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粹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决战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我国，由于有社会主义专政，有崭新的社会关系，工业化不是使农业破产，而是使之繁荣，它不是意味着农业市场的缩小，而相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因此，发展速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由于有崭新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农业——这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决定着更快发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生产机构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建立，我们将很难摆脱所谓的商品荒，这一切都完全正确。还生产了一系列社会困难。我同意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61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是抱着使自己得到最高份额收入的本位立场，而是交出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是作为整个大工业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就必须关注同小农经济的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将取决于在最快的城乡流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取决于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托洛茨基主义不懂得消灭城乡对立，是要使得工业面向农业，使农业实现工业化，使之从历史的后台转到历史的前台。而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懂得农业的发展是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拖拉机、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会注定陷入停滞状态。工业是迅速改变农业的杠杆。因此，整个经济政策和计划的核心就是对国家工业化的关怀，党将同任何企图使之离开这条道路的人进行斗争。工业化是苏联的法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目的而实现的，它对农民经济产生另一种影响，它对整个农业抱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使农业受轻视，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就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做了准备。62这些论述已经是直接与斯大林主义短兵相接了。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在《论合作制》中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这里，列宁是把工业化计划与居民的合作化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人人都参加合作社，这就是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苏联国内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其社会制度是以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歧，分裂就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密切注视和预防这种分裂。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63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多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二十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被认为是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64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无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65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66“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年—1933年的大饥荒。”67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促使他在不断地左右摇摆之后，最终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正是出自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68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 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
到即将到来的1930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幻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69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30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呢? 在农业集体化和国营化运动的同时，是重工业投资的不断加速，在《大转变的一年》中，斯大林论述说：“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就不能实行任何工业化。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70因此，斯大林宣布1929年苏联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16亿多卢布，其中约13亿投入了重工业，1930年大工业基本投资是34亿多卢布，其中25亿多将投向重工业。71 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丘吉尔这句著名的评论正是从一个军事强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最高标准来衡量的，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完成了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正是18世纪以来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它本身就包含了暴力与残酷。它也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逻辑。 五、欧洲革命的幽灵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义的失败 从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出发，多伊彻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视野上努力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立场，使得多伊彻也对托洛茨基做了应有的批评和反思，并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对俄国“欧洲化”的理解和诉求所导致的问题和错误，而在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家，是站在俄罗斯自己的土地上。72在三卷本最后的跋中，多伊彻总结说，托洛茨基的力量和弱点都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即“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于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多数人的意志去包围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和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和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73 当欧洲的革命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出现，这个革命的幽灵就一直没有能够从漫漫长夜中显形。多伊彻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像理论那样分明，历史的发展更接近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已经传播到了其他国家，“既然在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相冲突的，因此高举胜利旗帜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苏联的持久力也远比托洛茨基曾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与他希望的相反，并不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使俄国革命免除了孤立。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不管斯大林主义愿意不愿意，正是它自己冲突了它的国家甲壳”。74这里，多伊彻自己也陷入了悖论中，应该说，正是苏联转向第三世界的新国际主义才是苏联突破西方对其封锁的孤立主义。 1924年苏联开始对黄埔军校给予援助，1925年开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部办学费用，都是巨额款项。由于苏联当时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其经费来源和数目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75为了援助中国等各国革命力量，苏联本身在经济极度严峻的情况下，把没收的沙皇和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偷偷运到欧洲市场上换回货币，然后交给共产国际去使用。比如，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1927年一年给予中国的财政援助，总数就不少于100万卢布，76如果特别考虑到1927年正是苏联遭受严重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刻，这就很难从狭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而更应该看到“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必然联系。 事实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在它面对西方工人阶级的期待失败之后。苏联对革命的传播是在东方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被期望的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解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源源不断的巨大财政支持。但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恰恰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主义内部的“一国社会主义”，因为它期望的是欧洲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一战之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领袖号召本国的工人阶级为国家而战，揭开了这个欧洲社会主义的底色不过是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二战之后，欧洲内部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工党都转型为“去阶级化”的“人民”议会党，即全民党，不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著名和典型的代表就是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因为“一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对象的无产者，现在已居于享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公民的地位”，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欧洲的古典哲学成为其“多元化”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来源，而不再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德国社民党的转型带动了欧洲社民党纷纷转型，以适应选举政治的需求。而早在1921年10月的社民党卡塞尔代表大会上，布劳恩就认为：“今天我们的党已变成一个包括遍布在工业、商业、农业、航海等行业的职员和公务员在内的党，我们是各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层阶级是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的力量，77这正是布哈林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固有的欧洲(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批判，布哈林批判的有效性在今天特别值得重申——从亚洲的立场上重申，从苏联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重申。 对于多伊彻来说，托洛茨基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作为理论与实践，或者说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严重脱节，是当革命不断涌离先进的、工业主义的西方，而在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发生和生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的困境。这尤其体现在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1920年，共产国际已经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亚洲各国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运动的同盟军。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1926年之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并无异议。1926年4月，托洛茨基开始抗议将国民党吸收到共产国际中，认为孙中山是主张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荒唐的玩笑，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和反帝任务之中，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的主张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是合二为一，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引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78有意味的是，正是在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围绕中国革命的论辩中，毛泽东得到了布哈林的高度重视。192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先后转载、译载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印的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共产国际能够享此殊荣的，毛泽东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这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9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极大地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解释和检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既是托派内部的争论交锋，更是苏联党内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进行生死斗争的重要内容，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党关于革命性质大辩论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重演。 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通过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留下的启示是：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而应该建立苏维埃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向国民党一连串投降后挽回面子，是鲁莽冒险，广州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没有反映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拉狄克断言，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间歇。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别给共产国际大会写信，“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成为大会公开的论题。当时大会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主管下的共产国际的局面表示失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而那些受到信任的外国代表团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80但是，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判断却更多是从其理论预设推导出来的，他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多伊彻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理睬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1945年至1948年还谋求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搞交易，毛坚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遵循不断革命的逻辑完成了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这个判断非常具有喜剧色彩，因为再没有比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更远离托洛茨基的理论预设了。“继续革命”的确是毛泽东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是另一个话题。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却依然是界定在以欧洲革命为前提的，“他期待西方工人阶级起义，正如它在1848年、1871年、1905年和1917年—1918年的起义一样。他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运用于中国，因而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担心它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军队一样变成反动的国家而去反对工人阶级，倘若后者未能将革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尽管有陈独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条公理：现代一切阶级斗争，主导权都属于城市。革命运动可以在农村发生并领导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和落后的。托洛茨基坚持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革命或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81托洛茨基曾断言，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代替城市工人，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这些军队长久被限制在农村，他们就会被农民同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反动派，就如过去的农民起义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点如何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自始至终就相互联系和影响，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俄这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社会危机深重，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其巨大的历史漩涡所吞噬的历史意义，一直到今天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被阐述和辨析，也正因此，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主义实践对世界共运史的贡献也并没有真正被阐述。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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