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难道没有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苏联的历史不正是这种革命“扭曲”的可怕危险的长时间体现？当然，她没有看见列宁后继者的公然犯罪，但如她所预见的“道德的崩溃”，不是比正直地反抗更高权力和对抗历史条件的所有政治失败，对于革命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此，唯一的拯救途径则在于“公共生活自我约束、最不受限制、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意见”。
她没有活到足够的年龄看到自己是多么正确，看到恐怖和道德恶化，它直接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影响。这不能归之于列宁，尽管他有错误，但是他与最初志同道合的人们之间有着更大的共同性，而不是他的后继者。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罗莎·卢森堡去世三年之后，利奥·约基希斯的后继者保尔·列维（Paul Levi）担任了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出版了她1918年“只为你”而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评论，而当时并无出版的意图[14]。对于俄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非常尴尬的时刻”，列宁如写下尖锐和偏激的回应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而列宁却写道：“让我们以一个古老的俄国寓言来回答：一只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一只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尽管有错误，但是她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一只雄鹰。”他继续要求出版“她的传记和她著作的全集”，不清除其中的“错误”，并责备德国同志们“难以置信地”忽视了这个责任。这是在1922年。三年之后列宁的后继者决定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化，并因此下令对于罗莎·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猛烈攻击。这个任务被一个叫做露西·菲舍尔（Ruth Fischer）的人欣然接受了，她告诉德国同志们，罗莎·卢森堡和她的影响“仅仅是一种梅菌”。
鸿沟已经被挑明，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称之为“另一类动物物种”的人。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社会主义的叛徒”，便可摧毁仅存的志同道合者，以及遗忘他们精神遗产的最后残余。不用说，她的部分著作曾经出版过。二战之后，一个充满错误注释的两卷本在东柏林出版，并附有一个叫做弗雷德·厄斯纳的人对“错误的卢森堡主义”进行的详尽分析，但是这个批判“太过斯大林主义”，因而迅速变得湮没无闻，这肯定不是列宁曾经要求和希望的，借此“教育共产主义的一代又一代”。
斯大林死后，情况开始变化，当然不是在东德。在那儿，对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修正明显导致了一种“倍倍尔崇拜”（可怜的老人赫尔曼·敦克尔是惟一对这种新的谬论提出异议的，他是最后一名著名的幸存者，仍能“回忆起我的生命中的最美好的时光，那是我作为一个年青人结识了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兰茨·梅林并和他们一起工作”）。然而波兰人，虽然他们在1959年出版的两卷版选集其中“部分作品与东德的重叠”，但恢复了由列宁去世后便盖棺论定的她的名誉。1956年之后，罗莎·卢森堡成了波兰出版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对于她到底是谁和做了什么，人们希望有一个姗姗来迟的认识。同样，人们也希望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教育中，最终能够发现她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奈特先生是对的：“她的观点，属于严肃地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地方。”
注释
[1] 近年来另一个限制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尽管他们在当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人们认为详尽无疑的传记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忠诚。不管Alan Bullock在他关于希特勒的书及Isaac Deutscher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如何小心翼翼以某种方法论的技术加以处理，但是以非个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只能被看作错误的美化和对于事件更微妙的篡改。而我们想要在恰当的比例中同时看到事件与个人，便不得不去看资料较少但符合事实的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完全的传记，它们分别由Boris Souvarine和Konrad Heiden撰写。
[2] 《罗莎·卢森堡》二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
[3] 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政党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国会议员，《人道报》的创办者之一。
[4] Milelan，Alexandre Millerand（1895—1943），法国政治家，右翼社会党人。
[5] Spartakusbund，斯巴达克同盟。1917年成立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1918年12月30日改组为德国共产党。
[6] Freikorps，德国民间准军事团体。1918年12月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出现，成员有退伍士兵、失业青年等。
[7] 参见1917年3月8日致汉斯·狄芬巴赫的信。
[8] 出处同上。
[9] Nechaieff，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者，主张目的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即所谓“涅恰耶夫主义”。
[10] 在英文世界里他被运用最为广泛的一本书是《演进的社会主义》，不幸的是缺少必要的注释和对于美国读者的一个导言。
[11] 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一书中，《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1914，作为一种政治模式》，1965年4月。
[12] 这种情况与法国在德雷福斯危机期间的法国军队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撰文《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危机》（选集第一卷1901）精彩论述的：“原因是军队不愿意挪一步，它想表明自己是共和国公民力量的对立面，而同时并不失去把自己交给这个对立面的力量”，通过一场政变通往另一个政府形式。
[13] 1905年，罗莎·卢森堡与利奥·约基希斯化名德国记者，返回波兰。
[14] 不无讽刺地，她惟一的这本小册子到今天仍然在被广泛阅读和运用。下面是在英文中所涉及的书目：《资本积累论》，伦敦和耶鲁，1951；《对于伯恩斯坦的回应》，三剑出版社编辑出版，纽约，1937；《尤尼乌斯小册子》（1918）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标题之下，由Lanka Sama Samaja Publications编辑出版，锡兰和科伦坡1955。尤其作为印刷品形式，最早1918年由Socialist Publication Society面世，纽约，1953。同一家出版社在锡兰出版了她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商业联盟》（19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