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井冈山卫士 于 2023-8-6 07:04 编辑
莉丝·沃格尔，海蒂·哈特曼，泽拉·爱森斯坦等是美国反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自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是为了继承社会民主党的“道统”，而是为了压制女性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和进步的成分。她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直被资产阶级有意扶持，成为了分裂男女工人的工具。直到近十年才因为资产阶级找到了LGBTQ这个更有利用价值的群体而被抛弃。
莉丝·沃格尔“男性于统治阶级合谋迫害女性”，因此女性应该不分阶级的逗男性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这个核心在马列托这里，衍生为男性工人的“原罪”。在马列托本人付得起彩礼的情况下，付彩礼即是赎“原罪”的方式，也是马列托为上层小资在“性市场”上排除竞争对手的手段。
马列托与沃格尔的“婚姻”，就是付得起彩礼的中上层小资产阶级男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手的政治联姻，就是对中国和西方劳动男性和女性的一场阶级进攻。
关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我们曾对它进行过粉碎性的批判：
以哈特曼为首的一些进步学者就创造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一学派，既承认生产关系对女性的压迫，又承认独立于生产关系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仿佛这样就能吸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父权制”分析两家之长。这也是女性主义辩论中一切“二元论”的来源。上野千鹤子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论”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突破，不如说反映了女性主义研究在最根本问题，即女性受压迫根源问题上的停滞。这种停滞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这一个“元”和父权制这另一个“元”的关系上。由于对父权制、家庭和女性受压迫的历史缺乏全面的认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终只能得出既是A又是B，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结论。在学术上自然可以自成一派，但是在现实斗争上这种“二元论”就带来的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承认这种二元论，就意味着承认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在阶级关系上是同盟，因为他们都受到资本主义压迫；在性别关系上是敌人，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跨阶级的。但我们都知道，斗资本主义困难，斗劳动男性容易，尤其当劳动男性和劳动女性之间实际并不存在普遍的性别压迫和等级尊卑，从而劳动男性实际上缺乏反制手段的时候，斗劳动男性就更加容易。最终这种二元论在逃避强敌，选择弱“敌”的时候最终会不由自主地退缩为一元论。但是保留下来的这一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而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元。 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一般劳动男性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都没有压迫剥削女性的行为，忽然之间就成了斗争对象。这对于本来生活优越的核心国家小资男性来讲自然没什么，反正是多搞些自我忏悔的行为艺术罢了。但是对于本来已经背负沉重负担的中国劳动男性而言，这针对他们的“第二元”的斗争显然只会把他们推离女性解放的方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部分也逐渐被不讲阶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终走向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到头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发现，父权制的第二“元”归根结底是性别形象“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元”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形象的“符号”。而这一切已经和接受后现代思想“改造”的激进女性主义没有区别了。用形象的话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了从激进女性主义到激进女性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和最没必要的道路。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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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指鸭为鼠
发表于 2023-8-5 21:4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