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前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期间的左倾错误，可是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冲淡了党内对左倾错误的关注，这使得本来应当清除的左倾错误思想得以蒙混过关。以刘少奇为首的那些在大跃进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干部不仅没有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搞起了“反右倾” ！——８月７日（后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主持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彻底否定了前庐山会议对左倾的批评，大搞“反攻倒算” ！

尽管经过前庐山会议的批判，浮夸风、共产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可是现在“反右倾”成为主流。任何对左倾的批评，甚至怀疑都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一些不肯跟着刘少奇的浮夸风胡说八道的正直的干部被整了下去，而一些投机逢迎、胡作非为的野心家被提了起来，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党的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已经基本形成！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入党中央的惊人消息触发了又一个对中共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0年2月内务部一位姓郭的处长到河南信阳调查风闻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受命接待他的是信阳地委的一位副书记张树藩。此人当时正做为右倾分子受到经河南省委批准的批判。大概正是由于此人坚持要把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的事情上报中央，才招来了内务部的调查员，估计他是内务部调查员指名约见的人，所以尽管被视为右倾分子，仍不得不把他交给内务部调查员。就是这位信阳地委副书记的汇报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

张树藩的汇报很快经内务部传到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那里，习仲勋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最后的结论是河南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数达四、五十万！

中央纪委的报告震惊了中南海！

59年中国大部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上共产风中“放开肚子吃食堂”的浪费，59年下半年饥荒袭击了整个中国。

面对饥荒政府采取了“按人头”计划供应粮食的政策，使得尽管普遍吃不饱，普遍营养不良，但是还不至于饿死人。例如当时的济南，中学生的粮食计划供给量在25斤至29斤之间，由于缺乏副食的辅助，这个量是无法使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的，但是也不至于饿死。

是什么原因使得河南数十万人在短短几个月里饿死呢？特别应当指出，饿死人的事情几乎全部集中在信阳地区的两个县里！河南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两个县有什么特别之处？揭露饿死人事件的功臣的张树藩是这样说的：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请注意，59年信阳地区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0几亿斤，却按照浮夸的72亿斤征收了16亿斤粮食！那几百万农民手中还有多少粮食？不足10亿斤了吧！也就是每人大约能分到一百斤粮食（原粮），并且还有些公社在吃“大锅饭”，那还能吃几天？

没有饭吃可以外出逃荒要饭那，那不是解放前农民们渡过“青黄不接”春天的通常做法吗？何至于大量饿死呢？征收上来的粮食不可以再发下去救急吗？

让人不可原谅的是，河南政府硬要在中央面前“打肿脸充胖子”，不肯动用库存的粮食；更让人不可原谅的是当时的河南政府为了捂住河南严重浮夸的盖子，严令各地动用民兵严禁农民外出讨饭！很快就断了粮的部分信阳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草根、树皮度日还能不大量饿死？

当中央了解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处理问题。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大员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根子，也就是他们回避了来自中央的左倾浮夸这个真正的根源，回避了河南省政府的直接责任，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县一级干部！

张树藩的临终回忆录中生动的记下了这样一幕：

“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请注意，张树藩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事情的根源是左倾浮夸，是省政府指导下的浮夸，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直接责任，可是被陶铸制止了！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的态度怎样呢？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显然是默认了陶铸的做法。他们与直接责任人吴芝圃一起把责任推给了下级官员，最终打倒的是数十个县级、公社级干部，并且把饿死人最多的县的书记判了死刑。幸亏毛主席心中有数，不愿杀人，令改为死缓才逃得性命。

何以说毛主席心中有数呢？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批评吴芝圃的左倾浮夸。例如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又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还生气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信阳因浮夸而饿死数十万人，吴芝圃能够脱得干系吗？还要那一个县拿委书记的人头来作挡箭牌！

一方面丢卒保车是中央的决定——不仅是保吴芝圃，更是保支持吴芝圃的中央大员，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想给真正的罪魁祸首刘少奇等人一个改正的机会，也不愿意公开地把“火”向上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不知道问题的根子实际上是在上面，不知道存在着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后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是最好的证明。

信阳事件最终定案为反革命复辟，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就是这个结论，一方面使得真正的祸根——左倾浮夸逃脱了罪责，一方面错误地描述了农村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使得后来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走上错误的道路！

鉴于河南信阳事件的教训，毛主席要求各省、各地调查一下，摸一下全国农村干部的实际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经严重腐败、变质了。于是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展开。

起初初，一些地区进行了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 “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

前十条的重点是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线的检讨与教育。这里毛主席实际上是把信阳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定性为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了！

邓小平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后，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把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斥为“极左”，但是恰恰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的“改开”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天才的预见！

毫无疑问，“前十条”的核心思想矛头直指党内官僚阶层，而党内最主要、最重要的官僚集团是刘、邓为首的党内政工集团。现在全党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由刘少奇、邓小平具体负责，他们自然要设法篡改毛主席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方针。于是在“前十条”下发全国开始执行的一年后，在毛主席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搞出了个“后十条” ，并随即下发全国执行，名为对“前十条”的补充 ，实为否定了“前十条”的核心。

“后十条”的核心是：将“前十条”指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篡改为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完全可以被他们解释为基层干部的思想品德问题，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更可以解释为党和“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后十条”实际上是暗示党中央是正确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暗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由刘、邓率领的官僚阶层来整别人，整下层，整党外！

刘少奇曾经邀请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参加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将修改后的“后十条”的内容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讲了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显然是对“后十条”的批评。田家英将毛主席的意见向刘少奇做汇报时，刘少奇表情严肃，未置可否。

修改后的“后十条”以更加“左”的面目把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所谓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后十条”不仅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看得一团黑，而且认为其中一些是与“地、富、反、坏、右”相勾结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搞起了土改时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以斗地主的方式斗农村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反修防修的问题，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被彻底排除了。

63年全面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接近两年了，可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心只想整基层、整党外，所以尽管毛主席多次提醒“根子在上面”，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佯装没听见，运动完全没有触及党内高层官僚集团。

毛主席发现了“后十条”的真正用意后，立即召开了中央全会，严厉批驳了刘邓的“后十条” ，刘少奇做了检查，中央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严令立即收回下发全国的两个“十条”，运动完全按照“二十三条”为准。

“二十三条” 的核心是指出了：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个划时代的伟大思想的标志。邓小平的“改开”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伟大意义，历史必将给予这个重要的标志最高的荣誉！

二十三条下发之后，纠正了一些极左的做法，解放了大部分正在受批判的基层干部，停止了对“黑五类”的打击与监管，农村紧张的政治局面有所缓和。再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毕竟“二十三条”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毕竟具体指导运动的权力还是在刘少奇、邓小平集团手中。“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让我打击基层干部可以，想让我矛头向上批判高层的官僚阶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不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图具虚名，已经事与愿违，已经得不偿失！

六五年底，毛主席对刘少奇已经彻底失望了！

一场真正的政治大风暴开始酝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