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发展的三个时期

造反法利赛

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大量中小企业出现危机，这些中小企业为维持利润，开始违反劳动法对员工进行压榨。

这有点太偏离现实了，强加因果。劳动法包括劳动合同法自打出生就是残废+低能，改开以来尤其沿海制造业中小企业对工人的违法压榨正是孕育佳士事件的社会背景，沿海这对外开放桥头堡的地理条件可能也是佳士及之前“独立工会”迷思的来源。
不过如果说疫情后在劳动领域有什么新现象，就是疫情中可能由于失业和堂食被禁止，外卖骑手队伍迅速扩大的缘故，骑手为代表的“灵活用工”就业形态获得了广泛注意（记得2020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要求逐渐从封城中复苏经济的文件里就有扩大灵活用工的号召）。北京致诚出了篇报告揭露外卖用工平台从直接雇佣到外包到个体户模式不断甩开自身的用工责任、一篇《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里》的公众号文章还是论文刷爆不少中产朋友圈、还有外卖骑士江湖盟主的发展到最后消失都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好像还前后有几个官老爷自己送了一天快递体验生活。

最后就是这个关注“新形态用工”的趋势还在进行时，国庆的时候和几个朋友聚会，一个在沿海某大省做工会（当然，是官方的）工作的说他们今年的重心就是关于骑手这些灵活用工的社保和福利问题（虽然因为没有经费深感工作无从开展），另一个在内陆某省做法律援助工作的朋友说他们也接到司法局通知要求特别注意下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的案件，记录要尽可能详尽，而且司法局边上还重新装修了“工人文化宫”，多建了个“惠工旅馆”和“工人咖啡厅”，尽管都一眼的小资情调，光看那装修就像在拒斥普通劳动者。从中也可以看得出中资的危机感，在试图争取工人群体挽回局面，但不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修出个精致得脱离群众的“咖啡馆”，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