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红柿收割机 于 2024-3-27 00:26 编辑
事实上，在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中，四个长波分别对应着四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对应着由手工工人操作的，蒸汽引擎驱动的机器。 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继续发展的长波，对应着机械工人操作的，（机器生产出来的）蒸汽发动机驱动的机器。 第三次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长波，对应着半熟练机器操作工人操作的，由电力驱动的流水线机器。 第四次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长波，对应着因电子科技的发展而成为可能的半自动化流水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技术革命并不是长波由收缩转为上升的动力，而只是长波扩张期得以持续的原因。事实上，正是进入扩张期之后，利润率的高涨才使得大规模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成为可能。“相对停滞的长波先于技术革命而发生，大规模的创新就不会出现，因为预期利润很低。精确地说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利润率开始急剧地高涨，资本就会发现大量没有应用的或者只是稍有运用的发明，因此就有了物质财富以用于技术创新率的高涨。一项基础技术革命的发生，这本身就已经具有长久的期限。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是金融财富，上一时期表示了非生产性投资的新积累的资本巨大的增加（即货币资本储备），这增添了当前生产的和积累的剩余价值的猛烈增长，使得生产性资本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巨大增加成为可能。”同时，7—10年的经济周期中周期性的投资不足储存的资本也为大规模技术革命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利润率的高涨，也就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长波的扩张。 除了技术革命，还有两个因素也是扩张性长波得以持续的原因。 第一，工人工资变动的敏感程度总是小于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这实际上是说，工资率的升高滞后于生产率的升高。这一滞后带来的则是上升时期剩余价值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增加。 第二，长波的扩张带来了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大，外地劳动力、外国劳动移民等大量向工业城市转移，大大增加了产业后备军的人数，阻碍了工人工资的增长甚至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这同样通过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带来了利润率的增加。 曼德尔将长波由收缩期转入上升期的原因归结为非纯经济的外生“特殊因素”（世界市场的扩大，技术革命的普及，国际资本流通加快，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中居于霸权地位国家的出现，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利于资本等），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曼德尔的这一分析没有从纯粹经济的范畴来解释长波上升的原因，而是引入了一些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的非经济因素，因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以纯粹的内在经济机制来解释长波”。 这些批评是否找到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缺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上文中谈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但马克思同时论述了对平均利润率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如工人工资的下降，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原料的价格下降。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时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反作用可能会超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矛盾降低平均利润率的作用。所以，这些时期平均利润率出现暂时性的反弹并不违反曼德尔的理论前提。 同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承认有所谓“纯粹的经济范畴”，任何经济要素都要受到现实中的“非经济要素”的影响，如战争，阶级斗争，地理发现，世界市场的扩大，殖民扩张等，研究利润率的变动不可能离开这些“非纯粹经济”的因素。举例来说，工人的罢工可能导致工资上涨，进而降低剩余价值率；霸权国家的出现能够稳固世界市场的秩序，促进资本流通，加快资本周转率，进而提高利润率。因此，无论是“内生因素”还是“外生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一部分，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平均利润率起影响，从而表现为扩张－收缩的长波规律。这也就驳斥了对长波理论“非纯粹经济”的批评。 但是，资本主义长波理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在扩张－收缩的50年左右的长波之中永远地循环下去。曼德尔写道：“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出现是前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结果（即或多或少是自发的、机械的、自律的），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长波由收缩转入扩张有赖于各种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因素，而这些必要条件不可能每次都在萧条性长波的危机时自动地跳出来为资本主义再次进入扩张期提供帮助。接下来，我们将谈论资本主义永久适应危机是否是可能的。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行规律之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总体上是无法抗拒的。机器代替人力是工业化的普遍趋势。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自动化浪潮，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机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对工人的劳动进行替代，导致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比的显著上升，这既带来了劳动形式的重组和产业后备军的扩大，也阻碍了资本的价值增殖。 第二，技术革命的停滞。在扩张性长波开始后，利润率的上涨保证了对新技术的投资，进而促进了新技术的普及。先进的技术为领先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利润和技术租金，从而在技术革命的前期为其带来了高利润率。但是，当技术成果开始普及，领先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技术租金都开始下降。在大规模生产和竞争的情况下，“新”产品的价格也趋于下降，整个行业的利润量不再增加，平均利润率严重下滑。这时，技术创新就会陷于停滞。这表面上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赢利性的问题。前文已经论述过，只有当有利可图的时候，资本才会投入技术创新领域，将处于初步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领域的实际应用。当经济发展减速，发明向应用的转变变得困难，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扩散具有更大的风险，资本的投资率自然会降低。此外，我们不应忽视另外一个阻碍技术革命持续进行的重要因素——资本折旧成本。在技术革命的前期，新的生产设备和原料、产品的流通体系刚刚建立并普及。此时资本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刚建立的生产体系，而不是继续投资更“新”的技术创新。因为快速的技术迭代意味着要频繁地更换生产设备和流通体系，如此高的资本折旧成本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意味着技术革命是非持续性的，它带来的经济结果恰恰摧毁了开启它的动力基础。 第三，资本周转率进一步提升受到阻碍。我们知道，利润率 = 周转率 × 净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电讯革命和互联网的普及，资本周转率得以极大地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并不是无上限的，它在今天的进一步增加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在较小程度上是技术原因，但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与资本主义本质相联系着的制度——资产阶级分配标准，财产私有制，民族国家的壁垒——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周转率的进一步提高。 第四，长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生产的两个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的不协调。一方面，生产设备和商品的部门的生产力增长较快；另一方面，原料和能源部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前者，这是因为原料的生产与自然条件联系得较为紧密，不可能在短期出现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原料部门和产品部门生产力增长率的失衡导致了原材料价格对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这意味着产品利润率的降低。而且，由于原材料部门的资本在总资本中只占据较低的比例，因此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并不能从原料部门利润率的上涨中得到补足。 第五，生产过剩导致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困难。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没有重大的地理发现（如新大陆的发现），大规模的世界市场的重组（如冷战结束带来的苏东市场的开放）或者是大规模的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消耗了过剩的生产力），那么市场的需求是一定的，工人的购买力或者增速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速（相对下降），或者因资本主义对更高剩余价值率的追求（表现为压低工资）而绝对地下降。大量的产品堆积在仓库中而无法售出，从而导致包含其中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正如曼德尔所说：“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不自动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 第六，剩余价值率不能够无限地提高。当上述其他因素都受到制约，提高利润率便只有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实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即工资的相对下降），二是尽可能地压低工人报酬和增加工作时长（即工资的绝对下降）。前者在第二点当中已经谈到过，技术进步只能持续一个相对短的时间。而后者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将工资长期压低在工人的最低生活需要之下，也不可能让工人一天工作25个小时。 第七，阶级斗争的加剧。“要增加剩余价值率不能单靠增加工作量，加快工作速度，强化现行劳动过程等方法，而是需要深刻改变这个过程。”在长波的扩张阶段，由于利润率的高涨，没有必要通过改变劳动的组织形式来增加剩余价值率。而在长波扩张期的尾声和萧条期，为了维持利润率，资产阶级相比于扩张期的高涨阶段更倾向于改变劳动组织的形式。这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剧。在扩张期积累了力量的工人阶级（人数增多，失业相对下降，工人联合的加强等等）将会以各种方式反抗劳动组织形式的改变——从示威游行，联合罢工到武装革命。即使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也会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起强大的反作用。 第八，通货膨胀不能无限地对生产起刺激作用。二战后，通货膨胀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政府和银行通过发行超出社会经济总量对应的货币数量，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膨胀和信贷的扩张。它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扩张性市场，另一方面则使得企业能够在超出它们所占有的资本的基础上扩展。在战后平均利润率的高涨和资本积累的上升时期，持久性的通货膨胀起到了减轻扩张期内在矛盾的作用。通货膨胀在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扩张中使得繁荣的时间能够持续得更长，延迟危机的爆发。“但是，在价值实现日益困难，加之赢利率下降的条件下，只有每过一个危机周期就增加通货膨胀的剂量，通货膨胀才能延迟最后‘算总账’的时间到来。但是经验证实了理论分析所预言的：从一个既定的水平开始，通货膨胀连续加速的效果变得起反生产性的作用。” 第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像大航海时代那样通过地理发现（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来从根本上拓展世界市场的可能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想进一步扩展世界市场，需要的是拉美，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完成工业化，与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在现今的全球生产体系中，落后国家往往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承担着主要是输出原材料和低端产品的分工角色。这导致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很大比例上流向了发达国家而不是留在本国进行资本积累，这严重阻碍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限制了落后国家的消费能力，也就制约着世界市场的扩张。一方面，减小流向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比例虽然有利于落后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但却会直接降低发达国家资本投资的利润率；另一方面，提高这一比例则会限制世界市场的扩张，同样对利润率产生消极影响。 同时，我们不应将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的重新组合等同于世界市场的扩展。生产设备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廉价劳动力代替了相对较高工资的就业岗位，这些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剩余价值率，但对全球总需求量并无特别大的提升，不足以为一个新的扩张性长波提供动力。更何况，转移到落后国家的大多数产业早已面临世界需求接近饱和的情况了。 最后，考虑到核威慑的存在，通过“破坏性适应”（战争）来对一切经济要素进行大规模重组来达到利润率的重新上涨也是不现实的。前两次世界大战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消化了过剩的生产力，扩展了世界市场。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景是黯淡的，即便它真的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其代价也将是数以亿计的生命的消逝以及对文明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继续通过某些特定因素完成长波的重新上升的可能性，但长波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永远地适应危机。在未来的某一次萧条期，不再有足够动力来开启下一次扩张性长波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在长期的大萧条中带着人类文明一起崩溃，而是会在趋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革命的爆炸所摧毁。 请允许我以曼德尔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深信存在走出这一经济萧条期的另一途径，该途径将资本主义‘破坏性适应’的社会和人类的代价减低到最小限度。这就是社会主义途径：由生产者自己占有其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有计划地使用，这种使用不是谋取利润，而是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计划的优先顺序决定于多数裁定原则，决定于包含信息、选择、辩论、争执诸方面的自由和政治多元论在内的民主程序；联合的生产者本身管理经济以及由自我管理的民主实体组织的公民管理社会；加速机构臃肿、开支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消亡；迅速减少收入不平等和货币与市场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彻底缩短工作日，舍此自我管理和自我实施就是空想和欺人之谈。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联合生产者体制）所设想的整个社会主义。这只能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实现。这是人类在自觉选择避免资本主义自发的‘破坏性适应’代价的基础上对现时代需要和可能的创造性适应。虽然我们不知这能否及时出现以避免将来人类面临的灾难，但是这无论如何是我们能够避免灾难的唯一的途径。对于任何尚未对人类前途失却信心的人来说，对于渴望确保社会主义的未来成为现实的人来说，唯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才是他们符合理性的、光荣而豪迈的道路。”
洛之 2023.11.25 | 
发表于 2024-3-27 00: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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