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②  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看到《文革简报》上刊登的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后，为什么会批准在全国播发呢?

　　毛泽东以前确实说过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47]这个时候又支持大字报对北大党委的批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对抗性的矛盾一般作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双重性质，虽然阶级矛盾有时候表现为敌我矛看，但是主要的、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48]毛泽东先前对陆平的评论不过是强调其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面，而现在支持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批判北大党委，不过是强调其对抗性的一面而已。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陆平问题上前后的不同态度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批准大字报在全国的播发表明，他对大字报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批示中将北大称为“反动堡垒”，这无疑是对北大党委性质的判定。他作出这个判断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他五月十一日作出批示将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关于北大社教问题的材料印发会议。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北大社教的态度，也是他了解北大存在问题的途径之一。北大党委在进行文化革命，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社会生产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这些问题表明北大党委没有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进行阶级斗争的方针，而是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在北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北大作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北大的方向对全国高校的发展起着一个导向作用。因而对北大党委的批判就掀开了在全国进行教育革命的突破口。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批发北大的大字报，还是由于大字报与文革的重点、方式和他所鼓动的造反有理的趋向是一致的。这样就通过大字报在全国的播发，对全国正在进行的运动起到引领的作用，推动各地文革的发展。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这是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相一致的。聂元梓等人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导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发动群众起来一起整党内走资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通过群众性的整党运动，清除走资派，纯洁党组织，夺回教育阵地，教育广大师生，使北大党委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把北大真正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引领全国高校的发展。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这样就将斗争引向党内，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这样就在具体行动上与文革的重点保持了一致。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贴出来的。这是与文革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相一致的。“四清”运动期间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毛泽东在运动中发现这种方式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于是他才由“四清”转入到文革，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来解决党内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地可以造反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和鼓励下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向党委造反。[49]这张大字报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哲学系的教员们给北大党委贴的大字报。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相一致的。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贴出来的，是党内下级反对上级的表率，与文革的造反精神是一致的。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则是副书记，他们是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在党内组织纪律的严格要求下，平时如何监督上级党委，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又如何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就成为迫切需要文革解决的问题。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采取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委造反的形式，而不是由上级党委乃至于中央以组织纪律紧紧约束住下级党组织的行动，无疑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而毛泽东才多次提出造反的主张，聂元梓、赵正义作为哲学系党总支负责人能够起来向北大党委进行造反，实际上就践行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是与文革的造反精神相一致的。

　　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在毛泽东听说在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个人中，有四五个人与聂元梓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仍然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5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表明毛泽东同意了大字报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的批判。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性质的判定。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不仅是表明毛泽东同意聂元梓等七人这样做，还是由于这张大字报是与文革的重点、方式和造反精神相一致的。毛泽东希望通过这张大字报的播发，能够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③   第一张大字报点燃文革星火。

　　向全国播发第一张大字报，不仅表明党中央对这张大字报的肯定，还为广大群众将矛头指向党委，批斗党内走资派，进行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样就在各地教育机构和院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点燃了文革的星火。

　　仅几天时间，许多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大字报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接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在北大的带动下，北京的五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51]这些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52]

　　六月二日西安交大师生贴出了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针对校党委。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这些革命行动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发生，波及一些中等学校，不几日就使许多学校的批判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六月二日至三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绝大部分党员和党外群众，认为党委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同意贴这种大字报，发生争论。于是围绕应该不应该批判党委和党委书记，形成了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斗争。

　　华东师大六月二日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会，党委书记姚力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提倡大字报，以后大字报可以贴在室内。”“不要放弃必要的业务学习。”少数人对姚力的讲话不满。六月三日，物理系三年级11个同学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批斗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53]

　　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由于批评一些学生的过火行为，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给他带上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的帽子。[54]

　　从中我们看到，自六月一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学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校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局面。[55]

　　由此不难看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全国教育机构和大中学校的师生迅速投入到文革的浪潮中。这种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将矛头对准本地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按照大字报引导的方向迅速发展。关于第一张大字报播发后的作用，毛泽东后来也说道：“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56]

　　康生和聂元梓也曾就大字报播发后产生的影响说过类似的话。康生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按：原话如此)，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57]

　　(4)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后，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应运而生，文化革命呈现出蓄势待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分为《人民日报》工作组和北大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是如何派出的呢?

　　①      工作组是如何形成的?

　　陈伯达率领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张承先率领的北大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后，又专门向毛泽东呈送了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报告。陈伯达是在毛泽东批准后，才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当时正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58]

　　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59]

　　这封信是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三人联合署名呈送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人员名单。这个工作组有八名成员，除陈伯达外，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的尚力科、朱悦鹏，《红旗》杂志的杨丁和尚未选定的两人(其后张春桥由上海派来的是鲁瑛、邵以华)。[60]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八股气浓厚，理论和学术方面的文章很少，提倡鬼戏，捧海瑞，还不肯做自我批评，为此毛泽东曾经对《人民日报》进行过严厉的批评。[61]不论是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与《解放军报》关于突出政治的争论，[62]乃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人民日报》明显地落后于形势，没有紧紧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因而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依据“五一六通知”，制定《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选择了。

　　从中我们看到，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虽然这个决定在电话中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但是为慎重计，第二天又向毛泽东呈送了刘少奇起草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签署的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的信件，报告说了派出工作组的原因、到报社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工作组的人员组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件只讲了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却对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只字未提。这就不禁使人发问，这是为什么呢? 按说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式的问题上，从程序上来说，应该如同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一样，向毛泽东及时呈送派出工作组的书面请示，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这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是存在欠缺的。从这里就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后来在向北大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苗头。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位常委联合批准的行动，是代表中央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说陈伯达当时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是篡党夺权。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种现代版的“莫须有”的闹剧，只能在历史上留下笑谈了。

　　②      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批准后，陈伯达着手组织工作组领导班子，召开会议，沟通思想，制定计划，布置任务，做好去《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准备。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工作组成员开会并讲话。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部分成员也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在会上讲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理由，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主张彻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最后陈伯达说，今天下午要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的决定，今晚工作组即进驻《人民日报》社。办报要抓旗帜，旗帜就是社论。明天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要钱抵千、尚力科、朱悦鹏三人一起把他的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作为社论的内容。今晚改定，明天见报。

　　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到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当场宣布了工作组成员名单)。他在讲话中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最后，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邓小平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康生接着讲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话，着重讲了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对《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时擅自作出的删节进行了批评。

　　这天晚上，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前往《人民日报》上班。到达报社后，陈伯达让穆欣专就版面编排问题，根据他的安排跟报社夜班编辑部联系，他和王力、关锋以及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修改钱抵千等人根据他在钓鱼台讲话整理的社论稿。社论初稿的题目原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且规定：社论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这篇社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标题。[63]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论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区别，破四旧，立四新，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文章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要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64]

　　而后《人民日报》在陈伯达主持下，密集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转载《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

　　根据毛泽东批示，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字报》的社论。

　　为了进一步推动史学革命的发展，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为了支持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批判原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针对北京大学在斗争中出现的两派群众，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六月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为了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批判旧世界的斗争，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为了支持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斗争，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为了在文化革命中进一步搞好教育改革，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为了支持革命群众通过大字报进行斗争，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一扫过去的保守、滞后的八股气息，而是以革命的精神、战斗的激情，成为人们进行文化革命的精神动力。这些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起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各宣传机构的管理，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把握好舆论导向，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使各地宣传机构能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行动，陈伯达还规定：每天晚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必须到《人民日报》社开碰头会，“统一宣传口径”，其他各报也都照此精神向《人民日报》“对表”;为了掌握中央三大新闻单位的运动，他还批准向总政治部要了20名军队干部，以记者名义分往各大新闻单位活动，及时将运动信息汇报上来。[65]这样就在党中央领导下，以《人民日报》的宣传为导向，将中央宣传机构统一起来，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③   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聂元梓等七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当时就在北大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师生之间的激烈辩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作出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决定的。六月一日下午，北京新市委得到当晚要在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消息后，为了稳定北京大学的局势，防止大字报广播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才要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进入北大的。

　　六月一日下午，张承先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张承先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大学常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京大学，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张承先匆匆忙忙赶到北大，召开北京大学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八点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

　　六月二日晨零点三十分，又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了华北局决定。张承先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6]

　　工作组到校以后，取代了北大党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广播以后，除去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全部瘫痪。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工作组的各级机构，取代垮了的各级党组织。北京新市委在中央一线常委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六月七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

　　据六月十日统计，北京大学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她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名义进驻北大，后改为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彭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北大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之一)为办公室副主任。[67]

　　这样工作组就接管了北大党委的领导权，从北大实际情况出发，从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组为中心的领导体制。在工作组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以后，又是如何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呢?

　　根据新市委传达的中央一线常委指示，结合北京大学实际情况，张承先与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酝酿后认为：在北京大学，夺取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涌现出一支左派力量;现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依靠与提高左派，大力争取中间派，明确斗争目标，注意掌握政策，结束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向深入健康发展的问题。根据这一认识，张承先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关于要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关于注意掌握政策;对于学术领域里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解决起来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在北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很重的，必须采取“积极又稳步前进”的方针。

　　张承先提出这些问题后，先在领导小组内部进行酝酿，交换意见，又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再经过领导小组讨论后，形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六月十三日张承先在北大3000名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又经过讨论和修改补充后，六月十五日张承先在全校13000人的群众大会上正式作了这个动员报告。

　　这个报告虽然具体回答了全校师生员工普遍存在的疑虑和问题，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明确了斗争目标，讲明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斗争中应该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批评了北京大学已经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报告的主旨还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七人大字报成员之一、后被任命为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克明曾参加了调查工作和座谈会，参与了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这个报告也表示非常赞同。当时张承先作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报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有领导、有计划、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轨道上来。[68]

　　从中我们看到，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入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当得知六月一日晚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要播发的消息后，中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才要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忙忙进入北大的。工作组到达北大以后，接管了北京大学党委的领导权，从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要将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纳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轨道，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工作组就代替了北大党委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在贯彻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确定的文化革命方针。

　　④      派出工作组成为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的精神，向北大派出了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对于其他大中学校进行的文化革命，特别是将矛头对准学校党委，学校党委又难以实施有效领导的文化革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向北大派出张承先工作组，不仅为处理其他大学的文化革命，也为处理中学的文化革命提供了指导。早在六月二日，邓小平召见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的时候，就要求“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69]而从党内程序上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则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同意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领导文化革命的建议。中共北京市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而后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六月五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到六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70]

　　从六月五日至六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地区的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抽调，中学的由团中央抽调。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惠庶昌担任，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800多名共青团干部，组成了300多个工作组长，分成八个工作队，进入北京市八个区的各个中学。各工作队的队长均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常委或部长担任。

　　当时不仅向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而且还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派出了工作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六月六日决定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新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委书记的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经军委领导同意，向文化部系统各单位派出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三百名干部，直接从南京军区调来五百人。

　　虽然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并没有下发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组的文件，但是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向北京大中学校及有关部委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无疑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导向。这样在北京的影响下，各地也纷纷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比如，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攻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多个工作组，对有的学校没有派工作组的，也派去了联络员。江苏省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干部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同时，江苏省各地、市、县委也先后抽调7800多名干部，进驻1155个单位，其中包括大中专院校、文化单位和其他领导受冲击而陷于瘫痪状态的单位。[71]

　　这样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除极少数者外，都派出了工作组。[72]总的来说，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和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牛鬼蛇神和黑帮，但是他们反对乱批乱斗，主张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7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向北京大中学校及有关部委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虽然并没有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组，但是北京的行动无疑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因而各地就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不约而同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意图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文化革命。这样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向大中学校及有关单位派出工作组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