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

　　前文我们研究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当时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展开的，因而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一线常委是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他们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也是通过工作组来贯彻实施的，因而派出工作组就成为他们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前文我们介绍了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制定了“八条要求”，派出了大批工作组，那么中央一线常委是如何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呢?

　　我们还是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主持一线常委会议的情况来进行研究考察吧。

　　六月四日邓小平接见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122]

　　从邓小平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讲的不要搞武斗，在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讲究政策，打击面不要过宽，不要打倒一切，无疑是好的，有指导性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谈话中也分明看到，虽然他承认党团组织、学校领导中还是存在好的，总不能都打倒，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从中还是反映出他对于将矛头对准党团组织及其负责人是持保留态度的。从谈话中也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进行文化革命不要怕打击面大，事后还可以甄别平反的讲话存在着明显分歧。这表明邓小平要依靠原来的党组织，或在党组织瘫痪的情况下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他对将矛头对准学校党组织或工作组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六月六日、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他在会上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123]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干部要引火烧身，主动检查，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斗争中要讲究政策，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这无疑是在各级党组织或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还把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任务。这是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124]况且刘少奇只是说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作为重点，却没有将党内走资派作为重点。这表明刘少奇仍然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持有不同意见。[125]这样势必会在文化革命进行中将矛头由党内转移到党外，转移斗争大方向。

　　这个时候文化革命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加快了派遣工作组的步伐。他们要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而没有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路线方针政策。

　　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阐述了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重要观点，说要放手，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不要怕打击面大，然后分类排除，特别是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126]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委托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六月十四日，刘少奇、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127]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还说：“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这以后，他又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还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师生们张贴的大字报。

　　这个时候刘少奇曾对家里人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还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变化。”[128]

　　虽然刘少奇、邓小平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却对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关于文化革命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置若罔闻，仍然坚持正在实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这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刘少奇六月十四日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也表现在此后他多次拒绝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建议上。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个事件体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如何领导文化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下面我们还要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从略。

　　派出大批工作组以后，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由于许多工作组没有站在革命师生的立场上，而是根据中央一线常委会议确定的“八条要求”，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采取约束和压制的政策，于是革命师生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迅速转变为革命师生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许多学校出现了要驱赶工作组，甚至出现了向工作组夺权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确定了反击的方针，要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这在刘少奇批转的中央文件和他与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谈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召开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第二天(即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就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129]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也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针对工作组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130]

　　大字报迅速传到刘少奇那里。当日，刘少奇把驻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找来，要他们组织师生讨论学校里出现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发动群众回击反工作组的势力。他对工作组负责人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131] “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动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132]

　　刘少奇还在谈话中说道：“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这是与他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的“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相一致的。[133]

　　刘少奇在谈话中谈到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不清楚究竟如何搞，倒也是实心话，但是革命的方法不是天然出现的，而只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想找到文化革命的正确方法，首先就要站稳立场，确认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矛头对准党内还是党外这些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才能在实践中找到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方法。抛开这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是难以找到正确方法的。刘少奇在谈话中只是抽象地讲到方法问题，而对产生正确方法的实质性因素避而不谈。我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注意到，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把群众中出现夺工作组权的人当成敌人看待，说他们像蛇一样出动了，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进行反击。这无疑是照搬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只要是反党就一律进行反击。这个时候与一九五七年的情况有了重大不同。经过一九五七年后的多次打击，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外的右翼分子的力量已经无法撼动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时候真正能够导致无产阶级政权垮台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派。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嘛!因而这个时候就不能照搬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了，而是要发动群众将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清除出去。不论是各级党委还是工作组，哪一级组织存在走资派就清除那一级组织。如果工作组里面存在走资派，压制群众运动，那么就要向工作组夺权。可是，刘少奇却不问具体情况，武断地认为群众不能反工作组，工作组只有经过上级党委才能撤换，还将反工作组的行动视为反党行为。这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的反映。

　　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汇报讨论后，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六月三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的，都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常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以文化革命为纲，但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现，我们利用大字报，反革命也会利用大字报;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邓小平也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134]

　　刘少奇提出要划出一个界限，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要抓好生产、工作和生活，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讲话中我们又分明看到，刘少奇以不要中断党的领导为名，主张要依靠党团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如果党团组织垮了的话就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进行领导。这表明刘少奇是主张依靠党团组织或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不禁要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已经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的情况下，[135]依靠党团组织而不是依靠群众又如何能够清除这些党内走资派和异己分子呢?如果在上级党委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由它派出的工作组怎么能够来领导运动呢?这样的话又如何能够保障文化革命取得成功呢?

　　六月二十六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文化部十几年来，一直被以周扬为首的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专了政。”“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权威’。”“把他们连同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洗掉，来一个‘犁庭扫穴’。”[136]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后来，刘少奇在七月五日的会议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规划，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大学的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内起草出来提交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还提议八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137]

　　从七月六日起，在十几天中，刘少奇等一线中央常委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为贯彻“五一六通知”而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比如，中南局六月二十八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说：“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柯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各地的运动正迅速地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138]

　　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再次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该校运动情况的汇报，向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设想：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139]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汇报，对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指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书记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他还提出：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140]

　　从中我们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转中央文件，责成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分别制定大学和中学的文化革命规划、政策和步骤，拿出草案以后再提交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讨论通过，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他们在讲话中虽然提出要进行教育改革，却希望学校里的文化革命能够速战速决，没有认识到进行教育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他们还主张要依靠并进一步健全各级党团组织来进行文化革命，还提出斗争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却对早在“四清”期间就提出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讳莫如深，也没有将依靠力量放在群众上。这又一次表明在依靠力量、方式和斗争的矛头上刘少奇、邓小平是有他们一套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当时，刚刚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是紧跟中央一线常委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是按照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会议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开展工作的。这不仅表现在此前“八条要求”的制定和北京市大中学校工作组的派遣上，还表现在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上。

　　李雪峰的讲话大体上还是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就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以此来说明现在在师生中间进行抓右派的正当性。他说：不要把六一八事件看得那么重。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李雪峰讲话后，北京市在运动中迅速开始了“抓游鱼”行动。

　　在六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李雪峰还提出恢复党团组织活动。他认为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有的过去就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的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帮助下，许多人正在同错误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共青团是党的忠实的得力助手。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根据李雪峰讲话的精神，发表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的社论，将李雪峰讲话的主要内容公之于众。

　　当时运动发展很快，李雪峰只是忙于发号施令，没有深入一线，到学校看一看大字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这与以前他存在的问题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他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三条错误：一是参与制定“八条要求”，二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出“抓游鱼”，三是不看大字报，不上“前线”。[141]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指示的。他发表的六月二十三日讲话实际上就是刘少奇讲话的翻版，不过是将刘少奇的讲话具体化而已。他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借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用的“游鱼”的话，打着保卫党中央的旗帜，以北大发生的六一八事件为例，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行动起来，在师生中间进行“抓游鱼”、“反干挠”，把批评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打成右派。从他的讲话来看，他是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了广大师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这是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脉相承的。后来对他批斗时对他的指控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时不仅李雪峰是这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也是这样来领导工交部门的文化大革命的。

　　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在给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的批示中说：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按：指李人林)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组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目前我们不能随便撤走、撤换工作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再非赶工作组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随便给工作组加什么‘保皇党’之名称。”[142]

　　从薄一波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对反对工作组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工作组是由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上级党委来行使职权。如果院党委有问题，就派出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样就夺回了党的领导权。这个时候如果再去夺工作组的权，就是夺党的领导权。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是不能夺工作组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要依靠工作组(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是进行文化革命，就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黑帮(地富反坏右)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积极参加文化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造党委或工作组反的积极分子，就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了。中共北京市委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方针政策，迅速开展行动。薄一波等人具体负责的中央(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其他省市党委照葫芦画瓢，也在本地依靠党委(工作组)开始了反右运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就在中央一线常委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了。