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普世精英”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真正发动起群众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终于使中国翻过了古老的农耕社会迈入工业化现代社会最难翻的一道坎——在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条件下,中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靠私有制实迈入工业化社会门坎的道路已被堵死,出路只能是公有制。所以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如此论断:“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 这一切还证明:中国任何改革者只要有私产,就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在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就不能让老百姓不怀疑你的一切不过是个假公济私愚弄百姓的圈套,就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只有没有任何私产的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骗子,才能真心拥护你,你挽救中国变革社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私有制鼓吹人人发财,结果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公有制不准少数人发财,结果全民富裕——不发是发,发是不发,不富是富,富是不富。 从这个角度讲,对“无产阶级最革命”这句话应该重新理解。不应该再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而应该理解为“只有自觉处于没有任何私产的无产阶级状态才最革命”——“无产阶级”指的不是出身,而是状态。从主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就不可能真心革命;从客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老百姓就不可能真心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谋私,就不会真心跟你走。整个政党只有部分人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不算数,必须从上到下都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才算数——没有这样的全党一致,光自己洁身自好没什么用,也不可能持久:处于底层的会被排斥被孤立,处于高层的会被架空被出卖(如冯玉祥)。即便能保住权位,也无法阻止底下谋私的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你的主张搞走样,对老百姓来说仍然是在谋私。 把“无产阶级最革命”解释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是一种歪曲,它一方面盲目地排斥了出身非无产阶级的人,另一方面盲目地肯定了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导师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许多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则变成了叛徒。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要革命就得先放弃私产主动使自己处于无产状态;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只要放弃私产主动处于无产状态就可以成为革命家。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很不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但一旦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为了理想和信仰,革命意志就不是一般的坚强,最不容易被名利金钱所诱惑——比如周恩来。不止一个出身阔少的共产党老干部这样表示过对捞钱的嗤之以鼻:“我要是为捞钱就不干共产党了。干国民党有的是钱可捞,干共产党连工资都没有,天天准备掉脑袋还被骂成‘共产公妻’的‘共匪’。要捞钱何必到共产党这里来?”另一方面,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很不容易、很难下的决心,无私产可放弃的人当然就没有这么艰难的抉择,比有私产关的人更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所以说“无产阶级最革命”。但“无私产可放弃”虽然使人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却也使人无法象主动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的人那样,从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过了“金钱关”——世间事物就是这样充满了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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