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者(红旗一展满地红)按:近些天来红色中国网对89.64事件刊发了大量的分析性文章,争论很激烈。本人恰巧看到中国工人网曾经编辑的一篇长文《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中有一节是涉及到64运动的,发出来以飨读者。 远航一号注: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作者不是“中国工人网”,而是若干年前由中国工人网编辑的,原作者不详。故暂将作者注为发布者“红旗一展满地红”。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于了解八十年代的政治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篇文章也有很严重的局限性,那就是其出发点,是从所谓“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就歪曲了问题的本质。在“党”已经变质并正在全面演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八十年代)的条件下,问题已经根本不是党和群众的关系,而是各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谈阶级关系,该文就在实质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忽略了六四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政治结论。另外,该文作者认为,1989年学生运动本身是不反社会主义的,只是要求大民主,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本编辑将随后就相关问题补充评论。
80年代的群众运动
对于80年代的群众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当及早清理整顿;有的右派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体现,应当予以颂扬。针对左右种种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观点,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两种群众观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 一、两种群众观
毛泽东始终相信并重视群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高度重视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革命战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和平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4]不仅如此,毛泽东始终倡导、坚持和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5]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只有利用群众运动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对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毛泽东并不推崇,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和个人主义,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来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面临着罕见的、艰难的自然条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6] 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由于各级党团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到可乘之机,利用文革的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7]文革后当权派坚决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在1980年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8]“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 那么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治腐败问题呢?改革派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是滋生官僚主义和集权现象的历史根源,主要靠加强“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0]邓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2]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强调法制化的同时,群众监督被架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3];同时,群众对党组织不再有监督的权力,“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14],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是“党的监督”,第二位是“群众的监督”,第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5]。改革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社会主义“民主”是服从于“秩序”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6]。 69年“大联合”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各类群众组织被整合、撤销。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旧有秩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组织和民主权力被进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在人大常委们一边倒的赞同声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1982年修订《宪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法制秩序,加强对群众的纪律教育。 二、胡耀邦对几次学潮的处理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一排矮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自此,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青年还自发地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形成了“西单民主墙”现象。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观”同老左派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胡认为“四大”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煽动无知的群众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这一点,在当权派中,无论左、中、右,都是毫无异议的。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邓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O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17]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 自70年代后期起,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中逐渐泛滥。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宣传马列主义过时。 学潮平息以后,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90年代以来有些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新,86年前后都能找到。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 北京在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 在上海, 大范围学潮引起保守派的恐慌, 胡耀邦对学生手软,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 三、赵同老左派的矛盾
邓对胡耀邦不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1985年,邓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赵紫阳同胡耀邦有所不同。赵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赵紫阳并不反对,六四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赢得了老左派的信任,最终当选总书记。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 胡耀邦辞职后,老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让赵紫阳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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