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张铁生答卷、谈天才、谈科学技术

我说：“省教育局长汇报还说，锦州试点有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发了篇议论。这个青年就是张铁生。我就把他那张考卷调来，读了他那篇文字，觉得他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我要省教育局派人去锦州对他作个调查。调查回来后，省委听取了汇报。他们说，张铁生中学毕业时，成绩中等。1968年下乡插队，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长年忙于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没有复习时间。生产队一头大牲口生病，他牵着几乎走遍全县，到处求医，还是不治而亡。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发愤要学习兽医，就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后回去当兽医。”

“好！有志气！”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就是要选这样的青年上大学。他在考卷背面写的那些文字，是一篇讨伐现行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

我说：“据调查的同志说，后来给了他几天复习时间，改换理化题目再考一次，成绩在七十多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把他那份答卷登在《辽宁日报》上，目的是想在全省引起一场讨论，大学招生到底用什么办法更好。经常委会同意，我动手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说：“有感而发，写得好！我要《人民日报》转发时说，一定要把编者按语一起发表。今天我才晓得，是出自你的手笔。”

我说：“我要教育局给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让兽医系录取他。”

主席说：“这个朝阳农学院，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坚持在农村办学的农学院吧。”

我说：“就是那所大学。陈锡联按你的指示，坚持把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里迁到辽宁最贫穷的朝阳地区。”

主席说：“现在讲要科学种田，缺的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农科大学的毕业生，都想拿国家工资后，留在城里，不愿下乡喽。”

我说：“去年你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和陈锡联商量，打算今后分批从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个青年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原大队当技术员，我们叫'社来社去’。回去后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记工分，国家每月补贴三到五元。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每个大队都有个留得住的技术人员。遇到实际难题，随时和农学院老师保持联系，工作若干年后，再带着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培训提高。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专家呢。”

主席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你们那个……那个考教授的医学院，是不是也可以给每个大队培养个医生呢？主要从赤脚医生中选嘛，毕业后也回去，农村更需要懂医懂药的人呐。”

我说：“我看可以。回去我和陈锡联商量一下，明年就开始试点。”

主席说：“今年就办不了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成绩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和表现，占30%；二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群众对他的评议结果，也占 30%；三是这次高考考试的成绩，占 40%。”

主席说：“先试一试，发现了问题再改进嘛。”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大学招生考试为什么不能放在冬天？他说，东北无霜期短，现在的考试时间正赶上农忙。冬天农闲，加上春节放假，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复习功课，赶在春耕之前考完。这样生产、招生两不耽误。”

主席说：“这个意见好哇！可以考虑东北地区招生放在冬季进行。”

我说：“我也想过。但是，这要涉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动，否则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怎么办。这些问题，还在探索研究中，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总之，不能光凭一张试卷，就决定一个青年的前途。”

主席说：“你好像说过，你们省那个教育局长原来就是个小学教员。我和她一样，原先也是个小学教员嘛。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她叫温巨敏。是党的'十大’代表，这次来参加了会议。”

主席问：“那个张铁生来参加会议了吗？”

我说：“他又不是'十大’代表，他没来。”

主席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参加呢？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不是写进党章了吗？”

“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我想解释。

“那你们辽宁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当初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我主要考虑到大学招生考试方法要改变，没想到主席却上纲到“战斗檄文”，上纲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1973年底，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到张铁生，他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就是要敢于反潮流！”

1974年辽宁省选举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时，中央纪登奎同志给省委打来电话，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专为辽宁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指名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1975 年，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 1 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妄图颠覆XXXXXXXXX，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上，我承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张铁生的答卷，并亲手起草编者按语属实，同时我也讲了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条转发，还责怪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等全过程。针对法庭指控我构成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我反问，那毛主席是否构成了破坏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呢？此事纯属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分歧，不应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后说‘要拿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致使张铁生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如果国家法律认定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就构成了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也只是我和毛主席两个人要负责任，但我们两人确实都没有什么“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等思想。江青等四人原先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是在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后才知道的，才表示支持的。

附 件：

附件（1）：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

附件（2）：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

2005年10月初稿；2023年5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