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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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前社会的矛盾极其紧张，各阶级所谓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还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被打碎了，各阶级的联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同样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同样严重:“社会主义形式的剩余提取——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与实际创造经济剩余的生产者的分离——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阶级划分，其中一方是工人和农民(或普罗大众)，另一方则是干部，即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或行政人员，以及企业经理。城乡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阶级结构划分还反映在后者较高的报酬和福利(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上。48社会主义机构和单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由行政领导或经理和政治委员(行政单位中的中共代表，作为党派来的管理者)担任最高职务。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即仅由一位社会主义管理者领导的“一长制”，在工作单位中建立。下级干部们虽然管理着部门或车间，但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劳动制度经过调整，增加了工人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与苏联的“一长制”相比，低级别的工人能更多地参与决策——但是，这些工人能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生产队的水平。”
“工人方面日益增长的愤怒首次出现在因为1956年初开始的产业彻底国有化而偶尔发生的罢工中。77工人在国有化之后普遍有着很高的期望，正等待着福利和生活条件提高到类似更老牌的国企里的水平。然而，事与愿违，产业国有化后他们的参与权甚至还被进一步限制，而且“尽管在生产方面取得了飞速进展”，物质上的改善（比如工资和住房）也没有如期所致。78裴宜理提到，上海的国有化工厂里的分红和补贴（许多都是建国后开始的）都被砍掉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企业工会和“群众监督”体制实际上也削弱了工人相对管理层的地位79。”
“”工作场所里身处社会等级制底层的那群人尤为感到挫败。弗朗索瓦·吉浦罗(François Gipouloux)提到，1956-57年发生在数百家工厂里的罢工“大多数都是由‘边缘’工人挑动的：临时工、合同工、服务业工人、学徒工和其他无法得到国企老职工所享受的特权的人。”81中共领导层已经建立了一个劳动力的二元制度。一方面，固定和永久工能够享受更好的条件，然而另一方面，临时工、青年工、学徒工和女工得面对失业风险和低工资，她们有时会以无故缺工和暗中破坏来抵制这一状况。82这段时期里的不满和骚动群体不只是工人。郑世平提到，“1956年八月到1957年1月这六个月里，大学和职业学校里的学生发起了30场罢课和请愿游行。大约有1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10万学生联合罢课，在一些县里还有农民骚动。”
阶级基础和政治团结早在50年代末就出现严重裂痕了，不存在什么各阶级和平团结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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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代表人民直接掌控国有资本的那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渐发展了一个新的阶级。随着资本积累建锋，此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优势逐渐扩大，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法权，改变社会形态。而新资产阶级和新资本正是维权社会主义本身所制造出来的。所以苏维埃道路也有着内生的两面性，在早期资本积累中有效率优势，在资本建丰时难以维持，常常不能如愿通往共产主义，而是随着一场大私有化运动进行深刻的社会转型。
当年搞国有化，搞一长制，搞社会主义契约，没有监督，没有遏制住新的阶级产生机制，而是继续在加强集中，加强权力，结果也看到了，畅通无阻，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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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发表于 2023-8-2 20:28
社会转型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代表人民直接掌控国有资本的那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渐发展了一个 ...

让步嘛是很正常的，但你要承受住一个代价就是所谓的资本积累改变了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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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改革开放后有没有实现各阶级大团结呢？这是工人:“城市工人对改革保有较高期待，希望改革能够带来更多改变。但实际上，80年代中期经济衰弱，新生的市场和定价政策导致了迅速的通货膨胀与工人实际收入的降低。259工作的不稳定性与工作单位中工作关系的改变也导致了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社会主义时代的管理者们和国家领导利用1988年企业法赋予的新的权力来侵吞国有资产，干部腐败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工人们则用抗议、罢工和停工作为回应。这些地方性、无组织、规模有限的罢工使得“有些工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工人们在1989年动乱中对建立自主工会的尝试“并不是一种偶然巧合的产物；这指明了一种重要的趋势”。260江淑菡 (Jackie Sheehan)将80年代末期的情况与50年代进行了对比。50年代，工人们“对政府和管理抱着一种强烈的敌意，并将自己与1949年之前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们进行对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结束后”。261而在1989年，工人们又一次自发的团结起来，敌视并反对那些看似必要的权威。工人们“愈发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受雇用的劳动力、甚至是生产机器的一部分”。由于部分被解雇的工人没能找到新的工作，工人们开始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同时，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逐渐恶化的同时，官方干部侵吞国有资产和腐败问题日渐加剧”感到厌恶。在反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工人们“逐渐放弃了低效而不被信任的官方反馈渠道”，并开始参加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抗议活动。”
这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将在1989年起到主要作用的学生运动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萌芽。1986年12月，学生示威运动最早在合肥出现。学生对没有提名人大候选人的权力感到不满，并引发了这次运动。263随后这场运动扩展到了武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昆明、杭州、苏州和广州等其他城市。在大部分城市，活动规模都相对较小，但在北京和上海参与人数都达到了上万人。从落后的校园条件到缓慢的改革进度，许多问题都成为了学生抗议的焦点。264示威活动期间的标语和口号大多批评威权政体并要求更广泛的民主。不过，运动的对抗性并不强，抗议学生甚至开始与政府进行谈判。这些运动很快消失了。不过，许多1989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继承了在1986年斗争中的经验。”
一直到九十年代:“《劳动法》规范了雇佣关系的改革。在改制与私有化期间，企业被迫提升效率，缩减工作人员数量。在1993-2003年间，大约五千万工人被裁员。280国有企业工人被要求中止先前的为他们提供了职业稳定性与福利保障的雇佣条件，并被许诺能够收到补偿。这个进程被称作“买断工龄”，或简称为“买断”。281被迫接受买断的不只是被裁员的下岗工人，同时也包括仍被雇佣的那些工人。在先前的雇佣关系被终结后，他们作为合同工人被重新雇佣，但失去了先前的职业稳定性与福利保障。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和私有公司开始提升工作强度并迫使劳工加班。日渐增长的失业风险、失业现象、较低的工资收入、失去的福利保障和更高的工作压力逐渐引发了不满。国有企业工人开始组织罢工潮，这些组织与运动将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同时，乡村生活条件的恶化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农民的不满。这两种斗争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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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35117 发表于 2023-8-2 20:26
真是活久见了，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的人员组成这事居然也能有讨论价值。。。。 ...

你说的对，但是据统计:1975四届人大代表2885人，工农51.1%； 1978五届人大代表3497人，工农47.3%； 1983六届人大代表2978人，工农28.6%； 1988七届人大代表2970人，工农23%； 1993八届人大代表2978人，工农20.6%； 1998九届人大代表2979人，工农10.8%； 2003十届人大代表2985人，工农不足4%！充分实现了各阶级的大团结，实现了全民大团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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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绝大多数人仍然被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所束缚着，就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少数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所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说，直接生产劳动与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劳动之间的分工，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统治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从而独占社会的剩余252产品。所以，只要还没有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只有社会的少数人能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这一根本的历史条件没有改变，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必然有压迫、有剥削。”
任何机制只要不阻碍这种演化，那就必然会产生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不是什么红几代上台能杀人就能解决的问题，他照样会收到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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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试图在阶级统治的工具即选举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据这一制度，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优秀成员被组织在共产党里，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选举出来组建工人政府。虽然选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防止选举制度成为一种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度。政治成为了政客的专职。像所有的贵族制度一样，民主集中制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并最终被“诚实的”资产阶级财阀统治取代。有人认为罢免权是对这一过程的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很可笑的。罢免权作为条款被写入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宪法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当中，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罢免一名官员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签名。同定期选举相比，罢免注定是罕见的事件。但如果选举制就约束不住官员，为什么罢免制就行呢？至于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一条，谁来执行它呢？什么可以防止选举出来的官员为他们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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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涉及民权和弱势群体的进步运动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当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比如宋江，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比如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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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包 发表于 2023-8-3 12:08
我就是好奇嗷，你作为海外华人，是怎么形成这些观点的？按理说你应该是在国外的学校接受一套教育，应该是形 ...

他很保守，之前还说喜欢有墙的世界，不喜欢墙外大鸣大放的氛围，向往秩序而非人民的表达权
对于中央集权和领袖大领导权力大集中很是青睐，一直在强调阶级合作，对于政治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而丝毫不考虑当时到现在各阶级还存在着相当的矛盾，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给他的阶级调和论背书
我怀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曾称其父亲为马克思主义者，此类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半与文革的激进派不同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但又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其父又在1990年工人大下岗前能做到移民外国可以看出其父绝不是简单的基层党员或是一般工薪阶层，而是富裕阶层的一份子，之后由于离开中国，他了解中国顶多能从两方面来了解1是其父亲带有主观色彩的保守叙述（可能本人受到八九民运的影响决定离开中国）2.还有就是西方媒体或深或浅或轻或重的叙述，主打一个五花八门色彩各异
由于其人离开中国太久了，不了解中国现状，不清楚自建国以来直至现在的各类社会矛盾，对于一些问题只敢找一个大爹式的秩序或人来完成对各类社会主体的平衡，这种人绝对会大力翼赞波拿巴，凯撒，俾斯麦这样的强人而不会去支持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式的各类进步的革命的政治活动
说到底就是秩序至上，团结至上，稳定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