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成为左派的

2012-8-24 00:06|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1732| 评论: 3|原作者: 清华学子

摘要: 这是我酝酿了几个星期的一篇文章，在为本文踌躇的那些天里，我经历了关于真理的激情，经历了激烈的争锋，思想上反复捉摸，反复论辩，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到有一种决裂和冲锋的热情与力量在心底潜滋暗长。这是生来十八年不曾有过的心的较量，其中我体味了辛辣也体味了甘甜，这种较量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三年来思想小成的自己。 ...

作者：清华学子w，于2003年以588分成绩即上海最高分考入清华大学。

　　写作这篇文章前的一个月里，我依凭何新那个思想体系的观点与同学做交流，面对了许多支持也迎受了很多反对。而连续两个星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学让我积累了很多感想，不停地对过去的自己进行拷问。而A与我之间友谊的淡去更引动我“愤悱”的心情，觉得要向我身边的朋友们讲清楚一些事情，这个“讲清”，首先是“怎么看吴乐？”的问题，于是就在一天里写就了《知识分子的回归》，讲述了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思想变迁，按照思想状态分成了三个阶段，变迁中充满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文章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我自己在以后的两个月中还常常为自己在文中透出的激情和魄力所感染。
　　10月14日的再评价：转眼间已经有半年过去了，思想上经历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动荡——当然这些动荡因为发生在《回归》之后都没有记录在本文中。您可以想见，《回归》并不能说明我今天在想什么，我每每面对《回归》时总怀着极复杂的心绪，有恍然，有惭愧，有激动，有惶惑，带着对人生对世界对历史的惶恐陷入痛切的思考，一小时一小时的时间在思考中碎成一分分一秒秒。
　　《回归》讲了一个故事。
　　知识分子的回归：从“精英”到“大众”——我的思想变迁
　　引言
　　这是我酝酿了几个星期的一篇文章，在为本文踌躇的那些天里，我经历了关于真理的激情，经历了激烈的争锋，思想上反复捉摸，反复论辩，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到有一种决裂和冲锋的热情与力量在心底潜滋暗长。这是生来十八年不曾有过的心的较量，其中我体味了辛辣也体味了甘甜，这种较量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三年来思想小成的自己。如果我在过去不是在那条思想道路上走得那样自信而坦荡，我今天对自己的批判不会这么深切。我是的的确确亲身经历了对主流思潮的追崇。我个人这半年来的心路历程是一种强大的论证，论证的命题或许无解，但却有深刻的对立的论点，论点的锋芒直指着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
　　我今天终于下了决心做这篇文章，我要把我自己在这半年的思想变化尽力地描述出来，沉淀下来；我也要循着一个入世的准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努力地向人们宣告我的成长与我所以为的事实。
　　文章分成三部分：1、轻风和煦（大学以前我的思想概述）；2、迷雾晨曦（大一上半学期的思想概述）；3、日破云霄（大一下半学期的思想概述）
　　一、轻风和煦
　　我从小就被人看作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但一个孩子所能持有的共产主义空想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激进与保守只是相对而言的，我的表现也只是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环境中凭着学生的诚挚鼓吹着我所膜拜的崇高与超越。我更多地只是以为人不能在金钱的统治下卑微地生活，人要有追求，而人的追求（我的追求）应当在对他人的服务中实现——这样看来，我和周围的同龄人在思想上有什么两样呢？粗粗地展望，纯朴浪漫的少年情怀终究是要淹没在现世的冷眼里的。
　　但在思想养成的细节里，我拥有了一些优势。我小时候家教很严，出门玩耍的机会十分有限，这本来是一种祸害，但我因为寂寞，开始了更多的思考与阅读。我的爸爸博闻强识，对中国革命史的内容过目不忘，他夜夜给我讲这些故事，我最早从他的故事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了解了解放战争，了解了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五年计划、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中印战争、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对越自卫反击战、六四事件、南巡讲话、股市投机、浦东开发开放……童年的我很喜欢这些故事，而且为我树立了非常朴素的关于历史的善恶观：当不到十岁的我戴着团徽自豪地乱走，当我画了党旗作为自己的书签，当我初中就去阅读《社会发展史》资本主义部分并为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称叹激赏，当我把马恩列毛的照片插入名片夹随身携带时，我开始感到我与同龄人之间有了差别——当时的我不超过十四岁。我打读小学时就喜欢论辩，母亲一旦说世风日下，党的政策不好，我就为中国共产党辩护，妈妈就急：这孩子动不动说这话，“政治是小老百姓玩得起的吗”，她甚至会为这事打我两下。虽然我家庭条件非常一般，但我仍觉得自己身在中国很幸福很幸福，我今后也要做革命烈士们那样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
　　可是朋友，你知道，这都是些孩子气的善恶观。人，是变化的。如果我变了，那童年时的热忱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2000年，我凭着很好的机缘考进了建平中学的理科重点班。后来当选班级的支部书记，又受任为13个支部组成的年级总支部书记以及学校的团委副书记，高二时创建了学生社团先锋论坛，拟以此为依托，宣传党的主张，为学校培养思想过硬的入党积极分子（不管结果如何，其间的许多辛苦教育了我）。在建平的三年学生干部经历有两件事对我影响最大。
　　一件发生在高一，当时年级里有一个团支部开展活动非常有名气，取得了不少称誉，后来发现背后是团支部书记的弄虚作假。当时我少不更事，还很相信那位同学，也犯了很多善良的错误。那一系列事情以后，我对官僚主义有了切身的体会，看到了腐化堕落思想、社会不良风气的毒害怎样地侵蚀了我们的同学，我从中体会了很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得越来越深，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不能对不起人民”！对，就是简简单单这么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人民”，这背后的许多故事，许多道理曾经给过我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这些故事一一地向我指出：只要一不小心，我就有可能滑向腐化堕落的深渊，欲的黑洞离我们太近了！我进入高三后就常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挂在嘴边，我觉得这八个字的气韵必须渗到我性格的最深处，我得为了我的人民永远做诚惶诚恐俯首实干的孺子牛。
　　第二件事是贯穿了高二高三的两次评优和党员发展。在高二评优结果公布前后，大家感觉“即使年级只有一个名额，也是吴乐？”，但后来五个名额，我不在其列，当天我就觉得这事太给我启发了，我又一次感到了人事的扑朔迷离，这以后我成熟了很多；高三阶段我原来的致命项——学习突飞猛进，学习和学生工作全面收获，但到了评优时，名额是三个，我仍然被封，后来是我的老师冒着极大的风险努力争取，我才成为“市三好学生”，但是也因为这个，被人们看作一种政治荣誉的 “入党资格”便离我而去，理由是我对“三好学生”的荣誉表现不够谦让。我通过一个小侧面明白了党内斗争的严酷性。这两件事彻底摧毁了我童年时关于“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奔走”的玫瑰色浪漫幻想。在高三最后的几个月里，我的心里爆发了对于“办公室政治”的鄙夷，我对官僚主义的强烈反感促使我甚至在随笔中立誓：就是不做官。我告诉我的同学：我的人生理想是修身，做一个德艺双馨的“纯”知识分子，我讨厌倾轧，不仅厌恶他人对自己的倾轧，也厌恶我自己对别人的倾轧（“我不看别人脸色，也不要别人看自己的脸色”）。这样的“出世”的观点就是基于上述事件的思考。
　　在思想上，我高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高一时学习了华勒斯坦论述地缘政治的《历史资本主义》，这本小册子交给我很有益的认识工具，它的思维习惯也规范了我整个高中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路线。我一直没有忘记这本册子与我的教益，我选择经管学院而不是自己同样喜欢的物理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本书的启迪。《历史资本主义》中论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历史的较量及较量背后的规律，我直到今天还是很赞同华勒斯坦的观点的。它的研究风格是康德式的（我揣度），充满了“引力与斥力平衡”的辩证法思想。
　　到了高二，毛承延老师成为我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文章与思想提出热烈的表扬，这些都是出于对我的一片爱护之心。人是在鼓励中前进的，我受惠于毛老师的鼓励，高二时写作突飞猛进，我可以天马行空地抒发自己的感想了，这对我来说不啻一种思想的解放。班级同学对前任语文老师评价更高，但我在高一学语文时却感到思想的压抑，因为我绝不想为了作业而作文，决不为自己空洞的堆砌得到好评而欣慰。因为坚持“器识其先，文艺其从”，我更不愿接受老师在一个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下对我修辞的评点——即使是赞美。我是有些叛逆的，这首先表现在我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上，很多事情上求异思维成为我的一种追求：我差点因此放弃过分热门的经管专业。我在高二接触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行书帖，在观看了一周后，自己写的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想来，背后是性格的同步变化，为了写出那种字，我闲来当空比划，慢慢地悟到了那种“闲”“静”的气韵，我觉得自己如果再像从前那样急躁，根本就写不出今天这样的字来，只是短短的几个月，我性格变化了，我自己也倍感欣喜，体会到一种宽容和谐为主线的情流很甜美地婵媛在心田，我的的确确是温柔多了。因为这种气度的养成和感知，我对自己的审美也具备了强大的信心。
　　带着这种自信，我进入了高三，谁知，高三为我展开丰收的画卷。我对四门主课忽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学习成绩节节攀高，学习外的涉猎也不减于高二。如果说，高二的觉醒是一种“惶恐中的自我认识”，高三的收获则是自己信心与认知的极大丰满与最终确认，全面的进步汰去了那纠缠了我三年的惶恐不安，自此我精神饱满地全面迎向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理想下的学者道路。
　　但是我当时的思想是怎样一个状态呢？有几个关键词可以很好地勾勒：物竞天择，海纳百川，泛世界主义，博爱思想，终极关怀，精英主义，体制改革，天人合一，人本主义，海派精神，这些观点恰好是上海语文高考作文高评分的思想倾向，应该说它们来自老师对我的教诲，来自《读者》之类的杂志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倒也能够自成体系，成就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幻想的思想体系。也因为成就了较为圆满的新体系，我当时感觉自己“是通过客观的取舍不断地走近了真理”，颇有“闻道百，以为莫己若也”的自大。但我们现在可以想见，一个高三学生的思想维度毕竟是狭窄的，一般而言，他们是经历人生中第一次思想体系的构建，几乎任何一套较为精明妥当的哲学都能打动他们幼小的心灵，而我的故事只是说明，我在这个时期，首先接受了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不仅自己形成了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对周围的同学以自己的宣传特长和社团主席的身份发生影响。而这种宣传中我的身份是“红色”的，我的立场是标准的“红色牧师”的立场，我仍然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我在那个年纪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几乎没有接触：我们的党课只教道德层面上的东西，或者说是“速成”式的，带着很大的功利性（为了发展党员），但是关于学生党员的信仰确立，党课组织者并不抱有信心，归根结底地讲，党课组织者自己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信将疑，这一点是极其危险的，但具体到个别党员来说，这又无可厚非，因为理论要到实践中去检验，而我们曾经的实践并不是那么成功。可是，紧跟共产党的志愿依然为许多人所执着，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我以红色的身份做政治经济方面问题的宣讲，可是我又同现在的许多党性不那么坚强的地方干部一样，自认为改革开放后潜滋暗长的西方式政治经济现代化民主化是我们最理想的范本，我的“红色”，只是在坚持认为：这个范本的译介和贯彻工作应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
　　在今天的上海，大众的舆论界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来对西方化思想做出反击。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击，也是改良主义的小市民感伤。我当时因为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认为世界在理论层面上是清明了，有了统一的路线指引我们前行，我个人“只要努力从西方取经，学好现代经济学，就能指导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这一点今天看来狗屁不通的理想却在当时占据了我的头脑。与此同时，在高三，反唯物主义的“唯理论”思潮开始在我心中滋长。我的班主任是位很有本事的数学老师，他很爱发表个人对一些事情的“论断”，这些话当时是征服了我这个小孩子的，“论断”中的唯理论思想也渗透到我心里了。我高三时对数学的热情其实是对数理形式“终极真理”的一种渴盼，是对欧几里德式人生理想的推崇，我宣扬“不用而学比学以致用更可贵”这样的话（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背后的价值观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对数学的好感，我对西方经济学庸俗的数学模型分析方法也十分倾心。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经济系这样一个方向呢？从精神内涵上说，我是一个“儒生”式的人物，我似乎比同龄人更关注道德教化，更关注修身养性，“国家天下”的价值观始终在我心中占据主要地位，我渴望力挽狂澜式地为往圣继绝学。而这一点“儒生”价值观更偏好于“经世济民”之学，学成政治经济的方法来疗救现实中的祖国。从特长上说，我个人数理天赋一般，但对社科似乎有一点聪颖的迹象。两点综合起来考虑，我选择了经管。
　　就这样，一个头脑被“现代化”“海派化”的红色的党外青年走进了清华园。
　　二、迷雾晨曦
　　接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了，而且是凭借588分清华在上海录取的最高分！我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实力，我的学习天分，我的学习习惯都不显眼，以至于为这样了不起的成功，我笑称：天道酬情，这时我所以为的天道酬情同我自负的“乐于助人”的好精神有关，我在高三做过三件自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帮助D考到奇迹般的高分（冷静了再想，也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相比之下，我对自己的学业都有些满不在乎了，我忙着涉猎数理科普、古文观止，不屑于一味的做习题、听课、考试，简直就成就了一种积极上进的“放弃”——对传统高三奋斗模式的“放弃”。我当时说我自己最可贵的品质是“放弃”，不舍得放弃的男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谁料得这后来竟会指向我对“天道酬情”的放弃呢？），这些话当然不能成为什么客观规律的科学表述，只是风格自赏的一厢情愿。我那时觉得自己几乎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境界了，冥冥中觉得我应该是天之骄子，因为“我具备了一些好的品质”。高考前后，我处于“春风得意”的时期，看什么都非常美好。
　　在思想上，我发展高三的自信到了几乎自负的田地，这个过程早在高考前就随着几次模拟考的强势发生了。我对父母、同学说：我长大后，断没有“我去追逐钱财”的道理，因为凭自己的本事，“大量的资金会围绕自己，我能驯服金钱与权力”。我还说：我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估计是4000万。从客观环境上看我这个观点，同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可分离，同中国当前价值观的失落不可分离。上海是金融中心，日进斗金的资本家不可胜数，以他们为看齐对象，我当然形成了那种独特的自负；同时，大多数“知本家”、资本家在靠资本增殖富有了之后再也不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了，如今社会上的舆论，那是“精英横流”，精英的概念被四处贩卖！今天看来，我那种夸海口，最大的错误不在于“自负”，而在于背叛了历史背叛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精英主义，是英雄史观的外化。一个真正有党性的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斗士，应该坚决地站在某些“身价”论述的对立面。价值？对社会的价值？有时候，个人对历史诚然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用多少多少万来庸俗计量的，并且，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永远是人民这个大群体的概念。
　　关于择业，我的家庭对我有了极大的期待，我也顺应这种期待，划了很多空头支票，我说：我以后不是打工者，我以后是自己有资本，不看别人脸色的人。请注意，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顺应‘时势’”，竟然表示要做资本家！为什么？根源要到高三去找。首先，资本家群体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了人们认识上一系列的变化，就像古时“农民的理想是做地主”一样，工人期待自己的后代能成为资本家。另外是我个人的原因，我对社会上那种低劣的论述“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歌颂市场万能）放弃了批判的警惕。同时，因为对“做官”的失望（甚至是“绝望”），我身上的个人主义以人本主义的外貌迅速滋长，我的人生理想一改从前的“经世济民”，转向了修身养性，我鼓吹自己第一理想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些话语似乎很好看，但潜地里我彻底倒向了精英主义，我与劳苦大众之间划开了深刻的界线！我甚至以为，自己做了精英后，不论是精英的学者，还是精英的资本家，对中国的穷人们是一种福音——这些观点，大家是不是经常听说？
　　我确实没有入党，但是我没有入党倒不是因为我思想上发生了这样的反动。我今天想来，虽然自己的思想在外观上始终比较先进，但我当时即使能入党，却不配入党！我的党性在高三是缺失的！（现在很多党组织批评同志没党性，一般是从组织原则上讲的，比如不听话，但是我说的党性是指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等等）
　　这样来看，我进入经管，怎么不是“老鼠掉进了米缸”？经管的教育，有一定的“买办”风格，这不是很对资产者个人奋斗理想的胃口么？
　　以上部分，我把话也许说得有些难听了，但确实是实话。我今天一边写作，一边从精神上拷打自己，我那时候是怎么了呀？怎么就犯这样的迷糊了呀！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从党组织那里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我虽然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可是在思想上迟迟没有开化，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来我就挡不住了。这一点是“党的教育”多么重大的可悲！B是很好的同志，但是当我如今听到她竟然不得不到道德层面上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崇高，我感到，这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自我教育过程中的旁落。如果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途径什么路线只怀有“人类大同理想”的组织，那我们的事业同宗教组织有什么不同了？
　　这样地，终于走到了清华。
　　在新的学习环境里，我发现这里的同学在涉及民族国家的原则问题上比上海学生明确得多，而且他们很有志气，很有忍耐力，即使是女生也有很刚毅的性格，这些都鼓舞着我勇敢地继续对“天下国家”理想的追随。不论我曾经有怎样的观点，我对社会层面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间断过。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红色牧师”，我希望在清华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促进社科领域的思考。
　　开学以来，与我接触最多的女生是A。A在我大学阶段的思想变化过程中是一个参照系。当我最初携着海派精神、人本主义的想法与她对话时，双方似乎有知音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说话。我们可以很体面地谈谈理想，发发牢骚，聊聊过去。现在想来，半年前的我因为对“主流文化”的通盘接受，是多么地讨人喜欢！
　　但是，一些变化已在酝酿之中，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舒适安然的上海，我在北京！我在清华！我学的是经济！
　　我首先对《经济学原理》很看重，虽然我很为它的简单不爽。我对它的基本原理是很欣赏的，或者说是没有那种批判的意识，带着对教科书一贯的信赖，很麻木地乐呵呵地阅读着。我当时同我上海的同学分享学习的感受，说：“我发现了，政府应该从经济领域撤退。我们的教科书就贯彻着一个灵魂：政府这个东西，动辄获咎。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政府该管不管，不该管乱管。好的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政府行为方式”建立一种朴素的敌对感。
　　C是我高中的一位师哥，他是我三年来敬仰学习的对象，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们见了一面。他向我推荐了三样东西：一塌糊涂BBS、《南风窗》、《沧浪之水》。通过一塌糊涂，我阅读了很多对今天中国政府行为的批评文章，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义愤填膺。朴素的善恶观在这里使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各种政府外的社会力量自由博弈，“看不见的手”会为我们打造一个精彩的世界。《南风窗》的立场也是比较“主流”的（我说的“主流”是和“主流经济学”一个内涵。我认为《南风窗》并不是各种声音自由发出的，感觉中它的编辑的确是按照自己的喜恶筛选了文章，这也是我今天不那么喜欢《南风窗》的原因）。我看了《南风窗》之后，仿佛觉得这个政府啊，就应该这么这么听“经济学”“专家”的话，积极改造，向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影响最深远的，是《沧浪之水》，不仅在我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还因为我向同学的推荐，影响了我的很多朋友。这是一本讲述官场无奈社会芜杂的书，好书。看过书的同学同我交流说，直觉得这个世界好黑暗好黑暗，自己生活其中好无奈好无奈，什么理想呀抱负呀，原来这么奢侈；要活，就得苟活。我摇摇头：“我恰恰相反，我看了之后，通过主人公看清了我自己，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儒生’，‘天下国家’的理想永远明灭在我灵魂的天空里。我看到这样的悲情，反而洗去了所有怯懦，我仍要以灯蛾扑火的必死之心为民族的事业献身。”(待续）（接上）为民族献身，怎么献身？
　　来清华之前，我表达了我的志愿：我要出国，去美国学习经济学，学成归国，报效桑梓。但是，清华这所大学的地位与气质让我动摇了。在这里，接受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礼，《精神的丰碑》巍巍永垂，《东方巨响》横空出世，民族主义的鼓励让我开始怀疑出国的意义。我也在想：吴乐？，人家都往国外跑，你也凑在那儿，挤什么哩？你还有什么独行特立之处？清华的校歌里唱：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我讲：巍然中央，就是一个责任问题，天塌下来，清华人先顶着，可我，却要往国外逃，号称去学习先进的知识作为报国的资本，回来呢？教书，为中国指点市场制度的完善？当老板，为中国打拼世界市场？仿佛说得通，但我当时心里有了哽咽，开始觉得这样走下去，是背离“天下国家”之约的。那时的我对出国梦也有了很朴素的反感，我觉得即使出国是曲线救国云云，人家能走，我不能走，我要与中国厮守。厮守的事情，绝对不是福利可以计量的。我觉得只有厮守才能拯救我的灵魂。
　　但我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痛心仍在继续……心里仍然认定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治国良方。比如，我最爱看的学科报纸是《经济学消息报》（一份标准的主流经济学学术报纸，极端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对主流经济学家也满怀崇敬。
　　为了衔接后面的内容，我想我要陈述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看法。我对马克思出于信仰的原因还是非常尊敬的，对他的学说也是很尊敬的。但是我仅仅把他看作众多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流派，这个认识并没有错，但是毕竟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划时代的意义。政治经济学考核要求比较低，我到后来，就不去上政经课了，但作为一个自认为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我每到上课的时间，必定在寝室自学政治经济学教材，但当时看过后并没有什么很突出的感觉，甚至觉得不好看，尤其是后人写的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引人的观点，四平八稳的表述让我恹恹欲睡。我至今不觉得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上有什么大的成功，虽然大家都在夸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实，我当时的观点同我今天身边的许多同学相似，实在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三、日破云霄
　　寒假之前，到图书馆随意地挑几本书回家看。其中有两本书：《理想的角逐》白俭成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何新著。谁晓得，这不期而遇的两本书从此划定了我的新生。
　　我先看的是《理想的角逐》，这是一篇政治思想史论文，讲述了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变迁，关键词有：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作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果强求我评价，他似乎是一个赞成混合制度的学者。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政治思想变迁的历史，尤其是看到了各个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解放抛头洒血的理想与激情，我体会了“光荣与伟大”，理解了“正义与执着”。书很薄，却是英雄的史卷。但更重要的是，我对经原自我标榜的先验态度产生了怀疑：我们的教科书抹杀了历史，回避了时间的质问！
　　因为，我看到了，政治经济上的思维，没有绝对的真理。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思潮在斗争中前进，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民族国家都有了自己的试验，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过成功，都有过彷徨，都有过颠覆，都有过东山再起。实践的检验并不明了，全世界在三大路线甚至第四第五条路线间摇摆震荡。我还认识了那套叫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了解了它的来源、背景、历史作用和当前的危害。我明白了，那套似乎是“四海皆准，亘古永恒”的西经，其实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博弈下整合出来的。我当时的认识是：计划与市场其实无所谓谁先天地好谁先天地坏，市场不行了用计划来弥补，于是凯恩斯来了；计划不行了用市场来调节，于是新自由主义又来纠正凯恩斯理论……一个时期需要一个时期的经济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新自由主义也许更适合现实经济，到一定阶段新的计划经济理论会重新被引用。这里的计划与市场其实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经济就在一次次的摇摆间艰难成长。类似的范畴也包括国有化与私有化，谁也不是先天地优越，都是作为手段存在……
　　可是，这样的认识意味着我高中时期“唯理论”的思想彻底破产，终极真理的缥缈让我陷入思想的无着。就在这种矛盾心情中，我给田叶写了一封信，12页的信件集中反映了我心里的矛盾，我对同学说，“现在看什么都觉得看不透，在对立范畴间找自己的立场太艰难了！”于是，我写了随笔《艰难》（见经33班刊）。
　　《理想的角逐》后，我开始看《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对这本书的描述，我必须保持极大的慎重。何新提出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他的批判对象是新自由主义，他所树立的是他所定义的“新国家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推崇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认为市场制度应该建立，但是这种建立应当沿循凯恩斯的方法，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主导，保护民族工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而不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国家回缩”“小政府，大社会”“充分开放市场”等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灌输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理论，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南美诸国经济的崩溃，对中国来说是亡国之论（最近看到一个说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俄罗斯、南美贯彻的程度比美国更深，美国人自己戒除这种经济方法，却撺掇别国采用。）何新认为今天的世界更肖似于战国时期，强秦的说客，六国的精英都在游走，世界很不太平。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不惟洋不惟上，用自己的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像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强大了德国一样指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而不是被美丽的阴谋牵引着走向分崩离析。
　　我是很欣赏何新的论述的，霎时感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战争逼近了我们。正如我第一学期所看到中国暴露那么多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不是政府某个行为的失当，而是整个国家被一个错误的思想诱引。贫富差距的扩大，罪责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尤其是源于美英二十年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
　　何新支持现阶段混合经济制度。这是对列宁“退一步，进两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承，那两步是一定要进的。今天的发展如果不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的经济只能沦为霸权国家的附庸，中国的所谓精英只是卑劣的“买办”。
　　这一套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的彷徨点开了晨曦。
　　我本篇文章主要论述我的思想变迁，所以理论观点不宜过多罗列，我还是谈我的思想触动。第一，何新的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的“艰难”感：何新在谈到二战后的欧洲国家国有化进程时，表述同白俭成有很大出入（同样，后来我几次听到了西方经济学方面对休克疗法的辩护），我认识到，历史是在政治立场上被人为地拿捏了，这是无可厚非很无奈的事情，同样的历史在不同观点的学者眼中可以导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辨认的艰难几乎不能回避。第二，何新的论述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论述，那摘取的几段话是那样地雄辩，如此地高瞻远瞩，我心中萌发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情。在高中，我只是一个党组织的道德宣传者，但是我不能停留在那种层次上，我要自己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我心里有了志向：开学，我要读《资本论》。
　　我开学后，开始宣传何新的观点，于是开始了与部分同学观点的对立，但是我得到的支持总体上多于反对，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下交流。何新的思想毕竟是自成体系的，具备很强的说服力，而在民族感情上又得到广泛的响应，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确实有它的魅力。但是正如我之前提到，A是我思想变迁的一个坐标系。她在今天某种程度上就标注了我的过去。我同寒假前的自己对立，在现实中首先表现为我同A思想上的对立，我们的友谊蒙上了迷雾。A认为，这种对立主要是因为她本人对经济问题兴趣不大，这是她的观点；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思想立场的问题：发展是谁的发展？幸福是谁的幸福？谁是世界的主人？谁是历史的巨匠？当我灵魂最深处的答案终于同口头的表述一致时，我发现，即使对面的同志与我保持口径的一致，但矛盾还是凸现了。
　　我开始了对《经济学原理》的批评，开学初的批评牵连着我第一学期对这本教材过于简单的轻蔑，其实有很多不理智的观点。我当时的表述几乎将经原全面否定，这当然是不对的。
　　我此时的思想带着“民族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色彩，提倡民族工业保护，海外市场开拓，社会保障健全，国有企业重建。
　　恰在这时，我参加了求是学会。求是是清华大学一个学习实践马列主义理论的学生社团。它首先给了我很多文章，现在想来，这些材料真正是弥足珍贵，我会一辈子带着它们。邢家鲤老师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很及时地教育了在民族主义思想中迷茫的我。文章很短，但很有力，质问式地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要做谁的知识分子？是买办的知识分子？是资本的知识分子？是风月一流不问苍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工农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的，关于学者，我高中时有很多思考，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终究是有阶级立场的呀！
　　此外，学会给了我很多关于工人阶级、农民同胞生存状态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来做分析，我个人感觉它们比西经雄辩。我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从此走出了“发牢骚”“怨政府”的低级层次。我感到我的事业不在资本的体面流转里而在工农命运的解放中。我要真正地以工农子弟的真诚为工农做切实的工作。清华一直鼓励：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开始正式地考虑这些方向，我，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苟且地活呀！
　　学会的学习材料中，也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经济分析。在这些分析里我看到了更多同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我感到，我的思想不是一味的冲动，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关阶段的今天，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自省反思的思想潮流。实践已经部分地点破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撒下的弥天大谎，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我们做出深刻的反思。但是，眼下的经济学思想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看看我们的经济基础，国企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经跌到四分之一，这个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是公有制思想趋于弱化，买办伟大民营万岁等思想逐步走向强势的经济学界。
　　求是的活动我只参加过一次，但那一次讨论对我的启发十分重要。十多名讨论参与者中竟然有三四位学长具备这样扎实的理论功底，他们的参与使讨论沿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主线。当时讨论的话题涉及公有化和私有化，这个问题很敏感。有同学对公有化的态度同西经教条一致，是表示深恶痛绝的，他们潜意识中认为私有化才是人间正道。请设想，有一位同学以他突出的口才在一次班内的党课学习上鼓吹私有化，朋友，你怎么办？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形，因为我理论知识的不扎实，无法引导那次讨论，结果党课学习以对政府的揭批结束！我的朋友们，这种现象现在比比皆是啊！理论，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如果我们的党员只会道德宣传，根本抵挡不住私有化自由化思潮的攻势，而在这样的攻势面前犹豫踌躇甚至投降，那还能算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还对得起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么？我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想了很多，我感觉，求是那么多有深厚理论功底的同志在场，才能勉强为公有制思想占据上锋，如果我不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仅仅靠道德宣传混在党的队伍里，一旦有什么风波，我也会成为一个动摇分子。我要好好学习经典理论。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挤出三个小时来阅读经典理论与其它相关学习材料，思想的进步日新月异。
　　开学至今我所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我最欣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真正体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魅力，他的历史哲学，科学态度与西方庸俗经济学划出了鲜明界线。我热烈地追崇马列。是的，从小我就说自己是马列的信徒，但朋友，正如你在前文中看到的，过去的我，是怎样的摇摇摆摆，似是而非！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批判精英主义，我认为唯物史观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我对工农的阶级感情得到了唤醒，我开始认识到过去自己观念的狭隘，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博爱口号的虚伪性，我开始了对邢家鲤老师要求的践行：做一个工农的经济学家！曾经所谓“为往圣继绝学”，我曾为“谁是往圣”而迷茫，今天我知道了，他就是马克思。
　　随着旧思想体系的失落和新思想体系的养成，我的人生理想得到了新的确立，曾经的“修身”理想被打破，继之以 “平天下”之新志向。我说：“我要做工农的经济学家，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理论，做中国共产党内一支成熟智慧的力量；渴望像列宁一样，不仅成为卓越的理论家，也成就自己为有为的实干者。”
　　但是，为了这种追崇，我的确失去了很多，面对父母亲友的期待，我要说，宽恕我，我首先是工农的子弟，然后才是父母的独子，我不做资本家。而眼下，同学中对我思想变化的看法还比较简单（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有人要说：嗨，他革命了，真奇怪，这人，真是！因为思想犀利的穿刺，我友谊的联络如何不受影响呢？
　　思想变化的内容其实很多，包括对文艺的认识，对各个经济学派的认识，对各种范畴的理解，但观点上的内容我不愿意在本文中表述。我想结尾了。
　　的确，正如你所见到的，我变了，变了那么多，甚至你被我打动了，因为你在过去的我身上见到了今天的你，你开始怀疑今天的月虬阑能否标志明天的你。朋友，也加入这思考吧！
　　但是，我以为，我的变化没有终结，而且我始终抱定这样的宗旨：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但相对真理是我怀着崇高的理想虔诚地追求的。我不赞同某些观点，但我誓死捍卫异见者陈述观点的权利，我渴望知音，我也渴望对手，能与我彼此尊重的对手。这是一种不坚定么？不，这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范，我不能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人。我所做的是宣传是鼓动，是孜孜以求的实践。并且，我想我的身上还会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回潮，那时，我还有对我自己的新的一轮的斗争，这些都是会发生的。
　　最后，谨以毛主席《沁园春·长沙》结束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