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⑤      工作组扑灭文革星火。

　　工作组是在大中学校党委已经瘫痪或者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派出的。工作组到达学校以后，实际上就取代了学校党委，掌握了学校及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这样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就是说在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化革命。同时，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在不同程度上又是维护原学校党委和支部的。[74]因而学校造反派就与进入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为了有效行使领导文化革命的职权，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掌握之下，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就利用组织权利开始了行动，打击造反派，意图将文化革命纳入工作组的轨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例。

　　六月七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关门事件。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校园里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六月七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派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严厉批评。[75]

　　六月七日，清华大学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而另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对此表示不满，与造反派进行辩论。北大的造反派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支持造反派，并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对邓拓的颂扬，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辩论。清华派人把北大造反派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晚，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对刘冰等原清华大学党委的几位代理人宣布：“从现在起，学校工作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党委停止工作。……工作组到来之后，你们要帮助工作组，不准许你们搞什么活动。”

　　当晚，中央派人召集教育部、高教部两个部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开会，把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作为黑帮进行了批判。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造反派欢呼雀跃，许多干部、职工觉得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但也有不少党员和党外群众对此迅速变化的趋势茫然不解。

　　六月十一日开始，清华园内出现乱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十二日，游街现象愈演愈烈，从早到晚，清华园内到外是自发游斗黑帮的散乱的人群。工作组多次劝阻不能奏效。直到深夜，工作组还在通过广播站广播，劝说同学们回去睡觉。[76]

　　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北大大字报广播后，西安交大师生贴出大字报万余张，声援北大，批评校党委，批评省委、高教部、胡耀邦等，大字报矛头主要是针对校党委的。六月二日，五十多名交大学生到西北局、陕西省委去，要求领导帮助他们革命。西北局当天下午七时半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交大革命形势很好，而校党委不革命，决定向交大派出以陕西省委书记严克伦率领的工作组。

　　六月三日，工作组进校，学生们问：校党委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工作组组长严克伦(陕西省委书记)说：大家揭发，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看至少是不革命的。六月五日上午，工作组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提出：运动的矛头针对校党委;校党委是黑线还是红线可以讨论;试办文化革命委员会。

　　学生们在揭发校党委的同时，对这个广播讲话不满，并怀疑工作组成员有问题，纷纷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到交大来。交大工作组打电话给电报局，查问电报内容，被学生们发现，更激起愤慨。六月六日，交大学生开始哄赶工作组。801—41班学生李世英在大字报中提出了“深挖省委、西北局黑线”的口号。工作组成员一个个被学生所包围，学生向工作组提出很多质问。工作组长严克份被六、七百名学生包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校园内陆续出现认为省委内有黑帮的大字报，先后有几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社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等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

　　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向学生们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大家要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当天晚上，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各班都有一点，有的是全班，要组织队伍追根子。这就是六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六月七日、八日、九日三天，西安交大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斗争会，并将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街。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77]

　　从以上三个大学工作组进驻后的情况可以看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了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当校党委成为斗争矛头，各校文化革命正在兴起的时候，不论是工作组还是上级主管部门，都是顺势而动，借力打力，宣布原校党委存在问题，停止了原校党委的职权。这样就使工作组及上级主管部门趁机代替校党委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在掌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以后，他们不是紧紧依靠群众来开展文化革命，而是要采取措施有计划、有秩序地来进行文化革命，意图将文化革命纳入工作组控制的轨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作组进校后就采取措施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扑灭正在群众中间兴起的文革星火。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群众的反对，与造反派产生冲突了。

　　(5)两种根本对立的文革路线初见端倪。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出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

　　事实上，在毛泽东六月一日批发第一张大字报之前，刘少奇就于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了。这是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后，由于将斗争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因而在北大校园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个时候北大党委又难以实施有效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

　　由于此前中央不仅没有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明确表示支持，而且中央一线常委及高教部、北京新市委领导人还对他们的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因而六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就是中央向全国明确表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线常委和北京新市委才按照既定计划，要求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进入北大的。

　　从中不难看出，在对待第一张大字报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毛泽东是热情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即使在第一张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个人中间有四五人与聂元梓出现分歧的时候也是如此。[78]这是因为北大党委在当时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作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中又率先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的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批发，使第一张大字报如同星火燎原之势，推动文革的发展进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毛泽东还要看一看。[79]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却对第一张大字报表现出淡漠和限制的态度。这表现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就要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来代替北大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工作组到达北大后，就对群众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由于派出工作组和工作组所采取的方法是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工作组的行为反映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意见。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究竟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方面矛盾的反映。依靠力量的不同，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是采取自下上还是自上而下方式上的分歧。这里又连带出文化革命的矛头到底能不能指向党组织(工作组)，是指向党组织(工作组)还是指向反对党组织(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上的分歧。

　　本来，派出工作组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是工作组到达所在学校后，究竟是站在群众立场上，支持群众起来进行文化革命，还是站在原先各级党组织的立场上，限制群众起来进行文化革命，又成为工作组面临的严峻考验。由于上级部门派出的工作组，与进驻单位的党组织大多有着联系，从本能上往往站在进驻单位党组织一边，对将矛头指向党组织的群众采取限制乃至打击的方针，这种立场上的错位又使工作组成为进驻单位党组织垮台后被攻击的对象。群众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在工作组进驻后，迅速转化为群众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现后，在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及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从文化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希望以此打破沉闷的局面，推动文革的发展。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则不然，而是派出工作组，以工作组来代替各级党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和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形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文革发动阶段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2、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毛泽东则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上存在分歧的表现。这种分歧由于派出工作组及工作组在文化革命立场和方法上的分歧，迅速转化为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形式上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间进行，实际上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这构成了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1)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我们注意到，五月三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时，当时周恩来就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获得了同意。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的书面报告中，却没有将他们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而后，他们迅速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①   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决定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前文我们介绍了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向北大及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情况，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遣工作组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刚刚组建的中共北京新市委成为这个方针的首要践行者，我们的研究就从中共北京新市委的组建说起。

　　1)北京新市委成立。

　　虽然中共中央是以改组名义组建北京新市委的，在市委领导班子中也保留了三位原市委领导人(不久退出领导班子)，[80]但是市委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都是新进入市委的，因而这与解散原北京市委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处于策略考虑才以改组名义宣布的。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解散或改组这样的术语，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个决定在六月四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81]

　　同日，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82]

　　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的同时，还配发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得到了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拥护，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在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肃清前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影响，取得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83]

　　中共北京新市委在改组北大党委的同时，还撤销了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中被公开点名的宋硕的职务。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在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84]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后，立即采取措施撤销了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宋硕、陆平和彭珮云的职务，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派出工作组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不论是改组北京市委还是北大党委，都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是非同寻常的行动。这与此前原北京市委在抵制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态度的反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北京新市委把宋硕、陆平和彭珮云迅速撤职，还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这表明北京新市委还是想通过工作组来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当然，他们这样做还是执行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文革方针。

　　2)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文革方针政策。

　　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北京院校的师生迅速行动起来进行文化革命，纷纷将矛头指向学校党委，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制定文革发展的方针政策。

　　六月三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首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汇报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最近情况。接着，会上议论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辱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最后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贯彻这八条要求。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央组织部从各部委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85]

　　关于这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八条要求”的形成过程，当时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制定出八条以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86]

　　从中我们看到，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的。同时，北京新市委也是根据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在获得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后，由北京市部署执行的。比如，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就是李雪峰根据中央一线常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方法，向中央一线常委提议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这是和中央一线常委确定的文革方针相一致的。至于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要求”则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的。

　　我们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的文革方针如下：

　　一是向党委瘫痪的学校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二是制定了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要求”。

　　不论是由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还是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都是将文化革命置于各级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的。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在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八条要求”固然存在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限制文化革命的。在文化革命刚刚进行的时候，当时迫切需要保护革命师生的积极性，鼓起广大师生进行文化革命的激情，使他们能够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可是“八条要求”却对于他们进行文化革命作出了重重限制。如果各级党组织(工作组)照此执行下去，势必会打击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打击他们进行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致使他们在文化革命的潮流面前望而却步。

　　这样在学校党委(工作组)领导之下，采取自上而下方式，依据文化革命“八条要求”进行的文化革命，形成了中央一线常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

　　②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表示异议。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央一线常委主张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不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了出来。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回顾此前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谈话。因而在我们就从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谈话说起。

　　1)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多次谈到文化革命。

　　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就对“四清”运动很少谈起了。这是因为“四清”运动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依靠“四清”运动解决这些问题又是困难重重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寻找新的解决途径。[87]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刘少奇、陈毅在座。

　　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是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那就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8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中国存在走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这个时候的中国存在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严重隐患。这是因为修正主义阶层在中国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广泛存在。要进行反修防修，就要铲除修正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党外，也存在于党内。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因而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更大。由于是与外宾谈话，毛泽东没有联系党内的分歧和斗争，而只是泛泛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十一日讲话中，毛泽东则是联系党内出现的分歧和斗争比较明确地了这个问题。

　　八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关于战备工作的汇报。他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89]

　　一九六二年刮起的单干风，当时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四位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毛泽东将此视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当时只是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批评了邓子恢，而对于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毛泽东却没有点名，就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只是抽象地说这股风越到上层风越大。[90]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但是他将中央一线常委支持单干风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不仅显示出他与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还进一步表明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隐忧。这在毛泽东随后不久的讲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他还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在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以后，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9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文化界进行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党政军出现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党政军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军出现修正主义造成的危险就更大了。这是与此前毛泽东讲的党内尤其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判断相一致的。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后，毛泽东在谈话中进一步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这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92]

　　毛泽东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中，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修正主义出现的情况，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修正主义的出现作出了分析，表露了自己对身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严重隐忧，表达了自己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奋斗到底的坚定决心。这在他不久与胡志明的谈话中又一次表露出来。

　　六月十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对防止修正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何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9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修正主义，又一次表露了自己对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严重隐忧。他和胡志明讲，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在被马克思请去以后，是什么样的人来接班呢?要避免修正主义上台，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选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与他们没有选择好接班人密切相关的。因而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清除口头上的革命派，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要从这些接班人中产生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的沉痛教训，从中国仍然存在着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阶层，而在“四清”运动中又揭露出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因而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要进行造反的问题。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演习来练练兵，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大风大浪和斗争中锻炼成长，在实践中造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这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毛泽东不论是在党内讲话还是与外宾的谈话中不仅毫不避讳这个问题，还对这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说明。

　　当然，我们也应当说，这个时候虽然在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也意识到如果像他们那样搞会使他与许多革命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付诸于东流，中国将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94]当时并没有采取组织措施，还是要看一看。看来，他还是在等待，希望他们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可是，他们的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