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12-18 10:54 编辑
- 【导读】根据财政部数据，至2023年10月底，全国地方债余额突破40万亿。而隐性债务早已逼近警戒线。屡次暴雷的城投债更对市场信心造成打击。在此背景下，一种要求地方政府把防风险放在首位、实行财政节支的财政保守主义思路逐渐流行。
- 针对这种思路，本文发问：以财政问题优先，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路是否妥当？还是说，把财政问题当作主要矛盾，恐慌地方债，反而容易陷入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本文指出，思考中国经济不能困在“账房先生的思维里”，地方债绝非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经济问题优先于财政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恰如毛主席所言：“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只有一个：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连带经济增速下行。产能过剩、地方债和消费降级都不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美国和前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维持合理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水平，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体制都非常必要。而过分强调地方债，要求地方政府减少支出，恰恰可能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有花钱需要的时候，应以大的经济目标为重。要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必须积极增加财政支出，强调计划的重要性，通过公共投资改善劳动者待遇、增加就业岗位，推动生态文明转型和科技重点突破，切不可“因噎废食”。
-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经济增长的“大账”思维——兼论为何不应恐慌政府债务》，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经济增长的“大账”思维 ——兼论为何不应恐慌政府债务 在80多年前，由于日寇的进攻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和切断财政经费，陕甘宁边区曾经一度遭遇极大的经济困难，毛主席曾经这样描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尽管遇到了如此严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找出了一条发展道路，指引边区经济复苏，进而奠定抗日战争胜利，以至于解放全国的经济基础。这样的道路是什么呢？按照目前流行的看法，既然财政的钱不够，那么首先就要压缩支出，量入为出。这就意味着，政府往往不得不减少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必要支出，在经济中秉持保守原则。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这样的思路，往往也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给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提出的要求。比如平衡财政，推行紧缩政策，同时进行所谓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盲目的私有化、市场化。问题在于，很多国家在实施紧缩政策之后，即便财政勉强平衡，经济也始终无法好转，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代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愈发仰赖西方的政治意愿。如果按照财政平衡的思路去调整，边区以及后来的中国现代史就可能要改写。幸好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毛主席就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种量入为出的紧缩思路，他说：“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单纯的财政平衡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解释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这也就是说，经济问题优先于财政问题，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强调的是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包括机关人员大生产，由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无疑是基于当时当地情况制定的政策，用毛主席的话，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这种抓经济主要矛盾的战略思考，在当代的情况下依然适用。▍当代经济的主要矛盾 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不少，比如宏观层面的财政债务问题、产能过剩，以及个人层面的内卷、消费降级等。但是如果我们综观全局，不难发现核心矛盾其实就一个，即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连带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不管是公家的、个人的还是企业的，债务只是未来的支付义务，只有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以至于未来偿债能力受到质疑的时候，才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就如同行情好的时候，金融部门希望多贷款出去，但是如果情况不好，就不愿意贷款一样。所以从理论上说，债务的绝对数量到底是多少万亿，究竟摸不摸底是次要的问题，要与经济规模和增长匹配起来讨论才有意义。 产能过剩也如此。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有一定的产能冗余量，随着经济波动，产能利用率也会升降，至于是否某个绝对的数字就代表过剩，没有一定之规。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固然从历史高点下滑了，但是依然维持在75%左右，2023年的前三个季度也一直在回升。所以，产能过剩不太可能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产能利用率本来就直接受资本积累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如果经济增长放慢，哪怕别的条件不变，所谓的产能过剩也会看起来越来越严重。 我们也可以同样以此思考微观矛盾。比如“内卷”一词，其实就是指竞争压力变大，普通人为了获得同等收入所需付出的劳动时间在增加。这样的局面，归根到底，就是中国经济中可以提供的正规就业岗位在相对减少。只有在国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外资企业等部门中，工作才相对有保障，管理相对规范；其他不那么正规的部门不能提供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因此劳动者不得不更加努力地竞争相对越来越少的有保障的职位，这让竞争愈发内卷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国正规就业的比例过去数年明显下降，而这与经济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正规经济的比例面临下降的压力，而非正规经济的增加又使那些哪怕身处正规经济中的人也殚精竭虑，生怕掉出去。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微观上的感受就是经济形势不好，得“卷”起来才能维持过去的生活。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牛鼻子还是在经济增长上，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只有一个——资本积累，也就是不断地新增投资。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大部分时候人类经济都是消费主导的，没有什么剩余可以用来积累。如果消费能够自己创造增长的话，那人类生产力也就不必等到现代社会才突飞猛进了。 那么，我国的资本积累在过去若干年出现了哪些变化呢？首先，中国经济不管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维持了比较高的积累水平或储蓄率。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之后，中国的资本积累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固定资本投资经历了21世纪最初10年的高速增长后，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短期冲击外，总体上大大放缓了，从过去20%以上的年增长率下降到了疫情前的5%左右。部分由于这个变动，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1世纪初期的接近10%，逐步下滑到了2019年的6%左右。这个成绩在全世界依然是耀眼的，但是稳定放缓的趋势也是明确的。 限于篇幅，本文不细数资本积累放缓的种种直接原因，但是总的来说，这跟市场和私人资本的盲目性和逐利特点分不开。尽管政府部门拥有一定的市场调节工具，例如调整借款成本，但这不过是决定个体资本是否投资的部分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决定是否投资还要受到预期利润是否能达到某种利润标准的影响。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利润预期。具体这种预期是被什么决定需要更细致的研究，粗略地说就是凯恩斯所谓的“动物精神”，其本身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不过至少跟当下的经济总体走势有点关联。二是利润标准，这种标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例如某个项目过去能够产生10%的净利润，现在只有5%的净利润率，尽管从技术上说仍然赚钱，但是如果资本认同的赚钱标准高于5%，那么资本就会减少投资，资本积累就放缓了。具体到当代中国，这两个因素可能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境况：一方面，随着经济放缓，大家对增长预期更加悲观，这会进一步降低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根据相关研究，经济利润率在过去10年的确呈下降趋势。因此，最直接受到悲观因素影响的私人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并不高。这种意愿低迷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国家管得太多，或者劳动力要求得太多。一方面，在过去国家管得更严格的时候，资本积累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依然收入不高，甚至还在被迫忙于“内卷”谋生的情况下，国家也没有以牺牲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来试图拯救某种私人资本的投资意愿。 实际上，最能够提高私人资本投资意愿的，往往不是政治表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喜爱锦上添花，却难于雪中送炭。市场上有好的积累态势，才能真正给私人资本提供定心丸。好在中国经济体制有着普通市场经济所不具有的优势，即强有力的大一统的党政领导以及作为其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理论上，国有经济不必跟随利润预期来运作，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断，政府和国有经济就能提供足够大的力量推动资本积累，那么经济上的不利局面就完全可以扭转。 实事求是地说，过去若干年里，国有经济的资本积累虽然有一些反周期的表现，但是总体上同私人资本相比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区别。这不仅表现在同样受到利润导向的牵制，也表现在比如整体的固定资本投资速度基本与私人资本资产投资速度放慢步调一致。这就说明，中国体制的优点目前还有不少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能够形成实际的经济推动力。这个现象也许还是因为社会上对经济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够深切，就如毛主席曾经说的，不会抓主要矛盾，而只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转。一说要政府推动投资，国家要推动建设，就害怕负债，害怕产生所谓的市场扭曲等。如下一节所述，这些忧虑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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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8 09: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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