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匈牙利事件与反右

“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我国的经济上也得到很好的恢复，工业产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时中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 ”——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结果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据五六年的统计，三年的发展情况是：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其中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起步。

就在这时，发生了对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 “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导致中国与苏联最终决裂。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出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匈亚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亚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亚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不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为匈亚利共产党日后的分裂种下了种子；第三个是匈亚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众的不满。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匈亚利共产党及其政府紧跟了苏联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国内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后果十分严重，致使8个匈共最高领导中5人被判死刑，全国被捕、被杀者约有20万人。这些被关押、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导致原来拥护共产党的普通民众惊恐与痛恨，不能不导致党内思想的严重分歧。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匈亚利人民本来就对“大清洗”非常痛恨，现在赫鲁晓夫给他们送来了“上方宝剑”，于是立即彻底翻案就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当初的直接责任者偿命的口号。在以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下，政变发生了……，流血的镇压发生了……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主席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退居二线，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刘少奇来负责，自己主要搞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第二，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

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从苏联和匈牙利的教训中感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而当时党内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选无疑是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没有注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当老的领导人去世后，党立即出现多个“山头”争雄的混乱局面，致使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得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决定把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刘少奇。使刘少奇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威，使自己去见马克思时，刘少奇可以继续有效地领导这个党向前进。

关于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的原因，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够逃脱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呢？必须在党内全面揭发这些错误的东西，通过批判与自我批评来提高党员们的思想水平，改善党员的作风。

所谓旁观者清，毛主席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少奇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少奇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反党言论”，比起“改开”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暂时不予理睬。整风是大事，混在帮助党整风中的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完全可以待整风结束之后再来处理。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二十二年得来的，人民与政府血肉相联，哪里会被一帮摇笔杆子的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而乱了阵脚实为不智。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开”，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主席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主席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主席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主席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从后来我接触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当初并非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主要是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僚作风，瞎指挥不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党整风。真正想“轮流坐庄”的不足万一。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知识分子队伍，可惜从此离心离德！

尽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这五十多万人身上，可是几乎全体党外知识分子都“吓破了胆”。不仅是党外，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与苏联模式不同，新中国建国开始走的是一条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予。1949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并且创立了类似西方议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之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确实拥有实权。可是自从“反右”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沿化”，逐渐退出了。政协也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共产党的政策的“学会”。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一党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统帅地位。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对邀请党外人士参与整风，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经开始陷入官僚主义的干部纷纷投到刘少奇、邓小平旗下。毛主席错看了刘少奇！毛主席在党内成为“少数派”。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五七年整风与“反右”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