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天落下帷幕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后，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参见：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此前，蒯大富曾去中央办公厅谈问题，但“还有两个人押着来的”——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1966年12月25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见《大事记》，p72）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像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落下帷幕。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打击迫害狂，而倒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受迫害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通过切身经历认同毛泽东作为反压迫、反迫害、翻身解放事业的魅力领袖，认同“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使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获取了。一位文革亲历者后来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参见：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p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章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政治派别划分，而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颠倒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北京各个校园内，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 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戏剧性历史，很自然地引发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八一年官方评价之外，现有对文化大革命意义的评价，还有另外两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讨论：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官方从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分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29日）。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体的评价）：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后，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则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勇敢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迈斯纳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人所有制之后的一个明显的社会结果，就是一个自主的、特权官僚的上升到统治地位。无论管它叫什么，是‘新阶级’、‘官僚阶层’、‘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许多称呼，社会现实仍然是一样的。”（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Mao's China. The Free Press, 1986. p322）。从中国经验中吸取很多理论灵感的法国理论家贝特兰，将它称为“国家资产阶级”。（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保罗·斯维齐在评论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关系时说：“这个‘曾在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存在于党之中，而且当然存在于国有经济的管理层之中。它的成员有各种不同社会背景，有着共同的利益，但还并没有安全的觉悟去争取共同利益，它缺少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形态。总而言之，它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更谈不上一个统治阶级了。然而，它已经具备了和阶级类似的特征，而且在这一段历史上起到了本质上的阶级作用。”（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1980. p111）。 如何评价新中国最开始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倾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它还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弊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难以掩盖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像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所宣称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痛地夭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尝试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尽管这种实践包含了多少混乱、矛盾和惨痛代价，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所承诺的民主本来是更激进的，它号称要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文化大革命，也许能够对它的是非功过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是它的谬误的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实践的失败等等。（节选自童小溪著《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第二章：《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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