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3-12-17 15:01 编辑
▍当代财政问题的由来
如果我们关注财政，就会意识到，债务问题虽然不小，但是跟中国的经济问题相比，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财政负担问题，有三个值得说明的地方。
首先，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比较高，但是绝对没有到不能维持的程度，而且财政支出依然有相当的空间。单从一般性的政府债务来说，很难武断地说某种程度的债务一定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需要具体讨论。在学界的讨论里，曾经一度有学者试图给出一个具体数字作为政府债务的最高限度。比如2010年之后，欧美政策界常引用哈佛两位经济学家的一篇论文，其中一位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这篇文章做了很多尝试，包括找到了一个所谓经验规律，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旦超过90%，就不利于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之后的学者进行检验，发现这篇文章的计算有很多问题，甚至包含Excel表格上面选数字没能拉到底这样的简单错误。一旦把这些错误纠正，就会发现90%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事实上，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债务超过这个水平，但仍能有合理的经济增长。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到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尚属适中，不仅低于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国家。当然，正如下文会提到的，部分债务可能是以其他的形式持有的，但是即便我们以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为准，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还是远低于日本，接近加拿大（且部分负债是由于新冠肺炎冲击）。而且中国的情况与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不同，这些国家往往是欠了国际资本的钱，要面对严苛的国际金融市场，而中国的债务与国际资本关联有限。正如余永定教授在最近指出的，考虑到“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应该都可以负担更高的债务水平。
其次，中国的大量地方债务，恰恰就是财政保守主义的直接后果。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面对外部需求巨大变化，中国急需提高国内的投资水平以保增长。但是政府又陷入财政保守主义，试图尽量避免赤字和债务。正如一些分析者指出，技术上最稳妥的财政方案，就是中央政府借债，然后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然而实际的操作方法，则是把任务交给地方，任其在政府资产负债表外进行金融“创新”，这样一来支出增加就不会在政府账目上明确表现为赤字。
由此，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其他国有企业承担了巨额的投资任务，及其附带的债务。正如上面提到的，中国的债务在2008年之后迅速增长，非金融部门债务从2008年的6.5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36.8万亿美元。其中主要的增长项目是企业部门的负债，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8年初的约95%迅速增长到了2016年初的超过160%。而在企业负债当中，国有企业又是大头。到2018年年中，大约有82%的企业债务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
这些债务里面，私人企业参与很少，这是不是因为国企把私人资本挤出了呢？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些刺激支出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建设，所以短期经济回报是很有限的。根据2013年全国政府债务的审计，超过60%的地方政府表外借债都投资在市政建设、交通和社会项目上了。
“四万亿”造成的债务总量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并不算夸张，然而由于财政上的保守思路，推动了监管放松和地方政府的大量表外借债，使得整体风险上升。地方融资平台借贷的抵押物往往是土地。这种金融操作在土地价值和房地产业整体发展良好的时候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一旦资产价格不再上涨，甚至下跌，这种举债模式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这个历史过程在余永定教授最近的分析中也说得非常清楚：“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中央财政不愿意增加财政赤字，而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这次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接受以前的经验教训，承担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主要责任。”
再次，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语境里分析债务和财政问题。在2008年到2019年间，中国政府债务总体上增长了120%，增量虽然不小，但中国的经济也维持了平均7.8%的增长，而且在此期间建成了全国的高铁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这样的债务，哪怕可以找出成百上千的具体问题，从总体上看无疑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
而且，中国的很多财政问题主要并不是因为政府更爱花钱了。中国在2000年后的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政府支出增长19%，但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不高。到了2010年之后，中国的政府支出增长放缓了，赤字比例反而逐渐上升到了疫情前的4.9%。因此，赤字的比例增长并不是因为政府支出的快速增长，而更多的是由于政府的收入增长大大减缓。这里面显示出中国政府的两个充满张力的思路：一方面强调减税，尤其是给企业减税，比如2011年以来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仅在2012年到2018年间就减少了两万亿人民币的税收；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负担了相当程度的支出，以维持经济和就业稳定。这两个目标并行就会导致赤字。
说到底，我们不能孤立地思考财政问题，不能困在账房先生的思想里。债务绝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但是实际上有花钱的需要的时候，应该以大的经济目标为重。不停减税，对于提高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其实效果不明显，这一点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能验证。而且一味地减税，增加政府的负担，可能会影响整个政治经济大局。毛主席就批评过一种单纯的仁政观点：“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样，债务和财政扩张在当前一定是有必要的，但不是胡乱花钱、无的放矢，而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切实让劳动者而不是少数资本获得好处，那才是真正的仁政。 ▍关于经济增长的国际历史经验
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来看待重启增长的难度与保持增长的重要性。为了对比方便，我们以同为大国的美国与苏联为例。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有巨大区别，但都曾出现过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变化。
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经济低迷是上世纪的大萧条。从简单化的历史叙事来看，1929年美国华尔街危机引发了经济萧条；1933年罗斯福政府上台之后推行新政，包括以工代赈，为美国走出大萧条奠定重要基础。但熟悉经济史的人明白，当时美国的经济复苏远没有这么简单，现在很多人已经完全无法想象那个历史关口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哪怕有罗斯福新政的推动，一个市场经济大国想从下坡路上掉头也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美国市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还是在私人资本手里，罗斯福政府的几个标志性工程和立法，比如田纳西大坝和河谷管理局、《劳动关系法案》，虽然很重要，但是相对规模太小，见效太慢，要想整个改变市场状况，把美国经济打捞起来，实际上很难做到。
图1展示了美国从1930年大萧条开始之后到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这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可以清楚地看到，1933年新政实施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经济的萧条状况。虽然经济增长率一度回升，但是失业依然维持在15%以上的高位，没有真的解决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出现了局势的整体转变。为了战争需要，美国实际上执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重组了美国生产和消费，吸收大量劳动力用于战时生产。因此，在短短几年里，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得以解决，同时计划体制的高效率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甚至增速接近20%。从此，美国才真正走出了大萧条，这已经是进入大萧条十多年后了。如果没有“二战”和战时计划体制这样的因素，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存活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在战后，一旦美国政府缩减开支，经济就会又一次进入衰退。不过此时大萧条危机已经解除，没有产生新的系统性的萧条。随着冷战展开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小的增长期，进而开启了所谓“二战”后的黄金时期。
在冷战的另一头，苏联由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点，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增长。正因如此，苏联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才得以迅速完成工业化，打败纳粹，成为终结“二战”的决定性力量之一。苏联还在几个重要领域实现了突破，比如载人航天，这种划时代的成就给美国和西方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维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苏联的增长率开始降低（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苏联的体制有很多矛盾问题，例如科技瓶颈、人口问题，但这些长期性的问题都不会导致经济增速如此直接、快速地降低。根据大卫·科兹等学者的研究，增长明显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失误，即苏联决策层70年代主动降低增长率目标。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然而一旦经济增速降低，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出现了，而效率和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苏联领导层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难比想象中更多，戈尔巴乔夫等领导希望依靠更多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果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了。在经济增长迅速下滑的时候，苏联晚期的改革实际上是进一步放弃了国家计划和干预，社会经济都因此陷入混乱，直到后来以悲剧性的休克疗法终结。
审思美国和苏联的两段经历是为了突出一个问题：维持合理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水平，对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体制都是非常必要的。陷入萧条时，美国资本主义借助大规模动员和计划经济才走出困境；相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则是在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之后，试图用更市场化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
▍经济问题不能因噎废食
根据以上探讨，我认为对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整个社会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关注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不代表过去的增长模式就不应该改变，不是说国家就不注重改革创新，但是需要观察全局，抓住主要矛盾。不管是改革，还是处理债务，或其他政策目标，都应该与保证合理增长维持平衡。 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局面都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此时，中国的经济前景有重大的意义。西方有很多观察者都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当然清楚，任何一种经济都不会永久高速增长下去，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中国经济依然有巨大的潜力。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中国的国家干预引导经济发展，完全可以继续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合理增长。
在目前的条件下，积极增加财政支出，强调计划的重要性，否定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完全有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发展大量可以切实改善劳动者待遇、且更稳定的岗位，推进社会生态文明转型，推动科技重点突破，这也正是公共投资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只要方向能定下来，这些具体的技术性讨论都可以展开。在经济环境改善、税源增加之后，财政问题注定会得到缓解。如果混淆了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不利的国内国际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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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7 14: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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