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是否该为城市路线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Rayn

官史认为上世纪城市路线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盲目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瞎指挥，并以此作为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依据。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官史的这个观点毫无反思的接受，但现在我对这个观点有了一点反思。
辛亥革命是城市路线，往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城市路线，满清围剿太平天国也是城市路线，或许剿捻不算城市路线、但肯定也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往前翻二十四史或许不都是城市路线，但肯定不存在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是否有可能，当年城市路线才是古今中外都理所当然的。
列宁选集第一卷就收录了1905年《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农民运动性质做出了分析，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也早已表明。1923年布哈林对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里就说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在党史研究室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第一卷里对二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对于农民运动的指示是这么分析评价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会像17、18年的俄国那样很快爆发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庞大的农民军，但国内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超出减租减息的范围，共产国际并没有意识到国内不可能按照俄国榜样自发开展夺取土地的斗争。改开史学甩锅给共产国际，反教条、马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其主要目的，方便搞修正、抹黑国际主义、宣扬民族主义才是其主要目的。
另，李德的锅恐怕也是被远远夸大了，周的锅则被淡化甚至隐去了。国际派给莫斯科的军事报告严重吹水，李德最初的军事报告恰恰反对吹水，但李德、埃韦特都因此遭到国际派的驳斥。我以前看莫斯科的一些指示总觉得十分奇怪，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这些指示是建立在严重吹水的数据上。实际数据乘五甚至乘十，那第五次反围剿可不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正面硬刚了。李德的态度转变、成为军事顾问，都存在语焉不详的地方，恐怕不是为了替王明博古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