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21但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不能。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再生产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22 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23 布哈林阐述道，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为其政治领导权奠定经济领导权的话，其政治领导权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经济领导权只有唯一的道路：工业适应农业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靠工业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方法，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网，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速度奠定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布哈林批评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着旧“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截然分开，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某种“自在之物”，可以撇开它，没有它也可以本着“社会主义积累”的精神“办事”。24 布哈林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工农联盟是过渡时期全部政策的实质。“因为过渡时期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两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等问题表现了主要的阶级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而且是全面地分割开，回避政治——这意味着不理解整个问题，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忽略了对之无法回避、远离和躲藏的主要的东西”。25 针对托洛茨基把一切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不够，并由此主张对农民采取严厉的措施，布哈林则强调农业中小生产的大量而长期存在的现实，托氏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工农联盟。问题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也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而在于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市场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对农民经济估计不足在这里表现为对市场力量估计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神经，即货币体系的全部意义，孤立地对工业做片面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不懂得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结合，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是必不可少的。其不断革命论是用形式逻辑代替了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忽略了革命的中间环节，即善于看到独特的关系，善于看到从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的过渡，善于抓住把握整个链条的那个基本环节，即俄国的农民问题。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不过是重复一种公式化的非现实的论断： 或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取得稳固的胜利;或者是虎头蛇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死亡。或者是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样就会得救;或者是没有这种援助——那时就无救了。 而实际上生活完全推翻了这些公式并给予全然不同的答案。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革命过渡到另一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既来自无产阶级，也来自殖民地的援助(还有来自资本家的“援助”，他们以自己的内杠援助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是死亡，而是生存。等等。现实要比仔细描画出来的干巴巴的“不断革命”图式远为丰富多彩。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看不见现实，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无力的。26 布哈林从世界经济视野出发，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精彩的批判，指出其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为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懂得农民问题的意义，不给予注意，不提出对我们很有意义的那种问题，那么事情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农业国，他们是工业国。他们那里也有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只是它不是位于宗主国，而是位于遥远的殖民地外围。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够重视农业问题，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同它轻视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提法这一点直接联系着的。在社会民主党那里，要么是直接敌视殖民地运动的路线(社会帝国主义)，要么是表现为一字不提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醉心于自己的“欧洲主义”，不止一次地强调“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亚洲农民性(他正是这样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这说明在这种“欧洲主义”中有某种社会民主党人轻视农民和殖民地运动的东西，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还是相当注意殖民地问题的。 关于阶级的这种提法，对阶级的作用所做的“欧式”估计使托洛茨基同志得出这样一种具体的看法：如果得不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予的国家支持，俄国革命就必然要灭亡。27 这样就用“抽象的图式代替了具体的分析”，只有典型的革命才能成功，非典型就注定灭亡，“在这种革命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人民’阶级。换句话说，只有在没有农民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理想的革命”。 然而，这种理想与现实完全背离。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国家，都是由一小撮人口稠密的无产阶级化的宗主国与大量的农民的殖民地构成的。法国的绝大多数在非洲，英国的绝大多数在亚洲。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如果不依靠印度和埃及农民的同情，如果不引导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战斗，如果不能领导这类人的大多数，不拥有领导权，那么它能做什么呢?布哈林质疑的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只关心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丧失了关注殖民地人民的能力和视野，沦为对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戴。但是，农民是世界居民的大多数，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有不懂经济的世界联系的人，才会忽略他们。“因此必须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不得不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28 针对托洛茨基的逻辑，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内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而且是国家的援助，无产阶级政权一定垮台。布哈林反驳道： 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防止的，等等，那么就是无产阶级取得世界胜利，这种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防止的。农民在我们地球上占绝大多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办法使这多数跟自己走，那么，或者国际革命也注定要破产，或者它应推迟(按照库诺夫的看法)到地球上形成无产阶级的多数之后。不能设想，要炸毁“地球之界”，等待天上的纯无产阶级力量的援助，而且还是“国家形式”的援助。 这其实是推开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是不能理解列宁对民粹主义具有历史现实性和进步性的历史内容的判断。而托洛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动的一面在于居然想建立一个庄稼汉(即小私有者)与无产阶级共同参政的制度，这种反革命性质在革命胜利时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在关于俄国革命各种力量的对比问题上，在关于从达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的观点看俄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性问题上，基本完全一致”，29即如果没有胜利的国际工人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不是由于被推翻就是由于自己蜕化而将遭到毁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由于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蜕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则认为这样的立场不过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鲍威尔的俄国翻版。
布哈林在1926年《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一篇重要长文中，全面回应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苏联的反对力量对苏联的批评。他批判了考茨基等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向专制的判断，就在于苏联的多数居民其实都是“庄稼汉”。他发现了一本由“研究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同盟总书记处”出版的小册子，其标题很特别，叫作《欧洲的亚洲化》，其作者保尔•施曼博士赞扬道：从社会政治观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写得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呢?施曼论证说：“精神上的死亡，许多世纪以来亚洲各民族所固有的人类的内部僵化，现在像幽灵一样，裹着用欧洲思想的碎片做成的外衣，站在欧洲的大门前。而这些碎片使变得盲目的文明世界受到欺骗。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带来欧洲的亚洲化”。30他引用了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少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民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31 历史地看，欧洲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具有农民(亚细亚)的性质，是共产民粹主义，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官僚主义的蜕化，由此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在20世纪之后的历史中，作为西方左翼社会民主派别和托派对苏联和中国主要指控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翻炒，极左与极右恰恰在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这是极有意味的现象。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与西方关于今天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其渊源也正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撞与回响，并强烈地投射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论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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