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说：“庐山会议闹了个大笑话，许多高级干部，居然相信天才，连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都没有搞清，打着拥护什么'天才’的旗号，跟着陈伯达起哄，搞突然袭击，以为这一哄，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全推翻了。我偏不买这个账，说他'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无非是'诛晁错，清君侧’而已，古已有之。我看，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还是要多读些马列的书噢。” 我问：“你看我应该从哪里读起呢?” “嗯……”主席想了一下说：“可以先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是黑格尔，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恩格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辩证法。但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体系没有错，但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的。马克思把他又倒了过来，头朝上，脚朝下了。 费尔巴哈也是马克思的老师，他的《宗教的本质》(应是《基督教的本质》 ——作者注)一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曾经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极大的解放。恩格斯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但是，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到了人类历史领域，他又回到了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他下半身是唯物主义，上半身还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老师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以我说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了辩证法，学了唯物论，又学了经济学，学了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不是盲目地学，迷信地学，而是批判地学，这就叫扬弃。经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扬有弃，正确的就发扬，错误的就抛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主席说：“我过去批评你学习方法不对头，以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才不见得呢!现在，你到东北辽宁工作，从北京发下去的指示、号令，都是对的吗?也不见得。还是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认真思索一下，看看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看是不是符合你们下面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示，包括我说过的话，有些说对了，符合客观实际，你们省委就执行。有些说错了，不符合客观实际，你们就向中央反映，就要敢于和中央争论。只有经过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才能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只要你们的意见更接近真理，我就作自我批评。害怕争论，躲避争论，甚至不许争论，或者是自己心虚胆怯，或者是以势压人，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 主席再次转过身问我：“什么叫真理?”不等我回答，他就说：“真理就是真正反映事物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道理。人的主观认识与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总是有差距的，如果差距小一点，十个指头有两个或者三个，那就很了不起喽。人们认识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天被当作真理的东西，都包含有明天可能会显露出来的谬误部分;今天被认为错误的东西，明天可能被证明它还包含某些真理的内容。所以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经过怀疑，思考，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部分，否定该否定的部分。” 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主席从手边茶几上拿起一摞材料递给我：“黑龙江出了点问题，中央有些担心，那里是边防第一线，这样搞下去不好。你拿去看看。” 我接过材料粗略翻了一下，多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的内参，还有一些电报、记录稿，反映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问题。 主席说：“你转告陈锡联，他们先回去，你留下，中央正在考虑黑龙江的问题怎么处理。总理提议要你参加，说你对黑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我拿起材料，站起身来向主席告辞，主席也站起来和我握了手。 我刚转身，主席说：“等一等。”我又转回身来。主席问：“'天才’一词，英文怎么说?” “天才?”我说，“好像是gen……什么的，记不清了，可以查查。”我走到对面墙角，从书架上抽出郑易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 “查到了,”我说，“'天才’英文是 genius。汉语注释为天才，天赋，还可以解释为神仙，妖怪。”我边说边把翻开的辞典指给主席看。 “哦，在庐山，他们说我是妖怪。呵呵呵呵。”主席笑了，我也笑了。 【初稿2008年9月；修订2023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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