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辩论 如果对比一下托洛茨基从另一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批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托洛茨基认为列宁从土地革命为俄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所设想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
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32 托洛茨基以中国为例证，古代中国革命曾使农民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次革命都会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尔后历史就重演了。土地重新集中、新贵族，再就是新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20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33这些“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演绎，何其相识，这样的话语不仅在20世纪革命史中震荡不已，而且在今天仍然不断被撞响。34 托洛茨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解释列宁和民粹主义者的斗争，认为民粹派把工人和农民都看成是劳动者和被剥夺者，而在同样关心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对农民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民占据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主要引述的都是列宁在1905年—1906年期间的话语，并辩白说，列宁有时指责“我”对农民估计过低，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到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政权的能力，有因此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托洛茨基认为只是在列宁患病和逝世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35 1924年，其实正是布哈林从理论上迎击托洛茨基，并与斯大林共同站在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边的时期。但是历史的诡秘在于：正是托洛茨基的敌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激进策略来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而作为托洛茨基派的波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中，基本上没有正面叙述布哈林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其实，真正从理论上挑战和批判托洛茨基的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 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反驳说，俄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并依靠农民而取得的，而不是空等客观条件的实现。列宁革命的辩证法使得俄国能够利用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即工农联盟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必然如此。区别的核心正在于对农民的理解，以及对工农联盟的理解。1925年，苏联国家处于全面转折关头，列宁逝世之后，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坚持列宁主义，坚持工农联盟，是所有问题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布哈林竭力捍卫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着力点。 这一年，布哈林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关系，也是建立城市和乡村的商业联系，是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其最深刻的含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力量互相繁荣的可能性，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农民经济的积累意味着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它能够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能够使工业对农业有良好的反作用。 布哈林区分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计划。第一种战略计划是联合大资本同盟：租让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战胜它，这是在1921年列宁《论粮食税》里阐发的观点;但是列宁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已经改变了这一说法，重新评价了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合作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会议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的发展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现实的变化：首先是并没有国外资本愿意来投资，所以租让合同很少，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空想;第二，确立了我们自己内部的发展力量，即工农联盟;第三，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国家财政体系正在整顿，工业发展了，银行组织起来了。如果没有自己的银行，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就会压垮我们，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但是现在新的对比力量，使得开放经济周转是可行的，是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的。现在应该鼓励农民的积累，“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36这成为布哈林的标志性话语。 在分析民粹派关于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布哈林指出民粹派中也有派别是赞成用机器来拯救农业的，“他们断言，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农民的农业要通过一条完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大经济，而他们正好提出合作社作为这样一条道路。”37布哈林通过考察西欧的“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在德国、法国、芬兰等阶级对抗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是如何长入“资本主义”的这一惊人事实，从而断言： 如果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地主和资本家能够用巧妙的政策联合农民来反对工人，并且能够使农业无产阶级的一半人与男爵、公爵和伯爵们合作，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同比起男爵来与我们无比亲切的农民建立联盟，我们就是大傻瓜。如果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能逐渐进入工业的和银行的资本体系，那么在我国的专政下，在我们国家政权和农业机关的相互关系下，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民就能够通过合作社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38 农民作为一个基本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阶级，而是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封建成分。封建成分保留得越多，农民就越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苏联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因此留下了农民的大量中间阶层：中农。由于进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中农成长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合作社和税收制度，而不是掠夺性分配，使得工人专政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从经济和文化上帮助农民，最终使工农之间的差别消失，农民作为阶级消失。用工农联盟来对抗地主与资本家联盟，这是十月革命取得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布哈林用工农联盟以及建诸其上的合作社来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一切国家中，也包括我国在内，城市对于农村来说都是吸血鬼。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一切文化成果首先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农业过去和现在都被摆在第二位。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把一切优秀的力量，把那些最精明能干的人都吸引过去了。农村始终是荒芜的，它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都贡献给城市了。现代社会的全部文明，全部教育都集中在城市。关于世界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切情报都集中在城市。国家机构的基本枢纽、政府机关、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工具，过去和现在都设在城市。农村必然处于闭塞的状态，多少世纪以来，乡村就其知识、文明来说，都落后于城市。 这个基本差别一方面给工人，另一方面也给农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39 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意味着增加全体劳动者的财富，即用一个总的计划把全部工业统一起来，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但是这样一种工业的独立的计划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为了制定一个精确的工业计划，必须知道农民经济将消费多少，必须准确地估计这些农民经济向国营工业要求多少产品和哪些产品。要使工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要使农民经济本身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还必须使这种农民经济本身越来越有组织，成为这样一种经济，在那里，单个的农户和单个的小农经济越来越走上彼此互相联系的道路。”40如果农民合作社能够整个地长入国家的经济体系，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也意味着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进。当分散的、零散的、在经济上相互没有关联的农户，在采购、供销和信贷的基础上日益互相联系起来，农民就会从一般的信贷组织过渡到组织自己的农业合作加工厂，并且向电气化过渡，变成一个整体的组织，与国营工业相结合，这样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经济链条，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国家将用一切办法支持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 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劳动的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合作社。合作社正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连接点，它首先体现个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结合，而加强这种结合是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国家在合作社内部给贫民和中农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反对富农和农业小资本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合作社的增长就意味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经常不断地增长。41 在这个意义上，布哈林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首先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基本杠杆，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在农村内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除了向两极分化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就是由资本家和富裕农民把持，所以社会主义就要力图促使中农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靠拢，这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布哈林坚信，在一国之内，通过构建工农联盟，就可以破解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典难题，使苏联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断言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与农民联盟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力量。若是相反，把农民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那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的结论。 必须这样解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同某些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可以提到一件事。早在1923年的争论中，我们就说过，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是正确的，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会同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就要使我们得出一些非常重大的结论。要知道，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就会得到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因为，当无产阶级将来在英国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要同印度以及其他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世界无产阶级势必要解决怎样同世界农民和睦共处的问题。如果这里的对比关系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话，那么，在根据没有外部援助就必然走向灭亡的理论做出相应结论之后，不管是否愿意，就会得出库诺的问题提法，说什么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农民，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们“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光是在中国就有四亿农民，所以革命“必然”注定要失败：要知道根本得不到来自外部的“国家援助”。这就是反对派的理论所得出的结果。……从而表现出自己的道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42 这些论述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语境下重读具有特别的含义。布哈林强调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相反，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建设性的”学说，对社会主义国家却是“破坏性”的，因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无区别。作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笛声起舞的共产主义“极左派”，不过是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43社会民主党把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冒充为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缺乏一点“经济民主”，否则就是最真实的、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事实上，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它最终导向的是战争，国家间的战争。44 1925年，布哈林出版了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并在1926年、1927年两度再版，1930年被翻译到中国。45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通过把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使得布尔什维克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官方看法都来自于布哈林。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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