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九天揽月）第266章

2014-3-16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20|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棵、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扫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曰白的一首诗——笔者注）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毛泽东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共讲了8个问题。关于整风问题，他说：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的整风已进行了两次。现在共产党中央做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提出了辨别正确与错误、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他说：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就整风的方针说：

“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同时，一定要防止思想上的绝对化，片面地肯定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毛泽东还说：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他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地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再说3月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也在座。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来得比较晚，他一走进接见厅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