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 —— 巴黎公社标志着暴力革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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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标志着在现代国家之中暴力革命的终结。

这句话看上去似乎有些暴论，甚至有一些煞风景：毕竟巴黎公社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启发了马克思与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想象、为日后的直接民主实践带来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而那数万名惨死在资产阶级的枪弹之下的市民与工人，同样是共产主义万神殿中的烈士，但当我读过了巴黎公社的众多史料之后，我还是只能得出这个悲伤的结论：

巴黎公社，标志着在现代国家之中暴力革命的终结，


二．
什么是「暴力革命」？我们可以把暴力革命定义为「彻底否认政权的合法性、通过暴力定义全新合法性的政治变革方式」。这意味着放弃改革乃至与合法政府之间的谈判通道，令政治的游戏规则跌入「无限制、血腥、不可预料」之境地。而这也意味着，革命者与合法政府将采取武装手段一决胜负。

在二十世纪，这样的革命曾无数第三世界国家上演。其中有些左翼政党最终得到了胜利，彻底驱逐了旧政权成员、或者是改造了旧政权之中的政治集团；有些行动则不幸遭到合法政府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合绞杀。已至总有人会觉得：暴力革命似乎是一种纺织四海皆准的手段，就算一些左翼在伦理上不赞同这种手段，也总是挂念着这种可能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所有的暴力革命都爆发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唯一个算不上第三世界的国家即沙皇俄国，则是帝国主义之中最薄弱的环节，整个国家也难以称得上是现代化。换言之，在现代国家——也就是有着官僚化且现代化的军队的国家——暴力革命似乎已经在根本上被终结了——之后匈牙利与德国工人起义的惨则证明了这一点。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任何民间的力量倘若敢于在有组织的暴力机器面前发动暴力革命，等待着他们的只是无差别的杀戮。除非，现代国家因为财政危机或者政治动荡崩溃了，官僚化的军事集团不再能够效忠于一个稳定的合法政府或者是自身陷入的分裂。那么这时，暴力革命就会在这些现代国家的废墟之上、在这些分裂化的政治势力的缝隙之中破土而出。

而巴黎公社正是这个规律的最佳案例——国民卫队对于革命政府的拥护让巴黎公社得以诞生，而正规军对于国民卫队的剿灭宣告了巴黎公社的惨败。



三．
巴黎公社诞生于普法战争之中法国惨败的悲痛之上。一年的巴黎围城之后，甘必大政府选择向普鲁士军队投降。这对于许多法国人而言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耻辱。这饱含着愤恨的民族情绪自然也被梯也尔签订凡尔赛条约的屈辱彻底点燃。这为巴黎公社的诞生提供了众多潜在支持者——这些朴素的爱国者、无法忍受普鲁士军队路程的巴黎市民，与那些意识形态大型主义的左翼激进主义者站到了一起。

而这些爱国者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巴黎围城之前临时扩大了的国民卫队。法国国民卫队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民兵组织，往往驻守在首都附近。八十余年之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卫队的政治意向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大革命的进程。当法王路易十六下令国民卫队向巴士底狱的巴黎市民开枪支持国民卫队选择了加入了革命政府，而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最终的目标是位于圣安东郊区的巴士底狱，这里不但能找到大量武器弹药，而且可以通过这座坚固的城堡控制巴黎东部的平民街区……法兰西卫队（Gardes Françaises）的两个小队加入了群众行列，他们把大炮对准了大门，这才迫使劳奈侯爵投降。一些著名的巴士底狱攻占者的英勇表现被记录了下来……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是一场政治地震。它拯救了国民议会，让一次权力的突然变更有了合法性。现在控制巴黎的是一个新的市政府和一个公民民兵队（即国民卫队），国民议会的议长巴伊被选为市长，国民卫队由资产阶级的人组成，由法国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担任指挥。 （彼德·麦克菲．《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国民卫队的主要成员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规模相对有限、也不算得上是一只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巴黎公社爆发之前一年，巴黎陷入普鲁士军队的围城之时，国民卫队为了更好的保卫巴黎而极大的扩充了其中的成员——这就把大量的城市无产阶级接纳住了国民卫队的队伍。而这也让革命卫队的政治立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更加偏向于无产阶级立场。而在一月二十二日、围城即将结束之际、一次左翼的和平示威在国民卫队高层的命令下被镇压，这让国民卫队内部出现了彻底的分裂。大量的资产阶级成员选择了在围城与巴黎公社之间的那短暂的时间里撤向城外，而这进一步提高了革命卫队的无产阶级成分。而最终，这只愈发充斥着爱国激情与无产阶级意识的部队在面对梯也尔的叛国之时，选择了加入巴黎公社。

而倘若这支军队——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民兵组织——并没有选择背叛他的名义上级，也就是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那么巴黎公社并绝计不可能诞生——且不用说什么临时组建的游击队了。巴黎公社成立之时，竞选为人民委员的那些左翼领袖不过是一些在酒馆与报社之中活动、最多有一些组织示威经验的激进分子。



四．
而在此后的战争之中，国民卫队最终依然无法敌得过梯也尔手下的正规军——比起德国人，资产阶级军队更恨那些敢于向自己抽刀的无产阶级同胞。

于是，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实质上实力悬殊的战争。梯也尔手下的军队有普鲁士的支持、更为整齐划一的指挥系统、更为精良的装备以及充足的物资。而公社只得龟缩在一个被围成了近一年物资缺乏的城市之中、而加入巴黎公社的国民卫队以及其他的巴黎市民训练不足、孤立无援。而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指挥系统上。巴黎公社的正坛算得上是混乱而破碎了，更是在战争之中一度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第一国际的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的雅戈宾党人争执不休，无法凝聚稳定的共识，更来不及组建一个完善的指挥系统。甚至在最终，战争陷入白热化之际，雅阁宾派与第一国际的成员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4月28日，朱尔·米奥（Jules Miot）——他留着浓密的白胡子，是参与过1848年革命的老资格雅各宾派——提议设立救国委员会以接管公社的行政职能。这条议案具有太过浓烈的罗伯斯庇尔和恐怖气息，有关它的激烈争论持续了足足三天。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国际会员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隆盖轻蔑地将它说成护身符，另一个记性不错的人喊道：“我们在帝国治下主张自由，掌权后也不该弃绝它。”最后，公社总委员会以45票赞成、2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米奥的提案…… 是公社直至此时为止最重大的一次分裂，此后，它的总委员会将由多数派和少数派组成，前者由雅各宾派控制，想要像1793年一样实施专政和恐怖政策，并将公社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者的感情用事；后者希望通过理性的民主手段进行统治，想要有所节制以便像罗什福尔所说的那样，“至少留出半扇可供和解的大门”。（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 》）
巴黎公社是民主的。这些直接选举的代表与公职机关极好的履行了市政服务的基本工作。围城期间的巴黎算得上运转良好、一系列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也得到了大胆的推行。这样的民主与自治也许能够应付的了一个理想无产阶级政权的日常运转所需，但在军事上却诚然比不过更为现代化的军事机器。面对梯也尔的军队，巴黎公社依然纷争不断，常无法确保一个统一的军事策略。以至于最终在斗争中胜利的雅各宾派甚至逮捕了巴黎公社最有才干的军事将领克吕瑟雷，这也成为了巴黎公社在军事上的转折点：

为了争夺国民自卫军的控制权，中央委员会和公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前者并不愿意将它原先拥有的权力让渡出去。因此，克吕瑟雷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遭到其中某一方的攻讦，还得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挑动其中一方对付另一方上，而他本来就不是那种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倘若克吕瑟雷是一位有才干的领导人，他就会发现有必要严格限制中央委员会介入战事的权力，但这位永恒的阴谋家非但不能弥合两个对立机构间的分歧，反倒助长了其不和状况……当克吕瑟雷返回市政厅报告自己取得胜利时，按照此人的说法，他落入了“一场埋伏”。他在公社会议厅门口遇到了一脸沮丧的潘迪和公社特别卫队里的一名哨兵。“我亲爱的朋友，我需要执行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任务，”潘迪说道，“我不得不逮捕你。” （ibid.)
而这样这局面之下，军事胜利自然是不可能的。



五．
巴黎公社为何失败？自然有太多原因促成了这场悲剧的发生。我们或许会说，这背后体现了巴黎与整个法国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然而，这个原因本身并不完全成立。巴黎这个庞大的首都对于法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甚至有些人说只要得到了巴黎就可以得到整个法国。因此，就算是只有一座城市巴黎公社也本可以发挥的更好的——也许它本人抵抗上更长一段时间，甚至让正规军溃败乃至分崩离析。直到普鲁士人被迫下场、陷入巷战之中陷入绝境——普鲁士本身在漫长的围城战之后，本身也出现了财政危机。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巴黎公社存在着那几个月的时间证明了它自身的组织能力尚无法与正规军抗衡。它诞生一个现代社会——作为大革命的遗产，法国毫无疑问可以担得起这样的称号——陷入分裂与破碎的夹缝之中，最终又在「团结起来、掌握了正规军的资产阶级」面前陷入了惨败。因此，纵然巴黎公社曾进行了伟大的民主实践、在如此的困境之下保卫了巴黎两个月之久，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一旦现代社会在破裂之后得到了重组，军队再次归顺的合法政府并听政府指挥，那么民间的武装力量几乎不可能胜利。事实上，见证了这一切的恩格斯最终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848年至1850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1895年版序言之中，恩格斯总结道，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几乎每一场法国革命的胜利都伴随着军队的倒戈，而每一次失败都以军队向革命者开枪为标志：

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方面，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便会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不力。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最终，当他探讨了1848年以来的一系列变化之后，恩格斯悲痛地总结到：

……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支就都会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因此，随着军队的专业化与官僚化、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暴力差距越发悬殊。诸如英格兰内战、美国革命战争或者其他传统国家的农民起义中，那种政府军与反叛军展开公开对决的场面，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示威、总罢工乃是道义的战争。纵然我们依然可以说：现代国家本身也是脆弱的，它也可能在财政以及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崩溃，但那些真正政治化的军阀又怎么会屈服于一种追求平等与民主的意识形态呢？

但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味着绝望、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不再可能，甚至不意味着政权不会发生更迭。倘若军队去政治化了、成为安静观望、维持基本秩序，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一种「道义之战争」的存在：变革者在街头抗议、网络宣传乃至其他一系列合法的渠道中证明自己是正义的代表着进步的一方，政治斗争的双方将斗争方式限定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最终让军队追随着社会进步的步履，向新政权宣誓效忠，所谓的革命依然可以说取得的胜利。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方案，就像恩格斯在那篇序言的结尾写道的，手无寸铁者的道义力量也许会胜过子弹与刀枪：

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17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xsa234

颜色革命那一套呗，看来懂唯物主义的不多啊，总在上层建筑里打转，从不思考经济基础(这人还自称喜欢严肃经济学)

远航一号

以后无特殊必要，不建议再转这个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