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敌视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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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最后想要搞的是一种民主自治式的计划经济，他提出这个概念以此来与苏联的官僚式计划经济模式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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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任何主张分散式计划经济的派别都没有否定某种程度上的集中和协调，一个中央的协调计划机构依然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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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资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计划和自治的综合体，要比市场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和指令经济（官僚集权主义）都更加有效率，因为它具有一种现存两种制度都缺乏的内在自我调整机制。我们并不相信“多数人永远正确”，我们也不相信领袖、教皇和党永远正确，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这当然也针对大多数民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但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区别，在一个权利不平等－－如果经济不平等，政治垄断，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资源分配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很少为此付出代价，更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曼德尔似乎认为这两种经济模式都是缺乏自我调整的，都是效率有问题，但他给出的方案依然是由群众性组织来决定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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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是这样评价历史上的苏联的：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上述的混合型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在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市场。36)因此，把这些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不起作用。
机器和劳动力没有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格和“利润”(仅仅有会计上的意义，因为价格是根据行政命令确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资分布和转移的信号。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国家(也就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决定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苏联式经济不是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而是由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即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计划配置经济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价值规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为官僚专制主义最终设定了不可动摇的界限。这是像勃恩汉姆、沙赫特曼和卡斯托里亚迪思之类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
首先，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内在的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质资源的制约。官僚集团当然可以要求，比方说在高技术领域，某些部门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享受特殊待遇。官僚集团也可以不断地要求使重工业、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97)任何一次偏向某一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更大的比例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于是，比方说，苏联的一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进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8)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压制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统一的价格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苏联集团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
处于过渡中的苏联式社会的这种混合性质清楚地反映在其内部价格体系的二元结构上，一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另一组价格却是由计划当局任意规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第二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尽管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是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原因。然而，国民总产品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计划价格”和国有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因而明确受到限制。至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冲突，则归根到底是上述客观矛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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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反映了这个官僚集团夺取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各中间阶级的政治传统，而最主要地，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一系列事件明确地印证了这一论点。
只要在苏联还存在着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大体上是从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么在满足他们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驱使下，官僚们就会强迫工人以两三倍的强度劳动。但是一旦这些直接需要有所缓解，苏联社会就面临着一个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只要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等级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那么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能成为这个阶级、阶层或等级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酗酒、放荡和吸毒)。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贵族、18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国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会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
在50年代，我们就认为苏联仍然是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我们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因而其增长速度必然永远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的分析则认为事实将会恰恰相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论断，随着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就越来越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理由是“客观上”要求企业经理享有更大的权利以及为了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地占有资源。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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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的结论对于物质匮乏、劳动的社会分工、一定的社会职能为某一特殊集团(官僚)所据有，以及国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间的一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1)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2)

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二者的消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100理，而不必再交给一个特殊的机关。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
恩格斯明确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所有那些在阶级社会里由国家行使的各种职能。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巨大增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里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2)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的隔离；(3)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芝，因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5)
国家，作为监督和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将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军事事务、执行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法令、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的机关，面不是从事诸如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是由一些特殊机构组成的。这些特殊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红中网编辑部写的：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看起来这一点很重要）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在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的情况比毛主席在这里讲的还要严重得多。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以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着党和国家的绝大部分权力（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已经在事实260上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 —— 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也可以不称其为阶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无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而只能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我感觉其论证过程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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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红中的结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可以根据社会所决定的公平原则来进行的）。当然，社会所制定的配给标准，应当有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经过民主的程序，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官僚关起门来说了算，更不能为变相的官僚特权敞开大门。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商品生产者个人来承担由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外在力量（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强加给他们的诸如破产、失业以及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人间悲剧。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计划工作，努力减少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错误，以减少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减少并争取消灭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广大劳动者普遍参与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广大的劳动者将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随着许多劳动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增长以及先进人物的大量涌现，劳动者们还将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这样，除了常规的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的计划工作以外，各级劳动者还可以将哈耶克所说的大量的、分散的、当地的“知识”结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帮助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上级纠正计划错误，在具体的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中及时解决群众或者其他生产单位所面临的困难。所以如果从脑体分工的角度出发，至少传统的苏联中国模式的计划经济式不太可能应对得了这个问题，未来必然要让广大劳动者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实行民主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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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35117 发表于 2023-11-25 19:42
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定义为一个中央机构，一般来说是政府最高机关，决定经济活动的体制，那么显然，这个体制 ...

这种民主集中制式的计划经济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27

HAD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11-25 20:12
不太一样，我这里只有中央最高苏维埃。地方苏维埃的权力会是非常有限的。 ...

是指地区苏维埃参与经济协调是吗？

HAD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11-25 20:28
我设想里面地方苏维埃只负责管理很少的事情，比如说治安、教育的管理，由当地的苏维埃负责。但是经济活动 ...

感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广大劳动群众掌不掌握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
之前发了一些红中网的结论，感觉如果没有对于经济计划的参与与决策，还是不能解决脑体分工问题

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类似的，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细节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不得不大规模的使用计件工资和绩效工资）。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集权”的机构。消费者对资本家有权威，资本家对工人有权威；或者政治家对经理有权威，经理又对工人有权威。不管怎么说，他人相对于单个劳动者有权威，全体对个体的权威与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是完全不能相融的

有意思的是，列宁说过这样的话：

「在实行工人监督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需要很⻓时间才能推广到整个俄国，但我们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自下而上的变革；我们主张工人自己自下而上制定新的基本经济原则......」

——列宁《1918年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