，是工人用來再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或他的勞動的價格的那部分商品價值。工人的總工作日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工人為了再生產他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量；這是他的總勞動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勞動中為維持他自己和再生產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個其余的部分，是工人在他的工資價值中實現的勞動以外完成的全部剩余勞動量，這是剩余勞動，是無酬勞動，表現為他的全部商品生產中的剩余價值（因而表現為剩余商品量）；這個剩余價值又分為幾個名稱不同的部分，分為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4—945頁。

　　工資是各個範疇的這種界限的基礎。壹方面，工資由自然規律調節；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在身體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規定的，也就是由壹定量的商品規定的。這些商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從而是由新追加到生產資料上的那部分勞動決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為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等價物所需要的部分決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6小時的平均勞動，工人就必須每天平均為自己勞動6小時。他的勞動力的實際價值會偏離身體上的這個最低限度；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它不僅取決於身體需要，而且也取決於成為第二天性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要。

　　但在每個國家，在壹定的時期，這個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工資都是壹個已定的量。因此，其他壹切收入的價值就有了壹個界限。這個價值總是等於總工作日（在這裏，它和平均工作日相壹致，因為它包括社會總資本所推動的勞動總量）借以得到體現的價值減去總工作日中體現工資的部分。因此，這個價值的界限是由無酬勞動所借以表現的價值的界限決定的，也就是由這個無酬勞動的量決定的。如果工人用來再生產自己的工資價值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後界限，是他的工資的身體上的最低限度，那麼，工作日的另壹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勞動的部分，即表示剩余價值的價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的情況下每天壹般可以提供的勞動時間的總量。

　　因為在當前的探討中，說的是每年新追加的總勞動借以體現的價值的分配，所以在這裏，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壹個不變量，並且假定它是壹個不變量，而不管它會以怎樣程度上下偏離它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余價值並分解為利潤和地租的價值部分的絕對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無酬部分決定的，因而是由總產品中體現這個剩余勞動的價值部分決定的。如果我們像我已經做過的那樣，把這些在界限上已定的並且按全部預付資本計算的剩余價值叫做利潤，那麼，這個利潤按絕對量來說，就等於剩余價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余價值的界限壹樣，都是按照規律來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3—974頁。

　　……工資對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的影響，同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對它們的影響是相反的；工資的增加會減少剩余價值，而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提高則會增加剩余價值。

　　例如，假定有壹個100的資本，使用20個工人，在他們每天勞動10小時，每周總工資為20的情況下，生產壹個20的剩余價值。這樣，我們就得到：

　　；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長到15小時，但工資不增加。這樣，20個工人的總價值產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為支付的工資v保持不變，所以剩余價值就由20增加到40。

　　這樣，我們就得到：

　　；m′=200%，p′=40%。

　　另壹方面，如果每天勞動仍舊是10小時，而工資由20下降到12，那麼總價值產品仍舊是40，但分配情況不同了；v減少到12，余下的28就是m。這樣，我們就得到：

　　；m′= %，p′

　　。

　　由此可見，工作日的延長（或勞動強度的相應提高）和工資的降低，都會增加剩余價值量，從而會提高剩余價值率；相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的增加則會降低剩余價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資的增加而增加，這並不表示勞動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勞動量的報酬更高了；在這個場合，就不會提高，而會降低。

　　在這裏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勞動強度和工資的變化，壹定會使v和m以及它們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從而也會使，即m和c+v（總資本）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同樣很清楚，m 和v的比率的變化，也就意味著上述三個勞動條件中至少有壹個條件已經發生變化。

　　在這裏正好可以看出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的運動及其增殖之間的特殊的有機聯系，以及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的區別。就價值形成而言，不變資本所以重要，只是在於它具有的價值。在這裏，對價值形成來說，1500鎊不變資本究竟是代表1500噸鐵（假定每噸1鎊）還是代表500噸鐵（每噸3鎊），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究竟代表多少實際材料，對價值形成和利潤率來說，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不變資本價值的增減和這個資本所代表的物質使用價值的量不管成什麼比率，利潤率同不變資本價值總是按相反的方向變動。

　　可變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在這裏重要的，首先不是在於可變資本具有的價值，不是在於對象化在可變資本中的勞動，而是在於這個價值只是可變資本所推動的但沒有在可變資本中體現的總勞動的指數。這個總勞動和在可變資本本身中體現的勞動即有酬勞動的差額，或者說，總勞動中形成剩余價值的部分，在可變資本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小的時候，就越大。假定壹個10小時的工作日等於10先令=10馬克。如果必要勞動即補償工資或可變資本的勞動=5小時=5先令，那麼，剩余勞動就=5小時，剩余價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勞動=4小時=4先令，那麼，剩余勞動就=6小時，剩余價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變資本價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動的勞動量的指數，或者不如說，這個指數的尺度本身已經發生變化，那麼，剩余價值率就會隨之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發生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2頁。

　　第三，工作日長度不等。如果20個工人在勞動強度相同的情況下，在Ⅰ式每天勞動小時，在Ⅱ式每天勞動12小時，在Ⅲ式每天勞動18小時，那麼，它們的總產品之比30：

　　：60，就等於9：12：18，而且，因為工資在每個場合都=20，所以剩余價值又分別是，20和40。

　　可見，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會以相反的方向，勞動強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長或縮短會以相同的方向，影響剩余價值率，從而在不變時，影響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77頁。

　　在可變資本不變，也就是說，按相同的名義工資使用的工人人數不變的條件下，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或剩余勞動從而工作日的延長，——不管額外時間有沒有報酬都壹樣，——會相對地降低不變資本同總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價值，並由此提高利潤率（這裏也是把剩余價值量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開不說）。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廠建築物、機器等等的規模，不管用來工作16小時，還是12小時，都會仍舊不變。工作日的延長並不要求在不變資本的這個最花錢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資本的價值，由此會在壹個較短的周轉期間系列中再生產出來，因而，這種資本為獲得壹定利潤所必須預付的時間縮短了。因此，甚至在額外時間支付報酬，而且在壹定限度內甚至比正常勞動時間支付較高報酬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都會提高利潤。因此，現代工業制度下不斷增長的增加固定資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壹個主要動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頁。

　　資本的源流，或者說資本的積累，將比例於資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於利潤率的高度而滾滾向前（撇開資本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而發生的貶值），如果工作日很長，即使勞動的生產效率不高，高的利潤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高的剩余價值率為基礎；高的利潤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勞動的生產效率雖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資因此也很低。與工資低相適應的將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盡管利潤率高，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人口停滯，生產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很多，雖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很少。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4頁。

傑瑞米柯賓

（五）勞動是價值的源泉

　　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入貧困直到變為機器。勞動促進資本的積累，從而也促進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於資本家，引起工人間更劇烈的競爭，使工人卷入生產過剩的追獵活動；跟隨生產過剩而來的是同樣急劇的生產衰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頁。

　　我們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壹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壹定量的生產性勞動的那壹部分。”但是，資本家必須從出賣由工人創造的產品的價格中再補償這筆工資。資本家必須這樣做：他在補償這筆工資時，照例要剩下壹筆超出他所支出的生產費用的余額即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價格，對資本家來說可分為三個部分：第壹，補償他所預付的原料價格和他所預付的工具、機器及其他勞動資料的損耗；第二，補償資本家所預付的工資；第三，這些費用以外的余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壹部分只是補償原已存在的價值；很清楚，補償工資的那壹部分和構成資本家利潤的余額完全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並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看成是工人的產品中的份額。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1頁。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麼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且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系。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

　　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麼，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做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做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采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系，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系。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頁。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麼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動力織機和手工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壹碼布或呢子，可憐的手工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18個小時了。

　　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麼，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資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僅僅是這個有限的價值，即按工人的全部勞動來測量的價值，所以壹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壹個壹定的數，其中壹部分在增加時，另壹部分相反地總要減少。工資有了變動，利潤就要朝相反的方向變動。工資下降了，利潤就要上漲；工資上漲了，利潤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設，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於他所創造的價值的壹半，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整個工作日壹半是有償勞動，壹半是無償勞動，利潤率就是100%，因為資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壹整天中只有1/3的時間為自己工作，資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潤率就是。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資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潤率就降至50%。但是，這壹切變動都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所以，工資的普遍提高只會引起壹般利潤率的降低，而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

　　但是，商品的價值——這種價值最終壹定要調節商品的市場價格——雖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總量來決定，並不取決於這種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但是決不能說，例如在12小時內所生產的個別商品或成批商品的價值會永遠不變。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或由壹定的勞動量所生產的商品的數或量，取決於所用的勞動的生產力，而不取決於勞動的延伸或長度。例如，在壹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紡紗勞動在壹定的生產力水平下能生產12磅棉紗，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下只能生產2磅棉紗。如果在前壹場合，12小時的平均勞動體現為6先令的價值，12磅棉紗就要值6先令，而在後壹場合，2磅棉紗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壹場合，1磅棉紗只值6便士，在後壹場合，1磅棉紗竟要值3先令。這種價格上的差異，就是所用勞動的生產力有差異的結果。生產力較高時，1小時勞動體現為1磅棉紗；生產力較低時，6小時勞動才能體現為1磅棉紗。在前壹個場合，1磅棉紗的價格只等於6便士，盡管工資較高而利潤率較低，在後壹場合，它的價格卻等於3先令，盡管工資較低而利潤率較高。這是必然的，因為1磅棉紗的價格是由耗費於這磅棉紗的全部勞動量決定的，而不是由這個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比例決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說的高價勞動可能生產低廉的商品，而低價勞動可能生產昂貴的商品這壹事實，也就不再像是什麼奇談怪論了。這只是說明了壹般的規律，即商品的價值是由消耗於商品的勞動量決定的，所消耗的勞動量完全取決於所用勞動的生產力，因而也隨勞動生產率的每壹變化而變化。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66頁。

　　勞動不是壹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壹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壹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壹切兒童識字課本裏都可以找到，並且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

　　可是，壹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回避那些唯壹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只有壹個人壹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壹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壹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壹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於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壹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壹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頁。

　　李嘉圖從商品價值由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引申出由勞動加到原料中去的價值量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為工資和利潤（這裏指剩余價值）。他論證了：無論這兩部分的比例怎樣變動，商品的價值總是不變，這個規律，他認為只有個別例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頁。

　　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壹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壹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系，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壹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壹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壹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壹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壹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

　　—A壹般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但是，絕不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即由於勞動力的購買是這樣壹種購買契約，按照這個契約，提供的勞動量，壹定要大於補償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所必需的量，也就是，壹定要提供剩余勞動，——這是預付價值資本化或者說剩余價值生產的根本條件。相反，是由於它的形式，由於勞動是以工資的形式用貨幣購買的，而這壹點被認為是貨幣經濟的標誌。

　　在這裏，被當做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這種不合理正好被忽視了。這種不合理在於：作為價值形成要素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價值，從而，壹定量勞動也不能具有在它的價格上，在它和壹定量貨幣的等價上表現出來的價值。但是我們知道，工資只是壹個偽裝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上，比方說，勞動力的壹日的價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在壹日中付出的勞動的價格，以致這個勞動力在6小時勞動內生產的價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小時的工作或勞動的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於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於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在每壹個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的位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必需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車間運到紡紗車間，煤炭由井下運到地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完成的產品作為完成的商品從壹個獨立的生產場所轉移到相隔很遠的另壹個生產場所，只是在較大的規模上表示同樣的現象。在產品從壹個生產場所運到另壹個生產場所以後，接著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生產資本其余的要素，壹部分是由存在於輔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變資本要素構成，壹部分是由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資本構成。……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輔助材料和原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和由勞動資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完全壹樣——，是作為僅僅轉移的價值，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而勞動力則通過勞動過程，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或者說，實際上把它的價值再生產出來。其次，壹部分輔助材料，如充做燃料的煤炭、用於照明的煤氣等等，在勞動過程中消費掉，但不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而另壹部分輔助材料以物體加入產品，並成為產品實體的材料。不過，這壹切差異，對流通來說，從而對周轉的方式來說，是沒有關系的。只要輔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產品時全部消費掉，它們就把自己的全部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這個價值也全部通過產品而流通，轉化為貨幣，並由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生產要素。它的周轉不像固定資本的周轉那樣被中斷，而是不斷地通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全部循環，因此，生產資本的這些要素不斷地在實物形式上更新。

　　至於生產資本中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組成部分，那麼，勞動力是按壹定時間購買的。

　　壹旦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過程，它就構成他的資本的壹個組成部分，即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它每天在壹定的時間內發生作用，在這個時間內，它不僅把它壹天的全部價值，而且還把壹個超額剩余價值，追加到產品中去；在這裏，我們暫且把這個超額剩余價值撇開不說。在勞動力比如說按壹周購買並且發生作用之後，這種購買必須按習慣的期限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執行職能時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這個等價物隨著產品的流通轉化為貨幣。要使連續生產的循環不致中斷，這個等價物就必須不斷地由貨幣再轉化為勞動力，或者說，不斷地經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完整的循環，就是說，必須不斷地周轉。

　　因此，預付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生產資本的價值，全部轉移到產品中去（我們在這裏總是撇開剩余價值不說），同產品壹起經過流通領域的兩個形態變化，並通過這種不斷的更新，不斷並入生產過程。所以，在另壹場合，即就價值的形成來說，不管勞動力和不變資本中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多麼不同，它的價值的這種周轉方式卻和這些部分相同，而與固定資本相反。生產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投在勞動力上的價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生產資料上的價值部分——由於它們在周轉上的這種共同性，便作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相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5頁。

　　固定資本需要有各種特別的維持費用。固定資本的維持，部分地是依靠勞動過程本身；固定資本不在勞動過程內執行職能，就會損壞。……因此，英國的法律把那種不按國內習慣耕種租地的行為明確地當做破壞行為來看待。……這種在勞動過程中通過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勞動的無償的自然恩惠。而且勞動的保存力是二重的。壹方面，它保存勞動材料的價值，是通過把這壹個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壹方面，它保存勞動資料的價值，是通過保存勞動資料的使用價值，通過勞動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即使它並不把勞動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勞動力也是這樣。生產資本的壹部分必須不斷固定在勞動力上，不論在什麼地方，同樣壹些勞動力，和同壹些機器壹樣，在較長的時間內是由同壹個資本家使用的。在這裏，勞動力和機器的區別，並不是在於機器壹次全部買下（在分期付款時，情形也不是這樣），工人不是壹次買下，而是在於工人耗費的勞動全部加入產品價值，機器的價值卻只是壹部分壹部分地加入產品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