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④      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化。

　　中央一线常委指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毛泽东、朱德处于二线。在一线常委中陈云、林彪由于身体不佳，处于休养状态，当时很少参加一线常委会议，因而一线常委会议一般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召开的。这三位常委在工作组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周恩来则主张撤销工作组。

　　其实，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的认识有过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最初是由于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引发的。在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200]由此可以反映了周恩来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态度问题。

　　后来在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周恩来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碰头会上决定的。周恩来还当场向毛泽东电话请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201]这说明周恩来当时也是同意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202]党内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和深思，一个时期以来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周恩来的神态连出访时的外宾都感觉到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203]在反复思考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七月二日，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204]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与陈伯达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当陈伯达把群众揭发张彥为首的工作组的材料转交给中央一线常委后，周恩来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既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表示反对撤销工作组，也没有明确表示撤销工作组，而是要求在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以后，再决定工作组的去留。这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来看，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明确变化，是在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和康生、陈毅、陶铸等支持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205]

　　从中看到，周恩来从中央一线常委中分化出来，转而支持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这是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重大变化。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坚持他们的主张，获得周恩来的支持，七月二十三日又召开了他们三人参加的一线常委会议。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206]

　　虽然现在他们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会议的主题则是谈工作组问题。在刘少奇、邓小平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对立的情况下，他们召开会议谈论工作组问题，还是希望他们三个一线常委能够在工作组问题上统一认识。这种统一认识不是刘少奇、邓小平统一到周恩来的认识上来，而是希望周恩来统一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认识上去。也就是说，在反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他们三个中央一线常委要统一思想，反对撤销工作组。这从第二天周恩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回信上可以反映出来。

　　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认识。”[207]

　　从周恩来的信件上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认真思考，他认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形势的估计和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接着又对工作组问题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上进行了分析，还表示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今晨要到外语学院去看大字报。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信件中以“看法不尽一致”为由，拒绝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谈论工作组的问题。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七月二十三日晚他们三人在工作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刘少奇、邓小平还想与周恩来再次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争取周恩来转变到他们的立场上来。周恩来在信件中予以回绝，表示不愿再和刘、邓谈论这个问题。这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不会再改变态度，和刘、邓划清了界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态度是一致的。工作组派出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后，引起了周恩来对工作组问题的深入反思。此后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刘少奇、邓小平拉开了距离。这样周恩来就从中央一线常委中分化出来，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刘少奇、邓小平还想做一做周恩来的工作，将周恩来争取到他们一边来，但是遭到了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工作组调研以后的认识所致，另一方面是组织观念使然，同时更是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认识到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208]

　　⑤      毛泽东召开系列会议，提出撤销工作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汇报，又调看了若干高等院校的文革简报。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与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但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决定撤销工作组，还进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组是错误的。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和陈伯达等人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和毛泽东的争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通过与北京市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书记的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沟通思想，阐述观点，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1)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听取北京市委负责人汇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209]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是在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工作组起到了阻碍文化革命的作用，导致了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听取了汇报，看了文革材料，考虑了一个星期以后得出的结论。接着又批评当时的领导干部不深入基层，没有取得文化革命的感性认识，又如何领导文化革命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表示撤销工作组以后，又进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是他在考虑了一个星期以后才做出的结论。

　　2)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这次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面。当时他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与会者中初次见毛泽东的人，未免怯场，大都绕到他背后去就座。凡属初见面或不熟悉的，他都回头望着问候姓名。看来这天他比较高兴，会场里气氛也比较热烈。[210]

　　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211]

　　他还说：“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12]

　　毛泽东认为六月二十号(也就是刘少奇批示北大九号文革简报转发全党)以后，运动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这是委婉地批评了刘少奇关于北大九号文革简报的批示。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就是这样做的。采取这种方式是难以取得成效的，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在上下左右业已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工作组，而是本校的师生最了解实际情况。因而要想搞掉这些人，就必须发动群众。关门整风是行不通的，只有发动群众参与整风才有可能解决实际问题。文化革命就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共产党员怎么能害怕群众整风呢?

　　要发动群众整风，就要能够使群众行使自主权。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支持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一个范例。这就不能采取派出工作组的方式，由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而要由以左派为核心的师生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当然，这个时候可以搞点观察员来进行调查研究。过去《人民日报》、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中，进行文化革命是困难的，现在这些机关的领导权已经夺回来了。这是文化革命中取得的一个成绩。他还要求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要坐在屋子里，而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联系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

　　从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要深入到文化革命一线中，了解真实情况。要撤销工作组，依靠群众中的左派来领导文化革命，实行群众整风，批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此间，毛泽东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予以肯定，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213]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天周恩来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214]周恩来在七月二十四日不仅参加了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会议，还参加了中央一线常委召开的会议。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不仅说明周恩来当时已经完全站到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立场上，而且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周恩来是信任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沟通着中央一线和二线之间的联系。

　　3)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后来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评，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学，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215]

　　毛泽东还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碍作用。”[216]

　　在这次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成聂元梓时，毛泽东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217]

　　从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明确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因为工作组阻碍群众起来革命。学生之间的争斗，分裂为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工作组是有责任的。对当时学校的实际情况，本校师生最清楚，工作组是不清楚的。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起阻碍作用的时候说过，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到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批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汇报会在六月三日制定的“八条规定”，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218]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的工作组。对于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的问题，他是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的。开始毛泽东是主张保张承先的，后来经过调查并慎重考虑以后才不再保张承先了。当然，批判张承先是说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而不是要把他这个人怎么样。后来撤销北大工作组，批判张承先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问题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219]这样避免了对张承先的武斗。

　　毛泽东主张文化革命不要依靠工作组，而要依靠各单位的群众，由群众自己来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最熟悉本单位的情况，依靠他们才能够解决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群众可以通天，给中央写信，在斗争中建立以左派为中心，吸收中间派参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斗、批、改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明确了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的性质和范围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斗、批、改后来写入了“十六条”。至于有人谈到和聂元梓一块贴大字报的七个人中出现分裂时，毛泽东并不讳言聂元梓的缺点，也没有因为出现分裂就否定聂元梓的贡献。这是因为由聂元梓牵头署名的大字报，首先将矛头指向校党委，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打了第一枪，起了带头作用。因而从进行文化革命的政治要求出发，还是要肯定聂元梓的。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修改“十六条”，发表讲话、谈话，阐述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北京市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以及周恩来、陶铸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是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进行协商，达成共识，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一线常委中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后来回忆了这一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李雪峰说：“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参加。”“到会的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知道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没有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记不清，因当时正在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他于1966年6月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少奇、小平都不在场，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总书记，我们也觉得不合适。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里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让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出来了。”[220]

　　从中看到，李雪峰从刘少奇、邓小平两位常委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就感觉出形势的严峻，与会的陶铸也是这样，因而陶铸才向毛泽东建议将会议内容向刘少奇、邓小平谈一下。毛泽东同意这样做，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传达了会议的内容。从李雪峰的回忆看，当时会议气氛是紧张的。

　　由于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是找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开会，因而中央常委不见得非要参加这些会议。但是周恩来参加了，而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参加，就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因为通知谁参加会议，毛泽东当然是有考虑的。没有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参加会议，说明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们是有看法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毛泽东已经就工作组问题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无视毛泽东的观点，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指示(比如刘少奇批示的北大九号文革简报)。此后就是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多数是好的，对撤销工作组持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就只好先做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的汇报，看了文化革命的材料，进行调查研究以后才做出判断的。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是慎重的，有依据的。

　　这个时候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会后请示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就工作组问题与陈伯达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也意识到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的严重影响，以及这种斗争在党内高层的反映。刘少奇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221]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争取周恩来站到他们一边，但是遭到了周恩来的婉拒。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不论从文革路线还是组织程序上来说，都是错误的。以前应该说的话都跟他们讲了，他们仍然还那样做，因而毛泽东也就只好先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及周恩来、陶铸等人交换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