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29年斯大林的大转变与全盘集体化：托洛茨基派的历史困境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由于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苏联遭受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做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47 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48有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本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年—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二三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49
在多伊彻的描述中，向农村进攻在开始时使城市出身的无产者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但是农村出身的工人却极为愤怒，他们在城市传播发生在农村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托派反对派认为，正是斯大林时代使得数百万新工人来自农村，导致工人阶级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新工人阶级处于涣散和缺乏政治意识的状态中。而农村中，富农领导着社区，当富农看到自己丧失了一切，决定让这国家失去粮食，他们屠宰牲畜，把自己的库房装满肉，以饿死敌人，“集体化”工作队被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吓退了，惊讶地看着中农和贫农也加入到屠宰牲口的行列中，直到整个俄国农村都变成屠宰场。50“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 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至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000万激增到6000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年—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51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52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一直批判布哈林没有看到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使自己富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社会画面的各个阶级互相补充与和谐的关系，忽略了互相倾轧的阶级斗争。53只是后来这个指控的主体从托洛茨基变成了斯大林，内容并没有改变。 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社会主义中，农民市场只是从属作用，国有工业产品的出路在于工业本身，而工业却生活在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必须尽快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托洛茨基认为布哈林的根本困境在于他反对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因为他暗示说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这是用准民粹主义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中搭救出来。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这种想法更多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54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 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政策。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55 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56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57 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登基对于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既是对它的肯定，也是对它的否定，是一党统治向一派统治的转变，一派统治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力图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在一起，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应当的，并且也确实捍卫了它;而“斯大林主义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他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58这是一个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表述。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59 托洛茨基把布哈林称为“新民粹派”的思想家，是潜在的“社会革命党”，偏爱农民，不肯对农民做任何阶级区分，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与社会主义相悖，“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的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60问题正在于，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它能够和应该靠武力摧毁吗?暴力的来源究竟为何?这已经是绵延了一个世纪的共运史中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 这就涉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当时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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