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

前文说到六七年地春天是造反派的天下，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五大学生领袖，俨然是中国最风光的政治新星。但是这些新星其实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以至于他们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随即退出历史舞台。由红卫兵的大串联鼓动起来的工人、农民的造反派在学生红卫兵退出政治舞台后成为新的最活跃、激进的的群众组织，并且与于其后产生的“保守派”进行了数年的“全面内战”，对文革造成了极大对负面影响，严重地阻碍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实现。

到六七年的秋天刘少奇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刘邓官僚集团已经被摧毁，整个官僚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按说此时重建新的更加体现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当时的政治阵线却依然混乱，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仍然激烈，根本无法进行重建政治体系的工作。

林彪一方面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一方面要借文革之机清除军内潜在的政敌；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军队没有公开支持他们所支持等造反派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的高级将领；那些造反的“司令”们面对着因新崛起的“保守派”的挑战正在积极备战；总之，从林彪、陈伯达、江青到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出于不同目的而不愿意就此进入文革的重建阶段。他们还要继续“革命”——追求各自的目标，而不是毛主席的目标——重建新的权力机构，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目标。

企图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中国社会这潭水不仅未能逐渐澄清，反而更加混浊。在这些搅混水的人中就有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是因此而最先退出政治舞台的人。

首先瞎搅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就是分裂为“天派”与“地派”的那些人。他们本来都是从造工作组的反，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起家的，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因为在对运动中一些事件的认识有分歧，又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不同“山头”的野心家在鼓动，于是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抛在一边，以至于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导致他们分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所谓“二月逆流”事的件。

六七年初全国进入夺权阶段时，造反派与各地政府的严重冲突必然涉及军队的态度。毋庸讳言，军队当时大多数是不支持造反派夺权的。注意，我这里是说不支持，而不是阻止。军队没有阻止造反派夺权，只是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是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所不满意的，更兼一些逃避造反派批斗的党政干部利用个人关系逃到军区去寻求庇护，这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抗议。造反派与中央文革对军队的不满给林彪借机清除军内的潜在对手提供了机会，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伙同中央文革鼓动造反派把批斗的矛头指向了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几位高级将领因此遭到批斗，甚至抄家。

由于《十六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中央文革根本无权支持群众组织跑到军队中去抓人，更何况所抓的还是高级将领！但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做得过火了，江青、陈伯达在在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时竟然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太过分了！这是对整个人民解放军的指责。当这句话汇报到林彪处时，林彪勃然大怒，立即召江青来训斥，要她一同到毛主席处评理。江青面对副主席到震怒，赶忙道歉。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处，毛主席召开了军委会议，听取了将领们的抱怨后，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群众。随后毛主席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辞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并要中央文革检讨这次错误。中央文革搞了个“关门检讨”，没有邀请将帅们参加。将帅们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发生了在周恩来召开的“碰头会”上，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个别人言辞之间透露出一些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不满，这就反被陈伯达、江青抓住了把柄。

陈伯达、江青干扰军队工作是错误的，反对文革则是更加错误的。尽管将帅们可能并非反对文革，只是表示一些疑虑，可是那个时候，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就是路线错误，所以这次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反而被视为一股“逆流”——“二月逆流”，也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军队高层与中央文革在对文革认识上的严重的冲突。尽管“改开”年代的事实证明当时军队高层对文革的认识很不够，但是可以用对付刘邓集团的办法来对付军队的将帅们吗？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军队是党的卫士。中央文革那些文人们竟然企图凭借自己指导文革的权力来压倒那些将帅们，他们太幼稚了！毛主席可以毫不犹豫地打倒刘少奇，可是他绝对不会打倒那些高级将帅们。因为那些将帅们是他最可靠的两股政治力量之一，另一股力量是人民群众。与这两股力量相比，中央文革那些文人是靠不住的。直接证据就是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和王、关、戚野心的暴露与倒台，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央文革屡屡以极左的面目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得毛主席多次陷入被动，陷入困境，使文化大革命本身错误百出，成为邓小平否定文革的炮弹。一旦那些文人取得了刘邓当初所取得的权力与地位，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刘邓二世”呢？

文革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是改造人的思想，特别是改造领导阶层的人的思想。看看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吧，在他们眼里几乎绝大多数元老们都是刘邓的同伙，总是想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重来不愿意象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那样教育、帮助、团结认识上有错误的那些老同志，难道他们果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当真比那些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军头”们更忠实于人民吗？ 

反对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极左观点与做法的群众大有人在，那就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逐渐产生并壮大的“保守派”。“保守派”是中央文革给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的群众组织所戴的歧视性帽子。

“保守派”果真是保守的吗？他们与造反派的分歧在哪里？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最重要分歧在于对大多数干部究竟应当打倒，还是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保守派”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而造反派认为大多数干部都是追随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应当打倒。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十六条》中关于干部的情况部分说：“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保守派”是正确的，而造反派是错误的。

为什么两派群众会有如此的差别呢？我们来看看两派群众的人员构成有什么差别。

学生中的造反派多数是在批判工作组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或受到歧视的那部分人。工农造反派则是在学生大串联点“造反”之火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对解放后十七年里政府和领导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的那部分人。

什么样的学生在工作组时期受打击，受歧视呢？一般而言，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受打击，受歧视的比率要高一些。实际上学生中的造反派中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所占的比率也确实高一些。

什么样的工人、农民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呢？就工人而论，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的工人比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对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更强烈。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真正的“产业工人”——最纯正的工人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位比较高，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不明显。

相比之下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了比较多的“给出路”政策的对象。那些 “旧政府遗留人员”、那些被专政的“五类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子女，经常被安排在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工作。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被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而国营大型企业招收工人时，要贯彻阶级路线，优先招收干部与工农子弟；于是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成员比较复杂就是难免的了。

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十七年里，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那些“旧政府遗留人员”、 “五类分子”、“社会闲散人员” ，以及这些人的子弟的政治地位自然要低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很容易受到打击与歧视。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较低，受到较多的歧视，所以他们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更加敏感，更加痛恨。

当学生红卫兵冲破官僚体系，号召造反时，谁的造反愿望最强烈呢？自然是这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经常受歧视的人们。当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不敢造反的。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中包含来较多的“旧政府遗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以及这他们的子弟则是不争的事实。造反派成员中的“长期受歧视者”对官僚阶层的愤怒转化为文革第二次大迫害——对广大干部的人格侮辱与人身伤害。不要以为我把“五七干校”、“牛棚”当作迫害，“五七干校”相当于临时干部学校，“牛棚”相当于临时拘留所，都还不是迫害。我说的是用铁丝挂几十斤的铁牌子连续搞几小时“喷气式”，是皮带、棍棒在旁边“伺候”，是抄家与“扫地出门”等等。这一次迫害的广度与残酷程度一点也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之下，成为文革的第二幕悲剧、丑剧。

“改开”之初，知识分子在控述文革的罪行时大书特书自己所受的迫害，可是在与“五类分子”与干部所受的迫害相比中，他们只能排在第三位。

如今的一些左派不承认文革中存在对干部阶层的迫害，不愿意承认文革中有明显的、重大的错误，甚至不愿意承认“四人帮”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好的，是不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尊重事实，全面地接受经验与教训，这才是正确地对待文革的态度。

尽管造反派的队伍中有较多的非“基本群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本群众。），并且制造了对广大干部的大迫害，可是造反派的功绩也是不能否认的。造反派的功绩主要在于“夺权”，夺权彻底打掉了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威风，为寻求一种更能够体现人民民主的新政治体制开辟了道路。这就是说，造反派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响应造反的号召，为打垮官僚体制做出了贡献的一面，又有队伍成分复杂，借造反之机行阶级报复之事的劣迹。

反之，工农、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感受不深，对学生造反的号召反应冷漠。不仅在对刘邓集团的攻坚战中他们是旁观者，而且在打破官僚特权的夺权运动中他们也没用出力。他们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党内高层的事，一般干部只是认识问题，是作风问题，可以批判，不应当打倒，更不应当对广大干部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当造反派夺取了各级政府机关、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时，他们认为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因而不能接受。于是他们也迅速组织起来，反对造反派把持的“革委会”的统治。

这就是说，“保守派”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造反派“打倒一切”和“造反派的天下”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们对造反派冲垮旧的官僚体系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不懂得团结造反派共同创建新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

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两面性，但是，在中央文革极左路线横行的当时， “保守派”起到了抑制其造成更大破坏的作用。反之，造反派对身受十七年社会政策性歧视的不满一般都转化为“全面打倒”的要求，正好与中央文革坚持“统统打倒”，彻底淘汰十七年建立起来的干部体系，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体系的目标不谋而合。就是这个原因，中央文革才坚决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而不肯服从毛主席“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应当联合起来的指示。

中央文革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的指示，支持含有较多非“基本群众”的“造反派”，打击、压制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产业工人构成的“保守派”，这已经是一种阶级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抗十六条中明确的规定的，毛主席反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竟然鼓励造反派“文攻武卫”，引发了遍及全国武斗，不仅是棍棒，甚至是机枪、手榴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不仅被国外媒体，而且被毛主席批评为“全面内战”。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地战略部署，使得重建新体制，重建新的政府机构的工作完全搁置，使得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使得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安全失去保障。面对如此乱局，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出来收拾这个乱局。幸好毛主席还有一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军队，否则那内战不知到还要造成怎样的损失！

直接打内战的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群众，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央文革的那些“文化人”。因为他们是负责指导文革的直接权力机关，如果没有他们“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口号，没有他们的“文攻武卫”的号召，没有他们对武斗的放纵，哪里会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武斗？

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并没有放纵武斗，这不是事实。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互有攻守，都有错误与伤亡。每当造反派受到攻击时，中央文革总是高喊“严惩凶手”，而“保守派”受到攻击时，他们就装聋作哑，甚至直接叫好！如果现在能够把当初他们对造反派的那些讲话找出来，这种“拉偏架”的讲话多得不计其数。

“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的这两项教导不仅是搞好文革所必须遵从的，也是今后恢复人民的天下所必须遵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