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文革的大致过程

前文叙述、分析了文革的起因，推测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简述了文革“大迂回”的“点火”过程；现在开始叙述文革本身，从文革的起爆说起。

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起爆文革的雷管

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火柴，那么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就是引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的雷管。

前文说到毛主席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向刘少奇集团的“软肋”——文艺、文化界发动攻击的第一炮，遭到刘少奇集团“冷处理”的阻击。为了打破僵局，毛主席公开支持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致使刘少奇掌握的中央不得不下令主流媒体宣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组织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革领导小组，并且要求文艺界、文化界参与批判。但是，刘邓集团的三号人物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刘邓推向全国。这个二月提纲企图把批判斗争限制了学术领域，搞纯学术批判，不涉及政治。毛主席识破了刘邓的把戏，于66年5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撤了彭真等人的职，并且组织了以陈伯达、康生为首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至此，可以说文革的导火索已经点燃了。

但是，这时的文革斗争的焦点仍然限制在文艺、文化领域，和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仍然是理论性，局部性的批判。如何将斗争引向政治领域，如何将斗争引向刘邓集团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这好比是正在燃烧的“导火索”的末端需要一个“雷管”。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北大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于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后来被毛主席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正好起到了引爆文革的“雷管”的作用。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不仅立即引起了北大的“地震”，并且惊动的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以至于当夜就派人到北大给这份大字报拍了照。随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和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即亲赴北大，召开校党委会听取陆平、彭佩云等人的汇报，晚上十点多钟又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作“稳定局势”的报告。

一篇针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为何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振动呢？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下面是这篇大字报的全文。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十分清楚，那就是揭露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企图把北大的文革限制在学术领域，限制在小会、小字报讨论的范围内，防止斗争发展到政治领域，防止文革发展为全社会参与的政治斗争。总之是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再一次耍“反右”、“社教”中使用的把戏——“李代桃僵”之计。

这种揭露是致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旦文革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进行，那就绝不仅仅是思想批判，理论问题，而是被打倒与被清除的问题了！ 

另一个原因是北大历来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刘邓集团如果不能控制北大的运动，也就无法控制全国运动。北大一旦走上《五一六通知》指引的道路，那么刘邓集团的覆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刘邓集团必然要立即“灭火”，防止他们的“李代桃僵”之计败露，防止聂元梓等人放的“火”烧到其它大专院校去，烧到社会上去。

对于刘邓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聂元梓的大字报批倒，把聂元梓等人斗臭。

罪名首先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定的。他说““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内外有别”。”。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可是个大罪名！“故意泄密”的“故意”二字又使这罪名加了一等！

如果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确实泄露了某个“机密”，那么这个“机密”只能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就北大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传达的内容来看，这个“机密”就是刘邓的“李代桃僵”之计。

刘少奇支持了李雪峰的讲话，并特别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

如果李雪峰加在聂元梓等人头上的罪名还值得怀疑的话，那么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讲话就不能等闲视之了！那时普通群众还不了解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与路线，还认为刘少奇就是毛主席路线的执行者，刘少奇支持李雪峰为聂元梓定罪为“故意泄密”，北大的普通教师、员工和学生当然会把聂元梓当作敌人群起而攻之！艰难的几个日日夜夜，聂元梓等人是在怎样的轰击、重压下度过的啊！

仅仅围攻聂元梓等人仍然不能让刘邓安心，几天后刘邓向正在南方视察的毛主席请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组进入机关、学校指导文革的问题。派工作组指导群众运动是中共的一贯作法，毛主席怎么会反对呢，毛主席当然要同意刘邓的要求。

几乎就在刘邓开始把工作组派往机关、学校的同时，毛主席收到了据说是康生转给毛主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主席立即高度评价了这篇大字报，称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并要求新华社和全国各大报刊大力宣传。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又全文刊出了这份大字报，同时配发了赞扬该大字报的评论。

学校的政治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指挥师生围攻聂元梓的北大校领导变成了被师生围攻的对象。刚刚开进北大的工作组紧跟形势，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曾经批斗聂元梓等人的师生。

一方面是在聂元梓大字报的鼓舞下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对各学校领导和高教部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批判，一方面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企图继续贯彻刘邓“李代桃僵”的计策，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样的内容，那代“桃”遭到“僵”的命运的“李”就必然是各院校的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了。于是一场打倒大、中学校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的浪潮席卷全国。“弃子”——校长、书记们、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们——面对着革命热情高涨而又初次踏入巨大的政治斗争战场而缺乏政治经验的学生，能够逃脱被打击与迫害的命运吗？

这些打击与迫害都成为邓小平日后否定文革的根据。最可笑的是这些受打击与迫害的干部和教师们竟然对邓小平——那个曾经移祸于他们的人——感恩戴德！

由于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落实到基层时总是变成了“不忘阶级仇”的教育，严重偏离了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侵蚀、腐化党的干部，防止党变质的目的，所以文革在学生中大规模展开时学生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再加上作组“李代桃僵”的需要，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旗帜下，文革的矛头同时也指向了所有“黑五类”及其子女，并且把“战场”从学校扩展到全社会。

这时候第一批“红卫兵”——“黑字兵”出现了，被“黑字兵”称为“红色恐怖”的历史悲剧开幕了！

“红色恐怖”是历史的悲剧，是文革的负面产品。就象攻打一座敌人占据的城市必然给这座城市及其居民造成巨大损失一样，是革命中应当尽量减小而无法避免的代价。

文革本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政治态势下发动的，必须采用“运动战”的技法，让党内的资产阶级在“运动” 中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投入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毛主席在文革初期视察南方，放手让刘邓自由地运用工作组操纵文革，就是为了让刘邓“运动运动”，以便在他们的“运动”中抓住他们的破绽。由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已经使刘邓集团成了惊弓之鸟，所以一旦毛主席给他们留出一条“逃生的路”——可以派工作组，他们必然按照其反动本性，重施移祸他人，保全自己的把戏。这个悲剧性的“红色恐怖”就是刘邓在“逃生”之路上犯下的罪行。毛主席正是抓住了这个 “红色恐怖”的罪行，才打响了直接攻击刘邓集团的第一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起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引爆文革的“雷管”。

聂元梓等人为何会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地方贴出那张关键的大字报呢？是几个人的天才行动，还是依计而行？从网上得到的资料显示此事似乎与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有关。康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重要助手，那么此计是否是出自毛主席本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是个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