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第八章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讲话。

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

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

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把毛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他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

姚文元在审稿中均删去。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国庆社论。

经周恩来审定，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阀”，“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土沃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就要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文章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首先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觉悟。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左”右干扰和破坏，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文章

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周恩约见公安部负责人。

周恩来说：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

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

要她将王若水的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

毛泽东提出：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江青会见周恩来

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

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

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江青在讲话中指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理论部）。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l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贰、本节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极左思潮，是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的。当时是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代表。并且与北京的“五·一六”兵团挂上了钩。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国内外有人攻击说这是整左派。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就叫林彪。

很明显，毛泽东的讲话是就所谓“整左派”这个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评价林彪所执行的整个路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的讲话是把三个东西并提的，没有说林彪的路线就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

在周恩来以后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在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更加突出、系统的批判极左思潮。

可是，这个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这样一来，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就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具体表现在四件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