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五十天历史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参见：《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的理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参见：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绝大多数高校校园的动员、失控从六月一日晚开始。 北工大可能是个例外。动荡从三天前就开始了。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参见陶德坚回忆录）。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参见：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见陶德坚回忆录）。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见《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记载北京林学院《谈话纪要》这桩文字狱的波及范围：“反革命围攻像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注释同上）。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还有就是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也让工作组很不舒服。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后）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后，“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援用“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先例，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注释同上）。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这些都是在文革“极左”政策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见《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六·二○以后，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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