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双的革命——“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接下来分享一张越南的照片，越战中女战士是非常有名的，我在找图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网友用“迷人的越南女杀手”为名来展示这些越南的女游击队员，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我们今天的逻辑叫“胜利的失败者”，我们在很多场战争中都是胜利者，但是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者的逻辑，接受失败者的位置，以失败者的姿态去采用胜利者的逻辑乃至胜利者的修辞。

越战中的女战士

越南战争的迸发实际上非常有趣地引发了另外一场内部爆破，那就是美国迸发的全面反战运动。关于60年代有一种描述说它是B-52效应的结果，B-52就是当时美国最新式的军事轰炸机，当时美国出动了巨大数量的军事轰炸机飞临越南上空，而且事实上整个越南土地被军事轰炸所投下的炸弹创了吉尼斯纪录。但据说落点最密集的不是在越南，是在老挝的一个地方，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都是无人区，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引爆了一颗当时尚未爆炸的炸弹。当一个地方没有爆炸的炸弹达到了使这个地方成为无人区的密度，大家可以想象投下来炸了的炸弹有多少。

所谓B-52效应应该叫做媒体效应或者电视效应。大家不要忘记60年代是现代媒体诞生，大众媒体开始构成景观社会的年代。有一种说法是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打败的第一场战争，其实这个说法说的对。这句话的意义大概要做另外一种理解，越南战争是第一场通过电视为全人类所目击的战争。所谓B-52效应是在当时的电视上全面报道的美国军事轰炸。美国在大规模的军事轰炸中，不仅是投炸弹，最著名的是投凝固汽油弹，还投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当时发明的落叶剂。为什么投落叶剂？因为越南游击队跟他们搞游击战，藏到树林里看不见，美国就投下这些东西让树叶全部落掉。到今天为止，这些化学武器对那块土地的污染仍然不可消退。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美军的视频，是B-52的轰炸，是密集的子弹，是美国钢铁巨人的形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60年代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公民包括全体美国青年、美国知识分子他们认同的不是美国的军事武器，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认同了炸弹之下血肉之躯的越南人。所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全面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我们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各种各样的民间队伍进去到灾区，但是我自己非常惊讶的是比工程救援人员，运食品、运水的人员甚至更早到达的是心理救护队，为什么？因为大家说，经过这样的灾难，一定有巨大的创伤，就是灾难创伤吧！OK，就是PTSD，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去救助他们这样的疾患。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忘记了或者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其实就是在美国越战的时候出现的。PTSD是美国越南战争后期才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人会说军人经历战争，遭到心理创伤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吗？既然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为什么越南战争才如此严重？大家看《阿甘正传》，很多越战老兵后来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变成流浪汉，变成无法适应生活的人，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他们在前线经历了这场荒诞的、残忍的战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被千夫所指，被祖国的人民集体指认为凶手。这是当时广泛地深入地袭击了整个美国社会，全面地前所未有地动摇了美国的清教传统、清教秩序、清教社会的一项运动。

与这场运动同时发生的，或者说这场运动的主要表象大家都知道是嬉皮士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同时包含了性解放运动和大规模对致幻剂毒品的服用和使用，同时包含了美国文化的一个高度的自我东方化。大家不要简单地去想象性解放和吸毒，而且如果你们是道德主义者的话，我也无言以对。不能解释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和整个东方式的内求，向内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去探索自己生命的极限和极致这样一种特定文化思潮和诉求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嬉皮士运动中有个著名的形象叫花孩，对吧？这是典型的花孩服饰和形象，和1968年“五月风暴”一样，他们直接地公然地表明与资产阶级的秩序、价值和道德的直接决裂。同样像刚才看到的，这个运动当中，整个的所谓Pop Music、波普艺术和波普行为成为了最重要的所谓和平游击队，一个和平抗争的形式。希望大家认识，这是Bob Dylan。波普艺术和整个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所构成的这样一种亚文化的涌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后来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人物，它打开了这个时候已经渐趋没落的人文社会和艺术的全新领域。

对60年代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切格瓦拉效应。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带领的无国籍游击队被经CIA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军击溃，切格瓦拉被俘和杀害。这是20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人们认为永远不会有的陈尸事件。玻利维亚军方杀害了切格瓦拉之后，公开陈尸，让全世界的记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报纸的头条都是这几幅照片。十年前我做文化研究的时候，从国外旧书网站上购买了大量60年代的出版物和回忆录，我当时希望获得更多个人性的资料，帮助我情感性地切入到60年代。其中，我读到的一本回忆录，它说：“1967年10月9号的早上，我起来之后，像往常一样在餐桌前打开报纸，我惊呆了。报纸的头版是这张照片和切格瓦拉被杀害的消息。我坐下来哭泣。我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一个小时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大学里有课程，我必须去上课，我就勉强自己走向校园，在教室门口我被一个女孩子拦住，女孩子穿着一件T恤，T恤上写着‘make love no war（要做爱，不要战争）’，她说：‘告诉我，他没有死，告诉我他们不可能杀死他！’我逃离了那节课，和所有的同学讨论了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以及未来。”这个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回忆录里说：“那一天大半个世界都在哭泣。即使你不是左派，即使你不相信任何左派的理想，即使你不梦想改变世界，你仍然会在那个时刻哭泣，因为切格瓦拉被杀害意味着20世纪前所未有的伟大梦想的陨落，这个梦想就是人类是独特的，人类是伟大的，人类的精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精神是可能征服军事的和物质的。切格瓦拉可以象征任何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理想，他是20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骑士。”所以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某种意义上是切格瓦拉之死效应。

切格瓦拉遗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当切格瓦拉被杀害被陈尸，因为玻利维亚军方必须向整个世界陈尸来昭示他真的被杀死了，因为在此之前，每隔五个月，全球传媒会报道一次切格瓦拉被杀死了，而且报道他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被杀死。以至于这已经司空见惯地成了全球媒体的谎言，这使得陈尸成为必须。但陈尸的结果是切格瓦拉获得了“尘世的基督”的称号，然后无数的诗篇歌咏他，无数的人记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在于那幅照片所有的构图都是吻合于美术史上的名画基督之死的，这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约翰·伯格首先指出的。而他的以身殉死，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一己之力试图逆转世界历史命运的理想也令基督教文明的人民联想起基督。实际上21世纪，教会的第一大争议是英国的一个激进教会采用了切格瓦拉的画像做了最新的基督像，他们用金冠取代了他的贝雷帽，只此而已。这当然在基督教引起了巨大争议。

我们说B-52效应、切格瓦拉效应同时成为了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我用一个极右翼的人著作当中的演说，他说：“非常奇怪，非常好笑，从切格瓦拉被杀死那天起，他的形象被全世界的人们高高举起。从此，他变成了一个不死的青春偶像，而这个青春偶像传递的都是好消息，叫做：世界终将被改变。”当时的一个非常浪漫的，毫无左翼色彩的拉丁美洲诗人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至今仍然流传，是歌咏切格瓦拉的一首诗，名字叫做“点燃朝霞的人们”。

最后，对我来说，叩访60年代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这样一场“无双的革命”，60年代的革命是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人们尝试以知识对决权力，相信对真理的获知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必然，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决心，这是人们第一次不再区隔象牙塔之高和江湖之远，当时所有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导演、诗人、歌手都走在学生的队列当中，但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场“无双的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且我对这场革命有一个更悲观的说法：这场革命是一个积聚了巨大的动力内部引爆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是一场自我耗尽的革命。

但我现在要先引申出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关于60年代，关于这场革命，我们不说它事实上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的话，我们至少说它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丰厚的文化遗腹子。我们不去一一欣赏了，这几张脸大家应该熟悉：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的被转型、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它的面貌、改变了它基本的思考路径和参数，而几乎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者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同亲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受难者很少有人愿意向人们讲述集中营的苦难一样，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震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们的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其他人并不直接讲述他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当然题外话就是大家不要把法国理论家的确实很难读的著作神圣化，神圣化的结果只能使它更不可理解。如果你们意识到这些难懂的著作是因两个原因而难懂，一个原因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说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因为就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

罗兰巴特

鲍德里亚

拉康

德里达

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