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AD 于 2024-1-18 16:31 编辑
从1921年8月12日起，苏联就施行了企业一长制的企业独立经营、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制。这使单个苏联企业有处置企业自己资产的自由[1]，这“资产自由”包括：
（1）购买生产设备、原料...等等固定资产的自由；
（2）处理苏联企业自己的流动资金的自由；
（3）把大部分超额利润留给苏联企业自己掌握的自由。
在1921年，施行“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托拉斯与辛迪加。但到了1928年，“经济核算制”就扩大适用范围，并推广至全部的苏联企业当中。
“经济核算制...它表现在用货币来较量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偿支出，节约资金并保证生产盈利。”[2]
"各项生产指标（一般以数字表示）包括产品种类、产品数量、质量标准、原材料和工时定额...原则上最后的生产实际情况只允许超过而不允许低于生产指标...‘增产’与‘节约’是国家反复强调的两个词...对于大企业而言，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事关企业的经济利益（脱期，就要交罚金）。...企业以少报多、谎报实际产量；以次充好，蒙混次货出厂。在纱厂里，领班知道如何将坏纱分装，掺入正品。"
“除了以次充好，企业还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各项指标：不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私自增产商品价值高、工人技术熟练的产品来凑数，只求生产总值达标。以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为例，1954年7月，该厂本来给五金公司订制 2.5英寸 规格的门阀，但此种规格的门阀商品价值小：仅有40元；且此种门阀费工多。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的厂长担心完不成产值指标，他漠不关心、全然不顾社会对产品的实际需求而把厂里的任务改为：生产 3.0英寸 规格、商品价值70元的门阀。”
“再例如，上海玻璃厂将生产计划里的价格低之产品都改为价格高之产品，结果仓库里积压了500毫升等大规格的安瓶达上百万只，而小规格的安瓶在市场上脱销、无货可售。”
“由于商业部门订购的花布种类每个月都改变，与原订计划对接不上，上海第一印染厂不得不将原计划中的原材料，积压在仓库，而改为购买新的原材料。但银行信贷部门又要执行该厂原订计划的货币资金计划，印染厂如果不能够变卖、出售积压的材料：回笼资金，则银行不给予新的贷款”。
“‘增产与节约’运动的压力首先施加给各个企业的厂长，有些企业厂长先变卖、出售了闲置的机器或厂房，凑齐了资金以便日后达到‘增产节约’的指标。还有的企业为了实现‘节约’指标，就从工人的工资与生活必需品中省出钱来。”
——《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欧美学者指责苏联指标不能够及时反馈社会需要，但，苏联指标的这种主观盲目性、后知后觉性正是全部市场经济类型的共同特点。
妄图以所谓“大数据、计算机”去抵制苏联指标的偶然性、混乱性，就是等同于妄图以“大数据、计算机”去抵制美国市场的偶然性、混乱性。前者与后者是一模一样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丝毫不明白这个道理。
苏联式红色国家的“经济核算制”内容不止于此。作为“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经济关系，它也是一种以“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但是，企业的最优行为不是力争每期均取得最高业绩。为了给下期生产指标的超额完成留有余地：隐瞒最高生产能力、适当超额，才是企业的最佳选择。若该期产量富余，企业便将部分超额产品囤积起来、私藏起来，留待日后。当日后的指标完成不了时，就把囤积、私藏的产品重新再拿出来补漏补缺，就这样机动地使用 。”
苏联资本家之间是相互抢占劳动力的。谁囤积的劳动力更多，谁使用劳动力就越容易。而更容易使用劳动力直接带来的利益就是更容易获得奖金。但，被苏联企业囤积了的劳动力们在事实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苏联厂长总是宁愿自己企业已经囤积了的劳动力们都是空闲的，最好是让他们无事可做。 假如苏联资本家给予他们实际的工作，可变资本的成本(v)就提高了，而这对超额完成指标：获得奖金是有害的。苏联资本家虽然喜欢在向部长汇报的时候夸大自己企业的成本，但不喜欢实际地增加自己企业的成本。 苏联厂长必须要降低超额完成指标的实际成本，才能够获得更多奖金。然而，苏联资本家又不能够把这些劳动力丢在自己企业之外，他必须囤积起来：不让其它的苏联资本家获得这些劳动力。因此，苏联资本家必须安排一些工资最为低廉的职位给他们，例如清洁工。或者甚至直接挂个名、打杂。这类被囤积的劳动力相当于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能活着很不容易。一旦有新的提高了的指标，这些产业后备军就能够立刻进入苏联工厂中累死累活地劳动。已经囤积了足够劳动力的苏联资本家，能够超出指标而获得奖金；而另一些没有囤积足够劳动力的苏联厂长则难以超过指标。 指标不停地上下波动着（甚至指标内的商品种类的质，也变化着），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变成那样，总是临时加急更改。指标本身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与普通市场经济同样盲目偶然的东西。每个苏联资本家都不清楚本月的指标是怎样的，就连制订指标的苏联部长们也不清楚。因为指标和价格都不是被人为主观制定出来的，它们仅是苏联特殊市场经济中的相互竞争——不被任何人有计划到的、不被任何人有意识到的——仿佛是由“外力”（在全部人之外）所造成的结果。苏联的主观指标和主观价格都仅是盲目的、后知后觉的，它们都仅是在事后——变更了后才具有合理的效力，苏联的主观价格仅是在事后才要去符合客观价格，并把自己在事后更改为：客观价格。而这些客观指标却不被任何苏联人预期、事先知道，客观指标与客观价格都仅是厂长与厂长、厂长与部长之间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的结果。苏联商品的价格是被市场操控的，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这只巨大的“无形手”不是任何人的手，既不是斯大林的手也不是官僚们的手。它是市场的手，或者说上帝的手。越是物资短缺，苏联企业主（苏联资本家）就越是私藏、囤积。这样一种加重物资短缺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是：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我们设： h (hoard) —苏联企业囤积的物资量 a1(actual) _生产实际 q (quota)=指标数额 r (reward) =企业[超额完成指标]后获得的奖金 a2 (actual) =实际的企业生产能力 o (overt)=公开汇报的企业生产能力
q/a1与r之间也许是呈现出反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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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8 16: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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